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成 武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 文法系， 河南 巩义 451200)

杜甫具有浓郁的乡人情结。他一生交往的有名姓可考的人数以百计，其中感情最深的就是他的几个乡人：韦济、郑虔和房琯。他向这些老乡坦诚倾诉心曲，抛弃个人政治前途为他们主持公道，甚至不惜生命与朝廷抗争，为他们鸣冤叫屈。

先说韦济。据《旧唐书》卷八十八记载，韦济是“郑州阳武人”[1]2861。阳武即今河南原阳县，属于河南新乡地区，与杜甫出生地巩县相距不远。这个人曾做过河南尹，相当于今天的直辖市市长，后来又晋升为尚书左丞，是个高品级的官员。他对年轻的杜甫很看重，经常向人打听杜甫的情况，还每每在百僚聚会的场合吟诵杜甫的清新诗句，为杜甫张扬诗名。杜甫当时正在长安做进入仕途的准备，长时期没有进展，对这位老乡备加感激，写了三首诗表达心情。在《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诗中，他向老乡倾诉困居之苦：“江湖漂短褐，霜雪满飞蓬。牢落乾坤大，周流道术空。”说自己身穿粗衣，漂泊江湖；满头白发，如霜似雪。乾坤之大，却无寄身之所；周游万里，竟然一事无成。将个人的苦情坦诚相告，这是请求老乡施加援手，拔久困之泥途。韦济晋升尚书左丞以后，杜甫作《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长诗，具体陈述个人的文学才干、政治理想和生活困境，称自己“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为邻”。扬雄是汉代大辞赋家，曹植是三国魏著名诗人，李邕是当时的大文豪，王翰是诗坛劲旅。客观地说，杜甫没有夸饰自己，但这样的言辞是不便对一般人说的，可以看出杜甫确实是把韦济作为乡亲来倾诉衷肠的。诗中诉说自己的平生志向，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即通过自己的辅佐，让君王之圣明超过尧舜，让社会的风俗归于淳朴。这志向够远大，也很具体，很全面，对上对下都想到了。杜甫一生所作诗篇的思想主旨就是这样的，他讲的是心里话。有如此远大理想，而命运之神似乎在捉弄他，他过的竟是乞丐般的生活：“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他希望老乡给予提携，还说如果帮不上忙，就要离开长安、隐居山林了：“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显然，这是在发牢骚，而这种牢骚话，也只能对老乡发，跟一般人是发不着的。在《赠韦左丞丈济》诗中他再次请求韦济，称自己是“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痛切之情，溢于言表。如此长吁短叹，汪汪泪眼，正好说明他心中固有的乡人情结。

再说房琯。《旧唐书》卷一百十一记载，房琯是“河南人”[1]3320。《新唐书》卷一三九说他是“河南河南人”[2]4625。今人陈冠明《房琯行年考》：“房琯籍贯，旧传谓‘河南人’，此为府名；新传谓‘河南河南人’，后一‘河南’为县名。考拓本陈修古《唐故乡贡进士颍川陈君墓志》云：‘君房氏之出也。外曾叔祖相国赠太尉琯，外曾祖刑部郎中琨，外祖汉州司马式雍。松槚在缑氏县北原。’古人生则还乡，是为桑梓；死则归葬，是为松槚。房琯既归葬于‘缑氏县北原’，可知是缑氏县人。”[3]考据详实。缑氏县今为偃师市缑氏镇，距巩义很近，可以说杜甫与房琯是同乡。对于这位同乡，杜甫曾干过一件舍生忘死、惊动朝野的大事，说来令人惊心动魄。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禄山起兵造反；第二年五月，叛军进攻潼关，唐玄宗带领近臣弃城出逃，奔向成都避难；七月，他的儿子李亨在没得到允许的情况下在灵武(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偷偷即位，这就是唐肃宗。就在此时，逃入蜀地的玄宗召集扈从群臣，商议如何抵抗叛军。会上，房琯提出由各位王子分头抵抗叛军的策略，把指挥权仍放在玄宗手里，他的策略被玄宗采纳。但是这个策略等于否定了肃宗即位。实际上，身在蜀地的玄宗君臣并不知道肃宗即位的消息。肃宗即位一个月后，派出的使臣才到达成都。玄宗看到木已成舟，只好承认既定事实，并派遣房琯、严武等人，捧着传国玉玺前往灵武，辅佐肃宗，肃宗任命房琯为宰相。儿子已经即位，老爹还在主持开会，这事本来是个误会，过去也就过去了。可是有个叫贺兰进明的人把会上的情况密报给肃宗，而肃宗心胸狭隘，把房琯看成异己分子，处心积虑要罢免他。

