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 郭 平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武汉 430079)

政治在中国文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无论是文学创作、文学接受、文学批评，还是文学理论，政治始终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成为文学研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域之一。中国文学在经历了政治化、去政治化和再政治化的三个阶段之后，重新反思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形态的建构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梳理

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学活动延续着《讲话》的精神，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一度呈现出艺术创作上的“百花齐放”和学术研究上的“百家争鸣”。但革命时期文学政治宣传功能的发掘、《讲话》中“政治标准第一”原则的提出，以及新生政权面对较为险恶的政治环境所产生的政治焦虑，都使得新中国成立之初文艺实践中的“政治”色彩较为明显，文学成为“时代精神的简单传声筒”，文学批评也成了政治批评，从而形成了文学的“政治化”。

文学的“政治化”，即无论是文学的创作、文学作品的解读都需要在政治的框架中来认知：文学的创作动机是作者政治态度的反映，文学作品是作者政治情感的表达，文学解读是读者与作者政治立场的博弈。因而，以政治为中心的文学活动，是每个人对新建国家政治向心力的表演场地。每个人也都试图依托特定的政治象征语来争先表达对这一政治向心力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反党”、“反映”、“揭露”、“批判”、“歪曲”等词是当时文学批评中的“政治象征语”。这些词语既是评论者政治姿态的表述方式，同时也有益于评论者在文学活动中寻找到自己的政治同盟，以便确立政治共同体。这就使得在使用这些词汇的过程中，每个人都会将假想的被批判对象作为阶级敌人，从而在政治立场的对立与较量中为自己“正确”的政治立场增加更多的筹码。但就文学实践的客观效果来看，这份筹码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靠，因为，无论是批判者还是被批判者，都不过是批判者的一种假设，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在“政治象征语”的使用中行使对被批判者的批判，进而就使得每个人既成为政治象征语的受益者，也成为其受害者。在林默涵、何其芳与胡风的文艺论战中，他们都使用了同一类型的“政治象征语”：“反无产阶级”和“反党”。何其芳认为，胡风的现实主义“只能说这是反毛泽东的文艺新方向的、反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而胡风则对林默涵和何其芳回击道：“这(指林默涵和何其芳的文学主张)比拉普派的理论还要庸俗无数倍，实质上是已经发展成了反党性质的东西。”[1]双方的文学主张都是在政治立场正确的框架中进行论证的，基本忽视文学的特性，使得有关文学的论证最终演变为借政治话语进行相互倾轧的手段——政治成为文学的最终旨归，这一旨归使得文学研究只能在政治乃至政策的框架下进行。这种情况到文革时期发展到了极端，文学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且完全沦为政治的奴婢。

新时期以来，特别是1979 年《上海文学》4月号的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的发表，对文学价值的重新审视使得文学在面对政治时有了新的态度。“正名说”是文艺工作者旗帜鲜明地对先前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深刻反思：政治并不是文艺的唯一内涵，真善美也应该作为文学研究的范畴来考虑。邓小平除了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从国家领导人的层面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做了政策性的调整外，还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同时考虑到文艺与政治的紧密关系，认为“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2]255—256。“正名”、《祝辞》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论述对于文学政治化现象起到了一定的纠偏作用，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思想保证。

但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却呈现出“去政治化”的趋势，而去政治化最主要的是去掉“阶级斗争”的政治。新时期初期涌现的各种文学流派，诸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等都是文学试图从内容上“去政治化”的表现。文学“去政治化”的努力还体现在试图对受阶级斗争政治影响的文学形式的摆脱，即要摆脱“主题先行”、“三突出、三结合”等政治指导下的创作方法，重新发掘属于文学自律的东西。1985年、1986年被分别称为“方法论年”、“文学观念年”，表明文学在摆脱阶级斗争的政治束缚、强调文学的审美功能、坚持文学自律性等方面试图“去政治化”的努力。在这种语境下，政治渐渐退居到了文学研究的背后。文艺创作较为自由的状态以及文学内在本质问题的重新探讨使得文学渐渐摆脱了“阶级斗争”政治的“控制”。

无论是政治化还是去政治化，文学在时代的大潮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加之西方思潮的大量涌入，文学遭遇着被放逐的危机，知识分子也丧失了原有的影响力。当整个社会谈经济、说利润的时候，经济、利润成为整个社会的最大政治，知识分子的立法者地位随着其政治影响力的下降而削弱，文学成为经济狂潮下的一叶扁舟，文学研究的影响也被限定在特定的学术领域，文学活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明显削弱。

