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根基

2014-04-16关锋

江汉学术 2014年4期

关锋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广州 510640)

众所周知，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它的主要理念和诉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都有相关内容给予有力支撑和佐证。不过，我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惯常认识一般集中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上，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把它们等同起来。而国内关于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主流观点，纠集于异化劳动理论、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所有制—阶级—革命理论、剥削—经济危机理论等,这是不够完整的。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中还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在维度——劳动过程理论，它立足于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分析，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成为马克思思想成熟期社会批判思想的重要面向之一，并且对西方左翼思想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对科学发展观具有直接的思想支撑作用和重要的借鉴价值，是践行科学发展观需要认真对待的重要理论。

一、劳动过程理论：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再思考和“贝尔论题”的回应

“劳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不仅体现在后者的历史形成中，亦体现在其价值诉求上。标志唯物史观初步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就强调这种“新历史观”的逻辑起点是客观的现实物质生产劳动。恩格斯后来总结说马克思是在“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1]258，没有对劳动的深入研究和剖析，就不可能有唯物史观。国内有学者甚至据此主张马克思主义就是“劳动史观”，更为重要的是，“劳动解放”是马克思孜孜以求的价值诉求，解决劳动问题是社会进步的根本问题，马克思为此甚至说过，“只要社会还没有围绕着劳动这个太阳旋转，它就绝不可能达到均衡”[2]。劳动解放和“社会解放”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思想的主体内容。

早在1843年前后，马克思就洞彻了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局限性，提出继续解放，超越政治解放而走向更为深刻的人类解放，但这取决于两点：一是现实的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二是人们要搞清楚各种社会力量的实质并使它们不再“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3]189。这意味着人类解放牵涉两个层面：其一是具有具体内容、个体经验生活层面的解放；其二是指那些宏观而又抽象的社会力量层面的解放。

在随后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很快认识到，工人是在现实劳动中丧失类本质的，并据此建构了影响深远的异化劳动理论。由此，上述人类解放的第一个层面亦即个体经验活动层面的解放，其核心就是劳动问题，也就是使现实中异化的劳动重新复原为人的类本质状态下的“自由、自觉、自主活动”，进而解决产品的异化，即工人和自己劳动产品的分离、劳动本身异化，如劳动者丧失对劳动过程的控制等劳动异化的不同层面问题，此可谓之为“劳动解放”。第二个层面即宏观抽象的社会层面的解放，它的根本要旨则是使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现实中群体存在的异化形式“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3]279，回归到非异化的类存在形式，使这些异化的社会组织或社会力量成为人性的展现、类本质的实现，而不再是外在于人，戕害人性的力量。这大体上可以视为“社会解放”。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上述两种解放思想在新历史观科学之光灼照下都实现了革命性推进：由不同个人共同活动产生的社会力量，特别是社会生产力，“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4]86，这是社会层面的异化最根本的表现和病因所在，正因此，这也是人类解放优先解决的问题——发展生产力并使之成为劳动者自觉控制的力量。而具体个体层面的劳动异化，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分工不是劳动中内在因素，如工人自愿自觉形成的，而是由类似一些自然力量的外在因素，如资本贪婪榨取利润、控制工人促成的。前述生产力之所以异化为与生产者敌对或破坏的力量，也是缘于这种分工。在当时，“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式”[4]84-85，宏观社会力量的异化和具体劳动异化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分工和私有制，而分工和私有制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交往形式。所以，“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4]115。这是思考人类解放的基本出发点。而“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4]123。因此，“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个人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一致的”[4]130。上述两种层面的解放在根本上是内在一致、相互关联的，但社会层面的生产力问题显然更为根本和重要。

在其后1846年到1848年的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著作中，唯物史观更趋成熟，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核心术语、基本表述的科学化、准确化，比如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取代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明确地强调生产力是人们“以往活动的产物”，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生产关系不过是人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1]532。上述两种层面解放之间的内在关系得以更为清晰地呈现。当然，相较而言，此时的马克思更为关注宏观的社会层面问题，一是因为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一切冲突的根源，异化劳动的产生从属于这个根源，解决前者问题是解决劳动异化问题的前提;二是因为马克思旨在营建关涉宏观社会历史进程的新“历史科学”，探掘普遍历史规律以证明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和社会主义到来的必然性，所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阶级斗争就成为这一阶段马克思的理论重心。就直接显性文本而言，他对具体劳动问题的关注确实不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样多而集中，劳动相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被遮蔽了。

