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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经济内生机理的研究思路——基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视角

2014-04-16周建波刘晟楠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4年1期
关键词:内生产品经济

周建波,刘晟楠

(广东金融学院工商管理研究所,广州510521)

一、内生增长理论研究回顾

报酬递增、规模效应和市场形式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亚当·斯密、马歇尔和杨格等关于报酬递增的研究,马歇尔、张伯伦、熊彼特和古德等关于垄断竞争的研究,大卫·李嘉图、索洛和萨缪尔森等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马歇尔、韦伯、杜能和艾萨德等关于经济地理和产业经济的研究,都为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内生经济结构的实证规范研究奠定了基础。

1977年,Dixit and Stigliz发表了《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种类》一文,建立了D-S效用函数的垄断竞争模型[1]。在D-S内生增长模型提出以前,经济学家所建立的内部规模经济模型很难求出均衡解,因而研究者只好借助外部性、溢出效应与“边干边学”等外生概念进行外部规模经济分析。虽然研究者可以在完全竞争框架下对外部规模经济问题展开探究,但其内部规模经济结构与竞争性市场结构却无法相互兼容。由此,无论是对经济发展现象的解释还是对经济理论本身的演化,都需要从经济内生视角对内部规模经济与竞争性的市场结构进行严格分析的理论框架,D-S模型则为分析内部规模经济增长提供了基本方法,并建立了经济内生增长理论的规范路线。

D-S模型为经济内生增长研究提供了简洁的分析框架,对产业理论、国际贸易、经济地理及空间经济理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导致这些理论形成突破性的进展。新经济增长理论运用D-S垄断竞争模型的方法,建立了报酬递增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之间的规范模型,证明了规模效应、报酬递增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即经济的内生增长理论。

在罗默(1986,1987)的模型中,经济可分成三个部门,即最终品部门、中间品部门和研究部门[2],其内生增长理论即强调了知识外溢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内生增长的作用,具体作用为:“一是中间产品种类数增加来体现内生技术进步;二是研究部门能够增加知识存量,知识的溢出效应又同时具有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从而实现内生经济增长。”[3]

与此同时,Lucas(1988)提出了一个基于人力资本累积的最优化增长模型,即假定人力资本的增长率是人们用于积累人力资本的时间比例的线性函数,从而引入了人力资本生产部门[4]。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水平不仅影响自身的生产率,而且能够对整个社会的生产率产生影响,这是内生增长模型能够产生递增规模收益的基础。

罗默(1990)在原有模型基础上考虑了技术扩散,讨论了中间知识产品的竞争性和排他性。技术扩散推动了中间产品多样性的增加,主要表现为两种不同方式进入内部经济增长即企业内部的生产,一是以具有排他性的新的中间产品进入生产(即作为内部自变量因素的生产函数);二是以中间知识存量的累积而增加知识总存量,提高具有非排他性的人力资本的生产率[5],在此基础上,罗默提出了考虑技术扩散的内生增长的改进模型。

内生增长理论最初是基于罗默(1990)的中间产品多样化而发展起来的,当时罗默并没有考虑原有中间知识产品被替代(或淘汰)的问题,由此内部经济增长方式就会面临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等问题,也就是垄断租金的收入流最终会被后来的新中间知识产品所截断,从而引发对新中间知识产品研发的投入不足,最终可能导致经济不能持续增长等问题的出现。因而,Grossman and Helpman(1991)、Aghion and Howitt(1992)把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问题引入内生增长的研究中来,建立了G-H质量阶梯模型[6]。在这个模型中,最终产品的生产依赖于中间知识品质量的逐步提升,新的中间产品比原有的质量高。企业对自己创造的中间知识产品拥有专利和商标等自主知识产权,由此能够获取垄断租金直到被更新的中间产品所取代。与罗默模型一样,G-H模型的机理也是建立在厂商通过有目的的研发活动促使中间知识产品种类数量的增加,内生的创新和技术进步能够持续进行,由此推动规模报酬递增的持续形成,从而驱动经济的内生增长,同时解决了报酬递增与市场结构兼容的研究难题[6]。

