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海文 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流动站 北京 100024）

文化经济繁荣背景下我国社会组织功能的深化

■ 王海文 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流动站 北京 100024）

文化经济繁荣背景下的我国社会组织功能生态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不仅政府、文化企业、社会组织的职能定位面临新的调整，而且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社会组织在文化经济发展中的引导整合、投融资促进、专业服务以及协调沟通等功能得以深化。为了促进我国文化经济发展，应把握机遇，大力推进社会组织与创新城市社会管理的有机结合，探索与高校、文化企业及政府的协同创新，同时不断强化社会组织对外职能。

社会组织 文化经济 功能对策

在当前动员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开拓国内外文化市场的背景下，社会组织无疑是推进我国文化经济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重要力量。有鉴于此，本文将从持续繁荣的文化经济的视角探讨我国社会组织功能的深化，以期对进一步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有所裨益。

文化经济繁荣背景下的我国社会组织功能生态环境的变化

（一）相关主体职能定位的调整

1.政府职能定位的调整。文化经济在我国发展较晚，市场发育尚不成熟，产业链条和环境还不完善，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多样化需求。而政府作为调控市场经济主体，存在着“缺位”“越位”“错位”现象。因此，在推进文化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好管理和调控的重要作用，实现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从管“微观”向管“宏观”转变，从管理“直属单位”向管理“社会”转变，培育和管理文化市场，建立有效的资金支持机制，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培养文化人才，切实促进我国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加快中华文化“走出去”步伐。

2.文化企业职能定位的调整。文化企业是文化市场供给的主体。多年来，由于体制、观念以及文化本身的意识形态性和复杂性等多种因素，我国文化企业发展缓慢，大多数文化产品和服务提供单位多属事业性质。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战略指示下，我国文化企业要成为真正独立、合格的市场主体，必须建立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优化企业产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创新企业经营管理机制，从而为文化市场的繁荣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3.社会组织职能定位的调整。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多元化的需求满足成为第三部门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社会组织作为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促进民间文化投资，发展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等方面可以发挥诸多积极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进程中，社会组织功能拓展将面临巨大空间。

（二）社会组织与其他主体相互关系的变化

1.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及市场经济的深化，文化经济领域政府主导型的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将发生变化。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将进一步明确；公共行政主体的多元化、公共行政目标的参与性、公共行政方式的非强制性等将推动这种关系朝新型合作伙伴型方向发展。文化经济发展环境将进一步优化，这无疑有利于文化经济和社会组织的繁荣发展。

2.社会组织与文化企业的关系。社会组织显然不能代替文化企业向社会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然而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共同愿景下，文化企业与社会组织完全可以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融入并形成新型的文化生态圈，打造社会主义文化领域的崭新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文化企业与社会组织功能互补、互益互助、合作互强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组织在文化企业所需信息、人才、服务等各方面均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特别是文化走出去中介功能，由此扮演催化剂、粘合剂以及桥梁、纽带等多种角色，这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搭建了功能施展的舞台。

文化经济繁荣背景下的我国社会组织功能拓展与深化

（一）社会组织在文化经济发展中的引导整合功能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文化经济首先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进行的，因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同样应该成为文化经济领域改革和发展主体导向。在文化经济发展中除了发挥市场机制以及政府扶持引导作用外，社会组织的引导整合功能不容忽视。首先，我国文化新型业态正在兴起，未来发展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资源投入面临较大风险，文化资源市场配置可能处于低效或无效状态，同时政府又难以顾及和跟进，此时相关社会组织将以其特有的灵活性、敏感性，通过研究、咨询、游说政府、获得资助等方式和途径，扶持新兴事物，引导文化资源流向。其次，对于市场以及政府因能力、权力、利益所限的文化行业和领域，社会组织将以其特殊的非市场、非政府组织的身份整合各方面的力量，包括各文化阶层，参与到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断矫正文化市场的外部效应、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不仅弥补文化资源配置功能不足的问题，而且将增强各种形式的文化样式凝聚力和调适力，在一定程度上引领文化发展方向，打造良好的文化发展氛围。再次，对于经济文化落后地区，特别是文化建设薄弱的广大农村地区，社会组织将凭借其分散性、自主性的优势和特点，培育农村文化市场，引导并整合资源，实现文化资源的合理、科学布局。

（二）社会组织在文化经济发展中的投融资促进功能

文化金融发达与否不仅是文化经济是否繁荣发展的具体表现，而且也是提升文化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决定因素。因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丰富文化投融资主体，拓宽文化投融资渠道，构建结构多元、层次多样、体系完善的文化投融资系统对于当前我国文化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显然，在发挥政府和金融机构的作用外，必须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在文化经济发展中的投融资促进功能。

（三）社会组织在文化经济发展中的专业服务功能

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组织不仅规模在扩展，所涉及的行业部门和领域也几乎无所不在。它们独特的组织架构、分散灵活的运作模式，特别是成员大多由行业领军企业、知名专家、研究机构等组成，因而形成高度专业化且有着同一愿景的知识共同体和合作统一体。这对于具备多样性、差异性、分散性特征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而言，有着难以比拟的优势和条件，解决了文化经济领域专业服务薄弱、分散的难题。

