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银山 秦放鸣

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加快推进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思考

张银山 秦放鸣

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我国推进向西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也为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创造了极其重要的历史契机，其现实意义和长远战略意义尤为凸显。在这一背景下，研究加快推进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建设，已迫在眉睫。文章回顾了世界各国(包含中国)自由贸易区发展情况，并较为全面梳理了近年来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研究概况，在此基础之上引出研究问题，并立足我国与中亚国家发展实际，以新疆为切入点，提出了加快推进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若干思考。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自由贸易区源于自由港形态，其起源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亚历山大时期，经过漫长的演变，自由贸易区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自由贸易区作为促进出口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工具，越来越受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欢迎。截至2012年年末，在159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中，除蒙古、索马里等个别成员外，大部分成员都参加了至少一个以上的区域贸易安排，且以自由贸易区为主。从我国参与自由贸易区情况来看，截至2013年12月，中国正在建设的自由贸易区项目为18个，涉及31个国家和地区，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区协定6个。此外，我国还完成与印度的区域贸易安排(RTA)联合研究，正与哥伦比亚和斯里兰卡等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区联合可行性研究，并加入了《亚太贸易协定》。目前，我国已初步构建起了横跨东西的周边自贸平台和辐射各大洲的全球自贸网络[1]。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将自由贸易区建设提高到了一个战略层面；*节选于党的十七大报告。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再次提出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节选于党的十八大报告。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召开的周边国家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空间，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节选于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又一次提出“要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步伐，……，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节选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这一系列举措，表明国家对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高度重视，其势必会迎来重大发展契机，这也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中亚国家与中国西部边疆接壤，历史渊源已久。自中亚国家与中国建交以来，双方在政治、经贸、金融等方面的互联互通上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各项事业发展态势良好，尤其是近年来，伴随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与中亚国家经贸额迅速攀升。据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额达到了460亿美元，相比1992年建交之初的4.6亿美元增长了100倍。随着双方经贸往来的频繁，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着手于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方面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何伦志和王德全(2000)基于对西北大开发的认识，提出建立中亚自由贸易区的构想，较为翔实地分析了建立中亚自由贸易区的现实基础条件、发展模式及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阶段性[2]。黄毅和黄晓丽(2005)认为中国应该在遵守WTO相关规则的基础上，以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为示范平台，努力推进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中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3]。贾俐贞(2007)结合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经贸合作情况，对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进行分析，提出在合作竞争中提升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整合的广度和深度，以此来构建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原则和策略[4]。王习农(2012)指出现在已初步具备现实的基础和条件，建立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行的，应在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国—亚欧博览会的平台作用，积极推进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务实合作，以首先建立中国—哈萨克斯坦自由贸易区为突破口，加快研究、规划和设计，切实推进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5]。李宝琴(2012)以次区域经济合作为视角，提出应率先推动中哈自由贸易区成功建立，发挥示范作用，进而推动中国—中亚自贸区建设，以此完善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战略格局[6]。此外，王海燕(2009)、陈军和龚新蜀(2011)、竹效民(2013)分别以中哈自由贸易区、中哈边境自由贸易区、新疆经济开发区为切入点，对自由贸易区进行了论述[7-9]。从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研究成果颇丰，视角各异，其结果基本一致：自由贸易区是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往来快速发展的重要平台，应加快推进。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建设是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必然趋势，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宏伟构想下，推进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合作的一种新模式，该项举措在国际和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领域都具有重大价值，兼具现实与历史多重作用。鉴此，本文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背景，立足于我国和中亚国家发展实际，以新疆为切入点，提出加快推进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思考，进而来探索创新区域合作模式。

二、加快推进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战略意义

纵观全局，加快推进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战略意义主要表现为：

(一)有利于实现“五通”，积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新疆地处我国西部边陲，其作为向西开放的重要引领区，在我国东联西出、西来东去的贸易往来中占据重要战略地位，具有“一带连八国，丝路通亚欧”的地缘区位等优势。加快推进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建设，国家势必会在“五通”建设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将在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的开放格局中创新开放模式、开放平台、开放机制和开放理念，并发挥其特殊作用，此举是对加大我国全面向西开放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大战略补充。从长远目的来看，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建设，可以创造一个互联互通的条件和环境，有效促进要素跨境的有序流动和各种资源的高效配置，促进市场对接、融合及人员来往，便于将中国新疆建成依托内地、面向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国家的区域性国际商贸中心，这是积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关键之举。

