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艺海无涯苦求索，戮力同心治科学——告别编辑生涯，担任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

李若飞： 李院长好，您大概是在1986年9月开始担任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的，主持了全国艺术科学“八五”、“九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这段时间，也是我国新时期艺术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您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的管理者和重大项目的主持者，见证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的奠基和发展，今天，我想针对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的这段时间的工作做一次访谈。[HT5”，5H]李希凡： 我是1986年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的，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代管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原来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文化部老部长周巍峙同志，我去艺研院时，他已退休了。当时，领导小组的副组长都是文化部的老部长如林默涵、陈荒煤和文艺界的老领导如张庚同志等。办公室还有一个工作班子，由艺研院代管，我做常务副组长，组长还是请老部长周巍峙同志来担任。因为他在职时一直领导这项工作，既熟悉又工作很细致、很周到，他在文化部时也一直大力推动这项工作，仍做组长，有很多便利，各部门的沟通也容易，方便到各地去挑选人，有利于吁请各省领导人关心这项工作，我们也陪他去过新疆，后来海南和广东分开了，海南成为一个省了，集成志书的工作也要独立出来，起步比较晚，因为我和当时的省委书记阮崇武同志比较熟悉，去过一次，促他们尽快启动。我主持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常务工作，办公室主任是由艺研院副院长薛若琳兼任，也是小组成员。那段时间的项目经费，也是由艺研院代管。当时，我在艺研院虽主持院务工作，但分工只管科研与外事。行政、财务由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刘颖南分管。到了20世纪90年代，项目经费出现了亏空，我只负责签付每一卷付印的经费，我不懂财务，院里也过的是穷日子。艺研院经费是国家科委直接拨款，“十大文艺集成志书”是财政部全额拨款，最后经费缺口太大，弥补不上，后来查出，因为两笔经费都是艺研院财务处管理把集成的经费作奖金发了。经费虽然不属我管，我却是艺研院和规划办的常务负责人，我只得向周巍峙同志检讨，文化部后来就收回了艺研院的代管权，规划办公室也独立出去调到文化部去了。“十大文艺集成志书”本是一项抢救民族民间艺术遗产的规划，应该说是老一代文艺家，特别是延安的老一代文艺家们提出的，他们十分珍视这些民间的、民族的“无形文化财产”，也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最初发起时，在民族民间以及老艺人进行了广泛的动员，从县到省里选辑成卷。其实，我们音乐研究所的杨荫浏先生，当年给瞎子阿炳《二泉映月》录音，也就是一种抢救，因为录音后不久，阿炳就去世了，现在原始录音还在，但是，那时候由于条件的限制，录音非常粗糙，用杨先生自己的话说：“头一段，短一块”。如果当时没有留下这个原始资料，《二泉映月》也会成了今天听不到的阿炳的“绝唱”了。因为那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是一段轶话、一段佳话。这些老音乐家们，都是音乐家协会的领导，他们大多是关于音乐集成方面的总主编，年纪都已经很大了，但是最初都是直接参加这项工作的。我来的时候，他们都还健在，还在工作。[HT5”，5H]李若飞： “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历时30年，凝聚了全国数万文化工作者智慧和心血，4.5亿字、298部省卷、450册，2009年已经全部出版，为我国艺术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HT5”，5H]李希凡： “十大文艺集成志书”是真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早在1979年，还没有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到了1983年才确定设立。1986年我去任职时，只有两项国家课题在进行中：一个是重大项目“十大文艺集成志书”；一个是王朝闻同志主编的《中国美术史》，是重点项目。这两项都有经费支出，但是全国还尚未开展艺术科研规划项目的评审工作。张庚、郭汉城同志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都没有赶上规划立项，这两项课题都是院里临时立项，由艺研院科研经费支付，艺研院当时一年仅有40万的科研经费。