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 宇

《菊与刀》是鲁思·本尼迪克特创作于二战后的一本文化人类学著作。二战后日本战败，如何处理这个原来对于美国来说并不熟悉的战败国这成为一个难题，因此，这本以分析日本人的外部行为以了解日本人的思考方式的自诩客观的人类学著作便应运而生。但是，“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

《菊与刀》中同样的，对于二律背反的一方的美国，日本仍然作为一个被言说的“他者”的形象出现的。即便，是作者的本意是采取客观的态度对日本人的行为进行分析，然而作为被言说的对象，缺席的日本形象的塑造必然会带有美国社会集体想象物的成分。正如作者在第一章中所说“美国和日本还处于战争状态，在战争期间一味谴责敌方是容易的。但要看出敌人通过他们的眼睛是怎样看待人生的，那就远为困难了。”本尼迪克特，一个没有到过日本的美国人的这部著作，就成为了研究美国人眼中的日本形象的极好的范本，但是，因为取材以及时代背景的原因，造成注视者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在客观与憎恶之间的灰色地带游离，使得二战后的日本在本尼迪克特的眼中成为了一个政治上的天皇死忠者，生活中的矛盾结合体。同时，以他者日本为镜我们也了解了一个不同的注视国美国，这就是《菊与刀》的形象学研究的价值所在。

一、美国人眼中的“他者”日本

在没去过日本的本尼迪克特的笔下，对于日本他只能采取通过史料、传记战俘供词等二手材料遥想的方式组合日本形象，并没有实地的调查和研究。因此文中不可避免的就会出现“俱权威人士分析……美国学者普遍认为……”等字眼，作者本身就是在以注视者的身份在审视日本和日本人，这也使得在《菊与刀》中日本成为了一个这样受到注视国的先验经验的影响 ，经过加工过的他者形象。“在场成分置换了一个缺席的原型异国，替代了它，也置换了一种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对这种混合物，必须了解其在感情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反映，了解其内在逻辑，也就是说想象所产生的偏离。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或相似物。它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存于形象。”因此日本形象因为受到本尼迪克特先验经验的影响后，在他眼中成为为政治上的天皇死忠者，生活中的矛盾结合体。

1.政治上的天皇死忠者。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将日本人描绘成了一个政治上对于天皇绝对忠诚的追随者，日本的天皇对于日本人来说具有至高的精神统辖力，是日本神道教的精神的核心。侮辱天皇的行为是绝对不可容忍的，在战争中，日本指挥官利用日本人对天皇的忠诚，将一些“钦赐”的物资赐给士兵以鼓舞士气。每一个日本士兵都认为为了天皇的战争是圣战，为天皇效忠赴死是光荣的。即使是战败变为俘虏，也只有极少的战俘会责怪天皇，但至多只会认为天皇被别有用心的军国主义者利用了。而顽抗到最后一刻的的日本战俘更是认为他们自己是“奉行圣志”、“安慰圣上的忧虑”、“奉天皇之命去捐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天皇在他们的心里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正如日本的许多战俘所说的，日本人‘假如有天皇的命令，即使只有一枝竹枪也会毫不踌躇地进行战斗。若那是天皇的命令也会迅速停止战斗，即使天皇那样的命令的话，日本明天就会放下武器。”这种对于统治者的绝对效忠的情结对于推崇民主的美国人，是无法理解的。日本的天皇的死忠的形象是美国人经过主观加工的结果，日本的政治体制中，实质的权力其实是掌握在大名和将军手中的。天皇只是一个权力符号的象征，甚至在战争期间只是以东洋英击为代表的军国主义的傀儡。鲁思．本尼迪克特把日本人塑造成天皇的死忠的形象，还是受到了先验印象以及表象资料的影响并经过主观加工过的结果。

2.骨子中的矛盾结合体。《菊与刀》这本书从名字上来看，作者就秉持着探究日本的矛盾性格而去，菊花和刀构成了日本人性格的矛盾的两面。“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一连串的既……又……的连词的运用，把日本人的矛盾性格表现的淋漓尽致。

