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东

（山东艺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社会文化视野下祭孔乐舞的发展

杨光东

（山东艺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祭孔乐舞随着儒学主导地位的确立，而获得持续延续，形制不断得到完善和提升。封建国家借此表达对儒家思想的肯定，塑造尊崇儒家思想的形象，赢得士人的认可，形成政治上的凝聚力。官学体系中存在祭孔乐舞，则是科举下尊崇儒学的表现，借仪式的象征性，塑造儒家思想的象征符号，进而表达国家正统文化的存在，推动社会教化，促使人们安分守己。此外，祭孔乐舞的发展与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地位密切相关，是国家重视儒家思想与否的重要标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儒家思想史的发展历程。

祭孔乐舞；儒家思想；官学体系；封建专制统治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主要的统治思想，这决定了国家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重视，也对其乐舞教化思想充分采纳，并积极实践。儒家思想中认为音乐舞蹈具有“治心化民、移风易俗、别上下、和人伦”的社会教化作用。祭孔乐舞则是这一思想的实践产物。祭孔乐舞自从诞生之日起，伴随着儒家思想主流地位的确立和持续。这也透露出统治者对儒家文化的认同。祭孔乐舞不仅是一项普通的乐舞艺术，还是具有丰富内涵的社会文化。本文欲以社会文化的视角切入，分析祭孔乐舞的发展历程以及其获得持续发展的活力所在。

一、祭孔乐舞的产生

祭孔乐舞最早是在鲁哀公祭奠孔子逝世一周年的仪式上出现的。鲁哀公作为仪式的主导者，其参与的动机更主要的在于对孔子维护礼制、强调名分的思想认可。鲁哀公的政治意图是不可避免的，这意味着他对孔子思想的认可。因此，祭孔乐舞天然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和人文气息，双重的功用使之在历史变迁中，始终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祭孔乐舞也具有普通祭拜仪式的原始意味。人们在早期生产中，因为生产力低，面对自然灾害，往往无法采取积极有效的方式对抗，只能借助于某种神灵来保护自己。在祭祀神灵的时候，人们会举行盛大的仪式，以此表示对神灵的敬畏。“古代的各种仪式大多伴有歌舞，尤其是祭祀仪式，合乐伴舞以感格神灵，接人神之欢。”[1]通过乐舞取悦神灵的祭祀方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被延续了下来，并扩展到了对先祖的祭祀。这也是乐舞最初出现的意义。祭孔的重要参与者则包括孔氏后人，乐舞自然也是其心境的表达。后代对先祖以期通过乐舞赢得祖先欢心，以尽儿孙之孝。因此，孔子的子孙参与祭孔，侧重于祭祀祖先，是血缘上的宗族活动，并非政治表演。

祭孔乐舞具有浓厚的人文意义。这主要是对于孔氏门徒而言。他们参与祭孔，展演乐舞，借助乐舞的原始意义，表达对先师的哀思，感怀师生之谊，没有太重的现实功能动机。作为孔子逝世后第一次祭拜的参与者，其弟子则是其亲授之徒，而非后世学习其思想的士人，因此，门徒与后世士人的角色仍有较大不同，其举动更具有情感意义。他们的举动虽然透露出弟子对先师的敬意，但亦反映出他们对先师思想的尊崇。孔子可以逝去，但其思想则在弟子的传承中得以保存，传承的重要路径之一则是祭孔，并借助乐舞来增强仪式的宣传效果，促进世人对儒家思想的认同。因此，祭孔乐舞的形成之于孔门弟子是对孔子的尊崇，以及对其思想的传承，表达自己对儒家思想的认同。

祭孔乐舞的具体形制则是对孔子思想的直接继承。这不仅仅是从其文艺理论而论，还是对其文艺成果的完全延续。祭孔乐舞的乐章主要是孔子从卫国返回之后创制的。“当春秋之际，鲁犹备‘六代之乐’，先圣自卫返鲁，与师挚共相考订，以传诸及门弟子，其后世守而弗失，或以时肄于朝庭。”（《文庙丁祭谱》）由此可知，祭孔乐舞中的音乐则是周代时的“六代之乐”。“六代之乐”指的是《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漫》和《大武》。这些音乐都是黄帝、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和周朝所创立的雅乐，能够感化人心，使之中和，而非郑卫二国的俗乐。在孔子看来郑卫之音虽然好听，但会导致人心轻浮放荡，社会不稳。“六代之乐”多是集合歌、舞、乐于一体的艺术形式，气势恢宏，颇有感染力，极易产生肃穆之情。“六代之乐”的乐舞编制也渗透着很深的等级观念，因为其编制规格，依据适用对象级别分为八佾、六佾、四佾三等。故祭孔乐舞是对传统高雅乐舞的延续，弘扬雅乐，抵制俗乐，利用乐舞，维护等级，仅就其艺术本身即具有很浓厚的人文意味。