[HT5”，5H]李若飞： 现在很多人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带有职称、学术荣誉等方面的功利性，那时有没有这个现象？20世纪80年代的项目也不多，类型也很单一，项目资助经费是怎么处理的？项目立项是怎样进行评审的？艺术学科后来为什么改成了艺术科学？[HT5”，5H]李希凡： 那时没有那样的功利考虑，靠的是权威性。像“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各个艺术种类的总主编，是各自学术圈子里面的权威，也是学问做的最扎实的学者，是无私的奉献，并无报酬。“十大文艺集成志书”、“中国美术史”，这两个项目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代管，经费也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每年申请经费都拨，最初拨多少没有规定拨款上限，依据上报的数目酌情拨款。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史”已无国家拨款，只能由院经费支出，中国艺术研究院自己的科研经费，就是那40万，都要向社科规划领导小组申报，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由中国社科院代管，也在这里申请立项，那时项目很少，每个项目，也就1到2万元。“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具体工作要向各省各门类艺术编辑小组分拨经费，并组织审稿，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和管理方法。国家领导人很关注这项工作。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要与各省签定《议定书》，责任分工很细，这些工作都做了录音。艺研院是代管的，大概是1991年或1992年，文化部收回规划办由教育科技司自己做办公室工作。后来，我常务副组长卸任，只是名义上还算个副组长，“中国美术史”也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自己负担了，进展不是很顺利，经历过一些波折，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做科研的经验。王朝闻同志是美学家，也是大权威了，但是由他做史，也有闲言碎语，其实他的想法很好，现在还有谁肯下这种苦功？那时“文革”刚刚结束，参与项目的多数是艺研院刚毕业的硕士和博士，现在也是美术界的专家学者了。那段时间，在一些地方的文化厅局下面成立了艺术或戏曲科研室、所，负责人大都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毕业的硕士或进修生。应该说，我们上一届的老院长是做了很大贡献的，他们成立了研究生部，为后来艺术科学的发展培养了后备人才。在“文革”以后，人才流失很严重，特别是艺术科学的研究人才，那时还不叫艺术科学，叫艺术学科。为什么改名字呢，因为，艺术研究也是一种科学，艺术界的前辈学者也力争促成艺术科学体系的建立，这样艺术科学的独立性就为学界所认同。那时艺术理论研究刚刚起步，中国艺术研究院只有一个马克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在做基础理论的研究。在研究体制上，也没有把艺术学单列出来，在大学课程上也叫“文艺学”。中间有艺术单列的想法了，有这个项目出来了，这才争取在高教部建立艺术学科。当时，包括王朝闻同志等提出改艺术学科为艺术科学，改中国艺术研究院为中国艺术科学院，国家设院士。艺术学科改为艺术科学获得批准，其它两项没有下文。因为，当时正赶上国务院缩编，周巍峙部长就没有上报，但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一向由文化部长或副部长兼任，而负责工作的是常务副院长。我们知道，在西方国家，艺术科学大多是单列的，把它与社会科学区别开来。但是，在我国它还是附属于社会科学。实际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科学这三者应该是并列的，从马克思主义人类思维的分类来说，艺术思维和其他科学的思维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又对艺术科学、社会科学比较轻视，至今艺术科学这种独立性也没有被人们所认识。艺术学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成为单列学科，项目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是独立的评审，最初确定立项的重要标准就是“为艺术科学奠定基础的研究”，所以重视“史”的研究，也是艺研院各门类艺术所、室的第一任务。而对艺术全面、综合的史论的研究，也必然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课题。因为，各门类史论的研究，从“五四”前后就已开始，也有不少成果。新中国成立后，有了更大的发展，艺研院成立后，美术所、戏曲所、话剧所、舞蹈所、曲艺所都已先后有史论专著问世，理论和现实都提出对中华悠久的艺术发展，要有综合的整体的史论研究，才能认清它的发展规律，继承它的遗产，吸取它的营养。