正因此，眼光敏锐的D·贝尔在上世纪中叶曾提出过一种广有影响的说法：青年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劳动，实际上“存在着双重失落：人失去了对劳动条件的控制，也失去了对劳动产品的控制”[5]421。马克思主义理应蕴含两条解放道路，与后者即第二重失落有关的是“关于人、财产和剥削的原始经济观念的道路”，其核心是劳动产品分配——生产关系或所有制问题，而与前者有关的则是一条“可能导向关于工作和劳动的新人道主义观念的道路”[5]443，即劳动者自由、民主、平等地控制劳动过程，使劳动不再外在于、异化于劳动者的道路。马尔库塞的学生、北美新批判理论的领军人物A·芬伯格，在此基础上强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存在着两种理论向度，分别为“所有制理论和劳动过程理论。前者建立在资本主义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后者建立在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社会学基础上”[6]。两者本来是虽内在关联但又相对独立的。贝尔说，马克思在其思想演进历程中，冒了两次错误的风险，破坏了两者之间前述均衡关系，第一次风险是他撇开劳动过程，把异化劳动的根源只归结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忽视了异化劳动与劳动过程之间的直接关联；第二次风险是他建构了一种乌托邦主义的想象，即轻率地认定一旦财产私有制被消灭，人们将立即获得自由，而忽视了诸如具体的劳动过程对自由的制约性。那种简单化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正是因此发展出来的。[5]414在贝尔看来，这些冒险的代价是，通过劳动获得解放，实现劳动过程的革命这条道路不但为马克思本人而且为后继的研究者、继承者放弃或疏漏了。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等晚期著作中对劳动的非人性、碎片化等具体劳动问题作了很多创造性论述，但所有制问题、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却是其关注的重心，并被视为人类解放的中轴和解答历史之谜的关键，劳动问题、劳动解放的意义很少受到重点关注。

确切地说，贝尔这种指认，至少对马克思来说并不公正。在中晚期的《资本论》及其手稿等一些重要文本中，早期异化劳动理论中劳动者支配生产过程问题极大地被丰富和细化为劳动过程理论，而且，劳动过程理论甚至成为《资本论》的核心主题之一。在第一卷中，直接以“劳动过程理论”为题的内容就占用了很多篇幅，第三卷也有相当大的篇幅论述“生产过程”(它是劳动过程的另一种说法)。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杜娜叶夫斯卡娅据此指认，马克思不再像早期那样借助于异化劳动理论谈论劳动过程，而是直奔主题，直接详尽分析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它不但是《资本论》较之一般著作中的新东西，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石，还是对手稿中异化劳动问题的回应[7]。与此同时，如果说早期经济学手稿侧重从较为抽象的哲学层面规定了劳动解放的基本方向，即从异化劳动转化为自由自主活动;《资本论》等著作不但承继了该议题，并将这个终极方向进一步发展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且从更为具体可行的条件、措施方面来阐释、细化它，重点关注了工人如何从更具有经验和现实意义、比较具体的劳动过程中解放出来，大大丰富了劳动解放的内涵。当然，这种关注和他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批判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意味着，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具有两种向度，其一是批判向度，其二是建设向度——即对未来美好社会应实现劳动过程转型的论述。

而且，马克思逝世以后， 1974年H·布雷弗曼公开出版了名著《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这标志着劳动过程理论正式成为很有影响且颇有生命力的独立研究领域。全球范围内相关的英语研究文献、论著迅猛增加，并很快在1970—1980年代形成第一波声势浩大的研究高潮，发表、出版了一些名著，如A·弗里德曼在1977年出版《工业与劳动》、R·埃德沃兹1979年出版《充满斗争的领域》，它们进一步丰富和大大细化了《资本论》及手稿的一个基本主题：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同时是工人及其劳动成为生产过程的一个客观要素，是资本家实现对劳动力剥削的价值增值过程。

