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在伟，王继军，2，赵阿丽

(1.中国科学研究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陕西杨凌712100;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研究所，陕西杨凌712100;3.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陕西西安710032)

农民经济行为是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重要影响要素和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生态经济系统的发展趋势，对该问题的研究，是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理论认识和政策探讨的基础，是区域或流域制定农业可持续发展行动方案的需求.长期以来，由于该方面研究的滞后，使相关决策及模式不能很好地落实与推广，降低了政策、科技实施或示范的效应.因此，研究农民经济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根据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2006)中的定义，农民经济行为是指农民为了满足自身物质或精神需要，在一定的驱动力影响下，为达到某个特定目标而表现出来的理性经济活动［1］.长期以来，国内外的学者和专家对农民经济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索.国外的经济学家对农民经济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和分析充分考虑了农民在经济行为选择中的主导作用，指出农民的经济行为选择是基于农民自身条件下的行为.主要代表人物有西奥多·W .舒尔茨［2］、马克斯·韦伯［3］、斯科特［4］等.国内很多经济学家、生态学家等对影响农民经济行为的综合因素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不仅考虑了农民自身因素，还充分考虑了影响农民自身因素的环境因素、家庭因素和政策因素.主要代表人物有马树才教授［5］、朱明芬教授［6］、王洪俊［7］等.但是，以往的专家和学者只是对特殊环境下的农民的经济行为进行了研究，对退耕还林政策实施后农民经济行为影响要素的变化，没有做出细致的研究和分析.

退耕还林以来，农民的经济行为和生态环境都发生了变化，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民的经济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农民经济行为的影响因素也在发生着变化，那么农民的经济行为是怎么变化的，变化的影响因素是什么?

1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概况

县南沟流域位于陕西省安塞县沿河湾镇，东经109°12'12″～109°22'12″，北纬 36°41'24″～ 36°46'12″.流域总面积为5 073 hm2，包括皮塌、寨子湾、崖窑、半坡山、砖窑沟5个行政村和寺崾岘行政村中的何塌自然村，耕地280.27 hm2，占总面积的5.52%，人均耕地0.113 hm2.该流域自退耕还林以来，以发展经济林和大棚蔬菜为主要产业，经济林215.13 hm2，其中果园面积达到 155.07 hm2，年收入 195万元;大棚3.67 hm2，年收入 40.4 万元，人均收入达到0.86万元.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对该流域各个村干部的调查访问及课题组积累的历史资料.访问前首先设计调查问卷，调查问卷是在本课题组原调查表的基础上设计而成，同时对该调查问卷进行试调研、修改，确定后作为正式调查问卷.对于调查所获得的相关数据通过农户随机抽样调查予以验证.

2 影响农民经济行为的主要因素分析

从1999年开始，县南沟流域开始全面实施退耕还林政策，近13年来，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的生活和生产等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退耕还林政策已经成为县南沟流域农民经济行为决策的不可或缺的影响因子.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3］以20世纪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为原型，提出了在竞争性市场中以商品经济为主体的农民经济行为模式.他认为传统农民在进行农业管理时就像企业家一样，是在一定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下从事农业生产，追求最大利润;传统农业内部有着有效的资源配置，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据此他提出了著名的“贫穷而有效率”命题，并认为农民的行为是理性的.那么农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在选择经济行为时，必然以收获最高利益为目的，但是，农民受到来自外界的影响，又不得不考虑到这些外界因素对自己的影响.马树才等［5］在《中国农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一文中，运用现代消费理论和经济计量模型，对农民的经济行为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证明:中国在转型时期影响农民消费行为的因素可归纳为3个方面:农民面临的不确定性、农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和农民的生命周期特征;因此，讨论农民经济行为的影响因素时，在考虑了自身因素的前提下(主要包括:自身及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情况等)也要充分考虑来自外界环境对农民的影响，这些外界条件可以归纳为:农民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对农民经济行为起到引导作用的国家和政府颁布的政策.农民作为生产者有其基本的生产资料，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主要包括劳动力、自然环境和生产资本，其中劳动力是农民唯一可以出卖的资产，而自然环境和生产资本都是影响农民经济行为的客观因素.另外，国家的政策和现有的经济体制对农民的经济行为选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对影响退耕还林区农民经济行为因素深入研究，还需要对影响农民的自我因素、资源禀赋和利益趋向性进行更深一层的分析.