[HT5”，5H]李若飞： 1992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开始设立青年项目类型，到2000年，共有13项青年项目立项，像“艺术类型学”、“艺术文化学”都是当时的青年项目，取得了很多突破性科研成果。当时设立青年项目的初衷是什么？[HT5”，5H]李希凡： 我到艺研院时，全院科研经费40万，最初除用来《中国美术史》、《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几个集体大项目的支出，还要补贴老专家们个人多年来研究成果的出版。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中，“八五”开始，才关注到青年项目，目的当然是激励青年一代人才的成长，引导青年学者积极主动地进行艺术科研工作。那时，艺术学已经起步，但集体项目多，青年人缺少独立发挥的机会，艺术科研要长期的发展，需要培养大量的人才，培养接班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的成立，老院长们也是这样考虑的。“艺术类型学”的立项，为青年学者从事艺术科研工作开了一个好头，是艺术学理论研究的一个突破，填补了我国这个领域研究的空白。“艺术文化学”的立项，和国外文化研究的热潮几乎同步，也显示了我国青年学者开阔的国际视野，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HT5”，5H]李若飞：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设立初期，项目很少。最初只有“十大文艺集成志书”项目，1979年由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有关协会开始启动这个项目，1983年又把这个项目纳入到国家社科基金体系，作为第一个项目，也是第一个重大项目。1987年1988年总共才6项，1992年申报才多起来。“中华艺术通史”这样的艺术科学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以来到20世纪末，总共有两个，当时在项目申报上是否有数量上的限制？[JP2][HT5”，5H]李希凡： 那时候没有数量限制，申报的项目比较少，主要是当时参加集体大项目旷日持久，自己有研究课题，很多人不愿意做这些项目。第一次国家社科基金艺术科学评奖，目的也是鼓励更多的学者主动参与科研。全国艺术科学真正走上正轨是在1989年以后。[JP]“十大文艺集成志书”是国家社科基金艺术科学最早和最重要的项目，为我国艺术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九五”期间，《中华艺术通史》才正式立项，这时“十大文艺集成志书”项目已经开始走向成熟，各项工作有序开展。[HT5”，5H]李若飞：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是我国新时期艺术科学发展的起步阶段和重要奠基时期，有很多我们今天要借鉴的经验，您能谈一下吗？[HT5”，5H]李希凡： 那段时间，全国艺术科学工作刚起步，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资助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比起今天来，[JP2]经费仍有很大差距。我们梳理一下经验，有几个方面需要认真的思考：一是需要加大经费上的支持力度，很多重点项目没有大资金的投入是无法开展的，这个问题现在似已解决；二是基础理论研究太少，尤其是对传统中国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研究太欠缺，这很不利于艺术学学科的发展，因为它是中国理论体系，是中华艺术；三是要加快人才培养的步伐和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改革开放初期，艺术科研人员很紧缺，十年“文革”又散失了不少人才，都还是老同志、老专家在奋斗，缺少后备力量，这是那一时期的主要困难。就拿中国艺术研究院来说吧，我刚去的时候，各所人数虽多，譬如音研所就有90余位，但大部分同志都年事已高，有的已面临退休，都还留在岗位上，负责“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的全国编纂工作。中年学者有的已经有研究成果，但是没有经费出版，其实，只要补贴几千元就可以出版，艺研院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40万经费，有一部分就做了这项工作。年轻学者还没有跟上来，这些因素制约了艺术科学的发展。[JP]

[HS（3][HT5H][JZ（]二、十年甘苦磨一剑，铸就中华不朽文——敢于担当主持《中华艺术通史》国家重大项目[JZ）][HS）]

