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 统

(郑州大学 旅游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450001)

一、研究背景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早在17世纪，威廉·配第在《赋税论》一书中指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即土地和劳动力是创造财富的两大基本要素。土地和劳动力作为生产经营要素中的重要部分，两者的利用效率以及要素之间置换效率的高低对于缩小城乡差距，加速城镇化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两者在城乡间合理的相互流动及高效率配置可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城乡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则可不断地增加城市经济对农村的“拉力”和农村经济对城市经济的“推力”作用，从而最终达到城乡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的目的［1］。

(二)研究意义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以及土地等生态环境的破坏，城乡资源合理流动的研究已经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城镇化背景下怎样促进城乡资源流动，不仅关系到城镇未来自身的命运，同样也制约着能否更进一步地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通过促进城乡资源流动可以有效的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早日实现城乡之间协调发展。因此，研究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资源流动显得十分重要，现在城乡资源流动研究的重要性已经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

二、土地和劳动力要素发展对城镇化影响

(一)土地流转对城镇化发展起推动作用

农地流转政策的贯彻落实有利于解除土地对某些农民的束缚，加速城镇化的步伐，城镇化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和就业的城镇化过程，“城镇化最终要落实到农民身份上的改变上，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城镇化”。［2］中国农村劳动力较大规模的向非农产业领域转移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20年来，我国城镇新增人口2亿多，但其中真正属于农转非的人口仅占35%左右，中国农地流转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阻力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离乡不离土”，从本质上来讲他们还是农民［3］。

农地流转政策的顺利实施能够给农民更多的物质和精神上的保障，减少农民的后顾之忧。相关配套全眷施如城镇户籍政策、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更能够促进农地流转和城镇化的良性发展。

(二)劳动力流动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

劳动力流动对城镇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所谓城镇化就是指农村人不断向城镇转移。其核心就是人口就业结构、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化过程和城乡空间社区结构的变迁过程。因此，分析城乡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对加速城镇化进程有重要意义［4］。

(三)土地与劳动力的互动影响

目前我国的土地利用形式主要是土地流转，通过土地流转，将零星分散的土地连片开发、经营，扩大其经营规模，把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实现农业集约化、专业化经营，另外通过土地的流转，部分农民从土地分离出来，从事其他行业生产，部分农民或业主将零星分散的承包地相对集中，解决了土地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束缚，土地流转已经成为大批农民外出安心打工的保障，从而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规模经营又能使得区域城镇化发展加速，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日益显著。农民外出打工与进行农业生产之间较大的比较利益使得许多农民纷纷进城或者直接在镇上的自办企业务工，所以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减少，投入农业生产的时间也减少，以致一部分农户的土地有剩余。为了不让土地撂荒而同时能获得土地收益，农民自然而然地选择将自有土地以各种方式流转出去。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也逐渐弱化了一部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和眷恋心理，使其逐渐愿意将土地使用权让出，从而促进了农村土地的流转［5］，两者之间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三、要素协调现状

(一)单要素内部非协调性考察

1.土地要素

《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法规规定属国家所有的以外，属农民集体所有。农户对土地拥有承包经营权，也就是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处置权、承包期满时的优先承包权等权利。由于农户对承包土地不拥有处分权，因而不能成为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市场的主体。国家垄断着一级土地市场，二级土地市场上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实行行政转让和有偿出让两种方式。农村地区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依靠集体划拨，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土地市场，这样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方式造成了土地的浪费和利益分配的不公，农业用地还会受到非农用地的挤占，低价征用的土地成为高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驱动器，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公共投资的重要来源，土地抵押成为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的主要融资工具。

截止2012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52.57%，我国社会已经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0年到2030年的30年间，全国各项建设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如果按照城郊农民人均1亩耕地推算，仅此一项就意味着约5500万的农民将失去土地。