二、祭孔乐舞提升为国家祭祀仪式

祭孔乐舞伴随着儒家思想地位的提升而影响力扩大。这主要是发生在汉武帝之后。祭孔乐舞原本是基层文化活动的重要的一部分，逐渐上升为国家文化体系中不可忽视的内容。

然而，在汉武帝之前，祭孔乐舞并未获得任何发展，而是遭到压制。中国思想在先秦秦汉时期经历了百家争鸣向大一统转变的过程。百家争鸣中儒家的影响力日渐增高，可是由于各国忙于变法，富国强兵，而非加强国内统治秩序，使儒家思想失去了发展根基，未能成为统治者的施政思想。因此，祭孔乐舞仅存在于孔庙之中和孔氏弟子之间，未能得到国家高层的重视。更有甚者，则是在秦朝文化强权下，法家思想大行其道，儒家思想则受到焚书坑儒等暴行的打压毫无发展的空间，学脉几近断绝。祭孔乐舞在此情势之下，难以获得良好的发展。

祭孔乐舞在汉代文化重建的过程中得以恢复发展。汉朝在秦朝的基础上，实现快速的发展，其面临的重点不是对外扩张，也不是等级体系维护，而是恢复发展，休养生息。统治者并未采用儒家思想，而是采用了黄老思想，无为而治。虽然儒家思想未能获得大力推崇，但也未受到打压，所以儒家思想获得快速发展。同时，伴随着政局发展，统治者日益重视人们的思想文化控制，“信孔学之真有利于人主，益知马上之不可以治天下”[2]，以期实现社会教化，引导人们忠顺仁和，儒家的主张日益符合统治需要，故奠定了发展基础。汉高祖在巡行山东路过鲁地时，封孔子第九代孙为“奉嗣君”，“以大牢祠孔子”。从此，汉代开始塑造对孔子的尊崇，将祭孔纳入官祭体系。到了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势在必行，急缺思想支持，董仲舒神秘化儒学，宣扬三纲五常，维护社会等级秩序，进而实现思想大一统。在此历史大背景下，祭孔乐舞得以恢复延续。在这一时期，祭孔乐舞的政治意义增强。

祭孔乐舞的具体形制则是依托于“六代之乐”，规格最高为“六佾”之舞，未形成专门乐舞。考察汉代的国家祭祀乐舞，并未发现专门针对于孔子的。此外，从《后汉书·孔僖传》中可知，到东汉章帝时期，祭孔仍行太牢规制，沿用“六代之乐”，“汉章帝元和二年东狩至鲁，幸阙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贤，作`六代之乐'。”[3]至于为何此时没有专门的乐舞，则因为秦朝文化的硬性断层，致使文化重建困难，更难言创新。

祭孔乐舞地位提升体现了文化互动。自汉代开始，祭孔乐舞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官方认可，并且通过此等仪式表露朝廷对儒家思想的认同，进而实现对文化重建的统一。儒家思想原本仅是一个学派文化和地方文化，在汉代开始升为国家正统文化，反映了文化发展中的一大趋势。这也是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体现。

三、祭孔乐舞的困境

自从汉代开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得以确认，祭孔便成为国家祭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祭孔乐舞未能出现更好的发展。祭孔活动仍然局限于孔庙之中，并且祭孔乐舞一直未能实现专门化的发展。这一结果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朝局动荡。在汉代祭孔乐舞成为政治思想下的产物，其发展状况与朝廷的支持密不可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四分五裂，周边民族侵扰中原，北方政权难以为祭孔乐舞提供一个安定有利的社会环境。动荡不安，人们生活困苦，向学之心有而难行。加之孔氏后人四散，无法保证祭孔乐舞的直接主导者的存在。因此，祭孔乐舞缺少了支持力量。

其次，儒学地位尊而不贵，并受到多种文化的冲击，使得祭孔乐舞的文化意义降低。儒学虽在汉代被确立统治思想，但其他思想仍然十分活跃，因此儒学并没有成为绝对主导思想，只是被尊崇，未形成垄断。在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和道教广泛传播，严重地侵蚀了儒学的受众，儒学的影响力被压制。加之门阀世族对儒学的控制，儒学的传播陷入僵化境地。最终，儒学的尊崇地位下降。这直接导致祭孔乐舞发展的精神动力丧失。

祭孔乐舞虽然未能实现专门化发展，但是在期间仍可发现值得注意的现象。北魏孝文帝改革，努力学习汉族文化，巩固政权稳定。其中，他访求孔氏后人，重修孔庙，尊称孔子为“大圣”、“玄圣”，钦定祭孔乐舞形制。[4]魏孝文帝之所以重视祭孔，则在于其对儒家思想功用的认同，以期通过尊崇孔子，塑造儒家文化身份，淡化少数民族的夷狄色彩。祭孔乐舞在此之中人文意义突出，从侧面反映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汉化的过程。

