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柳

关于女性服刑人员监狱适应的西方研究回顾与反思

刘 柳

关于服刑人员适应监狱生活的经验性研究起源于20世纪的美国。之后，社会学家开始用人类学方法研究，然而在这些研究中，关于女性服刑人员监狱适应的研究较少，并被当做男性服刑人员“附属物”来比较，此后有学者开始关注监狱环境以及社会文化背景对于女性服刑人员监狱适应性状况的影响。本文通过回顾与反思认为，对女性应从两个维度即适应监狱制度环境和适应服刑人员群体或服刑人员亚文化入手。并从中探讨两者间关系更为重要。

监狱 女性服刑人员 适应 模型 适应质量

关于服刑人员适应监狱生活的经验性研究起源于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之后，社会学家开始使用人类学方法研究服刑人员的监禁生涯（Bosworth,1999），并从服刑人员角色的扮演、服刑人员群体的形成和活动进行观察和分析，并最终得出了一些结论。

Clemmer开创性的研究了监狱适应的问题（1940/1966），并首次将“监狱化（prisonization）”定义为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监狱的风俗、习惯和特定文化。在他看来，监狱化的程度主要依赖于监禁时间的长短和服刑人员的自身性格特征，还包括：服刑人员监狱外的社会关系、与监狱非正式群体的融入情况、工作类型，以及对监狱教条的接受或拒绝程度（Clemmer,1966）。此后，Driscoll（1952）在其研究中设计了一个特别的操作性的量表，“适应分析评价量表”来衡量服刑人员适应监狱生活的好坏程度，即监狱适应主要包括四大因素：社会因素、职业因素、个人因素和行为因素。McCorkle&Korn（1954）提出，那些持有与普通社会的价值体系相悖价值观的服刑人员较易适应监狱社会。Ohlin（1956）则相信服刑人员亚文化是一种对监禁生活的集体反应，它能够影响服刑人员的价值观、态度以及行为方式。Wheeler（1961）研究发现新入狱的服刑人员以及快要出狱的服刑人员比较乐于遵从监狱管理人员的意见，故在“监狱适应”上形成了“U型曲线（U-shaped curve）”。之后，Wheeler总结出服刑人员的监狱适应情况与以下指标有显著关系：（1）在35岁以上或是以下；（2）婚姻状况；（3）罪行的严重程度；（4）以前是否有受刑罚处罚的经历。Garabedian则指出，在监狱社会中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社会角色（1963）。而拥有不同角色的服刑人员的监狱化程度是不一样的。

一、三种有关于监狱适应的模型

在众多的关于监狱化或者说监狱适应的研究中，有三种主要的模型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是Sykes（1958）在《监禁社会》（The Society of Captives）中提出了“剥夺模型”，他认为，经历了“监禁之痛”，即对自由、食物与服务、安全、自主性以及与异性的亲密关系的剥夺，服刑人员普遍倾向于团结起来对付“艰难”的环境。除此之外，还有Goffman（1961）的“全控机构”和Foucault（1977）的“完整和严肃的机构（Complete and Austere Institution）”。总的说来，这种模型强调的是环境对服刑人员行为和适应状况的影响。它的核心在于认为监狱中存在着一种服刑人员的“集体行为模式”。基于剥夺模型，可知适应监狱环境与以下因素有关：在监狱中已渡过的时间；所处的监禁阶段（Garabedian,1963;Wheeler, 1961）；与狱友的关系（Wheeler,1961）；疏离和无力感（Thomas&Zingraff,1976），以及对待狱警的态度（Schwartz,1971）。

其次是（Schrag,1954;Irwin&Cressey,1962;Glaser,1964）“导入模型（The Importation Model）”。研究认为，监狱环境是社会大环境的印射，服刑人员在入狱时即带入了他们在社会中形成的个性特征（DeRosia,1998）。导入模型的倡导者强烈批判剥夺模型，认为其使用了狭窄的局限在系统内部的角度来分析服刑人员的监狱生活和监狱行为。他们提出服刑人员在监禁之前的经历和个性特征是其得以适应监狱环境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因此，这一模型主要关注点在于服刑人员在外界社会形成的价值观、思想和态度构成的个人体系，以及该体系对其狱中生活的影响，而并非一种在监狱环境中形成的共同和集体的价值观体系和行为模式。与剥夺理论不同，导入理论的倡导者认为监狱适应和以下一些内容相联系：入狱前的工作状态和稳定性（Thomas,1977b）；社会阶层（Thomas,1973）；流动性（Schwartz,1971）；与外界社会的联系（Thomas,1973）；服刑人员的角色类型（Garabedian,1963）；之前的入狱记录（Schwartz,1971）；首次被判有罪或被捕时的年龄（Schwartz,1971;Thomas,1973）；以及被捕的次数（Schwartz,1971）。

