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

政府领导人民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人们买股票是为了赚钱；孩子们在小学里学写和算，到了大学学专业，其目的就是培养一门谋生之道；人生的目的就是建设一个富有的国家。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就应该为国家找出能够致富的政策。我从来不怀疑这里有什么问题。

一直到我70岁前后，才逐渐产生了怀疑。我看到不少人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中国改革三十多年，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有程度不同的改善，大家的怨气似乎也在增加。我想起几年前读的一篇文章《争名次的经济学》，说的是人们未必是追求财富的绝对多少，而是财富的相对多少。或者说，人们是在彼此攀比，追求的不是钱财的绝对值，而是想超过别人。一个人不论他如何富有，只要他以为有更多的人比他更有钱，他就会骂娘。如果这是真的话，经济学整个就要改写。而且，一个国家不论如何富有，百姓还是不会满意的。

这样的话，我们追求财富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究竟应该追求什么呢？

后来又看到，有些学者专门研究了快乐是由什么决定的，证明财富对快乐有影响，但不是主要决定性的因素，倒是宗教、婚姻等起的作用还大一些。

我的一生经历了许多快乐的事情，这些事中大部分都和钱没有关系。我一生中有许多朋友，他们有的给了我快乐，有的给了我烦恼。我羡慕那些给我快乐的人，他们使我快乐，自己并没有因而忍受痛苦。回想“文革”，其真正问题未必是经济接近于崩溃，而是全国民众的快乐大大地减少，痛苦极大地增加。

广而言之，社会光有经济学是不够的，还需要一门快乐学。它研究个人和社会以及全世界的致乐之道，它应该贯穿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全过程，它用来指导国家的政策，处理对内对外的关系。共产主义、大同世界是人类的理想，非指日可待，但是，增加全社会的快乐是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到的。

（摘自《中国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