张轶然

（南京外国语学校，江苏南京 210000）

1 清末基督教的传入

基督教分为3大分支：天主教（Catholic）、东正教（Orthodox）及新教（Protestant）的各个宗派，在中国近代历史中，中华传统文明的衰落和西方现代文明的崛起首先是由基督教传教士的东来而建立交集的。1582年意大利牧师利玛窦来澳门传教，1601年凭借其掌握的西方科技而被万历皇帝礼遇召见，并在宣武门内赐屋居住，从而将基督教再次带入中国。在随后的200多年，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经曲折，并因礼仪之争而被皇权官士和普遍民众所抵触，总体而言并不成功。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炮舰开路，凭借各种不平等条约力助基督教进入中国，特别是咸丰10年（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俄，分别签订《北京条约》，全面开禁西方在华传教，西方传教士全面进入中国各地。但一直到1949年外国传教士退出中国大陆，教会对中国社会和民众的影响和改变非常有限，其间冲突不断，以义和团最为惨烈，据统计，1949年全中国天主教信徒300万人，新教信教群众仅80万人。

但在中国西南的云贵高原少数民族地区，基督教（新教）却得以迅猛传播，20世纪初仅黔西北就达8万人，成为西方传教的模范地区，倍受海内外关注。其中以英国卫理公会牧师柏格理（Samuel Pollard）1905年在贵州僻远的威宁石门坎地区对苗、彝少数民族的传教最为知名，该地区被西方誉为海外天国。

2 文化的形成

柏格理生于英国康沃尔郡，1887年作为新教卫理公会牧师入华传教，1904进贵州苗族地区，1915年感染伤寒逝于贵州石门坎。

石门坎，地处川、滇、黔三省交界，属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距威宁县城142公里。石门坎是黔西北高寒山区的偏僻山寨，海拔约2600米，交通闭塞，1975年才通公路，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生存条件恶劣，即使今天贵州交通已有巨大进步，从贵阳到石门坎，火车加汽车奔波也要花10个小时。由此，可以想象100年前此处的闭塞程度。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柏格理一家从1905年进入石门坎一直到1915病逝于此，通过建立学校，提供西医治疗，向苗族的一个分支大花苗传教，使处于社会最底层、大部分为农奴或佃农、连文字都没有的苗族成为云贵高原上的一块文化飞地，还利用拉丁拼音创造苗文（国际上命名为Pollard Script），使得苗族70%的文盲都学会了用苗文记事。

柏格理1905年建立石门坎光华小学，在基本上没有政府与外来投资，主要依靠当地各民族群众的情况下，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一个庞大的教育体系：以石门坎为中心，之后成立的小学均称为“光华小学某分校”。据不完全统计，至1920年，仅滇东北、黔西北就建有小学34所，到1949年，黔滇川边民族杂居的乡村建有小学80余所，初级中学1所，使滇黔川3省上万名青少年接受了规范的初等教育，使数万名当地群众完成了扫盲教育，为苗族、彝族培养出第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包括2名博士。柏格理首开中国男女同校，双语教育，并在学校引入现代体育，特别重视足球，便穷乡僻壤的石门坎有了贵州地区水平最高的足球队。20世纪初，石门坎成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国外基督教会的报纸也把该地誉为“海外天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近百年来基督教在中国不同地区传播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既有社会政治原因，如政府对政治统治威胁的担忧，民众对宗族传统文化冲击的不接受等，但重要的还是经济发展水平和贫富差距。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山高地少，农业技术落后，民众极端贫困，特别是苗族属外地迁徙，没有自己的土地，又缺少文化甚至没有文字，主要为当地彝族租种土地或做农奴，属社会最底层。因此当柏格理来到苗族村寨传教首先受到最底层人民的欢迎和接受。正如石门坎教会苗族《溯源碑》碑文中写的那样；天荒未破，畴咨冒棘披荆。古径云封，遑恤残山剩水。贫穷和受压迫是这一地区成为海外天国的原因，想依靠信仰和知识来改变贫穷命运是当地少数民族的内心期望。

柏格理于1915年因感染伤寒去逝，石门坎和苗族的命运得到了海内外更多人的关注和帮助，上述80多所中小学和上万人的受教育的人物主要是柏格理去世之后完成的。正是出于改变民族生存状况和受人尊重的愿望，苗族民众主动接触基督教，并通过教育掌握现代文明和知识，希望实现了地位的提升。

3 被忽略的经济因素

事实上，基督教在西南苗族地区的传播和教育的普及并没有根本解决苗族民众的贫穷和社会地位的低下，更没有解决区域落后的问题，直到1949年大部分苗族民众仍然生活在赤贫中。石门坎住着3百余户人家，分散成数10个村寨，基本为当地彝族土目（地主）的佃户或农奴。解放后土改划成分时，该地区苗族没有一家地主，连中农都很少。这说明宗教和教育并未根本解决他们的生存状况，而经济整体的发展才是问题解决的关键。当然，这不仅需要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更需要社会的整体变革或甚至革命。

但同样令人吃惊的是，当崇尚无神论的红色革命影响中国西南时，苗族民众却又是投身最积极、拥护最广泛的民众。甘铎理在《在未知的中国》后记中写道：“要想说清楚共产主义革命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是很困难的。随之而来的大变动远非传教士们造成的那种变化所能相比。……在他们（中国的少数民族）看来，共产主义是为了全人类的话是真的，而他们失去的上只是身上的锁链。……在1951年的昭通，当一位苗族基督徒坦率表示支持新政权而受到西方传教士责备时，他说：“你们外国人都养尊处优，因此你们不如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你们无法体会我们世世代代是如何忍受过来的。这场革命对于我们来说才是一次大翻身。”

柏格理在传教初期采用了经济手段和当地居民建立关系并取得了效果。他这样记录首次传教的成功：“晚饭后，我和老杨（向导）带着一些包谷和几百文钱，去寻访穷人。整天都在下雪。在我们的第一个去处，房子在下雨期间已经倒塌，他们就搭了一种围绕顶棚摆放着包谷秸杆的巢穴。里面有父亲、母亲、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除了一炉火之外，一无所有。成群的狼就在周围嚎叫。我们给了他们一些粮食和钱……我们进行了救助，并答应他们，明日送些药来。由此而来我有了一个开端。愿上帝帮助这些穷苦人民。”

但柏格理无法脱离宗教的原始动力，文化飞地只是带来了昙花一现。直到后期，开始真正深入了解中国社会以后，柏格理才有所触动。正如柏格理1913年日记所说：“只是到了现在,我才开始理解到,这些民众中的不少人正处于多么可怕的贫穷状态。我平时也知道他们穷，但却只是在此刻才体会到他们实际的贫困程度”。

今天的贵州威宁仍然是中国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实地观察当地人的居住、生活和教育，会发现生活水平虽然落后东部农村20年左右，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财富积累已经开始缩小了人口贫穷和发展不平衡问题，如何使经济发达地区更多地带动落后地区，带来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的总体提高，是中国经济更为包容性增长需解决的迫切问题。

［1］（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朱群慧，东旻.贵州石门坎——开创中国近代民族教育之先河［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

［3］阿信.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

［4］（英）柏格里，（英）甘铎理.在未知的中国［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5］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