第三是“综合模型（The Integrative Model）”是一种更加完整和综合的模型。它更加全面的解释了监狱适应的影响因素。Giallombardo（1966）在《女性社会》（The Society ofWomen）一书中，描述了女子监狱社会的角色和功能体系，这一体系中的价值观和态度形成于服刑人员入狱之前，并在服刑人员入狱之后持续影响着服刑人员的行为。此外，她也尝试着强调男性和女性服刑人员的差别。她认为这一差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不同的“监禁之痛”的体验以及由社会中带来的两性的不同的价值体系。

二、关于女性服刑人员适应监狱生活的研究与取向

统计数据显示，不论文化、时间，以及统计因素的不同，“女性被捕、被起诉以及被监禁的可能性较男性少三至五倍”（译自Blanchette&Brown,2006,p.1）。但在最近的二十年里，增长速度却很惊人，（Blanchette&Brown,2006;van Wormer,2010）故受到了各国学界和司法界的极大关注。

有研究（Clemmer,1966;Garabedian,1963;Schrag,1954;Sykes,1958;Wheeler,1961）显示“男性服刑人员倾向于组成一个统一的共生的结构，在这一结构下服刑人员共享一个规范化的体系，而该体系成为当前监狱符号（prison code）[1]此处，监狱符号（prison code）特指服刑人员为了对抗监狱强制压迫性环境而自发形成的一种亚文化。在这一亚文化中，服刑人员共享一套自发形成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的缩影”（译自Tittle,1969,p.492）。不过女性服刑人员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她们（Giallombardo,1966;Ward&Kassenbaum,1965）“既不是统一的集体亦非孤立的个人”，相反，她们倾向于“组成拥有亲密关系的初级群体，通常包括同性恋的接触以及类似家庭的关系”（译自Tittle,1969,p.492）。经过总结，Tittle（1969）认为，女性的初级群体关系以及男性的共生关系并非完全不相容的，而是相似的存在于两性之间的。

Ward&Kassenbaum（1965）曾尝试研究女性服刑人员，测量她们与监狱符号之间的关系。依据他们的研究发现，Wheeler（1961）的关于监狱适应的U型曲线（U-shaped curve）并未明显的存在于女性服刑人员的世界中。在他们的结论中，“女性服刑人员面对监狱生活的应对并非仅仅是对剥夺的反应，还包括她们对犯罪符号的内化程度和其女性特征”（引用自Hartnagel&Gillan,1980,pp.87-88）。

Giallombardo（1966）将男性服刑人员研究中的发现作为其研究的基准，去关注女性服刑人员群体与其有什么不同。她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得出了与Ward&Kassenbaum（1965）相似的结论：女性服刑人员群体里的隐形角色是多种多样的，但却与性或者家庭关系有关，属于初级群体范畴。她说女性服刑人员常希望通过创建与其在社会中的身份相类似的角色来应对监狱这一让人苦恼的环境。

Heffernan（1972）也试图使用Wheeler关于监狱化的测试来研究女性服刑人员的改造状况。她驳斥了Clemmer（1966）等的剥夺模型，认为Irwin&Cressey（1962）的导入模型更具解释力。尽管她的研究包括了大量的描述女性服刑人员亲密关系的内容，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女性服刑人员对监狱生活的适应状况并非完全决定于其传统的性别角色和监狱环境，她们在选择适应的方式时，有一定的自主性，并且以一种积极地、反思的姿态在影响着这些适应方式。

