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雅琴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北京 100872）

政治哲学研究的意识形态价值

王雅琴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北京 100872）

近代以来，儒家政治哲学不再作为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百余年来，政治哲学研究几度兴衰，如今再度复兴，并向深度推进。政治哲学研究可以为意识形态提供更广泛的基础，具有积极价值。在政治哲学研究再度复兴之时，我们的政治家，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者，不可失去这一了解的机会，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塑造统一的、有利于中国未来和谐发展的思想基础，既是对我们有无远见卓识的考验，也是中华民族立于不败之地的条件。

政治哲学；意识形态；价值

一、儒家政治哲学的命运

近年来，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大有复兴之势。所谓政治哲学，就是以关注人类共同体的良好生活为目的，以人类的政治现象为对象的学问。从这一意义上说，政治哲学并非当今学科划分中的一门学问，而是自古便已存在，中国的孔子、管子、董仲舒，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政治哲学家，因为他们无不以关心共同体的良好生活为己任，并以自己的思考为共同体的良好生活建立起了标准和规则，有的甚至积极投身政治现实之中，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自汉代时期，中国便已逐渐确立了儒家政治哲学的统治地位，虽历两千多年，其间也有种种变化，但儒家政治哲学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指导思想。历史的发展和选择或许具有偶然性，但仅用偶然性来解释历史，就贬低了人类智慧、尤其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积极意义，因此，在先秦诸家政治哲学中，儒家思想能够成为后来历代王朝的正统意识形态，并垂延达两千年之久，决非只是历史偶然选择的结果。或许，儒家思想对现实的强烈关注，以及儒家思想为人格修养开出的道路，最能适应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活。儒家政治哲学自“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开始，经“修身、齐家”而达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这既能让士人循序渐进地修养人格，又能让他们以天下国家为怀，关心政治共同体的良好生活。一种让人穷可以独善其身，达能够兼济天下的哲学，从致用角度讲，或许最适合于培养政治家。换言之，当孔子说出“政者，正也”（《论语·颜渊》）这话时，儒家政治哲学的基调已经定了下来。[1]234一种宁国匡政的思想，首先必须要“正”，要能让人正己、正人，进而才能正天下。在历时甚久的封建时代中，压制、剥夺、伪道学固然曾大肆横行，但是，若没有这种“正”悬在“政”的头上，若没有儒家思想和信念的看护，很难想象这些恶劣和虚伪的做法不会“公行”。如果能够公正评价儒家政治哲学，那么可以说，这种政治哲学为历代王朝政治设定了标准，时时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为政者的头上，使封建压制不致过甚。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自古久传的文物制度便进入风雨飘摇之中。科学技术的落后固然令华夏羞愧难当，但更重要也更难解决的问题，则是习习相传数千年的政治制度正当性的坍塌，也就是说，在外敌入侵下，人们开始质疑、批判，并最终放弃了儒家政治哲学为中国传统政治奠定的根基。这不仅意味着传统政治的意识形态基础彻底塌陷了，而且意味着士人乃至民众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也被抽掉了。这是最严重的问题，国难之巨，莫甚于此。

我们不得不重新寻求华夏命之所系的新的营养，我们不得不再次踏上寻求安身立命根基的漫漫路途。

二、政治哲学研究的复兴

清末士人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开始，进而认识到西方先进科技的基础在于其思想和制度。自那时起，中国人便开始学习和探究西方的思想制度，思想制度所涉，正是我们所谓政治哲学的内容。康梁著述、戊戌变法、严复译书、孙文革命，无不是在为中国寻求新的政治哲学、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道路。仅从著译而言，自清末以至民初，政治法学类就占了很大分量，而举凡文学、哲学、经济、历史各科，也莫不以为国家民族探寻富强、文明、民主，即以探寻如何使中国人过上良好的生活为鹄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先辈们的努力都是政治哲学上的努力。此一时期的探寻，虽流派纷呈，主义莫一，但却为中国理解西方，进而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打下了基本根底。此政治哲学一兴也。

从政治上说，民国时期已经按照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体系和制度设计建立了基本的法律和制度，但并不适合中国。从学统而言，此一时期仍庚续了清末民初的传统，一些留学欧美的人物，如胡适、冯友兰、王宠惠、吴经熊等，担当起了重塑政治哲学和政法制度的重任。这些人既吸纳了欧美近代的民主、人权等思想，又把儒家政治哲学杂糅其中，欲图创造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政治哲学、意识形态和制度体系。[2]216惜乎这些思想不合时宜，而唯有中国共产党人寻找到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适合中国的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能够带领中国人完成近代以来救亡和启蒙的双重任务，那么秉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胜利，就是历史的必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人类历史上最关怀被压迫者、最关怀人类疾苦、最具实践性的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继承了自古希腊以来最优秀的政治哲学智慧，试图要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开辟道路，在那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社会中，人类才真正能够过上良好的生活。而在这种政治哲学指导下建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也必然能够广纳东西方一切政治哲学智慧，为我所用，塑造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建立以往不曾有过的新的制度体系，为近代以来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造福。此政治哲学二兴也。