但在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曾任美国公共社会学会主席的布若威看来，1970年代第一波高峰的主要论说“大体上都是基于劳力的付出是由强迫的决定这样的假设”[8]，从现实角度看，这些论说把事情的真相大大简单化了。因为最近几十年，资本主义工厂大体已从专制控制转型为到霸权控制，即从通过强制和使工人畏惧被迫服从转变到主要通过“制造(劳资)同意”、诱发共识来榨取剩余价值，资方通过工厂内部“意识形态”(如所谓的企业文化、企业精神等)的塑造，培养工人的认同感、主人翁责任意识，进而使工人积极参与了对自己的剥削，遮蔽或虚饰了剩余价值问题。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研究在当代实现了一个重要变化——由客体性理路(把工人作为纯粹受控的客体)转向主体性研究理路。其中布若威的《制造同意》(1979)和《生产的政治》(1985)是主体性研究理路的代表性作品。对“主体性”的建构和丰富已占据了当今劳动过程研究的主流地位，诸如性别、种族、民族、家族、信仰、受教育程度等主体性征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及其研究，对西方左翼思想和理论影响深远。诸如以马格林为代表的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以里皮兹等为代表的法国调节学派、以哈维为代表的积累体系变迁理论，其背后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影子清晰可见，至少可以说是它们重要的理论渊源；而诸如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左翼劳工社会学或组织社会学、左翼阶级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左翼微观政治学等等，都或多或少汲取或借鉴了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

更需提及的是，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建构，与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主旨和一些主要要求高度地内在契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可以为科学发展观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新的视点。

二、劳动者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对科学发展观启示之一

贯彻科学发展观，建构和谐社会，已成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主题。根据十七大报告完整和精确的表述，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的多方面的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显然，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以人文本，亦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归宿和最高要求。“人”首先指什么？笔者以为，根据唯物史观，它首先指的是“劳动者”。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首先是劳动者的自由全面发展，《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劳动过程理论”反复彰显了这个论题。

人的全面发展内涵丰富，包括人的潜能、需要、活动、能力、素养、社会交往关系和个性都得到充分发展。“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9]295显然，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是基本和核心。而人的能力中又以劳动能力最为根本，它不仅事关人之生存，而且能把各种能力综合起来。《资本论》为此强调把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10]195。更重要的是，在劳动中，随着劳动能力的提高，劳动者不断改变、提高自身，“炼出新的品质”，形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1]487。另外，随着劳动者劳动能力的普遍提高，随之而来的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极大地降低必要劳动时间，人民享有越来越大的自由支配、空闲时间，“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12]101，每个人的德、智、体、美、劳等各个方面都会获得充分发展。

但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却使劳动者失去对生产过程的支配，劳动能力遭到破坏、扭曲，工人要么被去技能化，即技能越来越匮乏、越来越简单化或低级化，要么技能片面化——终身只会一两种简单的操作。早在工厂手工业阶段，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把本是完整的手工技艺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分派给不同的工人，并使其困限在其中，靠牺牲完整的劳动能力或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来“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10]417。而到了机器大工业阶段，“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10]469，劳动“技能则不是存在于工人身上，而是存在于机器中”[11]527，“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10]487。随着劳动技能的丧失或片面化，工人劳动自主性、创造性逐渐丧失，沦为完全的客体：“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就把劳动本身当作活的酵母，工人同样属于他的各种形成产品的死的要素。”[10]216他们对待工人就像对待机器和动物，只满足工人简单的生存需要，给工人饭吃和给机器上油在他们那里是一样的事情。工人成了无关紧要的机器附属物，没有资本家的机器设备就无法生产，最终依附于资本家方能存活。

这严重影响了劳动者社会关系的丰富性和社会交往的自由性，危害着其全面发展，因社会关系“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11]541。这些危害一则表现为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社会分工和劳动组织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化、层级制以及兵营式管控，形成“劳动过程的完全按等级组织的社会机制的形式”[13]997;二则表现为人与人交往的单向度化乃至畸形化(如唯利是图)、机械化。一句话，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同时表现为对工人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10]579

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马克思指出：“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由此“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14]644。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重点强调了三个着眼点：一是所有制，二是劳动组织形式，三是社会分工。

