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长鹰飞

一个时期，广场舞成为北京市民饭后娱乐的主流——不下场，围着看看也乐意凑个趣儿。参与人群以离退休老人为主体，间杂以买断、病退、单位不景气、有工作但已被边缘化的在岗人员。在这个以光速商业化的城市里，广场舞成了分开人群的隔板：匆忙着追钱的人们在那头，物欲不强或衣食已经无忧的人们在这头。广场舞成了一个大花碗，装着小富即安中的“安”，寻欢作乐中的那个“乐”。

身体老了，潜藏在大爷大妈体内的文艺细胞老得并不同步。借着当年文艺爱好者的范儿，广场舞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与发展。当然，这其中也有政府下辖街道社区立足“丰富群众业余生活”理念的某种支撑——从资金上，从场地上，甚至组织广场舞大赛。

发展中的广场舞出现了分化，雅俗分道。雅的跳交谊舞，一男一女，三步四步儿嘣嚓嚓；俗的扭秧歌，锣鼓齐鸣，唢呐声里显精神。动静析产，动的增加运动幅度往托马斯全旋前空翻方向努力；静的认了太极的亲戚，朝着野马分鬃揽雀尾的仿生圈儿里归化。锻炼身体，这一很私人个体化的行为，变成了一种狂欢般的活动，变成了集体主义退去之前留给这个城市的最后一道圣餐。

最北京的广场舞当数扭秧歌，这种秧歌北京人自创。单提出参与者一个人的动作来看，既不同于东北大秧歌，以路中线为轴左跳右闪的大开大合，没那么泼辣；又不同于山东秧歌站定一个点位，凭借繁复动作的大泼大洒，没那么热闹；还不同于陕北秧歌拄自己的腰为中心，舍出双臂和脑袋的大摆大扭，到不了那么粗狂。

北京的秧歌需有一个以鼓镲敲打为核心的基本引导，走为主。双队，循环圈，有人领舞。步幅二进一退三进二退，随着锣鼓点儿左脚戳一下，右脚点一下，辅之人手一把扇子甚或外搭一条绸子的前扇后抖。美谈不上，节奏与齐整感是要强调的，到了刻意的程度。灵敏与笨拙，认真与对付，一旦被投入到黑压压围观的人头与惊天动地的锣鼓声中之后，显得并不重要，个体的动作与整个队伍的舞姿一致与否是资格，是衡量标准。

在强调整齐，寻求千百人动作划一的这场平民秧歌秀的队伍中，有个特殊的角色，用老头老太太的话来说，叫丑婆儿。这个角色的是否存在，扭的水准如何，决定着这个场子秧歌的品位与水平。其作用，仿若老式杆儿秤中的秤砣。秤杆再好，即便就是紫檀的，没有秤砣——哪怕就是个小铸铁秤砣，失了实用，摆设而已。

丑婆儿这个角色，以中老年男子装扮。戴旧日老太太的抹额发髻冠，身着传统老太太袄裤，浓妆涂抹，脸上大多要夸张地厾一色痣，颧骨敷以大红粉，白勾眼目。道具持一大烟锅之长杆烟袋，外加一颜色俏丽的大绢帕。装扮丑婆儿的男子，往往多是这一秧歌场中的组织与核心人员。一场秧歌是否能够占定某个场地持续扭下去，大多看两个人的热心程度，一个是锣鼓场执槌击鼓者，一个就是这丑婆儿扮演者。装扮丑婆儿的人，化装下场之前是这场自发兴起、人员构成松散群体里面的经理人，通过一些个人化味道非常浓的行为来处理一些事情。诸如与街道沟通，参加一些官方比赛，为这个小团体争取某些似有若无的政治地位和微量官方资金的支持。通过自己的人脉关系，与相关人士谈判，出席一些商业开幕的庆典仪式，来为这个群体找一些似无若有的尊重和绝不超过一顿饭钱的出场费。群体外，应付扰民的警告，对付片儿警，顺手牵羊网络吹鼓手；群体内，弥合旧怨说服张三跟李四联手吹奏，加强业余练习平息踩脚的矛盾，定秧歌服款式，宣传自己，奔走拉拢教练初学者那样的事儿也在其工作范围之内。

那些看似与场面上的丑婆儿一点也牵扯不到的事项，对这些除了刮风下雨每日晚饭之后必聚的人群来说，非常重要。来自各行各业的参与者对参与此事的热情度并不一样，热情与社会联络能力成反比——热情高，社会活动能力偏弱，把这一活动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平民社会，维持一个社交平面更重要；热情低，另有愉悦自己的方式，有也成没有也成，不实指着。丑婆儿扮演者的举动，公益的急功好义味道很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面对着一盆各怀各心松散的玉米粉，如何能捏成饺子？缺了这种榆皮面儿的黏合剂，根本不成。

场外的事情做得勤与懒，效果好与坏，一直都在做着。下场，是对丑婆儿装扮者最好的犒赏。每日在家装扮好，头套、烟袋、绢帕、衣裤，都固定装在兜子里，拎起来就走。到了现场，掏出烟来互相让让，点着，说几句家常话儿，等着上人。人来得多，套上衣服，鞋不换——一双儿子穿剩下略微变形的篮球鞋，依旧抽烟，示意锣鼓开敲，锵锵的锣鼓声里，手指夹烟卖着从容，远远儿看那些老太太们三个五个聚在一起打招呼说话儿。忽而炸了一小群，一个老太太笑骂着欠身追打一个小个儿老头儿，老头儿极速闪开融入了另一个圈儿。人若来得少，抽烟的想法淡了，换好装，冲围观的人挑挑眉梢儿，做一两个耍烟袋的热身动作，叉着肥腰弯起手臂放于脑后摆一个妇人的造型，半仰着脸扭捏，摆摆屁股，定格，飞个媚眼。

秧歌队里的丑婆儿，不在两队之间，就在队尾，直到全场都动起来，头与尾碰到一处，把他夹在中间。他没有程式的动作。扬着烟袋戳戳点点，装一个生气的老太太，鸡曲手掌拖曳半拉身子走几步客串一下偏瘫者，或者摇头晃脑虚拄烟袋成拐杖摇晃成小脚儿追人，全凭临场意愿。他始终沉浸在诙谐之中，依靠夸张的诙谐，行走在那一片整齐划一鼓镲铿锵的秧歌队伍里。

这个世界，有人以求同与别人一样寻找心灵的安定，有人以不伤害他人甚至还能给别人一些帮助，换取一些不出圈儿的小随意来安稳自己的灵魂，都不错。

北京扭秧歌的队伍，一百个摊儿有不下一百个丑婆儿；一百个丑婆儿，有一百个样子；一百个样子中有一百种念想；一百种念想中含着同一个期望——心灵的自由。这种自由没有壮美与崇高，以琐碎卑微自我丑化与解嘲的方式呈现。这种呈现中，用具体生活事件中的写实与想象中渴望舒展宽泛的写意并存，努力褪去拘谨的重甲，拿夸张到近似不合理的方式与磨圆的生命商量，渴望再生一些性灵的棱角。

如果说广场舞的流行是集体主义生活的歌舞式怀旧仪式，是不甘青春老去又无可奈何的精神园地，北京老头老太太们自创的秧歌就是这座园地开着的一朵花儿。而那秧歌队里的丑婆儿们，大约就是花上爬着的蜜蜂，颤着透明的微小翅膀，不自觉却努力地酿着那么一粒粒花粉大小的糖球，塞进黄昏北京城的嘴里。

这样的糖球儿，多了，才有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