让文学重回政治的轨道，或者文学再政治化，是新世纪以来文学研究中较为重要的呼声，其根本动机在于恢复文学的社会影响力。近几年来，探讨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文、论著也多起来，无论是本体的追问还是方法的重建，也无论是宏观的研究还是个案的分析，都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探究提供了新的视野，且较多地集中在从文化政治的角度对文学进行阐释。文化政治是指“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权力和斗争的场域，它既可以巩固社会的控制，也使人们可以抵制与抗争这种政治”[3]。

政治内涵从阶级斗争的政治到经济政治再到文化政治的转变，形成了文学政治化、文学去政治化和文学再政治化的三种文学与政治关系。政治的含义因此成为我们考量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根本出发点。但由于任何语词的内涵都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产生新的义项，“政治”一词在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新义项与旧义项必然会共同作用并影响人们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判断，这就需要我们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重新进行检视。

二、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检视

文学活动是一个过程，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应该是动态的。文学的政治化和去政治化的努力都是将文学嵌入政治的框架之中，其中的政治内涵萎缩化为社会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对非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的控制。文学对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的符合与否成为判断文学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这就将统治阶层意识形态作为判定文学价值高低的关键参照对象。在文学的政治化阶段，文学能否很好地为政治服务是文学价值的判定依据。在文学的去政治化阶段，文学能否保证自己的文学性且与政治的亲疏远近关系成为文学价值判断的圭臬。两个阶段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相关论证都立足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因而并未形成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科学论证，往往造成强调一方而抑制另一方的情形。目前的文化研究对文本中政治意识形态的挖掘既是较为流行的文学研究方法，也是当前人类反抗异化的有效手段，但这种方法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尽管政治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变，我们对政治的界定依旧局限在“权力斗争”这一义项上，即强调从文学中发现对立的二元，二元分别代表两种权力，二元的对立也就成为权力之间的较量或斗争。只不过原来的政治制度、政权斗争这些宏大叙事的范畴转入到了每个人、每件事的微观层面。因此，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探讨还是局限在狭义的政治，特别是“权力斗争”层面来理解的。为了避免“权力斗争”这一约定俗成的政治义项，学者们转而使用“政治文化”，而“政治文化不同于明确的政治理念，也不同于现实的政治决策，它是作为一种心理的积淀，深藏在人们心中并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4]。从政治转入政治文化的论述，是对当前政治“约定俗成”含义的修正，表明了学者们意图另辟蹊径探讨政治深入文学的复杂性与可行性。但有关政治文化与文学之间关系的探讨并没有从根本上脱离先前的窠臼，最典型的是将统治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当作政治文化，与之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称为亚政治文化，并强调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关系。[5]52—57因而在学术论证中，由政治到政治文化的转变根本上只能算是概念的换用而已。

当然，这种概念的换用也说明了政治对文学的深刻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入世精神是政治成为文学研究维度的重要原因，文学也就承担着行使某些政治职能(比如宣传或者反抗某种政治理念)的重任。文学的政治化、去政治化以及再政治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不同表征。文学的政治化表明文学受到国家权力的严重干预，文学的去政治化是文学要摆脱这种国家权力的干预，而文学的再政治化是文学从宏观的国家权力泛化为微观政治的尝试。因而，一直以来人们所谈到的有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中的“政治”始终是在权力斗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权力”，因而“国家权力”或统治阶层的政治意识形态是通常意义上政治的内涵。

在国家权力的影响下，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各种争论从根本上说是文学功能论的另类表征。文学在社会中承担着怎样的功能成为我们认识文学本质或者判定文学作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尺度。文学的题材，文学的表现手段乃至文学的受众的设定都立足于“功能论”。文学的功能不但“激发着公众的情感，而且也在压抑着大众情感的表达，即形成政治沉默”[6]18。在新中国成立后近三十年的文学工具论的主导下，文学成为国家中心任务——“阶级斗争”的最好脚注。在国家中心任务转移之后，文学极力“逃脱”政治的束缚，文学理论也在积极地寻求新的依托点，这时文学去政治化的诉求是对前一时期的反拨。尽管“文学不能脱离政治”这一权威性的话语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文学是忌讳谈政治的，因为一谈政治似乎就是谈“阶级斗争”，就是谈“国家权力”、“国家意识形态”，文学对政治的强烈恐惧使得文学表面上脱离了政治，但“文学理论不应因其政治性而受到谴责，应该谴责的是它对自己的政治性的掩盖或无知，是它们在将自己的学说作为据说是‘技术的’、‘自明的’、‘科学的’或‘普遍的’真理而提供出来之时的那种盲目性，而这些学说我们只要稍加反思就可以发现其实是联系于并加强着特定时代集团的特殊利益的”[7]197。文学的政治化是试图将文学当作宣传政治意识形态的最有效的工具，而文学的去政治化试图去掉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摆脱文学的工具作用，从而使文学自身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强调文学的工具作用和强调文学为自身，都是立足于文学的功能而言的。文学的再政治化则是试图在文学去政治化之后，对文学纯化可能导致文学自我封闭的危机而采取的一种功能补救措施；同时，文学的再政治化是在“去政治化”与“政治化”之间做出的折衷选择。如果说文学的政治化是文学外部倾向的现实表达的话，那么，文学的去政治化是文学内部倾向的表达诉求，文学的再政治化则是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结合的一种尝试。可以说，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形成了“钟摆”关系。在这种钟摆关系中，文学的功能论是钟摆的根本动力，也成了研究文学时的无意识。