[HT5”，5H]李若飞： 2006年《中华艺术通史》结项，成为我国艺术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课题1996年正式启动，超过150位卓有成就的学者专家参与，被学界称为“中国艺术史研究奠基之作”。您能给谈谈这个项目立项的一些情况吗？[HT5”，5H]李希凡： 这个课题是我在“八五”全国社会科学规划大会上提出的，我提出的还有其他两个项目，即“中国艺术学”和“当代文艺思潮评析”。当时我很希望艺研院能主动承担这几个项目，艺研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所长程代熙同志承担了“当代文艺思潮评析”这个项目。北京大学艺术系的彭吉象教授，则承担了“中国艺术学”项目，并且请我和文化部主管艺术科研的陈昌本副部长做顾问。他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很认真地完成了课题，这部论著90年代曾连续获得两项奖。《中华艺术通史》项目仍无人问津，老实说，我当时有点失望。在“九五”规划前夕，全国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召开预备会议，确立了社科专业可申报国家重大课题。在会上还决定，经批准、完成、评定后，可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出版补贴，这使我又想到了《中华艺术通史》课题，我仍希望艺研院能有人出面承担，就请院科研办连续召开三次中青专家学者研讨会，研讨课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综合大家的意见，认为也理应由艺研院承担，但是需要动员全院有志者参与，可以在门类艺术史丰富积累的基础上，集体攻关。这时候，全国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已把《中华艺术通史》列为国家重大课题之一，并向全国公布。但是仍然没有人承担这个项目的组织工作。我是常务副组长，又是艺研院的常务副院长，分管科研，于是院里热心参与《中华艺术通史》编撰的志愿者跑来建议由我来牵头组织，因为有行政领导之便，有利于协调解决问题。在当时情况下，我要是不同意，这个项目就要做不起来了，何况项目是我提出的，已经延误了五年，我也的确有些想法。接了项目以后，首先是经费问题，我虽然分管全国艺术科学规划课题的上项，但是我不能占用全国规划课题的有限经费，并且“九五”课题经费已经发放完毕。这个项目刚开始，全国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会议上，曾有过许诺，由出版署审定出版，后来他们就反悔不再提起。我公开承诺不能占艺研院的科研经费，又不知天高地厚地声明这个项目我们要自筹经费，可谁来投资这个尚无眉目的课题呢？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不料，《中华艺术通史》项目消息传了出去以后，中国青年出版社主动来找我们，他们的老社长带着整个工作班子，包括责任编辑、校对、美工、策划登门访问，要承担这个项目，我们就讲了经费出版社得有先期投入，他们虽然没有当面拒绝，但是觉得数目太大，有些为难。中国青年出版社对我们的信任是有原因的。他们编辑过一套中华文化集粹丛书，其中有一本评介中华艺术的《艺苑篇》，不料承担这本书编辑的人去了国外。这套丛书基本上都已完稿付印，唯独《艺苑篇》没有了作者，他们很焦急，就找到文化部高占祥副部长求援，占祥同志给我打电话，询问艺研院能否承担，让我救一下急。我召开各专业所所长会议，接下了这份工作。他们担心一年是完不成的，结果我们三个月完成了。这次合作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留下了深刻印象。[JP2]经费终于有了着落，我们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老社长常汝吉同志，他很有见识、有魄力，他看好这个课题，主动派人来洽谈，愿意先期投入两百万元，最终促成了《中华艺术通史》的签约，这在当时的出版部门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上世纪末陆续交稿，又经过了一次出版社邀请专家审稿，并查对引文，于2006年出版，共14卷，800余万字。《中华艺术通史》现已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和中华优秀出版物两项大奖，2009、2010年入选国家“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北京师大出版社的三层楼，挂有很多《中华艺术通史》的宣传窗。现在已经是他们的一项荣誉产品了。《中华艺术通史》虽有了启动经费，但过的是穷日子，各卷主编在编辑期间，每月只补贴300元，大家穷惯了，实际上补助的300元钱全买了书。统稿的时候，在北京市政协，那间房子还没有我的书房大，只有8平米，就在那里统稿。开始我们请国内几位大专家来给我们开了讲座，如钱学森先生，讲了科学与艺术；请李学勤同志讲三代历史分期问题，他是夏商周三代断代分期问题国家重大课题组的组长；本来请任继愈先生主讲宗教与艺术，他临时生病，没有讲，但他给原始卷、魏晋南北朝卷审过稿。老人是很负责任的，不仅提意见，还请分卷主编到他家去谈。《中华艺术通史》编撰细则规定的是专家审稿、内部审稿、总编辑部和分卷主编统稿等，做得很细，编撰章程，人手一册。[JP]编撰工作后期，已经五、六年过去了，经费已经没了底气。图片是有版权的，刚开始图片是按照当时市价准备的，是很充裕的，一般的照片给多少，珍贵的给多少，都有标准。可是，若干年过去了，那标准当然已大不一样了。我们聘请了文物摄影专家王露同志作美术图片的总顾问，她不只替《中华艺术通史》挑选了不少珍贵的文物图片，而且提供了一些她自己搜集和拍摄的精美图片。为了最后的经费缺口，我不得不找时任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同志和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同志，向他们申请经费补贴，而且还是第一次厚着脸皮要钱。我没有要钱的胆子，只可怜巴巴地申请了50万。