首先，马克思依据唯物史观始终秉持所有制问题的核心性，强调用公有制或者更确切说用社会的个人所有制革新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但是社会层面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且是重新实现劳动者和劳动资料应有的统一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每个劳动者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它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社会解放、劳动解放都具有根本性和前提性。其次，关于劳动组织形式，马克思已充分认识到劳动过程相对于所有制形式的一定独立自主性，如果只有所有制的变革，那对社会主义、劳动解放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推动劳动组织、劳动过程的革命，因为资本主义“目前劳动的组织是专制式的”，带有各种“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14]101，“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来最终实现劳动者“自由的、联合的劳动”[14]98，这要求“一切生产部门将用最合理的方式逐渐组织起来”[14]130。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劳动解放要采用能保证工人自由联合劳动的新劳动组织形式，其核心是工人在自由联合劳动基础上能自觉控制劳动过程。关于分工，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强调“人的身上的体力和智力的畸形化，甚至是和整个社会分工分不开的”[10]420，正因此，社会主义、劳动解放还应该在所有制革命、劳动组织形式革命基础上实现社会分工的革命，亦即推行新的、以能力为基础的劳动者自由自愿、平等分配和协作的社会分工取代旧式分工，实现自由、联合劳动。总言之，就是生产资料集体占有、共同所有，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使生产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的社会劳动，这样的生产劳动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人道目标”[14]130，也就是使劳动者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自己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生产，说得直接而具体一些，那就是实现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的自由、平等、民主和人道化，劳动过程工人自治。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所有制问题显然已不再是要害，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逐步实现生产者集体自治，劳动者当家作主，自由自觉地控制劳动过程，促进劳动者劳动技能、其他能力的多方面发展，使劳动者社会关系日渐丰富，提高其社会交往的自由性，进而促进劳动者自由全面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认真对待的时代课题。另外，把劳动过程中的生产者集体自治这种形式的工厂民主以基层民主的形式推广为村民自治、社区自治，则是践行科学发展观、不断推进以人为本理应重视的问题。

三、多维和谐：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对科学发展观启示之二

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的三大基本要求。它们实质上可归结为和谐、均衡发展，或者说以发展为基础的和谐共进。追求和谐共进，显然是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根本旨归。这种追求具体言之，主要有两种，一是人的和谐，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的和谐，其一是个人自我和谐，它实质上就是前述的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亦即使人的潜能、需要、活动、能力、素养、社会交往关系和个性都得到充分、均衡发展。其二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共同发展。一方面，马克思在一般的层面上多次强调“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9]；另一方面在劳动过程理论中又着重具体阐述了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之间和谐发展。这一则要求集体自治，特别是自觉地控制自己的关系而不能让它异化，“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11]112。二则就是上面提到的劳动者“自由联合”劳动，劳动者在自由联合的劳动中，彼此平等相待、民主决策、协商管理、互助互进、协调发展。

马克思在谈及劳动、劳动过程时多次强调其实质是“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10]208，“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10]215，就是对自然的占有、改造和利用，并且甚至说过“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支配”[12]100-101。恩格斯在此基础上指认生产力就是“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1]383-384。而众所周知，唯物史观特别彰显了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地位，唯物史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生产力决定论，国外有些人因此断定马克思不但认可支配自然，而且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生产力本位主义立场上鼓吹奴役自然，是反生态学的。

这显然是对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严重误读。首先，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非生态性，为了利润不惜破坏性地利用、征服自然：“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11]590，为无限制地榨取利润把自然变成了纯粹的有用物和财富资源，甚至破坏性地使用，以致“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同时就破坏了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10]579。

其次，不可否认，从文本层面来看，马克思在一些论著中强调过对自然的支配或控制，但正像帕森斯所指出的，这不是去号召我们对自然进行主奴式的粗暴干涉、破坏掠夺，与之相反，这是一种讲求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合理利用上的支配。[15]至少如格伦德曼指认的：“就像我们无法想象一位娴熟的演奏者会用铁饼来演奏乐器一样,对自然的支配也绝不意味着可以用野蛮的方式对待自然。”[16]