2.1 农户自身素质和家庭环境

农民的自身素质和家庭环境对于农民经济行为有着直接的关系，农民的自身素质决定了农民在接受和选择意见方面能力的高低;家庭环境一方面影响着农户的行为选择，另一方面又对农户的自身素质有着直接的影响，从而间接的对农民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对县南沟流域近10年来的数据分析发现，影响农户行为的自身因素和家庭环境因素主要体现在农民自己和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经历方面(表1).

表1 2012年县南沟流域农户家庭基本情况Table 1 The basic situation of farm household of Xiannangou watershed in 2012

表2 2012年县南沟流域工副业参加人数Table 2 The village sideline in number of Xian nan gou watershed in 2012

图1 县南沟流域各村的入学率变化图Fig.1 Enrollment rate of change of the villages of Xiannangou watershed

从表1可以看出，县南沟流域的农民入学率平均达到了93.5%，说明，县南沟流域教育普及程度较高.从图1中可以看出，各村的入学率近10年来基本上都保持在85%以上，农民的教育普及率较高.从2007年以后农民的入学率基本保持稳定，说明农民已经意识到接受教育的重要性.朱明芬［6］指出，个人素质因素对远郊农民创业影响较大.因此，农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农民接受国家新开展的项目和新颁布的政策的能力有一定的影响，这也说明了近10年来，县南沟流域退耕还林的工作开展较好，农民复耕复垦现象较少.农民的教育水平提高了，这对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有着深刻的影响.

农民的教育水平提高了，眼界也有所提高，有利于提高农民参与工副业等生产方式的能力.从表2可以看出，农民更多地参与工副业，虽然参与的人数不多，只占到总人数的11.7%，但是，参与的户数较多，县南沟流域参与到工副业的户数占到总户数的63.6%，并且，参与工副业生产的农民主要是男劳力.这就说明，在县南沟流域有一半以上的农户参与了工副业，并且，是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参与到了工副业生产中去，县南沟当地的农业经济的发展必然受到影响［8］，因此农民的受教育程度间接的对农民的经济行为选择产生了影响.反过来，农民参与的工副业大部分还是外出打工，这样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社会经验和眼界，农民的外出打工也减轻了县南沟的土地压力，有助于退耕还林的开展和巩固.

2.2 资源禀赋

农民进行农业生产，就需要生产资本，而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是农民可以利用的最根本的生产资本，因此，资源禀赋的差异，也可能对农民经济行为的选择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农民来说，除了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以外，政府的政策也是农民利用的资源，同时，政府的政策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民的经济行为.因此，本研究通过对县南沟流域位于不同位置的行政村进行调研，在充分考虑了村落的区位差异、自然环境差异和政策差异的基础上，对资源禀赋的差异所带来的农民经济行为的不同进行了分析.

2.2.1 自然条件差异 自然条件差异，主要表现在农民居住地的区位差异，以及村落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差异(表3，表4).

由于县南沟流域没有矿产，从表3可以看出，农民更多的从事林业和种植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各个村在退耕还林过程中都有收益，一部分来自国家的补助，另一部分就是从林业中得到的收益.塞子湾与崖窑得到的收益最多，分别为23.3万元和27.6万元，客观原因是塞子湾和崖窑村本身村落占地面积大，因此他们的退耕面积多，主观原因就在于农民得到收益后，更加促进了他们退耕还林的积极性，进一步的选择退耕还林还草.畔坡山村位于沟道中部的山顶上，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农民往来不便，因此，农民更多的是选择退耕还林，在表4可以看出，畔坡山村的工副业收入为65万元，是县南沟流域中最少的.