“‘菊与刀’这种文化冲突，这种矛盾视角去切入来了解日本民族看起来独特，……‘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象征。此书作者揭示了日本人的本质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尙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以此来强调日本人的‘根性’”，《菊与刀》中日本就是这样的民族，日本人就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他们既像菊花一样文雅而尚礼，又如武士刀般冷硬而好斗，但这些极端的矛盾面却因为日本所信奉的“忠”、“恩”、“义理”“遵从肉体享受”思想在日本人身上和谐的同时存在。

面对战争，作为极端牺牲主义的践行者的日本人面对战败采取的是坚决的不投降主义，面对失败，他们认为只有以身殉国战斗到最后一刻才不会玷污军人的荣耀，即使不幸被俘，他们也会采取与敌人同归于尽或者集体自杀的方式是自己免受侮辱。就是这样秉持着武士道精神绝不向敌人投降的日本人，在全世界都以为想要和平的让日本人投降是痴人说梦的时候。天皇的一纸停战宣言，让日本人大开城门彬彬有礼的迎接外国的记者和士兵。让拿着短枪登陆的外国记者，中午就可以轻松的去逛街买小商品了。这种极端的令人惊愕的逆转就是受到了日本人的“忠”的思想的影响。战败的日本没有选择血腥的革命来推翻发动不义之战并导致他们失败了的天皇统治，虽然战败让他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他们没有似乎有一种特殊的能力，他们没有想要对敌国反扑，也没有在国内愁云惨雾怨天尤人，超乎所有的预料他们很容易的就接受了这个结果。那是因为他们所遵从的“体察陛下之心”的绝对服从天皇命令的宗旨始终没有受到撼动，日本人把“恩”分为很多个不同的范畴，“恩:被动地承担的义务。一个人的“受恩”，一个人的“蒙恩”，即从被动接受者的观点来看恩是义务。皇恩:从天皇那儿受的恩。亲恩:从双亲那儿受的恩。主恩:从主君那儿受的“恩”。师恩:从老师那儿受的恩。”???在这种恩的思想教育下成长下的对于已经神化了的天皇与天皇制度保持了绝对的忠诚，他们把忠都奉献给了这位他们这位统治阶级的最高层——天皇，这位超于国内争端和国外冲突的宗教化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因此，当天皇宣布停战，一直秉持武士道精神为圣战血战到底的日本人，很轻松的就放下了战刀，他们只是在遵从天皇的命令，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战败。正是对于天皇绝对服从的思想在日本人的宁死不降和轻松停战间迅速转变而毫无违和感。

在生活中，日本人同样也是一个这样的矛盾结合体。而这种矛盾也就突出的表现在人情中，日本在他国的印象中，绝对是一个十分极端和严苛的民族。对于一向克己的日本人，行军时绝对不允许睡觉，认为睡觉是一件浪费时间和不必要的事情，就连吃饭也要尽可能的快速，为了锻炼意志“在黎明前出去坐在冰冷刺骨的山溪瀑布之下。冬夜在无暖气的日本式屋子里甚至将冰水倒在自己身上……根据日本人的观念，被迫断食是测试一个人坚强程度的绝好的试金石。正如放弃温暖和睡眠一样，断食也是一种证明某人能够忍受苦难”???。而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模式并不是这样的。他们并不像其他国家一样克制自己，如西方秉持基督教思想要求禁欲，而中国推崇儒家思想也要求人们克己复礼。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一样，公开鼓励人民追求肉体上的享受，他们从不认为为满足自己的欲望是一件罪恶的事情。对于享受这件事，日本人对其肯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无论是富豪还是贫困的平民，他们都保持在傍晚洗热烫浴的习惯，全家人都如熟透的虾子一样静静享受傍晚舒适的时光。睡觉是日本人另一项坚持的享受，睡眠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与缓解疲劳和恢复精力都无关的事。睡眠就像工作中的一部分，在任何地方任何空闲的时间他们就会选择睡眠。同样的，在性欲上他们也是毫不避讳的。他们把之当作人情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公开的去和一些艺妓和妓女约会，他们认为这是生活中正常存在的一部分。而他们的妻子甚至会为他们付账单。这让我们很难把毫无顾忌享受生活的日本人与那些忍冻挨饿没有睡眠的极尽克制自己人们联系在一起。但日本人却很好的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以“人情”为界限，把所有的享受都如工作一样安排在自己的日程表上，一旦遇到像战争一样的特殊情况，他们就可好不犹豫的偏废掉一项，甚至是那些我们认为必不可少的事情。就是这种日本人对于享受的独特方式让他们在《菊与刀》中成为了一个一方面极其严苛和克己一方面又尽情享受生活的和谐的矛盾体。