新中国建立以来，为系统理解东西方优秀文化和思想传统，我国开始重新整理故国旧典（以中华书局为代表），重新翻译西学经典（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东西方典籍的重新整理和翻译，固不都是围绕政治哲学著述，但是，从关怀人类良好生活角度的政治哲学定义出发来审视，却几乎无一不体现了这一中心。[3]312其实，“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的提出，正是共产党人继承一切优秀文化传统、统旧有政治哲学智慧而开新、为人民谋求幸福的具体表现。至到如今，重理故国旧典、重译西学经典的工作仍在继续，并渐收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之功。此政治哲学三兴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再次打开国门，不过，这次却是主动开放的。新的时代必有新的思想指导，新的思想指导必源于旧有的政治智慧，此其谓“返本开新”。百年来，中国人对西方的理解，固然一直在不断加深，但囿于种种思想观念和社会运动，也曾顽固僵化、固步自封，甚至也曾回流倒退。但是，一个经历深重灾难、勇于探索的民族，必不会停止进取的脚步，必然会一有机会，便努力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为人民的良好生活不断思索。于是，借助于大学、研究机构和出版界，我们便有了“走向未来丛书”，有了“新知文库”，有了“二十世纪文库”，有了“公共译丛”，有了“世纪文库”，有了“学术前沿”，有了“西学源流”，有了“经典与解释”，也有了种种政治、法律、哲学、历史、经济译丛和著述。我们还将有自己的清史，有自己从不曾有过的儒藏。自近代以来，中国从未如此贴近西方思想的内里，甚至也从未如此贴近中国传统思想的宽广怀抱。这一切，固然不都是政治的，也不都是哲学的，然而，这一切，却都是在为我们未来的美好生活探索可能性、探索道路。我们能够作为中国人，能够作为华夏苗裔，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端赖于我们能否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汲取一切思想营养，塑造一种如我们先人一样的能够安身立命、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一切又都是政治哲学的。此政治哲学复兴也。

我们希望自己通过不断变化和歧异纷呈的支流，能够真正理解中学、西学之源；我们希望自己能够用心灵贴近经典，贴近高古的灵魂，像关怀众人长久福祉的伟大人物那样去思考、去行动。“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墓志铭），对思想家来说，思想就是行动，言辞就是行动。政治家就要借助伟大思想家的伟大政治哲学，用思想家树立的“正”的标尺，用关怀民瘼的伟大胸怀，采取决断并付诸行动。真正的政治哲学，要靠真正伟大的思想家和行动家来塑成。

三、政治哲学研究的意识形态价值

“国于天下，有与立焉”（《左传·昭公元年》），这是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有其足以立国兴邦的思想基础，也就是意识形态基础。丰衣足食、坚船利炮对一个国家自然重要，然而，人类的历史却一再证明，一个国家不能仅仅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意识形态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找到了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但是，在向这一目标迈进的过程中，还会遇到种种艰难险阻，这就需要我们吸取历史经验，用拿来主义的态度，思考一切优秀的政治智慧，统合以往和当今的政治哲学思考，为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剔除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必不可少，因为学术研究毕竟不同于政治实践，而且西方的政治哲学之种，在中国的土壤中也不一定能成活，即使能够成活，结出恶果来也未可知。因此，全盘照抄西方民主之类想法，自然是行不通的。但是，我们常常说，马克思主义“吸收和改造了人类思想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因此，马克思本人已经为我们做出了表率。我们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也应该首先了解种种政治哲学，以便去伪存真。在这种了解中，学院政治哲学研究既能对意识形态建设发挥积极作用，也可能会产生消极影响。这就需要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者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和甄别力，学习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剔除糟粕，取其精华”。如此，我们的意识形态就能真正统合学院政治哲学研究，我们的意识形态就会有更为坚实的基础，这就是政治哲学研究对意识形态的真正价值。

百余年来，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几度兴衰，这与时代状况和历史境遇都有关系，但是，今日的政治哲学研究比此前数次都有更深推进，其立场既有现代的，也有古典的，既有激进的，也有保守的。在政治哲学研究再度复兴之时，我们的政治家，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切不可失去这一了解的机会，因为，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塑造统一的、有利于中国未来和谐发展的思想基础，既是对我们有无远见卓识的考验，也是中华民族立于不败之地的条件。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

［1］刘惠恕.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2］韩水法.政治哲学与中国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陈晏清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The Ideological Value of Studying Political Philosophy

WANG Ya-qi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Beiiing 100082,China）

Since the modern times,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hasn’t been taken as china’s political ideology.After experiencing ups and downs over the past century,studies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now are revived and even pushed forward.Studies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are of proactive value for it may establish a wider basis for the ideology.Upon the reviv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studies,politicians and people engaging in the business of ideology need to rely on a wider basis and grasp the opportunity to mold a unified ideological foundation which may,at the same time,benefit china’s harmonious development.This,on the one hand,tests if we have foresight and sagacity;on the other hand,provides a condition for Chinese people to remain invincible.

political philosophy ideology

DO

A

1673-1808（2014）06-0019-03

（编辑 张瑛）

2014-09-26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转型期公民政治权利发展研究（09CFX 006）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王雅琴（1971-），女，山西阳泉人，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政治权利、政府法治基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