从另一个视角,杨小凯等人(1991)基于超边际假设,将新兴古典贸易模型进行了动态化,建立了经济内生增长的新兴古典模型,即Y-B模型,Y-B模型将分割的局部市场置于均衡模型之中,并在报酬递增与竞争均衡相容的情形下阐述了贸易和经济的内生增长问题[6]。同样,为了考察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内生增长,需要省略规模效应的函数影响因素,为此,Jones(1995)将R&D部门的知识溢出效应参数进行了修改,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技术进步虽然由R&D内生决定,但均衡增长速度取决于外生人口增长率,并达到了去除规模效应的目的。也就是说,Jones的模型属于半内生模型,即技术进步是内生的,均衡增长率则由外生因素亦即人口增长率所决定[7]。

Young(1998)在去除规模效应因素和保留政策因素促进增长效应的基础上,修改了质量阶梯模型,建立了完全内生的报酬递增模型。Young(1998)的模型中不仅有中间知识产品的质量改进,还有内生化的中间产品种类的变动,亦即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促使了中间知识产品种类的增加,而并没有致使中间产品垄断租金的提高,由此达到了消除规模效应的目的。

Aghion and Howitt(1998)又把总资本积累的概念引入,也就是说资本既可以用来生产消费品,也可以用来生产中间知识品。在资本持续投入的前提下,更多的创新可以通过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品来刺激资本积累,更多的资本积累也可以通过增加创新的利润来促进创新。在Aghion and Howitt(1998)模型中,资本累积和创新都能够长期推动经济内生增长[8]。

继而,Lloy-Ellis and Roberts(2002)建立了人力资本累积与技术进步相互作用的双引擎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知识品包括了三种不同的形式,亦即研发部门的前沿知识、通过经验与学习获得的内化为个人的知识、教育系统中的公共知识。该双引擎增长模型注重技术和人力资本的动态互补性,其中缺少任何一个,其经济都不能持续内生增长[8]。

通过内生增长理论文献的回顾,我们发现,第一,在垄断竞争条件下,政府外部的R&D投入和企业承担的内部R&D投入,导致了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获得、中间知识产品的存量增加以及生产力的改进,企业和研究机构的研发创造了能够进一步降低R&D成本的隐性知识,所以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第二,从经济内生的视角,品牌即是研究部门的知识品,因为品牌商标权具有资产性、体现自主知识产权,也是中间部门的耐用资本品,同时,最终品部门对于品牌产品的生产供给,也是顾客和公众的消费品。因而,有必要基于规模报酬递增的内生视角展开品牌经济的内生机理研究。

二、品牌经济内生机理推演

“品牌经济”源于Aaker(1990)企业品牌资产理论、Porter(1998)产业声誉,以及国内关于区域产业集群品牌理论研究和各区域(城市)关于品牌经济实践的总结。孙曰瑶[9](2005)和刘华军[10](2006)最早进行了品牌的经济学研究,他们认为,品牌的核心经济意义就是影响企业外部目标顾客的选择行为;品牌价值形成是一个递进过程,可以划分为资质、资产和资本的递进过程。孙曰瑶[11](2007)认为品牌经济具有追求可持续性的内在动机,能够促进物种与环境保护,以及有效就业的稳定增长。周建波[12]等人(2009)认为,品牌经济一般指该区域内企业品牌经济、产业品牌经济和区位品牌优势经济的环境认同效应与价值扩散收益。品牌经济既是可以计量的产品(有形资产载体)经济,也是可识别的认同(无形资产价值)经济,更是一种具有竞争优势的差异经济。