那么杜甫怎么搅到房琯事件中来了呢？这与他担任左拾遗的职务有关。在唐代，拾遗、补阙这类官职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批评意见的，对于皇帝的过失，“小则上封，大则廷诤”。拾遗的官阶是从八品上，品级虽说不高，却因是皇帝的近臣而往往得到升迁，唐代有许多台省大员都曾任过这种官职。杜甫担任这个官职没有几天，就遇到了肃宗罢免房琯这一政治事件。当时肃宗一门心思地找茬罢免房琯，后来终于找到了：房琯的门客、一个叫董庭兰的琴师接受了贿赂。按道理说，门客受贿，与主无干。可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无限上纲之后，就成了罢免的理由。杜甫认为房琯有大臣器识，“罪细不宜免大臣”，坚决反对肃宗的做法，抗争的言辞十分激烈，结果触怒了肃宗。肃宗命“三司”(唐代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合称三司)审查他，一时间阴云惨淡，杀气昏昏，杜甫面临着生命之忧。幸好办案的人员能够秉公行事，结论为：抗争的言辞虽说过于狂妄，但不失谏官的职责。杜甫保全了生命，而且官复原职。按照有关规定，杜甫应该向皇帝谢恩，令人惊讶的是，杜甫在《谢表》中仍然坚持他的观点。从此，肃宗看杜甫有如芒刺在眼，几个月后就把他贬谪到华州去了。

作为皇帝的近臣，如果迎合了“圣意”就会快速升迁，杜甫并非不知道这种官场潜规则。可是，心怀正义而且乡情浓厚的他不愿违心趋奉，宁可面临不测，遭遇斧钺之祸也要为老乡申诉冤情，此时，个人的仕途进退、功名利禄、身家性命完全置于脑后了。后人论及此事，认为杜甫有侠义心肠。宋代苏辙说：“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4]说李白不具备这种品格，因此赶不上杜甫。明代学者卢世潅更认为杜甫是“千古大侠，司马迁之后一人”，理由是司马迁“为救李陵而下腐刑，子美为救房琯几陷不测”[5]。称杜甫为“千古大侠”并非过誉之论，杜甫的确具有侠肝义胆。在唐代，侠文化是仅次于儒、道、释的第四种文化，任侠意识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世人心中。李白说“纵死侠骨香”，王维也说“纵死犹闻侠骨香”，行侠复仇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认知面。杜甫显然是接受了侠文化的影响，他的家族也出现了几个复仇的义士，如他的叔叔杜并，就是为了给蒙冤父亲报仇而刺杀仇人，明知身死而义无返顾的。与此同时，笔者认为杜甫这种行为也与他的老乡情结有着密切的关系。房琯遭到贬谪，死在阆州，当时杜甫也在川北漂泊，闻到噩耗，前往吊唁，作《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对房琯一生匡救国家之功给予赞扬，对自己当时未能成功救助做了自责。其中有这样四句：“先帝松柏，故乡枌梓。灵之忠孝，气则依倚。”[6]918枌梓是桂木的泛称，桂树有异香，古人常以“兰桂”比喻美才盛德或君子贤人。这里说故乡的桂木心向先帝的陵墓，用以表述乡人房琯对玄宗的忠孝之心。这里的“故乡”二字值得品味，房琯是洛阳人，杜甫也是在洛阳长大，强调房琯是“故乡”人，表达了自己作为房琯乡人的自荣，也可以看出杜甫心中的乡人情结。

再说郑虔。据《新唐书》卷二百二记载，郑虔是“郑州荥阳人”[2]5766。荥阳与巩县相邻。杜甫与郑虔私交甚密，一生为郑虔写的诗多达九题十八首，是友人中赠诗最多的，且感情深厚真挚，绝无作态套语。早年在长安困居，二人就已“忘形到尔汝”，“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醉时歌》)，他还为郑虔多才而被冷遇表示不平：“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醉时歌》)。其后，郑虔遭贬死在台州，杜甫在成都得知，作诗痛悼：“故旧谁怜我？平生郑与苏”(《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对于郑虔被朝廷远贬，杜甫始终认为是冤枉的，一直在为他鸣冤叫屈。他认为郑虔是个像苏武一样正直的人，并没有投降变节：“燃脐郿坞败，握节汉臣回”(《郑驸马台池喜遇郑广文同饮》)，认为郑虔被贬是“硕儒”“衔冤”(《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可怜此翁怀直道，也沾新国用轻刑”(《题郑十八著作故居》)，心怀直道，竟也遭贬，故叹其可怜。

