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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哈佛）是一个品牌，中国人非常在乎自己看到的东西是最好的，最棒的。”2012年7月，安东尼·赛奇在位于哈佛的办公室接受采访时说。当时，他刚从上海的中共党校演讲回来。

赛奇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以下简称“肯尼迪学院”）旗下艾什中心（ Ash Center）主任，也是中国公共政策问题专家，过去的二十年里，他最显赫的成绩就是推动肯尼迪学院和中国的深度交流。哈佛与中国相关的众多课程都是由赛奇发起的。

截至目前，已有将近900名中国政府官员在肯尼迪学院进行过相关培训。此外，哈佛还有专门针对中国商人的各种项目。而哈佛的全体教职人员中，至少有200人从事与中国有关的项目。

通过这项“哈佛历史上针对某一国政府官员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培训计划”，哈佛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参与到了中国的变革进程之中，也因此面临巨大挑战——如何在拓展影响力的同时，努力维护其学术及自主性尊严。

“培训项目没赚过一分钱”

赛奇是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时，来中国求学的第一批留学生，之前曾师从施纳普（毛泽东研究权威）。他对经历过毛泽东时代很是自豪，前年来中国演讲时，还不忘对媒体表示，“本着友好的态度，应该提醒一下，目前中国对毛的肆意丑化已经超越了一个民族应有的理智界限。”

1998年，在赛奇的推动下，肯尼迪学院设立了“中国公共政策项目”——由香港地产开发商新世界发展集团赞助，也被称为“新世界学者”项目，目光对准中国高层官员。此后每年，肯尼迪学院均招收20名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来此培训，其中4-6名官员参加一个学期的中长期培训，其他人则参加2-3周的短期培训，全程英文。

上世纪90年代后期，肯尼迪学院还首次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员去哈佛接受培训。“十二三年前，肯尼迪学院和中国并未建立系统的合作关系，”赛奇回忆，“大多数都是临时安排的。”

除设立“新世界学者”项目，肯尼迪学院还为中国官员开设了另一个重点课程：“中国领袖发展计划”，也叫“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

该项目开设于2001年，由肯尼迪学院、清华大学和中国政府高级智库“中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共同发起。这个项目对参加者的英语水平要求不高，甚至没有要求。它由中国安利集团资助，每年一期，每期为中国政府培训60名左右的地方和中央官员，原则上是每个省一个名额，由中央组织部进行选拔。有资格接受这项培训的官员应具备副厅以上级别，在本岗位有至少两年工作经验。

赛奇透露，肯尼迪学院从这些培训项目中没有赚到任何钱。他估计，在过去十年中，大约有850名至900名政府官员到哈佛学习过。

肯尼迪学院成中国“第二党校”？

据《环球时报》报道，2001年第一届“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的60名中国官员结束培训后，赛奇点评称“（是）最为成功的培训班，中国学员也是哈佛教授们遇到的最顶尖的学生”。这篇报道甚至将中国官员的表现与俄国杜马官员相比，“已经过民主转型的杜马议员们思想保守、脑筋陈旧、毫无生气”。

中国安利公司承诺，每年为这个项目提供100万美元资助。安利中国总裁黄德荫承认，过去九年中，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学习如何与政府打交道。

2002年，安利一位傅姓发言人在跟踪上一届学员的整个培训后回忆：“中国官员的灵敏程度令人诧异，口才也令人震惊，与一般人想象的官员形象完全不同。”

参加过肯尼迪学院培训的中国官员在回国后，也会积极撰写文章回顾哈佛之旅。

全国妇联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龙江文写道，有一次，她和同学们辩论起了计划生育政策。她向同学解释：“在一块同样大小的土地上，美国站一个人，中国却要站六个人，难道你们不会感到拥挤吗？”

时任贵州省商务厅副厅长王术君则回忆，培训期间，因为大部分美国教授没听说过贵州省，他曾心有不快。他回忆，有一次大家讨论起了外国直接投资对一国的利弊。当时教授的观点倾向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有点救世主的味道”。

