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编》与鲁迅的历史探寻意识

2014-04-15卓光平

江西社会科学 2014年2期

■卓光平

在历史题材小说《故事新编》的创作中，鲁迅不仅表现出对传统正史记载的一贯质疑态度，而且更流露出一种对历史的自觉探寻意识。他一方面广泛搜罗正史之外的野史文献，用发掘的史实、史料来对正史进行质疑和辨伪;另一方面，他又通过自身的感触和联想，以今例古，以今溯古，以现实中的主体经验与历史的客体记载相碰撞，尽可能地达到对历史的重新建构。而《故事新编》的创作过程也正是鲁迅探寻历史真实和展示其历史观的一种独特文学创作实践。

一、质疑正史与重视野史

鲁迅总是喜欢追问“从来如此，便对么”[1](P451)，他对于传统正史的记载也不断提出质疑:“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2](P523)鲁迅认为真正的历史真相是有着一副不同于传统史书记载的面貌的，正是在此意义上，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批评:“中国不但无正确之本国史，亦无世界史，妄人信口开河，青年莫名其妙，知今知古，知外知内，都谈不到。”[3](P68)

虽然鲁迅对传统正史的真实性充满了质疑，但是对野史、杂说却情有独钟。实际上，鲁迅自幼就非常喜爱阅读史书、杂记等，并从中汲取了许多知识和营养，尤其是那些所谓的野史对他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鲁迅清楚地记得自己7岁开蒙时读的第一本书便是《鉴略》这种历史书籍。他曾回忆说:“记得那时听人说，读《鉴略》比读《千字文》、《百家姓》有用得多，因为可以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4](P272)除了《鉴略》，鲁迅幼时最喜欢的书还有保存了许多远古传说、史料的《山海经》等，所以他说:“余少喜披览古说。”[5](P3)鲁迅从小就接触大量历史书籍，但他对传统历史文化的趣味基本是在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之外，如其所说:“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1](P301)“我以为伏案还未功深的朋友，现在正不必埋头来哼线装书。倘其咿唔日久，对于旧书有些上瘾了，那么，倒不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2](P148)鲁迅所喜欢的稗史、杂说、笔记等都属于野史的范畴。而野史与正史的区别，就在于“从与在朝人士相对而言，是在野人士所作，未经官方审定，更非‘钦定’，甚至为官方所禁，此其一;从文与野、雅与俗相对而言，是未经雕饰加工的，鲁迅说‘无伪饰’，是原始史料，虽文字粗鄙，但具有真实性，此其二”[6](P301)。在他看来，所谓的传统正史都有一种对历史真相的掩饰和遮蔽功能，而野史却能让人更容易了解中国的过去，所以他非常重视野史，认为它们更有价值，更有趣味。

鲁迅喜欢野史甚于正史，喜欢私人集子里的杂说甚于官方统一的文集。故而他总是对传统正史文化进行质疑和批判，并常常将正史和野史拿来对比评说。他说:“现在中西的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其实呢，书的原式是改变了，错字是加添了，甚至于连文章都删改了，最便当的是《琳琅秘室丛书》中的两种《茅亭客话》，一是宋本，一是四库本，一比较就知道。‘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正史也一样，不但本纪咧，列传咧，要摆‘史架子’;里面也不敢说什么。……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2](P148)事实上，历史只有通过文本化的形式才能为人们所接近，而历史在进行文本化的过程中又常常受到统治阶层的文化遏制，他们给历史真相蒙上了一层面纱，让后人很难看清历史的真实面目。鲁迅指出，在那些所谓的正史中，“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以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2](P17)。他把二十四史比作帝王将相的家谱，认为许多历史真相往往被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给遮蔽了，让后人无法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他说:“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2](P17)但是在野史中，鲁迅发现“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7](P187)。因此，他批评那些不愿正视历史的人说:“真也无怪有些慈悲心肠人不愿意看野史，听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伤，永不全愈的。残酷的事实尽有，最好莫如不闻，这才可以保全性灵，也是‘是以君子远庖厨也’的意思。”[7](P172)