2.劳动力要素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刘易斯就提出了人口流动模型［4］，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工业化的道路，加速了农村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随后拉尼斯——费景汉和托达罗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正和完善，费景汉和拉尼斯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修正［5］，而托达罗的乡村——城市劳动力转移模型立足发展中国家的现状，创建了托达罗预期收入模型，对研究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托达罗认为，农业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导致城市失业与农村劳动力不断进入城市两种现象并存的根本原因是城乡预期收入的差距，农业剩余劳动力认为如果到城市可以获得比在农村更高的收入并且在城市中求得工作机会更大，便会作出从农村往城市转移的决策［6］。这就解释了城市中存在大量失业劳动力而农业劳动力却仍源源不断涌入城市这一现象。

目前，随着我国技术的进步、人口数量的持续增多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加大以及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按照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和就业结构变化规律，农村劳动力必然会被城镇的资源优势所吸引并逐步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如下图1所示，我国的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上升，说明农村劳动力已经由低附加值的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流动。

图1 第一、二、三产业所占比重

农村劳动力根据是否进入城市可以将其分为:农村劳动力和部分融入城市的劳动力两类。对于农村劳动力来说，其作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核心主体，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决定着农业是否能实现现代化，因而建立公共产品均等化以及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机制将是促进健康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对于部分融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即通常所说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在教育、社保、就业准入等方面受到诸多不公平的待遇，使得这种半融入城市化的状态将继续持续下去，这是我国人口城市化落后于土地城市化以及城市化不彻底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民工阻碍城市化健康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力资本和户籍制度，这里的人力资本包括教育、培训、健康、社保等内容［7］。

(二)劳动力和土地的协调性考察

根据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把劳动和土地作为农业的两个重要生产要素

即:Y=AKαLβeμ(0 ＜ α ＜l，O ＜ β ＜l)

其中:Y:农业总产值;A:科技投入;K:土地投入量;L:劳动力投入量。

等式两端取对数有 LnY=LnA+αLnK+βLnL+μ，这里科技投入由农机总动力代替，土地投入量即耕地面积(Land)，劳动力投入量为需要的劳动力人数(Labor)。根据农业剩余劳动力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特征就是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即α+β=1。生产函数可以改写为:

LnY=LnA+αLn(Land)+βLn(Labor)+μ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的研究结果，农业产值、耕地面积和需要劳动力的生产函数模型为:Y=18.43*Land0.6*Lab0.32。

通过模型可知，一定的单位面积产出只需要相应的劳动力，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可知，要想使得社会资源收益的最大化，就必然产生了一部分劳动力剩余，这样，从事土地劳动的劳动力就会向城市流动，从而形成了要素之间的流动。区域要素的流动主要是由市场机制来调节的，要素市场的完善与发展引导着要素有序流动。

四、要素互动过程分析

(一)碰撞理论

土地和劳动力作为两个重要的生产要素，两者在要素流动中会发生碰撞。我们假设这些碰撞好比化学反应一样，期间伴随着反应物分子间的碰撞，但不是每一次碰撞都会发生反应，而是在这成千上万次碰撞中，只有少数分子的碰撞才能发生反应，转化成新物质。这种能够发生反应的碰撞称为有效碰撞。由碰撞理论可知，发生反应的分子所具有的能量超过平均能量许多，这一最低均值称为活化能［8］。

以劳动力的流动为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就是经过多次的“碰撞”，只有部分农村劳动力真正地向城市转移了。转移时原有农民身份已经打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成功转移所具备的最低条件即为这一最低“能量值”，只有那些有转移意愿且达到最低“能量值”的农村劳动者才有可能向城市转移，这一最低条件就相当于“活化能”，“活化能”的高低决定了转移的可能性大小，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转移速度等。

(二)反应过程

碰撞理论直观地说明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的速度与“活化能”的关系，但是还没有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揭示“活化能”的本质意义。如果考虑到两种资源重新配置结合或“碰撞”时，需要经过一个中间过度状态［10］。即两者先形成能量高的相互“磨合”、不稳定、寿命极为短暂的一个中间产物，然后再转变成新的组合，同时表现出生产力明显的提高。即形如:A+B—C→［A…B…C］→A—B+C。式中A、B、C分别代表各种资源，“—”表示两种资源的组合为一体，然后再与其他资源的再次组合;“…”表示他们进行碰撞时形成中间状态的一种不稳定的组合。