(二)有利于确保边疆长治久安，维护国家安定团结。

就国内视野看，新疆周边区域是维持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国土完整与安全的特殊敏感地区。边境兴则边疆兴，边境治则边疆治，边民富则边疆固。加快推进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建设，可以不断发展边疆地区经济，不仅是增强国家向心力、凝聚力和中华民族自豪感、认同感的有效途径，是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也是确保边疆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从国际视野看，加快推进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建设，将极大促进边境地区的繁荣发展，促进民族和谐，缩小“三股势力”国际活动空间，提升我国国际声望和地位，巩固发展边疆地区稳定与安全；同时也可有效贯彻落实国家“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方针，为我国发展与周边国家和谐友好关系提供坚实基础，促进中国文化向周边国家的传播，增强各国对中华文化的沟通和了解，缓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为我国和平发展提供软实力支撑，促进我国和平外交战略顺利推进。

(三)有利于发挥区域合作优势，拓展发展空间。

新疆作为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往来的主要枢纽和关键节点，承担了我国对中亚国家大部分的进出口业务，是双方贸易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中国与吉、塔贸易中，新疆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大部分年份占比达60%以上，且在中亚商品贸易结构中具有互补性。以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加快推进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建设，既是着力实现“五通”，密切我国同中亚国家的关系，推动欧亚大陆经济合作深化的需要，也是推动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战略举措，亦是规避俄白哈关税同盟的有效手段。一方面，新疆可以凭此契机拓展发展空间，加快构筑全面开放、向西开放的新格局，发挥区域合作优势，形成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发展新态势。另一方面，可以依托区位优势、经贸合作优势，深化交流合作，先行先试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深入对内对外交流合作，积极推动产业转移，培育我国西部经济增长极，此举对于探索西部边境地区发展的新路径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四)有利于提升我国向西开放水平，实现发展新跨越。

未来的10～20年是新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科学跨越的关键时期，在当前国内外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提出，势必会进一步密切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往来，为推进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建设提供重要契机。一方面，有助于新疆更加充分地利用和发挥特殊的区位条件，把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结合起来，高位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结构升级，提升我国向西开放水平。另一方面，有助于增强国内外各类生产要素的吸引力，为集聚产业提供发展新空间，从而为新疆实现科学发展、后发赶超提供新思路和更大的战略空间。同时，亦可以凭借新平台打造新优势，利用新机制谋求新发展，站在新起点实现新跨越。

三、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

(一)有利条件。

1.区位及交通优势凸显。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位于亚欧大陆中心地带，边境线长达5600多公里，占全国陆地边境线的1/4，也是我国利用周边国家资源和市场最为便捷的省区之一。周边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蒙古、印度、阿富汗等八国接壤。加之自古以来，新疆就是中国连接中亚、西亚、南亚和东西欧的重要通道，著名的古丝绸之路和新亚欧大陆桥横贯全境，新疆作为欧亚大陆桥的重要连接点与枢纽，具有对周边国家开发开放的独特地缘优势。目前，新疆已拥有17个国家一类口岸和2个航空口岸，是我国拥有口岸最多的省份，其具有相对完善的铁路、公路、航空和管道立体化运输网络。上述条件有利支撑了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之间开展区域合作。未来，随着吉克普林中俄通道的打通，中巴铁路、中吉乌铁路的建成通车，沿边口岸开发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新疆联通东西、沟通南北的区位和交通优势将会更加凸显。

2.人文优势雄厚。新疆是古“丝绸之路”要道，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长期以来，该区域一直是斯拉夫文化、西亚文化、印度文化和东亚文化四大文化区的交汇处，其中西亚文化区的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对新疆影响较大。新疆辖区内共有47个民族，是一个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区，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大部分少数民族都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此外，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俄罗斯族等10个民族都是跨国而居的民族，在中亚及俄罗斯等周边国家均有分布，且与周边国家人文渊源近似趋同、血缘相亲、民族相连、宗教相同、语言相通和风俗相近，故自古以来，新疆就与周边国家保持着经济文化交往，双方各族人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传统友谊源远流长。这种历史、文化、语言等人文优势，为新疆与境外开展(参与)区域或次区域合作拉近了距离，扫清了民族与文化障碍，也为开展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人文优势。