“品牌经济”的客观存在及其效应显现说明,“品牌经济”具有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从现有文献分析,“品牌经济”概念术语在多数状况下,是指微观企业品牌自然产生的经济效应,多数情境下是指区域经济中品牌企业集聚的经济效应。“品牌经济”在文献中并不多见,近年来,基于微观分析方法的“品牌经济”研究已经初步展开;基于宏观分析方法的区域产业集群品牌、区域品牌和区域内企业品牌经济的研究也开始尝试。为此,由于品牌经济中企业品牌的商标作为耐用资本品价值属性的客观存在,商标既是品牌拥有的受法律保护的资产,又是品牌具有信誉的属性体现。为此,假定品牌具有信誉性,从中间产品即知识品整体指向和商标知识品单一指向(可以交替使用)的视角,可以建立品牌知识品报酬递增的内生模型。

按着罗默(1990)的经济内生增长模型(见下表)和他的实证研究,检验内生增长的变量指标一般选取专利和版权。从法律和经济的角度,专利权、版权和商标都属于知识产权和耐用资本品的范畴。

罗默内生增长模型

依据斯蒂格利茨(1977)的垄断竞争与产品差别化思想,以及罗默(1987,1990)假设中间产品环节是自由进入,即市场是垄断竞争而不是寡头竞争的原因,并基于罗默(1986)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模型:

式中,xi是第i种中间投入。在一个对称的均衡中,对于所有的i,有xi=x—0。x—的数值由每一个垄断竞争者之边际成本等于其边际收入的条件所决定。因而,把每一个中间知识产品的边际产出作为其需求函数,则可以得到其边际收入。边际成本来自于一个每种中间产品生产过程中只使用资本的生产技术。A的均值是由中间产品行业自由进入的零利润条件所决定的。罗默证明:A的这个均值为[(2-α)/2h]K,其中,h为每个中间产品环节的固定成本,因而,有加总生产函数:

式中:Y代表最终产品的数量;L代表劳动供给量;K代表资本存量;xi是第i种中间知识产品即品牌(商标)知识品的数量;A是中间知识产品即品牌(商标)知识品的种数,它随着商标权益创新和声誉累积而增长;b是一个正的系数;指数α在一般效用函数中是一个待定参数,在具体应用中则是需要确定的一个系数,为此,在本文中α和1-α是研发资本和中间品劳动的经验值。

该生产函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即一旦A被上面所推导出的均值所替换时,就存在对L和K的规模报酬递增,并且这个模型的关键点在于引入了中间产品环节的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租金,导致企业能够有意识地从事旨在创造新知识的技术研发、品牌塑造和商标设计,从而为成功的创新投入得到垄断租金的补偿。

在罗默的扩展模型中,事先假设进入一个新的中间知识产品的开发环节,要求企业必须支付开发中间知识产品的沉没成本,而且该成本由垄断租金补偿,垄断租金来自固定的生产成本,也就是中间知识产品环节规模报酬递增的存在。假设现在研发设计x单位的某种给定的中间投入还存在一个沉没成本,也就是对相应的设计蓝图所给定的价格PA。新品牌(商标)知识品的设计生产速度则取决于总研究的数目和已有的设计数目,可以表达为:

上述等式反映了研究活动中所存在的溢出效应,即所有的研究者都可以利用现有设计中的累积知识A。也就是说中间产品的生产企业必须为排他性的新设计使用权付费。

由此,品牌经济具有其内生动力,即品牌的知识品及商标权的获得是品牌经济的内在驱动力。因而,品牌经济的内生性机理可以表述为:在区域经济系统中,企业因垄断租金的存在而以商标权、版权和专利权等中间知识品的获得为核心动力,其研究部门的资本和劳动投入促进中间部门的商标和专利等知识资本品的获得,中间部门的品牌知识品获得提升垄断租金的补偿。