正是出于对正史的清醒认识，鲁迅提出了要重写历史，他说:“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2](P17)在1933年与曹聚仁的通信中，鲁迅又说:“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8](P404)事实上，《故事新编》就是鲁迅在博考“神话、传说及史实”基础上对历史世界的重新建构与还原，而在《故事新编》的创作中，鲁迅也明显表现出了质疑正史的一贯态度和探寻历史真相的自觉意识。

二、“博考文献”与触摸历史

虽然鲁迅明确指出《故事新编》并不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教授小说”，但是在创作的过程中，他还是博考了大量的野史文献。1921年，为了进行新的创作尝试，鲁迅专门避开现实题材，从古代神话记载中取材创作了《补天》。1926年，在四近无生人气的厦门，鲁迅一个人住在石屋里，内心空空洞洞，于是又翻阅古书创作了《奔月》和《铸剑》。1935年，鲁迅在重新拾起《故事新编》的创作时又说:“近几时我想看看古书，再来做点什么书，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3](P330)在《故事新编》的创作过程中，鲁迅正是通过查考大量的文献而触摸历史，并重述了这些“神话、传说及史实”，所以正如有学者所指出，“《故事新编》里所描写的事物，从故事的内容甚至细节，大都有古籍底根据的，而且杂采傍搜，被综合的材料很不少”[9](P76)。

具体来说，《故事新编》中所谓的“故事”文本包括了古籍记载、神话传说、历史文献等原始材料。鲁迅所选择的“故事”文本，上自远古神话，下迄诸子百家。女娲炼石补天、嫦娥奔月的神话，大禹治水、伯夷和叔齐采薇的传说，铸剑复仇的传奇以及儒、墨、道三家先哲在各种文献记载中都有本有据，长期以来广为流传，成为中国文化的先天视野。其中，《补天》、《奔月》讲述了我们祖先太古时代的神话，前者是人的创造和天的修补，后者则是嫦娥的奔月。《理水》所演绎的是大禹治水的传说，《铸剑》讲的是黑色人帮眉间尺复仇的故事，《采薇》是关于商末周初儒家人物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故事，《非攻》则是墨家先祖游说楚国停止伐宋的故事，《出关》讲的是老子西走流沙出关的故事，《起死》则是庄子让骷髅起死回生的故事。

而在对历史文献的处理上，鲁迅所博考的原始资料要么作为故事的主要情节而存在于历史典籍或野史传说中;要么是围绕一个人物而将相关的各种琐碎的原始历史材料都组织在一起。其中，鲁迅所博考的原始材料主要作为故事的主要情节而存在于历史典籍或野史传说中，最典型的如《铸剑》、《非攻》、《起死》本身就是情节相对完整的故事，作家在进行重新叙述时也并无多少改动。而鲁迅自己也曾说《铸剑》大体上依据史籍，“写得较为认真”[10](P386)，“《铸剑》的出典，现在完全忘记了，只记得原文大约二三百字，我是只给铺排，没有改动的”[10](P30)。与《铸剑》大体上依据史籍相同，《非攻》的主要情节也是来自《墨子·公输篇》，而《起死》则源自庄子《至乐》中的一则寓言。再者，《故事新编》中也有围绕一个人物将相关的各种原始历史材料都组织在一起。在《补天》中，鲁迅就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最终将其都组织在一起。如女娲造人根据《太平御览》所引的《风俗通》，移山和补天分别根据《列子·汤问》和《淮南子·览冥训》，女娲死后的情节根据《山海经·大荒西经》等。为了完成《补天》，鲁迅将这些资料进行了筛选，并最终连缀成完整的“新编”故事。又如在《出关》中，鲁迅也辑录了有关“孔子问礼于老子”、“老子西走流沙”以及“老子口述《道德经》”等琐碎的情节。此外，还有以一个故事的主要情节为主，将其他一些琐碎的资料补充进去。如在《奔月》中，鲁迅主要是根据《淮南子·览冥训》中记载的“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传说。同时又组织了以下的传说，如:《淮南子·本经训》中羿射封豕长蛇的传说;《山海经·海内经》中关于“彤弓、彤矢”等的传说;《吴越春秋》中关于羿教逢蒙学习射箭的传说;《孟子·离娄下》中逢蒙射羿的传说;《列子》中“啮镞法”的传说，等等。可见，鲁迅在创作《故事新编》过程中是搜寻了大量野史文献的，而且也使用了多种方法来组织和利用这些文献材料，从而达到对历史真实的有效再现和还原。