这一时期祭孔乐舞的形制是轩悬之乐和六佾之舞。“到隋文帝仁寿元年专用祭孔乐舞出现之前，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于孔子庙堂上表演的所谓六佾之舞。”此外，统治者所规定的乐舞规格也是如此，如南朝宋文帝时，“释奠孔子牲牢、祭器悉依上公之礼，舞六佾，设轩悬之乐。”[5]北魏孝文帝钦定祭孔乐舞为“六佾之舞”[6]

四、祭孔乐舞专门化发展

隋代的创立，结束了先前的动荡，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使得祭孔乐舞获得了突破性发展。隋文帝平定天下后，着手稳定统治，重建礼乐文化。经过一番努力后，隋朝的礼乐体系形成，其中包括专门祭祀孔子的乐舞——《先圣先师之乐》。从此，祭孔乐舞拥有了专门的章法，之后在唐代进一步完善，使之发展成为歌乐舞为一体的乐舞艺术。[7]祭孔乐舞专门化是其发展过程成熟的标志。

隋唐时期，祭孔乐舞专门化发展是儒学官方定本化的结果。隋唐时期，门阀世族日益成为社会统治稳定的阻碍，朝廷着力扶持寒门庶族的发展，于是科举选官，选官标准以文化水平代替门第族望。为了规范科举考试，朝廷对儒家经典进行官方认定，形成五经定本。因此朝廷推出祭孔乐舞的专门化。这可以看出祭孔乐舞专门化是隋唐儒家文化官方化大趋势下的产物。

此外，祭孔乐舞的专门化是为了赢得士人的认可。科举大兴，所有读书人拥有了学而优则仕的出路，士人成为重要的统治基础。笼络士人成为要政之一。科举是现实的引导，还需要从精神上拉近与士人的距离。统治者努力地塑造尊崇孔子的形象，创制专门化的祭孔乐舞，通过宏大的表演，形成气势上的感染。所以，隋唐时期，官学发展中十分重视孔庙的建设，学校与祭孔紧密相连。孔庙的建设已经不再局限于孔子故居，逐渐扩展到了京城，而后延伸到全国各地，随之祭孔仪式也随之蔓延开来。祭孔乐舞对引导士人思想的人文作用，通过现实官学体系的扩大而直接体现，最终落脚于笼络士人，扩大统治基础。

传统艺术的积淀和当下国家的繁盛为祭孔乐舞的专门化准备了条件。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颁布的祭孔乐舞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其乐章以《诚夏》命名，蕴含继承华夏之声的意思。其内容由五对四言诗句组成，典型地延续了周代雅颂歌诗的艺术手法。唐代祭孔乐章则是以《宣和之乐》名之，气势恢宏，意在展示唐朝繁华和天下太平，彰显君王的丰功伟绩。

隋唐时期，祭孔乐舞的专门化为其形制提供了根据，具体表现为隋代《先圣先师之乐》和六佾之舞；唐代则具有一个由低到高的转变趋势：先是承袭隋朝形制，后创新为十二《和》乐舞集成，这仍类似于六佾之舞，在唐玄宗时则发展为八佾之舞。[8]

隋唐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繁盛时期，为之后朝代文化的发展构建起了基本的框架。其中，儒家思想在隋唐开始举行科举后，其统治思想的地位得以强化，未曾改变。祭孔乐舞的艺术形式在此时期奠定坚实基础。之后宋、元、明、清各朝对祭孔乐舞的延续多模仿隋唐形制，其延续的动力也多是考虑祭孔乐舞的现实功能和人文意义，与隋唐及其以前历朝的出发点相类似。故在此不再赘述。

五、结语

祭孔乐舞的现实作用和人文意义是其获得持续发展活力的重要因素。国家借此表达对儒家思想的肯定，塑造尊崇儒家思想的形象，赢得士人的认可，形成政治上的凝聚力。官学体系中存在祭孔乐舞，则是科举下尊崇儒学的表现，借仪式的象征性，塑造儒家思想的象征符号，进而表达国家正统文化的存在，推动社会教化，促使人们安分守己。此外，祭孔乐舞的发展与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地位密切相关，是国家重视儒家思想与否的重要标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儒家思想史的发展历程。

[1]尹君.中国古代祭孔雅乐的发展概况及对近现代音乐的影响[D].青岛大学硕士论文，2007:12.

[2]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44.

[3][5]陈镐.阙里志·卷六[M].山东:山东友谊书社出版,1989:232,235.

[4][7]黄进兴.圣贤与圣徒[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29,35.

[6]江帆、艾春华.中国历代孔庙雅乐[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5.

[8]孙茜：祭孔乐舞舞蹈文化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论文，2008：14-15.

（责任编辑：张希宇）

J6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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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7416（2014）04—0135—03

2014-07-10

杨光东（1972-），男，山东淄博人，硕士，山东艺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