再次，莱斯、格伦德曼、岩佐茂等主张，劳动过程理论提出所谓的控制，更深一层的意图是吁求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控制而非仅仅把自然作为客体来控制。为此马克思一是强调“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0]208。资本主义把这种控制变为人对自然毫无节制的贪婪控制，导致生态破坏亦即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13]919，二是希望在未来社会，“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3]928。未来物质变换不再是为了外在的目的破坏性地进行，而是为了劳动者的发展、在劳动者自觉支配和共同控制下合理地进行，使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健康、有序、持久地循环，也就是今天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还包含着更高层次生态意蕴和更高层次和谐的内容——人和自然的协同进化。但该内容长期没有引起足够关注，它恰恰成为福斯特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进行辩护的重要主题。福斯特明确地指出，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可以理解为两个主题的提出：与李比希相关联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以及源于达尔文的共同进化论分析”[17]265，而这两者统一于生产中的“新陈代谢”。所谓的“协同进化”是指物质生产劳动过程中，人类和自然界各自独立却又相互促进地一起完成“新陈代谢”，具体说，一方面是人类(劳动者)通过劳动改变自身的自然进而不断自我提升、完善，走向自由全面发展，另一方面是外在的自然界通过劳动在人的作用下不断“人化”，向更高层次进化和优化，两者同时进行而又相互依赖。福斯特为此说“通过生产和再生产方式的转变而表现出来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类与环境共同进化的意义上讲，具有深刻的生态学含义”[17]246。关于前者，马克思从正反两方面都进行了分析，即人通过生产劳动实现自己的类本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并同时实现种族的繁衍，而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却破坏了这一点，大工业雇佣劳动成为典型的异化劳动，成为危害工人发展的力量。关于后者，马克思着重批判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因“物质变换裂缝”所形成的自然异化和生态破坏。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形成双重异化——劳动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并因之造成对劳动者和自然的双重危害。劳动过程理论还着重探讨了如何恢复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这实际上就是上述已经提及的在改变所有制的基础上推行新的劳动组织、劳动分工，进而推行新的劳动过程，实现“自由、联合劳动”。为此，北美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生态社会主义者莱斯特别强调，“通过非等级制的比如以群体为基础的联合体的结构来组织劳动”[18]，是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的关键要求，只有在此基础上倡导合理消费理念、建设合理的消费生活，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

四、结语

综上所述，劳动过程理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本有的内在维度，而且是其人类解放思想中的基本内容，“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和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有机统一的“自由人联合体”无疑是建立在“自由的、联合的劳动”基础上的。如果说所有制理论关系人类解放的根本和宏观层面，那么劳动过程理论则关系人类解放在微观层面的真正落实。

应该说，在唯物史观那里，两者形成不可分割的内在整体：没有所有制革命，就无所谓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更谈不上劳动解放，对传统私有制的革新是社会主义实现的根本和前提；但仅有所有制革命是远远不够的，社会主义必须在各种具体微观层面都实现解放与革新，才能使社会主义追求的各种价值诉求如效率、财富、人道、平等、自由、民主等真正得以坐实，并使这些价值诉求之间保持和谐、平衡、统一的关系，不至于偏颇失衡以至背离社会主义本性。这些具体层面的解放中，以新的劳动过程为基础所实现的劳动解放最为根本，没有这种劳动解放，很难谈得上社会主义真正的、完全的实现。劳动过程与劳动解放，确实为我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轻忽，我们过于集中在宏观的所有制问题上，不太重视劳动过程、劳动解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同样不太重视劳动过程、劳动解放以及其他层面的具体建设、革新，更多注意力放在所有制、国家制度等宏观问题上。

可以说，这是对社会主义认识不深刻、不到位的一种明显表现，当年苏联社会主义之所以出现诸多问题，这恐怕是很重要的症结之一。时至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模式渐趋成型，中国道路日益显现，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问题、成绩背后复杂的社会难题同样明显。科学发展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和倡导的。科学发展观讲求整个国家和谐发展、均衡发展，高层和宏观层面的建设与发展和低层微观层面的建设与发展保持和谐是其应有之意。就此而言，这是对上述社会主义认识不深刻、不到位的一种补正，有助于我们更为健康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不但需要宏观的顶层设计、国家制度建设、各种运行机制的改革，同样需要微观层面具体日常劳作、生活领域的建设与革新。就此而言，构建符合社会主义本性的、新型的劳动过程，逐渐使劳动者在自由、民主、平等基础上的生产集体自治，以及在此基础上，逐渐使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领域向自治化、平等化、民主化、和谐化推进，加强它们的建设，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实行科学发展理应愈益重视的时代吁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它们是高级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的基石和标尺。这可视为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对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启示。

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而伸张和肯定的新型劳动过程诉求以人为本，讲求劳动者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相互之间和谐，讲求人和自然之间良性的物质变换和协同共进，它不但张扬了社会主义的很多价值追求，而且和科学发展观的精神主旨是高度内在一致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建设新型劳动过程，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向更为成熟和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之基础性工程，也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理应注意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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