三、品牌经济的内生研究方向

从市场竞争外生理论的视角,一方面品牌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基于顾客(公众)需求导向建构其自身的物质、形象和精神的品性;另一方面在顾客(公众)心中建立起认知、识别与认同的专属形象和感知价值,因而形成品牌无形资产,并导致顾客愿意支付更高价格、发生更高频率和更高数量的购买。从经济活动实践和理论研究视角可以证实,品牌能够区隔市场、引领消费和创造稀缺,具有信誉、信任和信用的属性,并具有排他性和垄断性。因而,品牌经济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空间集聚优势、耐用资本优势、信用声誉优势、网络关系优势和信息资源优势。品牌经济能够有效推动本地产业结构升级、提升本地经济效益、加速本地经济发展,从而促进本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但是,关于品牌经济的内生增长和空间集聚的变量关系等问题还有待于深入研究。例如中间品牌知识品及商标的模仿率与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可以运用内生理论模型展开研究(示例):

假定模仿过程(Yum and Edwin,2003;许春明与单晓光,2009)为:

其中,Ac变量代表已被模仿的产品种数,AAc代表尚未被模仿的产品种数,μ代表模仿率,μ反映了对品牌知识品即商标权的保护强度,其数值越小代表其保护越强,也就是说其被模仿的可能性就越小。

μ为品牌(商标)知识品的模仿率,亦即品牌创建者丧失市场力的风险率。我们假定μ=γv,其中,γ代表完全没有市场知识产权保护(即自然)的模仿率,由此γ取决于其技术的特性、人力资本的水平、企业家的精神、市场进入的壁垒和反垄断法等外部条件。因而,0<v<1(v是一个参数),表示其知识产权的市场保护程度。其中,v=0代表完全保护,v=1代表没有保护,也就是说越高代表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低,v取决于市场对知识产权立法和执行程度等。同时,为了研究知识产权政策(即v)的影响,我们可以设γ为常数,由此品牌知识品即商标权保护的加强可以用μ的下降来表示。

市场上的品牌一旦被模仿,竞争就会导致其价格降到边际成本,因而,我们可以把中间知识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已被模仿的完全竞争品牌xc,第二类是未被模仿的垄断品牌xm。可以设定:当i∈(0,Ac),x(i)为已被模仿的完全竞争品牌;当i∈(Ac,A),x(i)为未被模仿的垄断品牌。我们假设模仿是无成本的,因此,Y(最终产品数量)的资源约束条件为:

其中,Y是最终产品数量,C是最终产品的总消费,βA'是对中间产品(品牌及商标知识品)的研发投入,Acxc+(A-Ac)xm为中间产品(品牌及商标知识品)的数量。在此基础上,可以展开知识产权保护对模仿率和消费的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率的影响等问题的深入实证研究。

基于文献推演的区域产业集群品牌的内生性机理研究,只是理论研究的开始,还需要针对区域产业集群经济系统内部的各种变量因素,运用交叉学科理论和横断学科研究方法,展开区域产业集群品牌机理机制的定量实证研究。由于品牌商标权作为中间耐用资本品具有结构内生性,因而,有必要把商标和驰名商标作为内生变量因素,建立区域产业集群品牌内生理论模型,通过定性与定量结合的规范实证研究,验证区域产业集群品牌报酬递增的内生机理,探究区域产业集群品牌空间集聚和经济增长的内生规律、成长机制和治理机制。

[1] Dixit A.K,Stiglitz JE.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7,(67):297-308.

[2] Romer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5):1002-1037.

[3] Romer P.Growth based on increasing returns due to specializ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7,(77):56-72.

[4] Lucas R.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32-42.

[5] Romer P.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71-102.

[6] 殷德生.报酬递增与市场结构难题的研究进展[J].当代财经,2006,(3):21-26.

[7] 杨小凯.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8] [美]菲利普·阿吉翁,彼得·霍伊特.内生增长理论[M].陶然,倪彬华,汪柏林,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9] 孙曰瑶.品牌经济学的任务、对象和若干基本问题[J].宁夏社会科学,2005,(6):38-43.

[10] 刘华军.品牌与选择行为的经济分析——基于目的理性假设[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6,(2):7-11.

[11] 孙曰瑶,刘呈庆.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品牌经济机制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4):30-34.

[12] 周建波,等.品牌经济的战略竞争机制——以广东为例[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26(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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