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很重视《中华艺术通史》的完成，就是申请100万他们也会批的。财政部批下来的时候，文化部计财司转发拨款时通知，按规定还要给中国艺术研究院扣下7万。后来知道，艺研院管财务的高院长知道了我们当时的困难，一直很后悔听了计财司的话，扣了我们这笔经费。据我估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到现在也未必能够收回来成本，因为《中华艺术通史》定价很便宜，只3000多元，总共14卷，800多万字，3000余幅很精美的插图。《中华艺术通史》先后有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工作，撰稿、审稿有几十位专家，2011年应出版社要求，又进行了一次简编，以供译成外文版，共6卷，200余万字，已于2013年8月出版。[HT5”，5H]李若飞： 《中华艺术通史》虽然采取断代分卷的形式，但是从横向来看，包括各种艺术史，音乐史、戏曲史、美术史、舞蹈史、书法史，涵盖说唱、杂技、雕塑、建筑和工艺等艺术种类，整合了各种类的艺术，填补了综合的艺术史在当时的国内艺术科研领域的空白，对我国艺术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HT5”，5H]李希凡： 《中华艺术通史》是我国艺术史研究的第一次大整合，以对各门类艺术史的深入研究和总结为坚实的基础。同时，它具有时代性，无论哪个种类，研究的时候必然要考虑所处时代的整个发展背景，研究者必然要掌握这个时期的整个文化艺术的发展情况。从百戏开始，本来就是综合体中逐渐分门类发展的分而又合的新艺术形式，或者正是百戏的长时期在综合体中的发展和相互影响终于有了戏曲艺术，是审美形态的一个升华，俗称之为唱、念、作、打（舞）的综合创造，有舞蹈的，也有武打的因素，武打是艺术的武打，现在武打也是一门艺术，表演的艺术，它是各门类艺术的相互融合的虚拟性与程式美的独特创造，也富有写意、传神的特点。《中华艺术通史》以中国历史的朝代分卷，从艺术种类上很难分出来，上下卷衔接都需要主编们交流确定。《中华艺术通史》对传统艺术史的研究，也只是初步的，大家在磨合期间还没完全吃透，所以有几卷完成得并不理想。但我们已尽力了。这部《中华艺术通史》的编撰，自然具有开创的意义，对当代以及今后的艺术科学研究也会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中华艺术通史》是一部囊括中国传统主要艺术门类的综合的大型艺术史，它不但注重中华传统艺术“史”的发展脉络的研究和审美特征的研究，而且注重对艺术内在发展规律的探讨，努力把民族传统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力图展现自远古以来随着社会生活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中，概括中华艺术生成演变的全过程，它不是各艺术种类的重复和拼装，而是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立足于社会总貌和艺术发展的总体把握，从整体的、宏观的视角，概括和总结每个时代艺术共同的和持久的发展规律，将共生于同一社会环境或文化氛围内的各门类艺术的成就科学地反映出来，发掘其数千年连绵不绝的生命活力所在，探索其不断革新与创造的动力根源，最大程度上展示多姿多彩极富民族特征的中华艺术成就。

[HS（3][HT5H][JZ（]三、桑榆虽晚霞满天，真挚情怀寄后人——谈中华传统艺术的传承与创新[JZ）][HS）]

[HT5”，5H]李若飞：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最近几年，艺术研究蓬勃发展，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呈现出了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年立项数均超过历史水平，数量庞大，种类繁多，高校和科研机构都广泛地参与进来。面对这种情况，您对我国艺术科学未来的走向有哪些思考和建议？[HT5”，5H]李希凡： 的确，从文化繁荣的大环境所讲，现在与《中华艺术通史》立项时简直无可相比。年青一代也成长得很快，但在繁荣发展中也有杂音。据我个人的接触和感受来说，学术空气比较浮躁，对马克思主义无知，还要进行批判，对西方优秀文化传统毫厘不取，赶现代派的时髦却奉为圣典，对我国艺术观念、艺术基础理论，则研究很少。近年来，虽然我们非常重视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但是界定有些宽泛，几十大名酒也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研究和实践不能脱离群众基础，只有和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艺术才能释放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对传统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仍然有个精华与糟粕的问题，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仍然应当是我们坚持的方针。同时，也不能只停留在发掘上，要让它们生活在群众当中，只在北京亮亮相还不行，应该深入到生活在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中间，要接地气。