表3 县南沟流域自然环境现状Table 3 Present situation of natural environment of Xiannangou watershed

表4 县南沟流域各村的经济状况Table 4 The villages’economic condition of Xiannangou watershed

表5 土地利用类型Table 5 Land use types

从表5可以看出，畔坡山村、何塌村、崖窑村以及方家河村的农地面积只占到总面积的5%，而寨子湾村的农地面积占到总面积的12%，除了寨子湾村本身占地面积大以外，寨子湾村位于沟头，出入沟道不便，因此，农民更多的选择种植业.由表4可以看到，除了寨子湾村以外，其余的村落退耕面积达到了95%，大部分都已经退耕还林还草，可见农民参与退耕还林的积极性.位于沟头的寨子湾决定了这里的居民只能依靠种植业来维持生计，因此寨子湾村的退耕比例最小.然而寨子湾村位于沟头，是退耕还林的重中之重，因此，政府大力扶持该地的果业，农业的收入提高了，水土流失现象也得到缓解，农民的积极性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2.2.2 退耕还林等政策的差异性 (1)国家的政策对于整个区域来说是相同的，但是由于各村执行力度的差异，在执行国家政策时各有不同.由表5可以看出，各个行政村种植的经济作物各不相同，位于沟道中部的何塌村和崖窑没有种植山楂、核桃和枣，而同样位于沟道中部的方家河村和寨子湾村却种植了大量的经济作物，主要原因在于寨子湾村和方家河村的退耕还林面积大，国家对退耕还林的补助政策使得农民更多地从事林业和果业.包括苹果树在内，方家河村都是种植最多的村落.方家河村与崖窑村的自然环境基本相同，但林草地分别为218.3 hm2和 284.1 hm2，牧荒地 569.5 hm2和580.5 hm2，在表3中，崖窑村的退耕还林面积达到195.3 hm2，而方家河村的退耕面积只有 80.6 hm2，但是，经济林地方家河村的48.4 hm2却是崖窑村11.1 hm2的4倍之多.这就说明在自然条件相同的条件下，政府政策和村委会执行力度对于农民经济行为的重要性.农民在选择行为时，优先考虑政府扶持的项目，尤其是对于他们来说政府的政策的权威性，决定了农民行为的心里服从性和有意识的趋向性.

(2)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使经营制度发生了改变，确立了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形式，但并没有触动产权制度的根本变革，土地的所有权依然虚化.虽然土地承包明确了集体资产在国家、村委会、农民3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但并没有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相应的分配制度.在产权不明晰、村委会的权利缺乏有效约束和监督的条件下，农民参加经济体制改革的风险必然增大，这就降低了农民参与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性.表2中可以看出，农民的基本农田占农民所有土地的5%左右，农民土地利用的选择自由性不高.而在退耕还林2期即将结束，3期的政策变化还不明确的条件下，农民不得不考虑退耕还林政策的变更，这就制约了农民自觉保护退耕还林成果的积极性.

2.3 利益趋向性

农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利益是他追求的最终目标，所以，无论农民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都可以用追求利益来解释.利益趋向性是农民做出经济行为选择的根本原因，不管是国家政策的变动还是市场产品的需求，归根结底，都是农民用来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农民对土地采取怎样的利用方式，主要取决于农民的需求.当农民以粮食作为主要需求时，需要大面积的种植粮食作物，耕地数量随之增加;而当满足了基本粮食的需求，农民开始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这时就会将部分土地资源发展为果园、大棚等高收益的产业，或者外出打工、搞工副产业，导致耕地向其他土地利用类型流转.因此，利益趋向性对农户经济行为的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

图2～图5分别描述了县南沟流域10年来基本农田、畜牧业、造林种草、工副业与县南沟流域年纯收益的关系图.从这些图中可以看出，基本农田与县南沟流域的纯收益呈不相关关系。虽然，10年来本地区的基本农田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但是，其经济却发生了较大变化;畜牧业与县南沟流域的纯收益呈负相关关系，这是由于退耕还林政策的限制，农民禁牧，不能散放养殖，造成当地畜牧业的萧条;造林种草与县南沟流域的纯收益，2006年前呈正相关关系，2006年至今呈不相关关系，这是因为，退耕初期，畜牧业受限，农民的收入来源仅限于种地和国家补助，工副业发展缓慢，农民的收入主要是退耕还林补助和耕地补助;工副业与县南沟流域的纯收益呈正相关关系，并且相关系数为0.905，说明，近10年来工副业收入占农民年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农民发展工副业的积极性不断提高.

图2 县南沟的基本农田与纯收益关系散点图Fig.2 A scatter of basic farmland Xiannangou and net income figure.