显然，《故事新编》所选取的历史性文本，上至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下至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补天、奔月的神话，理水、采薇的传说，铸剑复仇的传奇以及儒、墨、道的先师都悉数登场。这些“故事”都堪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件，对后世思想文化的影响非常巨大，甚至已经深深沉淀在人们的认知心理结构和风俗习惯中。而在鲁迅的笔下，“不管是写英雄末路的《奔月》，还是写脊梁式人物困顿不堪的《理水》，《故事新编》的每一篇作品几乎都首先是对于所发现的历史事实的一种报告，其中既包含着历史学家和大庭广众对于这些事件的真实性的信念、认同，也包含着作者对于这些真实情况的种种原因和意义的合情合理的理解、阐释”[11](P175)。从最早创作于1922年的《补天》，到1935年12月完成最后一篇《起死》，《故事新编》的创作历时13年。鲁迅从《呐喊》时代一直坚持到去世的前一年，最终实现了原来“足成八则”的计划。但是在编辑出版这八篇“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时，鲁迅并没有按照写作的前后顺序来排列，而是以作品中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实际发生的先后排列。这样《故事新编》所涉及的历史故事自上古神话时代迄于战国，俨然一部新的先秦时期的思想文化简史，而这种举措也明显表现出鲁迅探寻历史的自觉意识和重述历史的创作构想。

三、激活历史与沟通现实

在《故事新编》的创作中，鲁迅固然博考了大量的文献典籍，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拘泥于这些文献记载，而是以现实中的主体经验与历史的客体记载相碰撞，将历史与现实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对历史的激活与现实的沟通，尽可能地达到对历史的重新建构。

其实，在《故事新编》的创作之前，鲁迅就已经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中国传统小说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鲁迅对于传统历史小说的问题和局限都有着清楚的认识。他认为传统历史小说依据历史史实而进行历史演义，大都强调用历史的尺度来对史实进行历史再现，不主张脱离历史的框架来进行小说创作，因而传统历史小说充其量只是“正史之余”，属于传统正史的一种附庸。传统历史小说演的是历史之义，小说家只有将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表现得更加生动具体的义务，而没有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权利。相反的是，鲁迅对所谓“历史的小说”却有着深切的会心，他指出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历史的小说”是“多用旧材料，有时近于故事的翻译。但他的复述古事并不专是好奇，还有他的更深的根据:他想从含在这些材料里的古人的生活当中，寻出与自己的心情能够贴切的触著的人或物，因此那些古代的故事经他改作之后，都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了”[5](P243)。鲁迅认为要创作历史题材的小说就必须激活历史，才能实现将僵死的历史进行现实化的艺术目的。历史题材的创作既非完全的虚构，也非完全的复制，而是根据历史文本的“一鳞半爪”，寻找历史根据，以主体的现实体验和艺术想象来重新建构历史世界。鲁迅一方面“博考文献”，充分尊重历史文本的客观真实性，同时，又不囿于历史事实本身，而是努力地寻找沟通历史和现实的潜在可能性，让自己对历史的重述既基于文本又超越了文本，以沟通现实来达到对历史文本的激活。

鲁迅曾说:“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五六年前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10](P279)鲁迅所说“关于唐朝的小说”，就是他未完成的历史小说《杨贵妃》，他之所以一直无法完成，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去西安实地考察之后很失望，无法将历史和现实沟通起来，也就无法找到创作的契机了。而他在《狂人日记》里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1](P447)鲁迅能够一语道破千百年来封建历史的真相，显然是与他在独特的现实体验中对历史深刻的体悟分不开的。在某种意义上，鲁迅把历史作为一种语言的叙述，一种姿态的言说。他对历史的重述不仅融入了其对中国历史的重新思考，也显露出他对传统历史叙述的批判态度。1933年，他在给曹聚仁的信中曾说:“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无赖儿郎，此种物件，都须禠其华衮，示人本相。”[8](P404)显然，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就剥除了传统典籍所强加于古人身上的历史光环，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写出了这些远古英雄、圣贤们的“胡气”和“无赖”来。