王术君则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如果利用不好，可能会造成一国的福利损失，甚至引起经济波动，如亚洲金融危机。王术君说自己的发言在课堂上引起了轰动，“教授不同意这个观点。我们就激烈地辩论。教授非常气愤，认为简直不可思议”。

这种高层互动一直备受各方关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中国发展基金研究会秘书长卢迈透露，“官员在清华和哈佛两地接受各六周的培训费用是每人20万人民币左右。”此后，高额培训费用又引发了公众的质疑。

对此，新世界及中国安利均未回复采访请求。简单算一笔账就是，如果按从2001年资助起，仅中国安利就对这项培训投入了1300万美元。

在对中国官员培训所展现的热情上，肯尼迪学院难免让人联想到中国的另一个官员培训基地——中央党校。

“在中国流传着一个说法，我们是第二党校，”赛奇说，“这里所有人都很清楚中国是多项研究和工作的核心领域，以中国目前的重要性来说，这一点都不奇怪。”

高端关系网

“就我理解，尽管哈佛从未公开表态，但他们不想忽略与中国政界、商界的关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哈佛法学院硕士仝宗锦在采访时说，“他们也欢迎中国官员的孩子去学习。哈佛希望以此建立对中国的影响。”

“每年有很多中国政府官员来这里进修，大多数（中国学生）都希望将来能够回国发展，并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哈佛一名中国籍博士生承认。不过，愿意透露更多细节的中国留学生屈指可数。

正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的29岁中国学生于雷（音译）说，在他入学的最初两年里，主要的社交活动之一就是参加肯尼迪学院的“欢乐时光”派对，以结识更多政府官员。“我经常能够碰见高官，在那里很容易和他们说上话，而回到中国你根本不可能见到他们。差不多同时有100个人等着跟1个官员讲话。”

对于出身于1980年代的于雷那代人来说，“中国人觉得哈佛是最好的学校，在哈佛能学到最先进的知识，成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然后进入最优秀的关系网”。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留学生表示，曾有一名来访学的中国官员还想请他帮忙完成课程作业。

肯尼迪学院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曾对在哈佛修读人文学科的部分中国留学生进行调查。68%的人愿意“在政府或体制内相关机构从事公共管理或者政策类工作”。在被问及他们的动机时，44%的人认为这能提供更大的事业平台，36%的人认为是实现人生理想、为人民服务；还有10%的人认为在政府工作社会地位更高。

当被问及“是否愿意去地方政府工作？如果愿意，最低到哪一层”时，38%的人选择了“是，省级”，32%的人选择了“是，市级”，另外有19%的人选择了“否”。

不过，对在哈佛其他学院就读的一些中国学生来说，肯尼迪学院的过度“开放”正在对哈佛的声望造成负面影响。

“肯尼迪学院是最差的，”一位要求匿名的中国博士生略带激进地表示，“它根本不以学术为导向，是个拉关系的学院。那些访问学者只想要个头衔。到肯尼迪学院随便看看你就明白，很多人上课不是睡觉就是刷微博。有些人英语都说不利落。”

对此，肯尼迪学院中国项目部主任助理爱德华·康宁解释，“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政府官员的素质和能力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哈佛有必要帮助受训者丰富经济管理方面的最新知识，扩展他们的战略远见，使他们有效地应对变动中的公共政策环境。”

哈佛选择向中国政治精英开放自己的知识储备，既是自身优越感的证明，也印证了肯尼迪学院创院院长格雷厄姆·艾莉森曾表达过的“精英治国”论。格雷厄姆曾对新华社表示，“如果一个政府由精英组成，在道德上高度自律，对国家的发展有英明见解，这样的政府本身就是一种‘国家竞争力。”

赛奇也坦承，尽管在推动中国官员的培训中，肯尼迪学院受到了很多质疑和否定，但“与其说政府试图影响我们，不如说我们在影响政府”。

（摘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