二、以他者为镜

在《菊与刀》这本书中同样，鲁思．本尼迪克特做为一个美国人，他站在注视者的立场上来审视日本，当作者分析日本人的行为和心理，分析日本的习俗和制度的同时，他也在自觉不自觉的分析美国的习俗以及美国人的行为和习俗。而往往这种对比性的描述往往就会带有注视国对被注视国的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子，“塑造异国形象时也进行着对异国文化的审视，他们往往会以本国“集体想象物”这把尺来衡量他者文化并加之自己的喜恶，但深层却透露出自我及其周围世界的集体意识，正如巴柔所言:他者形象如同一种次要语言，他平行于我所说的语言，与其共存但又在某种意义上复制了它，以说出其他的东西来。”就如在描写日本人严守本分的行为时，文中描写日本人在家人面前反而更加的首规矩，一个婴儿在襁褓中时遇到熟人也要被母亲按着头向人行礼，在家中子女要向父母行礼，妻子要向丈夫行礼，妹妹向哥哥行礼，严守规矩不可逾矩。“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 一个社会在审视和想象着‘他者’的同时，也进行着自我审视和反思。”显然在塑造异国形象的同时，注视国也会不可避免的对本国对应的审视和阐释。《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同样的在描述了他眼中日本人近乎过分的重视习俗之后，文中随后马上指出美国人在面对家人时就会很放松，不会在意一些形式上的礼节，好像只是在单纯的对比，其实是以此对于日本人这种严守规矩的行为表示不理解以及对于西方礼仪制度的宣扬和支持。同样，在婚恋观方面，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把情感和婚姻分的很开，他们的婚姻尤其是长子的婚姻一般都是由父母决定，他们可以光明正大的拥有情人或狎妓，但他们一般都不会将情人带回家，即便是与情人有了孩子，孩子还是要带回家交给当家主母抚养，如果非要把情人带回家，她们也只能以女仆或乳母的身份存在。相对于这种婚恋观，文中指出美国人十分不能理解，美国人虽然在婚前对于男女关系十分的不设防，但是一旦结了婚，他们便会对自己的配偶极尽忠诚。本尼迪克特对于日本人与美国人在生活和习俗上的这种比较不胜枚举，足以说明日本作为他者是注视着带有先验影响的再创造出的产物，不自觉的就会拿目标国与本国进行比较。“作为形塑者的想像之物，他者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塑者欲望投射的结果。他者的形象塑造虽依据于他者的现实，但却并不是他者现实的复现，相反，它是形塑者合乎自我意愿的创造。在创造的过程中，他者的形象常趋于呈现为两极化的特征，这与形塑者的情感活动方式及其对他者所持的态度直接相关。”美国对于战败国的日本的形象塑造，难以避免的会怀有憎恶和优越的情绪。因此，在这种比较中，我们了解了一个被形象化的日本和日本人的同时，也可以以他为镜子，认识一个二律背反下的与日本完全不同的美国，这对于研究美国形象也是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的。

《菊与刀》中对于二律背反的一方的美国，日本仍然作为一个被言说的“他者”的形象出现，缺席的日本形象的塑造必然会带有美国社会集体想象物的成分。因此本尼迪克特眼中的日本人形象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存于形象。作者本身就是在以注视者的身份在审视日本和日本人，这也使得在《菊与刀》中日本人成为了一个这样受到注视国的先验经验的影响，经过加工过的天皇死忠者，骨子中的矛盾结合体。另一方面一个社会在审视和想象着‘他者’的同时，也进行着自我审视和反思。以他者为镜，在作者塑造一个日本的他者形象的同时，我们也了解了一个二律背反的特殊情境的美国。因此本尼迪克特所创于二战后的这部人类学著作就有了显著的形象学价值，对于我们研究二战后美国人眼中的日本人形象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2］童思思．从《菊与刀》中文化的“矛盾性”看美国人的日本观［J］．文化视野，2012，(9)．

［3］张月．观看与想像——关于形象学与异国形象［J］．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