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东雨

浙江人何奇恩最初希望在美国当教师，可工作太难找了，最后，他成为了一个美国公务员，一干就是10多年。

何奇恩的生活是平淡的，也是幸福的。

每天五点早起，先去游泳，后吃早餐，然后搭城铁转地铁进市区；七点开始上班，中午在工位上吃自带简餐；忙够八小时，下午三点半下班，回家给老婆孩子做饭；晚饭后，会在后院打理下果蔬，偶尔还有野鹿前来分享他的劳动成果。一家三口散步归来，他总会保证一小时的读书看报时间。

这是一个美国联邦政府十三级公务员的生活。按照现行标准，十三级的公务员年薪介于七万一到九万三之间。除上班时间机动灵活外，做这份工作的人与其他职业白领一样，只是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不享受一丝一毫的特权。

这份工作压力不大，也不需要外出应酬，让何奇恩有很多时间静心阅读中国的古典文学，他甚至设想将来自己说不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文艺评论家。

感恩的同时，何奇恩不忘本职，“自己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也要尽量让人家过上好生活，如果连这个原则都不能坚守，那肯定不会是一个好公务员。”

美国公务员强调首要职责是为社区谋福利，何奇恩坚持的正是这种信念。“一些华裔老人年轻时很有身份，到老仍未融入美国社会，生不如死，半夜打到办公室给我留言，我至少能让他们过得幸福一些。”

无奈才去“当官”

“联邦政府的公务员，并不是众人追捧的职业”，供职于美国卫生部联邦医保中心费城分局十多年的华裔何奇恩，在其2011年出版的《我在美国当公务员》一书中如此写道。有一年，女儿就读的学校举办未来职业定向会，何奇恩受邀去讲联邦政府的工作。结果“几乎没有学生表示未来要做公务员的，他们宁愿去作厨师或猫狗的美容师。”

何奇恩也是一度找不到工作，才最终干上这行的。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出国潮中，妻子与何奇恩前后赴美，何在费城天普大学先后读下双语教学硕士和社会语言学博士。

博士临毕业时，何奇恩的女儿即将降生。双喜临门，他却愁眉不展。他一心想当老师，先是锁定费城附近的几所两年制社区学院，多次遭拒后又降低标准，转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然而要拿到相应资格证书，还得读一年书并通过考试。

语言学博士断了当英语老师的梦，又转投费城及周边的教育行政岗位，情急之下甚至去应聘进出口贸易公司、孤儿寄宿学校。“我只是想找一个工作而已”，何奇恩说。但这最底线的愿望也遥不可及，直到女儿周岁，他都没找到工作。

取得绿卡后，何奇恩开始申请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公务员。

州政府设在费城的公务员考试中心与国内的人才市场类似，接待室三面墙上贴了几百个空缺职位。但没有与何奇恩专业对口的。

一位挂着胸牌、50岁上下的白人女士得知他是教育学院毕业的博士，邀他进办公区，向他推荐州教育厅的高级管理岗位，免试，年薪六万。但五年工作经验的要求，又把他瞬间推下谷底。

何奇恩只好从墙上勉强找了一个福利工作者的社工岗位，填申请表，等待走笔试、面试的流程。那次考试，何奇恩没能进入前三，仅被排在轮候名单上。

女儿周岁前一天，妻子也惨遭裁员。没有医保，孩子生病都只能从唐人街买中药吃。

在包中药的华文报纸上，何奇恩看到一则招聘费城难民协调员的广告。这是联邦卫生部资助的为期一年的老年难民项目，何奇恩抓住了这个机会，于1997年12月成为费城难民协调员。

一年后，何奇恩被提拔为老人局少数族裔专员，他的努力改善了亚裔老人的生活状况。1999年6月30日《费城问询报》一篇报道，让何奇恩小有名气。

随后何奇恩两度“跳槽”，先是卫生部民权办公室，再到联邦医保中心费城分局，这两个岗位已是正经八百的联邦政府公务员。

“为官”切忌收礼

美国公务员不得收礼，但何奇恩最初却连连犯忌，不是因为收，而是因为送。

考宾州社工被排在轮候名单后，何奇恩仍抱着收到面试通知的希望。三个月后坐不住了。于是，他带了条上好的真丝头巾到考试中心，一来想感谢那位主动帮他的女士，二来也想套套口风。

结果刚掏出头巾，说这是一点小礼物。对方“全身显得很紧张，仿佛我递给她的是一条毒蛇，拒而不接。她转身逃回办公室，关上了门，再也没有出来。”

后来，美国朋友向他解释，“算你运气好，她没有报警。在美国千万不能向只有一面之交，而且是工作关系认识的人送礼，尤其不能送私人用品，更不能追着一个女性，她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