3.政策优势显著。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的必经区域，是我国沿边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前沿，也是国家“海陆并进，东西互动”新型开放战略实施的关键区域。近年来，尤其是中央新疆工作会议以来，多省市对口援疆建设为新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成效显著。当前，“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提出，我国中西部地区又迎来一次新的发展契机，新疆作为最直接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势必会从中享受更多的政策优惠措施，这为新疆充分利用内地人力资源、资金、管理等生产要素促进自身发展创造了良好时机。特别是在资源税改革、土地使用、产业发展、能源开发等方面出台的差别化优惠政策，为经济发展添加了新的活力，使新疆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也为新疆发展外向型经济、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有利于推动“五通”建设的顺利开展，带动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经贸往来愈加频繁，助推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建设。

4.周边市场需求不断上升。近年来，新疆周边国家政治格局总体渐趋稳定，发展经济已成为各国家主要目标。现今，周边国家经济趋于稳定并逐步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外商投资法律体系日益健全，各国市场正进一步激活，与此同时，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与中亚国家战略合作不断深化，战略需求稳步加大。此外，当前周边国家正积极推进产业转型战略，与我国合作互补性增强。从产业结构情况来看，新疆周边国家的工业体系尚不完整，国民经济格局基本上表现出“重化工业比较发达、轻工业较落后”的特征，产业结构单一，对发展粮食、生活用品、家电、机械电子等产品市场需求较高。同时，周边国家也迫切需要弥补产业结构调整的资金支持与技术合作，这为加快推进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二)制约因素。

1.世界大国在中亚的博弈加剧。中亚地处亚欧和中东的交汇点，是未来新兴的能源市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由于中亚国家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能源资源，该区域大量尚未开发但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以及丰富的天然气市场投资和开发需求，势必会成为世界大国角逐资源的热点区域。俄罗斯、美国、日本等国为争夺中亚地区丰富的能源资源，以各种借口跻身中亚市场；欧盟国家也不断加强对中亚能源市场的进入力度，在多项能源领域建立与中亚各国的合作。这些世界大国在中亚的博弈，增大了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都为新疆参与中亚地区能源发展大格局、建设国家陆上能源战略通道带来了巨大挑战，使得地区安全局势仍有待夯实，阻碍了我国参与中亚经济区域一体化进程，也给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带来严峻挑战。

2.政策和法规稳定性与连续性较弱。基于自身安全和欧美、俄等势力角逐的考虑，周边国家与我国开展国际合作心态较为复杂，政策与法规上摇摆较多。战略上既希望通过与我国合作带动其本国就业和经济发展，但同时又担心对与我国经济合作过快会冲击与阻碍其本国产业发展，形成对我国经济的依赖，失去与其他国家合作中的战略平衡。在与我国合作战略决心不稳定条件下，加之周边国家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诉求存在较大差异，国家层面合作具体落实过程中干扰较多，致使相关国家与我国合作复杂心态又会进一步影响其法制环境建设。另外，虽然周边各国近年法制建设发展较快，但总体上，宗教文化对法制建设影响较大，法规稳定性较差，法制环境仍较脆弱，执法效率不高，这些将更进一步削弱法制建设对国际经贸合作的支撑，这对于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也是一种制约。