郑虔究竟是怎么遭贬的？这需要对郑虔在安史之乱中的表现做一番考察。《新唐书·郑虔传》载：“禄山反，遣张通儒劫百官置东都，伪授虔水部郎中，因称风缓，求摄市令，潜以密章达灵武。[2]5766若说郑虔有意降贼，他何必不接受水部郎中这个官职？若说他无意降贼，为何又求作摄市令？笔者以为《新唐书》本传“求摄市令，潜以密章达灵武”这两句话，值得深思。这两句话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郑虔在叛军营中，把观察到的敌军情况写成了“密章”，这件事杜甫在诗中也有反映，所谓“惨淡閟《阴符》”(《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即是。《阴符》是古代兵书名，这里借指郑虔所写的军事情报。“閟”，是秘密书写的意思；“惨淡”，是说郑虔写此情报时的艰危。郑虔写“密章”是要把敌情报告给肃宗政府，当时肃宗政府在灵武，与洛阳相距遥远，如何送到是个大问题，他必须考虑如何才能找到一个能送“密章”的人，这种人必须有公开出入敌营洛阳的身份，而且不受叛军的严厉检查。在当时来说，商人无疑是最佳人选，他们来洛阳买卖货物，在大小车辆中藏个“密章”是很容易的。于是，就有一个如何与商人自然接触的问题，当个“水部郎中”则显然没有职务之便，与商人接触多了，自然会让敌人怀疑。而“摄市令”这个职务，干起这种事来则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摄市令”即代理市令，市令是掌管市场交易的官职。《新唐书·百官志四》：“市令一人，从九品上，掌交易，禁奸非，通判市事。”[2]1315这个官职的品级虽说很低，但在商人面前却是大拿。郑虔既可以利用职务之便与商人们频繁接触，物色传送“密件”的人选，又可以利用职权，给商人一些好处，令其保守秘密，把情报送到灵武。所以，《新唐书》本传所云“求摄市令，潜以密章达灵武”，实际上道出了郑虔求此官职的目的。由此看来，郑虔是为了方便间谍活动而求官，他虽未经唐政府的正式派遣(当时战局混乱，也无从派遣)，却在实际上做着谍报工作。不论他的情报价值高低，他的爱国之情是不容怀疑的。就当时的处境来说，他要想把事情做好，就必须在敌人那里取得一个合法的身份，这是古今中外做谍报工作的常识，无须赘述。但是，昏庸的肃宗政府却只看现象，不问实质，把他也给远贬了，这实在冤枉。对于老乡的冤情，杜甫曾先后写过四首诗予以申辩，第一首是得知郑虔仓促上路之后写的，第二首是在几个月后去长安城南的郑庄凭吊郑虔故居时写的，第三首是客居秦州时写的，第四首是客居成都草堂时闻知郑虔去世写的，悲愤之情缠绕一生，申辩冤情死而后已。诗中曾用“白发千茎雪，丹心一寸灰”的鲜明笔墨为郑虔画像，凸现出白发老臣不但遭遇乱世而且遭遇昏君的不幸身世，同时也凸现出杜甫那根深蒂固的老乡情结，他敢于坚持同朝廷大唱反调，完全不计个人得失。

杜甫之所以具有如此浓厚的乡人情结，与他所受河洛文化精神的陶冶有直接关系。杜甫的出生地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市)，是河洛文明的发祥地，城北10里就是洛水汇入黄河之处，是“河图”“洛书”出现之地。传说远祖伏羲氏登临河边土台，观看清洛与浊河二水交汇所形成的回流而后画出太极图。河洛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产床，其文化精神要素是和合思想、崇文重礼、爱国精神、本根情结等。从杜甫一生的行迹、所作的诗篇，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河洛文化精神的接受和发扬。河洛文化精神之一的“本根情结”，是指人们对生身之地的依恋，体现为“叶落归根”的归宿意识，以及“寻根问祖”的本根意识，包括对乡人的友爱、救助、匡护。杜甫对其乡人韦济、房琯、郑虔投入如此深情，不计个人得失甚至安危，正是河洛文化“本根情结”的反映。

[1]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 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陈冠明.房琯行年考[J].杜甫研究学刊，1998，(1).

[4] 苏辙.苏栾城集(三集)，卷八,四部丛刊本.

[5] 卢世潅.杜诗胥钞，崇祯四年刻印.

[6] 韩成武，等.点校杜工部诗集辑注[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