（四）社会组织在文化经济发展中的协调沟通功能

面对文化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对称，利益主体多元、关系错综复杂的状况，社会组织天生所具备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拥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首先，作为资源引导整合功能的自然延伸，社会组织在协调相关主体推进文化经济发展的行为决策方面功能明显；其次，在利益协调、信息沟通方面，社会组织的介入，以其独特的社会身份可以高效地实现不同文化主体差异化文化利益诉求的畅通表达，化解潜在的利益争端，并对现存的利益冲突提供“第三方”解决方案，从而保障各方利益的顺利实现；再次，社会组织在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方面角色突出，往往可以达到单靠政府及文化企业不能达到的效果，如在文化对外交流、传播方面与国际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引进和利用国外先进文化产品和服务，促进我国的文化经济发展，在有关市场标准制定、知识产权保护、交易规则协商、纠纷争端处理等行动中发出社会组织的声音，保护我国文化经济利益等等。

社会组织促进我国文化经济繁荣发展的路径与对策

首先，牢牢把握当前文化体制改革以及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性机遇，高度重视社会组织与创新城市社会管理的有机结合，探索因地制宜的文化类社会组织构建工程。

要把握当前发展机遇，加快推进社会组织建设，将社会组织与创新城市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夯实社会组织生存创新的土壤，推动社会组织服务于城市文化经济的繁荣，使其以更加包容、开放的姿态容纳来自不同国家、地域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在竞争中发展，在发展中超越，将更广阔的区域纳入到自身文化影响域内，由此使所处的经济圈、城市圈、文化圈真正形成血脉、气息相通的网络，打造出文化经济各行各业百花齐放、繁荣兴盛的态势。在此过程中，要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全面简化和放松对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手续，降低准入门槛，减少进入壁垒；注重过程化管理和动态监测、评估，完善社会组织的退出机制；在行政体制改革中加大政府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的力度。同时因地制宜探索文化类社会组织构建工程，如首都在“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值得推广和继续探索创新。

其次，大力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环境，不断拓展和深化社会各界对社会组织的支持措施和力度，探索社会组织与高校、文化企业及政府的协同创新。

社会组织发展环境主要包括政策环境、法治环境、舆论环境、体制环境等。大力优化上述环境，重点要做到：给予社会组织在促进文化经济发展方面稳定而有利的政策安排，既包括对内，还应涉及对外；强化社会组织的法治，使社会组织的管理和发展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营造社会组织促进文化经济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加强舆论的支持和引导；在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充分考虑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动员社会各界加大对社会组织在资金、人才、政策等各方面的扶持力度，丰富支持的手段和途径。

同时，要努力探索社会组织与高校、文化企业及政府的协同创新。与高校结合，加大对专业人才的培养的力度；与文化企业结合，加快企业“走出去”步伐；与政府结合，加强职能分担、政策制定和决策服务的功能。

再次，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各项功能机制，强化社会组织对外职能，不断提升社会组织在文化“走出去”中的功能水平。

要将社会组织置于文化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创造一切有利的条件激发社会组织功能机制的发挥，特别要强化社会组织的对外职能，加强其促进对外交流及交易的功能。重点通过培育文化中介组织，鼓励文化企业跨国投资，进一步推进“走出去”战略，建设文化贸易产业基础的涉外桥梁。这就需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采取不同形式开展国际文化中介社会组织的创建、合作和经营，大力培育具有本土特色和竞争力的文化中介社会组织，包括法律、财务、信息咨询、文化经纪等，使其对内成为沟通政府、企事业单位、消费群体和市场的纽带，对外成为联系、整合国外资源的涉外桥梁，从而提升社会组织在我国文化经济发展中的涉外功能和作用。

最后，广泛动员社会组织力量，推进官方与民间的联系、协调机制和平台建设，打造强大的社会组织促进文化经济发展的组织保障体系。

应对我国文化“走出去”壁垒和困境同样不能单靠政府和企业。要广泛动员社会组织力量，以各种形式加强资源挖掘以及文化传承、创新和保护，加强相关主体的联合，特别要重视推进官方与民间的联系、协调机制，将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国家战略下移，壮大对外文化贸易和投资的市场及群众基础，充分发挥民间团体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和影响，形成快速的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的反应机制和开放式的国际化联系机制，从而打造强大的社会组织促进文化经济发展的组织保障体系。

1.张雪 .社会组织发展面临新机遇新挑战[N].公益时报，2013-3

2.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1）

3.王名，孙伟林.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趋势和特点[J].中国非营利评论，2010（5）

4.陈圣来.从社会建设大格局看文化节庆的使命[N].文汇报，2013-3

F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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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文（1977-），男，汉族，山西省大同市人，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国际文化贸易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贸易、服务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