3.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较低。近年来，新疆的通道建设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交通优势凸显，但向西的铁路、公路通道能力不足，口岸的基础设施建设尤为滞后，通道瓶颈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与国内高水平的陆路口岸相比，新疆大多数口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条件仍然滞后，配套服务不完善，互联互通水平低，通关过货能力不足，与现实需求仍存在较大的缺口。其中，部分口岸只是双边或临时开放，与吉尔吉斯斯坦国相邻的别迭里口岸至今未开通，其直接制约了新疆与吉尔吉斯斯坦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另外，物流运输方面的制约“瓶颈”依然突出，自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开通以来，其货物运输主要局限在中哈两国间，进出疆的运输能力受到严重制约，这都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薄弱有着必然联系，势必会影响到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4.服务体系不健全。受历史、安全等多因素的制约，目前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之间出入境限制较多，手续繁杂，办理时间较长，办理效率低；周边国家金融、保险、信息等服务业发展滞后，在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的贸易结算中，主要通过第三国银行完成汇兑业务和信用证业务，大大提高了交易成本，可见，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的金融合作有待进一步加强，特别是推进本币结算合作的展开。另外，新疆向西开放的服务体系还不健全，诸如新疆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建设相对滞后，对外交往欠缺人才储备等，这也暂时无法适应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需要。此外，俄白哈关税同盟的运行，改变了单个成员国以往的对外经济活动规则，使得相配应的服务体系不能适应我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往来的需要，对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形成了制约。

四、加快推进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若干思考

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建设，需要紧紧抓住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契机，把握国家实施向西开放战略的重要机遇，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点带面，统筹协调，先易后难，逐步推进，以此提升对内对外联动发展水平，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合作模式之路，将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打造成为我国对外开发开放合作新平台和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

(一)创新发展理念，主动参与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建设。

从目前发展情况来看，对于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的构想，更多的是停留在专家学者的学术探讨上，在政府层面的言论相对较少或者仅存在倡议上。鉴于中亚对我国尤其是新疆具有极其重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意义，我国应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立足于新疆，力促双方政策沟通，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加快推进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建设。建议：一是结合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创新发展理念，有所作为，主动作为，形成高位推动，将新疆列为提升沿边开放的试点省区，实施特殊的对外开放政策，尽快达成建立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的共识，强化顶层设计，改变以往对外交往中以我为主的认识，切实关注中亚国家的利益诉求，强调共建共荣、融合发展理念，积极参与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以此来构筑我国向西开放新格局。二是充分借助我国目前的经济地位和影响力，不断增大在政府首脑对话、重大国际会议和论坛上的有关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的言论或倡议，增强政治互信和政策沟通，逐步提高世界各国认知，尤其是中亚国家人民的认知度，为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三是新疆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和重要门户，与周边国家经贸往来频繁，在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中占据重要战略地位，故对于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要充分利用新疆与中亚国家的地缘优势及合作经验，在上海合作组织和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选择特定合作领域与合作方式予以重点突破，并在国家政策基础之上，鼓励新疆可以出台相关优惠政策配套措施，加快与中亚国家经贸往来。

(二)优化布局设置，着力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目前，制约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往来的一个关键就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比较薄弱。“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下，加快推进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建设，最迫切的就是要优化交通布局设置，加强面向中亚的交通网络建设，以口岸建设为突破口，打通与周边国家的公路、铁路、航空、管道立体交通网络和通信网络，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同时，着力于畅通对内对外开放通道，按照无缝衔接的理念，实现与各级枢纽与公路运输线路的合理衔接，全面提升新疆的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和辐射能力，为日益扩大的进出口贸易和对外合作建立便捷通畅的物流、人流、信息流大通道，以加重新疆在中国和中亚交通版图的分量，提升经济版图的地位。

(三)借助现有平台，打造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的示范区和实验区。

建立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需要克服众多体制上的障碍。我国与中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市场化水平不同，在双方建立一个共同的市场体系还需要一个过程，市场规则也有待于进一步规范。因此，建立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先易后难，逐步推进。考虑到中哈霍尔果斯国家边境合作中心是中哈国家元首互访期间达成的共识，自2011年闭关运行以来，成效显著；且目前霍尔果斯口岸基础设施完备，航空、铁路、公路、管道立体交叉运输网络初步形成，加之中哈双方具有广阔的经济腹地和发展空间，未来发展市场极大。新形势，面对我国向西开放的现实需要，可以以中哈霍尔果斯国家边境合作中心为突破口，将其打造成打造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的示范区和实验区，促使各方面共同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实现区域内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等资源自由流通，发挥示范与外溢效应，以点带面，由双边到多边，加速推动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建设。