在一项和男性服刑人员的比较研究中，Jensen&Jones（1976）发现女性服刑人员的关于监禁阶段和群体接触的类型和Wheeler的关于男性服刑人员的早期研究非常类似。此外，他们还发现，监禁阶段和对于监狱亚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变化在不同的服刑人员群体中是很不一样的。对于女性服刑人员来说，背景因素比监狱环境因素对其监狱适应状况的影响更大。Baldwin（1988）指出，男性和女性服刑人员在适应性上差别是，在监狱中持久存在的对于暴力的反抗。但女性服刑人员，较少组成如男性服刑人员一样的非正式群体。因此，男性服刑人员群体里常见的集体暴力事件在女性服刑人员群体中很难见到。大多女性服刑人员触犯监狱规则只是源于自发行为，而非有组织的活动。

关于女性服刑人员监狱适应的研究目前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女性服刑人员的亲密关系问题；二是女性服刑人员的监狱化状况，并引起了学者关于性别议题的争论。

首先，关于女性服刑人员亲密关系的研究大多和女性服刑人员在监狱中的性关系有关。因为她们在监禁之后被剥夺了正常的与异性的性关系，而这被视为是女性获得情感亲密关系的特殊需求（Kruttschnitt&Cartner,2003）。与男性相比，女性比较喜欢与她人建立起类似家庭的亲密关系（van Wormer,2010）。她们并非做出最大的努力去维持其与外界亲人的联系，而是采用家庭成员角色的形式在监狱中与其他服刑人员共同组成一个类似家庭的关系（van Wormer,2010）。Owen（1998）也指出，同男性服刑人员的帮派文化相比，女性服刑人员更愿意接受新的和年轻的服刑人员成为她们“家庭”里的一员。在van Warmer（2010）的一项最新的研究中，她指出女性服刑人员的“家庭”现在依然存在于女子监狱之中。

其次是探讨传统的关于男性服刑人员适应监狱生活的研究（如监狱化、服刑人员集群、与监狱管理方的对抗等）在何种程度上符合于关于女性服刑人员其中有何不同也是焦点。这些研究通常倾向于将男性服刑人员的行为和反应作为常态，而将女性作为“偏离”（Kruttschnitt&Cartner,2003），这并不是简单的关于两个群体的对比，而是展现了服刑人员对于监狱环境理解的性别差异。

三、关于女性服刑人员监狱适应质量的研究

更加新近的研究开始摒弃讨论“模型”的传统套路，而倾向于探讨女性服刑人员应对（cope）监禁生活的个人策略。根据Liebling（1999，p.312）的定义，应对意指“一种想法和行为的结合物”；“个人的应对风格和能力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应对也可被视作是情绪的调整”。尽管这些研究大多是心理学而非社会学取向，但却在一个重要的层面上延续了研究监禁的宏观社会学视角：测量个人因素、环境因素，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对监狱适应的影响力（Kruttschnitt&Cartner,2003）。从广义上来说，这些研究的不同方向可以被认为是测量服刑人员监狱适应质量的指标。其中最为重要是：违规行为；自残和自杀；精神健康问题；对监狱活动的参与程度。

关于违规行为的范围很广，包括“不能遵守监狱的规则、违反监狱纪律、盗窃财务、毁坏设施、滋事、同性恋行为、对监狱管理人员不恭、拥有违禁品或武器、逃跑”等（Kruttschnitt&Cartner,2003,p. 32）。当然，生活在监狱环境里，年龄的增长和对环境的适应将大大降低违规行为发生的几率。此外调查还证实，那些在外界社会中适应的很好的人通常在监狱中也很少犯错（DeRosia,1998）。不过，需要注意的是，DeRosia的研究几乎只是基于美国社会的，因此也许并不适应于解释其他国家和文化中的服刑人员的情况；而另一些研究则恰恰得出了相反的结论（Lindquist,1980）。Jiang&Winfree Jr.（2006，p.32）综合比较了男性和女性服刑人员的监狱适应状况。他们使用月平均监狱规则违反率作为衡量社会支持对男女性服刑人员监狱生活的影响。结论显示“女性服刑人员需要更多的社会支持”，女性服刑人员的年龄、犯罪历史以及刑期都是影响其监狱违规行为的重要因素。

而自残和自杀则如割腕、上吊等可能导致自身肉体损害或死亡的行为（Toch,1992）。则是反映监狱适应不良状态的最重要指标，研究也证明其与年龄、种族、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犯罪类型有关。年轻的、白色人种的、未婚的、受教育程度低下的、拥有精神疾病史的、以及易受性侵害的服刑人员群体比较容易有自残或自杀的行为（DeRosia,1998）。具体到性别差异有不同的看法。