转移过程中“活化能”变化如图2所示。由图2可知，原来的A+B—C的资源组合向新的资源组合(A—B+C)转变，必须具备一定的“活化能”△H，即E1部分，才能使原来资源组合成一种不稳定状态，进而形成一种更能表现出资源配置合理的资源组合。这种资源的重新配置会产生两种后果，其一是一个部门经过资源的重新配置之后会降低原来的活化能，其二是与他相应的那个部门的活化能会在原有基础上提高。

由于两个部门的资源经过重新配置后，其内部的结构将发生调整，并得到优化，使原来的功能得到改善，如果这两个部门之间的要素经过循环多次的“碰撞”之后，最终会导致这两个部门的“活化能”趋向一致。农村与城市在各方面的差距会不断缩小，最后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真正实现和达到了城乡统筹、城乡和谐发展完美情景。

如同化学反应一样，如果在反应过程中加入催化剂，例如通过各自要素的优化，提高其本身的活化能，或者加入催化剂(制度上的创新，例如新技术的引入以及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等)，都会使得有效碰撞几率提高，加速反应的进行，如图3所示:

图2 资源重新配置与活化能的关系

图3 催化剂对反应速率的影响

(三)碰撞理论对城乡要素流动的启示

由碰撞理论可知，要素的流动需要自身要素的优化，只有具备一定的能量，成为活化分子才能发生碰撞，完成要素的置换。

以劳动力的转移为例，目前我国有高等学历、掌握专业技术的“专精尖”人才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首要需求，我国“民工荒”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劳动力素质偏低有关［9］。因此，对劳动力的个体来说，只有个人劳动技能提高了，才能更好地在城乡流动;对土地而言，如果没有比较完善的土地市场作为条件，农民手中的土地由于没有进行流转的市场环境或者市场交换的环境不完善，那么即便是有意想要进行土地流转的人也会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或者达不到自己预期的价格，从而造成土地流转不畅，这样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束缚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能力，降低了他的“活化能”，从而形成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土地经营规模过小，农业生产率难以提高，农民收入增幅有限，城乡收入差距拉大这样一种僵持局面［10］。

五、加速城镇化面临的机遇

(一)加速要素自身完善

由碰撞理论可知，通过对要素自身的优化可以增加活化分子的百分数，加快要素流动。对于土地要素而言，首先，加快现代农业规模化、专业化发展速度。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释放农村土地上的劳动力;其次，引进高科技的农业生产设备，引领现代农业发展。对劳动力而言，国家应该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并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技能，于此同时，加强农民的政策、法律和市场知识教育，提高农民适应并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二)完善制度建设，加速城乡要素流动

一是积极改革“二元”的劳动力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城乡劳动就业体制，降低农村人口迁居成本，疏导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激活城乡之间劳动力的流动。二是增强城乡市场的联系。一方面借助于规范化的各级市场功能，形成合理分工布局的专业化市场体系，加深各市场间关联性协调性，使市场体系作用空间不断扩大，达到连接城乡市场的作用，另一方面，把建设健全农产品和非农产业经营体系作为促进城乡市场一体化的有效途径，密切城乡各种要素市场的联系。三是构建人才资源城乡良性互动新机制。改革传统的人才管理办法，打破人才的身份、所有制界限、建立人才自主择业、单位自主用人、市场调节供求、人才合理流动的新机制，实现城乡之间信息资源共享［11］。

［1］辜胜阻.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2］曾培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学习纲要辅导［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杨新海，王勇.“城镇化”的背景与发展趋势［J］.城市问题，2005，(4).

［4］LewisW A rthru，Economic development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M］.Manchester: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1954.

［5］GustavRanis and John CHFei，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Surplus Economy Theory and Policy［M］.Homewood;Illinois:Richard D.Irw in for the Economic Growth CenterbYale University，l964.

［6］Todaro，Michael.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Unemployment in LesDevelopment Countrie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rch，1969，(1).

［7］袁志刚.统筹城乡发展:人力资本与土地资本的协调再配置［J］.经济学家，2010，(8).

［8］魏素清主编.普通化学［M］.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

［9］陈廷煊.城市化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4).

［10］陈吉元，胡必亮.中国的三元经济结构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J］.经济研究，1994，(4).

［11］邱长生.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关系的理论分析［J］农村经济，20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