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文学与政治关系种种论断的形成，一方面受政治“权力斗争”这一约定俗成的义项影响，另一方面还受到文学功能论的影响。从“权力斗争”的义项来研究文学，文学必然受制于政治，是政治的体现；从功能论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文学是政治的象征。文学与政治是否就是简单的作用和反作用关系？这需要我们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来审视。

三、建设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政治维度

政治内涵在社会演进过程中的萎缩化以及文学功能论的无意识化，使得人们对政治与文学关系的探讨变成了对其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重新审视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首先要将它们放到人类生活整个关系网络中来审视。马克思认为，人的生活主要由四方面组成：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同时这也构成了人的生活方式的等级序列。这一序列中的经济生活是最根本的生活样式，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附着于经济生活，而同属于上层建筑的精神生活是要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相适应，只是精神生活要“更高的悬浮于空中”。政治与属于精神生活领域的宗教、哲学、伦理、道德等一起共同成为影响文学活动的因子，因而在研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应该强调政治的维度，但不应当作唯一的维度。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文学与政治之间的亲疏关系来研究文学的视角，潜在地说明了文学研究中政治维度的“唯一性”，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当作研究文学本质的方法必然有损文学内涵的丰富性。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的图画，“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8]591文学表现的是丰富的社会生活，对文学的研究也应该从包括政治在内的多维度视野进行研究。

政治在整个人类生活中是连接经济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重要渠道，在人类的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正是这个原因，在文学研究过程中，坚持政治优先性对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经济生活是最根本的，但政治生活是人类生活中最为根本的生活，并且连接着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因而属于精神生活的文学活动也应该坚持政治的优先性。加之，中国文学理论中早期的“观、群、怨”说，近代的“熏、浸、刺、提”论以及现代的“文学为人生”的主张和当代“文学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在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强调政治在文学批评中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特征。但政治优先性并不意味着“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或者文学为政治的工具，而是要在充分尊重文学自身规律的基础上，把政治当作文学阐释的首要角度，切实关注政治对文学的重要影响，但绝不是将之当成文学的立法者，从而避免把文学“工具化”或者为摆脱工具化而造成另一种工具化的可能。另外，政治优先性也不意味着排除从其他层面对文学进行研究，作为有机体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历史、文化、道德、宗教、哲学等都可以作为文学的阐释角度。

我们在强调文学研究中政治优先性的同时，还要考虑文学自身的价值问题。文学的价值并不是简单的文学功能问题，如果是这样，人们很容易重陷文学工具论的泥淖。政治作为人类生活有机体的一部分，已经成为文学的一个潜在因素，因而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应从有无关系转移到怎样表现的问题上，即不是看文学与政治有无关系，而是看文学如何表达政治以及政治如何塑形文学这一问题。文学与文学研究应该都是有倾向性的，恩格斯在谈论《城市姑娘》时说：“我绝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一部像我们德国人所说的‘倾向性小说’，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同时还认为巴尔扎克的小说表现的真实性使得“巴尔扎克不得不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8]590恩格斯在此对《城市姑娘》的评论承认政治在文学表现中的必然性，同时也认为政治对文学并非要横加干涉，而是要将政治“隐蔽”在文学中。这是巴尔扎克的小说成功的原因所在，也是文学创作中政治存在的应然状态。而文学研究旨在通过对文学中政治的发掘，探讨文学如何表现政治及文学中的政治在达到人的政治解放(政治解放是人的全面解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所起的作用，即不再将政治当成异己的力量。而把政治解放作为文学研究的归宿是当今学者应有的担当，不过，这既是一件苦差，也是一桩幸事。

[1] 钱中文，吴子林.新中国文学理论六十年(上)[J].社会科学战线，2010，(3).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 单世联.文化、政治与文化政治[J].天津社会科学，2006，(3).

[4] 朱晓进.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二十世纪文学[J].文学评论，2001，(5).

[5] 朱晓进.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 马敏.政治象征[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7] 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