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给予了充足的经费投入，国家接下来应该做的是，加强用正确的舆论和科学研究加以引导。[HT5”，5H]李若飞： 用您的话说，“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中华艺术都具有走向世界的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的《中华艺术通史》，评述的只是中华艺术古老而璀璨的历史风貌，而我们确信，中华艺术将会有更加美好灿烂的未来。”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文化艺术事业繁荣发展，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您认为当代青年学者应该如何继承和发扬我们优秀的文化艺术传统？[HT5”，5H]李希凡：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它是在源远流长、雄厚坚实的根基上，不断地开拓、积累、丰富、发展中形成的。它凝聚着中华民族世代劳动的血汗，也闪烁着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芒。同时，它又没有僵化，并不停滞，而是在艺术实践里，汲取传统的、世界各民族的丰富营养，不断地革新、创造。就拿我们的文学发展过程来说，出现在清代的长篇小说《红楼梦》可说是到了传统文学的顶峰，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从人物的形象创造来看，清代人就称赞他笔下的人物“如过江之鲫”，形象丰满、个性鲜明的所谓文学典型，不下几十个，而且哪怕是着笔不多的小丫头，都能给人生动深刻的印象，都有个性化的语言和行动，绝不重复。那是世界文学的杰作，但现在外国人还不能读懂它，那是因为我们民族文化还没被他们理解。托尔斯泰也好，巴尔扎克也好，都是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但就一部作品而言，《红楼梦》毫不逊色于他们的名作。《红楼梦》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珍品，处处显示着中华艺术的深沉、委婉、含蓄和情韵。我看不懂现代所谓的大片。像电影《夜宴》，有些浅薄的东西，怎么能从观众兜里掏去几个亿？这种所谓的娱乐性，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理想追求。我们不要忘记，文学艺术毕竟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它绝对不可能是白纸一张的意识形态，它一定是社会形态的一种反映，现在否定和忽视意识形态是自欺欺人，否定和忽视其实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口口声声说我们要继承文化传统，要发扬传统，可优秀的传统又被不断地任意糟蹋。譬如《红楼梦》本来是一部伟大的文学杰作，研究、继承和发掘它的思想艺术成就是第一要义，若干年来，总是在那里热炒作者写的是自己的家事，作品里的那些人物是谁的真人真事，误导读者。培养年轻人尊重传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国的艺术精髓也好，外国的艺术精髓也好，我们需要的是传承真正的反映人类进步的文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精华。我们阐释古人的思想，但是不能曲解，不能过度的夸张和演绎，要把它们放到其所处的时代来理解，而不是当代语境里的搞笑和庸俗化。科研工作是长期的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现代社会的结构和生活方式，并不排斥西方思想和观念对年轻人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本末倒置。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发展，特别是艺术的发展证明，我们需要学习、借鉴外来的优秀艺术，但不能生吞活剥，中华民族鲜明特色的艺术精品，决不是那些照抄别人而又自以为是创新的怪胎。新世纪，中华艺术会有更大的创造和发展，也同样会有同世界各民族优秀艺术的深入交流和融合，但是中华艺术创新和发展，需要根植于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只有继承和发扬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我们的艺术才能长久地自立于世界艺术之林。[HT5”，5H]李若飞： 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专访，您深沉的人文情怀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将会给当代学者很多有益的启示，您对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贡献，也将会被历史铭记。 （责任编辑：楚小庆）[HT][F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