服刑人员的精神健康问题大多是由心理学家而非社会学家关注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在入狱前曾经有过精神健康问题的服刑人员比较容易在服刑期间产生精神问题和反社会行为，尤其是那些曾经接受过精神病治疗的服刑人员在狱中较常见严重的心理疾病和心理障碍（Toch&Adams, 1989）。此外易患精神疾病的服刑人员通常是被关在严格的封闭的环境中的第一次犯罪的年轻人（Boothby&Durham,1999）或女性服刑人员（Boothby&Durham,1999）。反过来（Maguire,1989），愿意参加监狱活动，如监狱劳动、教育项目，以及其他的治疗类项目的服刑人员通常较少的会出现适应困难的状况。尤其是女性服刑人员和受过良好教育的服刑人员这一点特别显著。

四、批判性反思

简单说来，人们对女性服刑人员的监狱适应状况的认识仍然局限在其性别因素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与男性服刑人员的情况相类似的范围内（Kruttschnitt&Cartner,2003）。研究显示，相比较男性服刑人员，女性服刑人员倾注了很多的热情在亲密关系和初级群体的建立上，以及多数采取个体的而非集体的方式来面对监狱管理方。然而，我们对于女性服刑人员生活的其他方面的认识依然是欠缺的。并且，关于女性服刑人员的研究常常给我们以“关于男性服刑人员研究的注脚”这样的印象（Baldwin, 1988;Hartnagel&Gillan,1980;Jensen&Jones,1976），因为大多数这类研究都是以女性服刑人员在何种程度上与男性服刑人员相似作为阐述的出发点。

事实上女性和男性是完全不同的，她们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行为模式。在笔者看来，我们应该以一种打破传统的全新的眼光来看待女性服刑人员的监狱适应，将女性服刑人员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来研究，而不是与男性服刑人员相比较。比如最近的研究者则逐渐采取了“放弃模型”的姿态，转而关注女性服刑人员的个人适应策略。不过，我们也发现这些策略性议题基本上都是个人层面的，象自残、自杀、精神问题以及监狱规则的违反等。而那些由监狱环境和服刑人员群体特征的变化所带来的适应性问题却大都未曾涉及。虽然说受虐史和精神障碍史较常见于以上各类关于服刑人员适应障碍问题的探讨，前人的研究却大多是描述性的，且忽略了监狱的环境因素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如何与服刑人员的自身特点相结合而导致了失败的监狱适应结果。

据前人对服刑人员监狱适应状况的研究，那些有着适应障碍的服刑人员通常也是那些在大众教育、家庭生活、工作、以及人际关系方面的失败者，或者存在着药物滥用问题的人（DeRosia,1998; Kruttschnitt&Cartner,2003;Toch&Adams,1989）。这表明监狱环境是社会大环境的缩小版，就如同导入理论所描述的那样。不过，那些适应良好的服刑人员是如何适应监狱环境的呢？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则研究较少。

此外，在现有的文献中罕见关于服刑人员人际关系的讨论。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关于服刑人员监狱适应质量的研究都是个人取向的，而没有涉及到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事实上，监狱也是一个小“社会”。因此，与他人相处可以算得上是很重要的监狱适应的一个方面。尤其在像中国这样一个重视人际关系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服刑人员的生活中应该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笔者看来，“适应监狱生活”应该包括两个维度的内容：一个是适应监狱制度环境；另一个是适应服刑人员群体或服刑人员亚文化。根据剥夺模型，监狱亚文化是服刑人员为了应对监狱环境和减轻“监禁之痛”而自发形成的，且常常是和监狱管理方的要求相悖的（Sykes,1958）。在这一假设之下，这两个维度是完全相反的。那么如何平衡这两种适应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值得我们探讨的。曾经有学者尝试过从不同的角度阐释监狱适应。比方说，Mandaraka-Sheppard（1986）曾分别从以上两个角度探讨监狱适应，并认为这两者间并无明显的联系。这一结果很容易被人们所认可，因为这两个维度是完全相反的。虽然关于如何平衡两者间关系的讨论很少，但我相信，研究那些在两方面都适应的很好的服刑人员将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焦点，也适合于研究两种适应间的平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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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天则〕

刘柳，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讲师 21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