2002年年底，何奇恩受聘为联邦医保中心受保人服务办公室医保咨询专家，他又一次犯了送礼的忌讳。

何奇恩的上司马克非常赏识他，正是马克面试、招录了他。新年元旦，马克给每位下属送7份礼物，何奇恩得到的是一瓶红酒。

这是美国上司的传统，新年给下属一点小礼物感谢过去一年的努力，并期望来年再接再厉。中国文化讲究礼尚往来，而美国则只能是上司送下属。

何奇恩最初没领悟到这点。他知道马克喜欢中国艺术品，就挑了个双面绣，趁第二天中午马克在办公室吃饭时送了过去。马克拆开包装后，大呼漂亮，并出人意料地手捧双面绣走到外间大叫，“看，奇恩送我的双面绣”。两个本来就对何奇恩态度冷淡的同事，拉长着脸，满脸不屑，像是在说“他就是一个奉承拍马的小人”。连与何奇恩有些交情的同事帕特也面露不悦之色。

何奇恩此后再也不敢送上司任何礼物，也不敢接受别人的礼物。

一次，给华裔老人讲解医保福利时，何奇恩得知一位赴美探望女儿的老先生不慎摔倒，昏迷在床，医生诊断说不成植物人也要全瘫，治疗费少则几十万。

作为医保咨询专家，何奇恩谙熟医保政策，一番沟通后，就说服院方全免了这位老先生的急救和住院费用，出院后，还帮助老人获得了免费老人公寓。

做这件事，虽合法合理，但也颇有难度，这让何奇恩在附近的华人社区小有名气。一位年近百岁的华裔老人，银行有不少存款，还住着费城市中心的花园别墅，不在医疗补助范围内，但听说了何奇恩的“神通”之后，就送了一篮自家院子种的大桃给他，请他办理医保，何奇恩只好登门把桃子送回去。“腐败也好，办事靠关系也好，都是从这些小事发展起来的”，何奇恩说。

“官微”不误履职

现在，何奇恩在卫生部联邦医保中心受保人服务办公室工作，这份工作相当于医保中心的“信访办”，需要受理大量来信来电。除来自受保人外，还有保险公司、医院、维权组织、联邦议员和总统办公室。

这其中最重要的则是普通受保人，因为美国政治选举中，20%的投票来自受保人。而医保是老人最看重的福利和权利，所以任何从政者都不敢得罪老人。普通公务员虽无选票之忧，但受保人一个投诉电话打到议员办公室，也会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医保咨询专家的工作一是轮值接电话，二是对每一起投诉所反映的问题予以调查解答。

办公室同事，该休息就休息、该吃饭就吃饭，公私分明。但一轮到何奇恩值班接电话，他就“紧张得连厕所都不敢上，生怕自己误了一个生死攸关的电话”。

有一年，圣诞节后新年前的一天，何奇恩接到一位受保人女儿来电，说父亲癌症后期，医保被中止，取不到止疼药，痛得在床上直打滚。不巧的是，办公室计算机系统年底检修，何奇恩没法操作，而接下来周末加新年，办公室会关门三天，保险公司则称联邦医保不恢复，他们也无能为力。于是何奇恩把电话打到老人的药房，请药剂师帮忙，以减少老人生命尽头的痛苦。最终，药剂师被打动，同意动用紧急处方权，给病人开三天的药。

周六日何奇恩连着往办公室跑了两趟，终于在周日下午计算机系统恢复后，帮老人恢复了医保。周一是新年，老人的女儿在周二早上打电话告诉何奇恩，父亲在周日晚去世了，是怀着对联邦公务员的感激之情离开的。

“周末加班这种事，美国人是不会做的。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必须按中国人的方式行事，否则我在美国也做不好的。”何奇恩骨子里的质朴区别于美国人的公事公办，但美国人工作起来也不含糊。

2013年10月1日到16日，美国联邦政府关门，非核心部门百万政府雇员回家放起了无薪假。何奇恩也在家歇了16天，办公室仅留两位同事处理紧急事务。

16天里，这两位同事不仅没工资可领，还得揽下别人的工作。何奇恩回到办公室，只是向他们道了声谢，对方不仅毫无怨言，还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接下来的细节则让何奇恩对美国“干群关系”之融洽深有体会。他重新开始工作时，一度担心被积压10多天问题的受保人责骂，结果那些“上访者”的反应是：“你也是政治事件的受害人，我对你深表同情。”

“人都是将心比心的。即便是碰上棘手情况，被人骂，我也会耐心处理，让对方心服口服。”何奇恩生于浙江农村，学生时代赶上“文革”，初中毕业回家当了农民。他不禁自问，出身农民，英语是第二语言的他，到美国当公务员为什么就能做到恪尽职守、有声有色？

他的理念很简单：“现在我有饭吃了，我必须让人家至少也有饭吃。”“一般当官的如果有这种思想，可能做不了大事，但他至少能造福一方。”

正如他在《我在美国当公务员》一书自序中所言——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即使像做了和尚中那份最低级的撞钟差事，也得守时尽责，也算得上是敬业。纵然是资格老职位高的公务员，也不能像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摘自《中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