在鲁迅看来，历史并不是被安排得整整齐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故事”，而是充满了如同现实生活中的零乱和驳杂。《故事新编》正是他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长期思考的一次集中表述。其实，“历史不是文本，不是叙事，无论是宏大叙事与否，而作为缺场的原因，它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我们对历史和现实本身的接触必然要通过它的事先文本化”[12](P26)。神、英雄和哲人也正是由于存在于文献的叙述记录中，而被定格为华夏文明的象征。女娲、羿、黑色人、大禹这些神话传说中人物就是先民所描述的文明源头的开创者，伯夷、叔齐、老子、墨子、庄子则更是以某一文明的开创者身份而进入史实中的。而在《故事新编》中，鲁迅所做的就是将这种被历史定格了的叙述转化为他所深深体验到的一种真实的叙述，也就是通过现实体验的主体与作为历史记载的客体相遇而产生的感悟，并将其叙述出来。可以说，鲁迅对历史的探寻并没有把历史仅仅当作一个纯粹的“过去”，而是将历史、现实、未来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也即是作为主体的人，对于作为客体存在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充分认识与透彻感悟。《故事新编》将历史作为现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中探讨现实事件的历史根源，刨出现实中“坏种”的历史“祖坟”，并由此再来展望未来的发展之路。所以鲁迅在处理历史题材时，没有将其封闭在“过去”，而是向着现实敞开，通过历史与现实的杂糅，以求展露出活在现实中的历史。

在《故事新编》中，鲁迅创造性地将古人今事打成一片，历史地审视传统思想在现代的命运。在他看来，现实中的事总是与历史有着一定的关联，现实中处处都保留着历史的遗传，他说:“古人做过的事，无论什么，今人也都会做出来，而辩护古人，也就是辩护自己。况且我们是神州华胄，敢不‘绳其祖武’吗?”[2](P18)在历史观念上，鲁迅认为历史与现实是古今相通的，他说:“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2](P17)所以在《故事新编》中，鲁迅理性地审视了历史与现实的必然联系，在历史中找到现实的原型，在历史中“刨”出现实的“祖坟”，将历史的指向对准未来。如其所说:“‘发思古之幽情’，往往是为了现在。”[13](P601)他认为通过历史关照现实，以现实事件为准，寻找历史的根源与原型，既能透视现实的历史脉络，也能反观历史的现实再现，从而推知未来。“一治史学，就可以知道许多‘古已有之’的事”[14](P239)，透视历史就能够根据过去以推知未来，“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15](P540)，而这也正是鲁迅在《故事新编》历史世界的重构中所表现出的历史观。

总之，鲁迅一方面注重搜罗正史之外的野史以达到对正史的记载进行质疑和辨伪，另一方面他又以现实中的主体经验与历史的客体记载相碰撞，通过对历史的激活和现实的沟通从而达到对历史的重新建构，而《故事新编》就鲜明地表现出他长期以来探寻历史的自觉意识。在《故事新编》的创作中，鲁迅打破了时空的界限而将历史与现实有机地联系起来，并通过透视历史和沟通现实，从而揭示出历史与现实一脉相承的本质特征。因而从历史叙事的创作实践来说，《故事新编》独特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实现了鲁迅重述历史与沟通现实的创作构想，而且还为中国现代历史题材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重述历史的独特创作范式。

[1]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周葱秀．野史与鲁迅的思想[A]．鲁迅研究论集[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7]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刘雪苇．鲁迅散论 [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10]鲁迅．鲁迅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1]姜振昌．《故事新编》与中国新历史小说[J]．中国社会科学，2001，(3)．

[12](美)詹姆逊．政治无意识[M]．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