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贺海

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胜利提供了强大动力，30多年来，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卓有成效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追根溯源，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改革开放思想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探索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对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坚持推进改革开放。

一、改革开放要“举好旗”

习仲勋赴任之初，广东的复杂困难局面就摆到了他的面前。特别是思想方面，深陷“左”的误区，思想不解放。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还是林彪、“四人帮”遗毒的影响。以农业为例，正如刘田夫回忆所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动辄给干部和群众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到处鼓吹要‘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甚至将广大农民当作‘小生产者’，肆意侵犯和损害农民的利益，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致使广东农业发展速度缓慢，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有的地方甚至下降。”习仲勋认为要改变这种现状首先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举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旗。在他的带领下，广东省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经讨论后，大家统一了思想，认为:“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遗毒，拨乱反正，努力把本省的各项工作搞上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一步解放了人民的思想，这对于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毒瘤，冲破他们的精神枷锁，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对于在新时期下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广东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充分发挥科学理论的强大指导作用;对于广东改革开放初期探索，加快广东的发展以及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改革开放要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

1.“不买一个现代化，也不能照搬一个现代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初期，对于如何建设现代化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外国的什么都是好的，我们要全盘接受。习仲勋在1979年4月8日参加中央会议上发言说:“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搞什么样的现代化，不能离开中国的社会经济的基础和条件。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搞中国式的现代化，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学外国，只是借鉴人家的经验和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前段又一阵风，好像外国什么都好，他们什么都愿意帮助我们的忙，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还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和基础出发，不能买一个现代化，也不能照搬一个现代化。”习仲勋结合广东的实际，认为要把广东经济搞上去，必须充分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优势。

在农业上，广东山多田少——七山一水二分田。充分发挥山多的优势，发展林业，特别是经济林、畜牧林;根据气候的特点，广东利于发展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充分结合自己的特点科学种植解决田少粮食不足的问题;根据广东省海岸线长，水面多，发展渔业和养殖业的优势。

在工业上，广东省的轻工业、手工业有着独特的传统技艺，“京广杂货”闻名全国，广东要充分发挥这方面的特点和优势。

在区位优势的利用上，广东毗邻香港和澳门，华侨和港澳同胞众多，应积极吸收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鼓励华侨和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充分发展对外经济活动和旅游事业的特点和优势。

2.“杀出一条血路”(具备敢闯敢试的胆量)。第一，扩大广东地方权力。以习仲勋为班长的广东省委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一致认为广东发展缓慢、经济落后的主要是原因是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权力过小，企业缺乏自主权，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统得过死，不能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因此，一致同意请求中央根据广东的特殊情况，扩大广东地方权力，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调整问题。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在中南组发言说:“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家。但现在省的地方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是一致的。”广东省委提出的要求，反映到中央后，深受中央的重视，邓小平在听取习仲勋的汇报后，给予肯定，认为只要有利于广东的经济发展，对广东人民有利，中央坚决支持。邓小平说:“中央没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还说广东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几年就上去了。……如果广东这样搞，每人收入搞到1000元至2000元，起码不用向中央要钱。

第二，敢闯敢试。习仲勋在广东工作过程中，始终具有敢闯敢试的胆略，他认为只要对广东人民有利，对广东经济发展有利，就应该大胆地闯，大胆地试。习仲勋处理关于在香港几千亩属于宝安管的过境耕作问题;香港资本家进设备采石沙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等时，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干部:“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在当时的情况下讲这些话，是很有胆识的。在对待“产量责任承包责任制”问题时，习仲勋在从化看了两个大队正在试验“产量承包责任制”，效果很好，又听了杨应彬向他讲述的“洲心经验”的历史遭遇。习仲勋坚定地说:“只要能增产就是好办法，怕什么?这两个大队我已经批准他们继续试验，错了我负责”。这些经历无不体现了习仲勋敢闯敢试的品质。

第三，大刀阔斧与谨慎从事相结合。习仲勋在处理广东的问题上，始终持一种既敢闯敢拼又冷静对待的态度，一方面敢于大刀阔斧，另一方面又谨慎从事。在广东整风运动过程中，他强调:“省委要发扬延安整风精神，发扬民主，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注意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是由于在整风运动过程中，习仲勋带领的广东省委谨慎从事，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两类矛盾，全省上下统一了认识，清理了问题，总结了教训，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起色。在解决偷渡外逃问题过程中，习仲勋至始至终持冷静对待的态度，他反复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偷渡外逃人员，绝大多数是群众，是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但其中也有少数坏人，是敌我之间的矛盾。要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习仲勋在广东工作虽然不到三年时间，但他始终坚决贯彻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解放思想，敢想敢干敢闯，大胆实践，开拓创新，为广东的发展发挥了关键性的核心作用。

3.坚持政策的严肃性与策略(实施)的灵活性相统一。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深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线，坚决维护策略的严肃性不放松。以农业为例，习仲勋认为农业要大干快上，一是政策路线问题，另一种是领导班子问题，但主要的是政策问题，离开政策谈农业大干快上，必然成为空话。讲政策，要抓大政策。如，关于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必须用各种办法，保证实施。习仲勋强调凡是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都必须维护其严肃性，取信于民，长期坚持下去，不要轻易改变。

习仲勋善于结合广东的实际，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发展经济。如广东山多田少的特点，习仲勋支持和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垦荒地，促进粮食的增收，以及打破传统的种粮模式(以粮为纲)，发展多种经济作物，最大限度地解决粮食不足的矛盾。根据山多的特点，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山多的有利条件，发展山区作物，走靠山吃山，靠山养山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改革开放要走出国门

建国以后，由于种种原因限制了对外的交往，尤其后来的一些时期的国内的一系列“左”的思想影响。以广东来说，位于中国的沿海，又毗邻港澳，“文化大革命”以前还允许宝安县的劳动力过境耕作(宝安有几千亩土地在香港那边);过境探亲是“三个五”(每个每年可以探亲五次，每次去可以买五斤副食品，五斤副食品的总价值不超过五元钱)，但到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批“三洋”(崇洋、靠洋、向洋)就通通禁止，宝安县在香港那边的几千亩土地也丢荒了，也不准过境探亲。这些问题引起了习仲勋及省委的高度重视。对于宝安县关于过境耕作、吸收外资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等问题，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干部，主要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以习仲勋为首的广东省委通过调查研究，认为影响广东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发挥广东有利的地理优势，广东要加强对外交往，引进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实行“走出国门”战略。

在参加中央会议期间，习仲勋学习了中央印发的四份材料，其中一份材料即《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给他影响很深，对于这些材料的学习使习仲勋开阔了眼界，也打开了思路。对于对外开放，许多与会者认为要下决心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引进外资，改革开放要走出国门。习仲勋等人的这些意见与党中央的思想不谋而合。华国锋在讲话中肯定了广东开始利用外资和技术问题，他指出:“国际形式现在也是很好的。正因为这样……就给我们提出个问题，善于利用这个形式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金，来大大加快我们的建设问题。”这对于与会的习仲勋等广东省委领导人关于走出国门战略来说，无疑是一种鼓励和支持。

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5年的实践当中开创、坚持和发展起来的。综述之，习仲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改革开放的推进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改革开放的思想对于当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1]胡锦涛.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Z].2012-11-08.

[2]刘田夫.刘田夫回忆录[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3]习仲勋主政广东[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4]习仲勋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的发言[N].中央广东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文件之一，1979-04-08.

[5]习仲勋革命生涯[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7]王全国等.深切怀念习仲勋同志[J].广东党史，2002，(4).

[8]习仲勋.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稿)[Z].1978-11-08.

[9]习仲勋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