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

城镇化已经被看作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最大的动力，城镇化寄托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种种期待—经济增长的动力、百姓民生的改善、提高消费改善结构等等，可以说，当今中国经济把增长结构和效益的改善都放在城镇化上。但是，在这一备受瞩目的重大课题上，有一大批沉默的、不能参与讨论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

城镇化是改变中国经济面貌的大事，是改变中国经济地理和国土面貌的大事，更是不可逆转的大事。今天走出什么样的城镇化道路，将会不可逆转地改变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未来，因此，从好的方面讲，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千载难逢的机遇，如果城镇化可以谋划得好、推进到位，它将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得相对合理，乃至领先于当前的发达国家；相反，如果城镇化进行得不好，则将使中国经济和社会永远背上沉重的包袱，给后代子孙戴上沉重的枷锁，难以翻身。

城镇化决策必须着眼子孙后代利益

即使当今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各国，在城镇化问题上也不一定走出了最佳的道路。

在美国，西海岸的大型城市旧金山以及特大型城市洛杉矶，在美国人自己的眼中并不是最优的城市形态，其占地面积过大，人口过多，耗水量极大，交通成本高昂，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也饱受空气污染的痛苦。这一切都表明，美国很多大城市发展的模式并非最优。

在欧洲，过去500年以来，城市的发展格局基本上没有改变，500年前的小城镇今天大部分依然是城镇。以欧洲人口密度相对较高的自然禀赋而言，这种格局不一定是最优的。这导致人口居住相对比较分散，而城市外部供市民远足、探险、探寻大自然的空间比较有限，土地的开发力度显得相对比较高。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整体国土面积较大，但是大量的国土并不适合居住，甚至也不适合从事农林牧等经济活动。

在诸多复杂的条件下，今天的城镇化与人口政策也许是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影响最为长远的重大战略决策。在城镇化和人口问题上，我们必须站在几百年后的子孙后代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眼光必须长远，不能局限于当今社会，更不能把城镇化当成缓解短期经济、社会矛盾的工具。

城镇规模宜相对集中，

布局应重在沿海与华南

那么，站在几百年后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立场上来看待今天的城镇化进程，有哪些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重大课题呢？

第一个重大课题，毫无疑问，是城镇化的相对集中度问题。

从生活在今天的中国百姓的角度看，一般是希望居住得宽松一点，由此也会导致城市的占地面积增加。但是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人类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应该越小越好，只有这样，整个环境对人类的支撑度与和谐度才能提高。因此，如果从最长远的角度考虑问题，城市的规模应该集中一点，城市内部的人口密度也应该相对提高一点，这才会使得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少一点。与此同时，随着未来劳动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城市居民会有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些时间更多地走出城市，到郊外包括遥远的荒野去更亲密地接触大自然。

按照这个原则，香港的整体城镇化发展模式是有借鉴意义的。在香港，仅仅有15-20%的土地是开发的，余下80%的土地都未开发，基本处于自然状态。与此模式相比较，欧洲大陆模式也未必是符合人类长期发展的最佳城镇化选择。

美国国土面积超大，人口数量极低，自然条件总体非常优越。因此，城市发散型发展、面积无限制地膨胀，尽管往往给城市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不便，但总体来看，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长期的环境质量。其模式在地少人多的中国不见得适用。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城镇化的布局问题。

按照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较小、城市密度相对较大的原则，城镇化的布局应该集中在比较适合于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地区。

过去200多年来，在工业化时期，尤其是后工业化时期，人类社会生活的格局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工业革命前，由于科技和技术的限制，以及对居住环境、温度调节能力的不足，世界主要的城市都集中在温带和寒带。因为在这些地区，夏天传染病相对比较少，而由于人类早已掌握保暖御寒的种种技术，冬天也可以很好地生存。

后工业化时代，人类已经掌握了控制大多数传染病的医学知识和技术，也完全掌握了空调技术，因此，现代社会的基本趋势是人口朝着亚热带甚至热带地区聚集。在这些地区，人均寿命也比较高。这是因为，寒冷的冬天对于人类情绪往往有负面影响，对高血压、糖尿病等现代病的康复十分不利，从而会直接降低人均寿命。

具体到中国的城镇化大规划，应该更多考虑在沿海和南方地区发展大城市。沿海和南方，相对于西北部和东北部更加适合人类居住，因此，在这一带适当增加城镇化的规模和力度，能够减少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压力，从国家整体布局上讲是符合经济和环保基本规律的。传统的观念是全国人口布局要平均，这种看法是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理念的。现代战争条件下的国防依赖的是高等科技，与人口布局的关系日益疏远。

在长远规划的基础上柔性地推进城镇化

如果同意以上城镇化的分析，那么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应当如何推进呢？

第一，要从整体上规划，成立国家层面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委员会，类似于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它具有超越部门、超越地区的高度权威性，保证一个规划执行到底，坚持几十年不变。

第二，要尽量采取柔性的市场化方法，而避免以简单粗暴的行政干预手段来影响城镇化进程。当今中国社会已呈现利益多元化的格局，百姓日益崇尚经济自由、迁徙自由和言论自由，因此也不可能再以传统的强制办法来压迫人口的迁移和城镇的发展，而应当采取市场机制进行引导，比如说不同地区的水价、电价、能源价格可以不一样，再比如若干生态环境不适合于长期发展，同时已经过于拥堵的地区，应该容忍其房价较高。这些地区较高的房价，实际上就是一种限制人口继续过度涌入的机制。

第三个原则就是要用产业的发展规划来引导人口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机制告诉我们，影响城镇化发展的因素有两个，除了气候因素、生活条件之外，另一因素就是就业。而就业又跟产业密切相关。在一些资源、环境不支撑其持续发展的地区，应当通过市场的办法，如电价、水价来控制其产业规模，从而限制城镇的规模。

总之，今天在城镇化问题上，应当站在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立场上谋划，在最高层面规划，尽量采用市场化的方法来柔性地推进整体规划的执行。如果中国能走出一条经得住历史考验的城镇化之路，将是中国对世界现代化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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