图3 县南沟的畜牧业与纯收益关系散点图Fig.3 Xiannangou animal husbandry and net income scatter diagram

农民放弃了畜牧业有一部分原因是政府的封山育林政策，但是，到目前为止，农民的退耕地面积没有明显减少，说明农民已经找到了能够代替畜牧业的生产方式，那就是工副业，虽然，农民的基本农田还在，但是，主要是用来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真正的经济收入主要是工副业和果业.这就充分说明了，利益趋向性对于农民经济行为选择的重要影响，农民无论做出什么样的经济行为选择，他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进一步获得最高效益，无论是放弃畜牧业还是参加工副业劳动，农民的选择初衷也是为了能够得到最高效益.

图4 县南沟的退耕还林与纯收益关系散点图Fig.4 County in the south channel of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 and pure income scatter diagram

图5 县南沟工副业与纯收益关系散点图Fig.5 Xiannangou sideline and net income scatter diagram

3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县南沟的实地调查和近10年的数据分析，以及上述的实证，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农户自身素质和家庭环境、资源禀赋、利益趋向性影响农民的经济行为.这与胡豹等［9］、邬晓霞等［10］、陆健康等［11］通过对不同地区和政策的比较研究的结论相符.他们认为，社会经济因素对于农民的经济行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政府的政策也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

(1)做为家庭的决策者，农民自身的素质决定了做出的选择的质量，对于农民来说，能够对其产生重要影响的人，主要包括家人和亲戚朋友，因此，家人的受教育程度也直接影响着农民的选择水平.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一般来说，如果家中的受教育程度高，子女接受教育的比例也要高，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意识要强.郭红东［12］也对2005年农户参加订单农业的行为进行了研究，认为农户户主特征对农户参与订单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也充分说明了，自身特征和家庭特征对于农民经济行为的直接影响.

(2)农民是弱势的群体，因为是弱势群体，所以农民在做出任何选择时，都非常小心.在自身因素和家庭环境一定的情况下，农民资源禀赋的差异决定了农民经济行为选择的能力和选择的范围.朱明芬教授［7］指出，在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下，一般环境因素对农民经济行为的影响程度最大.资源禀赋对于农户来说是固定的，农民做出的任何经济行为选择都受到自身所处环境的影响，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也就是这个道理;国家政策对于农民有强制作用，农民的经济行为不得不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这对农民的经济行为选择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同时，也对农民的经济行为有法律保护作用.

(3)马克斯·韦伯［2］认为，早期农民传统观念是不追求利益最大化，只追求代价最小化，他们并不追求得到的最多，只追求为满足生存而付出的最少.但是，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追求最高收益是农民所有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退耕还林的继续进行，农民已经基本习惯了现有的生态环境，放弃了原来的畜牧业而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方式，并且取得了较高的收益，因此，县南沟的退耕地没有出现复垦的现象.而且，农民的生活水平在逐步提高，在利益趋向性的驱动下，农民选择了保持现有的生产状况.这就与马克斯·韦伯的理论相悖，显然他的理论已经不适合用于县南沟流域.

由此可见，政府在制定农民相关政策时，必须要充分考虑当地农民的生活环境、自然环境、农户自身特征、家庭特征等综合因素，这样做出的国家政策和意见才是真正适合农民经济行为选择习惯的政策和意见.

家庭抉择者的自身素质和家庭环境决定了农民的选择和判断能力以及风险意识;农民资源禀赋的差异决定了农户承担风险的能力和资源优势;利益是所有农民的最终所追求的，所以利益趋向性是农民做出经济行为选择的内在原因.影响农民经济行为选择的诸多因素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农民的自身特征和家庭特征决定了农民的选择能力，同时，农村的区位差异和资源禀赋差异，又影响着农民对于受教育和参加劳动之间的选择和权衡，国家政策决定了农民经济行为的选择范围，对农民的经济行为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同时也对农民经济行为的选择起到保护作用.但是，如果农民的经济效益受到损害时，在利益趋向性的驱动下，农民会冒着风险违背国家政策，从而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利益趋向性虽然是农民进行经济行为选择的内在原因，但是，资源禀赋和自然环境的差异，又使得农民不得不进行一些利益较小操作方便的经济行为.

［1］ 付春燕.生态保护导向下农民生态行为研究［D］.西安:西北师范大学，2012.

［2］ 西奥多·W .舒尔茨，梁小民.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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