(四)依托地缘优势，构筑国家向西开发开放新平台。

充分发挥地缘优势，积极开展同中亚国家以及欧洲国家对外经贸与技术合作，转变对外贸易方式，大力推进“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战略，构建多元化平台，着力改善区域发展环境，积极推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大通道建设，全面提升新疆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建议：一是加强与中亚国家以及周边区域合作。密切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当地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促进双方城市互设办事处，推动双方在农产品贸易、农业生产投资、农业科技、建材和装饰材料、旅游服务业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二是提升边民互市贸易层次和边境经济合作区的水平，探讨建设跨境经济合作区，推进新疆喀什经济开发区、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的建设，着力打造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和次区域合作战略基地。借鉴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先进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多渠道组织采购商，利用种类齐全、质量过硬、价格优惠的产品和便捷的服务吸引境外客商。争取开通3～5日免签证边民互市的政策优势，提升边民互市贸易层次，逐步将边民互市贸易区打造成集旅游购物、餐饮休闲、商务洽谈、国际金融结算为一体的多功能贸易区。三是立足新疆的长远发展和战略定位，整合区内资源优势，加强喀什经济开发区、霍尔果斯经济区、阿拉山口、吉木乃、巴克图等口岸的分工协作，突出各个口岸特色发展。进一步完善交通网络，加强与中亚国家周边口岸间的交通联系，促进物流业的协作与分工，形成合理分工、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新格局，逐步增强对外开放平台的辐射带动作用。

(五)秉承互利共赢，加强开放合作软环境建设。

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建设涉及面较广，牵涉利益较多。中国新疆在自由贸易区建设中作为主要承载区，应秉承互利互赢的理念，加强开放合作软环境建设，让中亚国家切实感受到自由贸易区带来的实惠，以此有效推进其建设。一是强化涉外公共服务。政府部门应切实提高为企业服务的意识和能力，积极为外贸公司提供一流的信息、物流、研发、外包服务，以及会计、审计、咨询等专业服务。切实为已落户的外资企业解决其在生产、经营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把外资企业的后期管理落到实处，努力营造浓厚的商业氛围。二是实施特殊的涉外政策。为了更好地促进外贸经济发展，争取在新疆实施特殊的金融、外汇、税收以及出入境、海关政策。一方面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消费金融公司试点，允许部分银行办理证券、保险、金融租赁业务，适度放松对进出口企业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制，扩大外汇使用范围；另一方面改善通关环境，简化海关手续，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争取快速办理签证，与周边国家达成一日游免签、短期商务免签的互惠协议、边民互市协议，加强人员交往，增加广大边民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提高边民的生活水平，达到兴边富民的目的，也有利于贯彻落实国家“兴边、稳边、固边”和民族团结的战略方针，促进边境地区的和谐发展及周边局势的稳定。三是整合中国—亚欧博览会和中国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丰富国际次区域合作活动。探索建立新的地区性国际论坛和会议机制，服务于新疆沿边经济带向周边国家的开放。扎实推进公共和人文外交，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友好往来，通过运用公共外交手段，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最大限度地消除误解、减少碰撞、增进友谊、化解矛盾。

[1]杜兴鹏：《中国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难点及对策探讨》，载于《价格月刊》2014年第4期，第35～38页。

[2]何伦志、王德全：《西部大开发与建立中亚自由贸易区的构想》，载于《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第1～5页。

[3]黄毅、黄晓丽：《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建立中亚自由贸易区展望》，载于《新疆社科论坛》2005年第5期，第43～45页，第78页。

[4]贾俐贞：《构建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战略思考》，载于《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1期，第75～80页。

[5]王海燕：《中哈自由贸易区：机遇、挑战与前景》，载于《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11期，第33～38页。

[6]陈军、龚新蜀：《中哈边境自由贸易区构建:贸易影响因素、目标设计和预警问题》，载于《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11年第4期，第25～30页。

[7]李宝琴：《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以次区域经济合作为视角》，载于《边疆经济与文化》2012年第8期，第5～7页。

[8]王习农：《向西开放战略与建立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载于《实事求是》2012年第2期，第36～38页。

[9]竹效民：《浅谈推进中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迫切性和重大意义》，载于《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3期，第49～51页。

F752.7

：A

：2095-3151(2014)55-0019-08

本文是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研究》(批准号：12BJL059)和2010年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与中亚地区国家关系研究》(批准号：10JZD0050)系列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