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学典型”学说新论

2014-04-10舒开智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1期

舒开智

(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湖北黄冈438000)

“文学典型”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范畴。近年来随着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论的引进与转换，以及对文艺自律性的强调和对多元创作手段与技巧的张扬，使得建立在唯物主义反映论基础上的文学典型学说被淡化甚至遭遇排斥。有学者指出:“典型概念的精神实质是反映论和认识论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往往被理解为解说主题的工具，成为人们认识生活的本质、认识真理的一种手段。这种认识显现出19世纪意识形态观念或‘现代知识型’的特点，它在自己的论域内仍是正确无误的，但与当今社会的精神面貌和认知、情感方式以及意识形态观念呈现出愈来愈多的不相适应。”［1］事实果真如此吗?强调通过文学对社会生活本质和历史发展必然性作形象性地揭示与描写的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真的过时了吗?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的形成与内涵入手，探讨“文学典型”学说遭遇危机的理论与实践根源，揭橥马克思主义“文学典型”学说的当代价值与生命力。

一、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的历史考量

“典型”(typos)的希腊文原意为模子，模子铸造的东西具有共同性，典型化的基本涵义就是透过创作实现某种共同性、普遍性或本质性。典型理论的源头要追溯到亚里士多德那里，他在《诗学》中提出的摹仿说成为典型论的雏形。在谈到诗与历史的区别时他指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2］81这实际上奠定了文学典型学说的理论基础，典型是在个别事物中见出普遍性的事物。贺拉斯用类型代替典型，类型是同类事物在数量上的平均数和常态，他要求人物性格刻画要首尾一致。新古典主义美学代表人物布瓦洛进一步倡导类型说，并由新古典主义艺术家付诸实践。启蒙运动时期，类型说受到动摇，狄德罗开始注意到人物个性化。歌德主张诗人应通过特殊显示一般，“诗人究竟是为一般而找特殊，还是在特殊中显出一般，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分别”［3］81。在特殊中表现一般，就是从个别、具体的客观事物出发，通过对它真实而完整的描绘，显现出普遍的、一般的规律性，这正是典型化的创作方法。莱辛注意到人物形象的典型性问题，在性格与环境的关系上，莱辛明确主张塑造特定环境中的人物性格，他指出:“我们不应该在剧院里学习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做了什么，而是应该学习具有某种性格的人，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做些什么。”［4］101他还以高乃依描写的伊丽莎白为例说明作家的最高任务就是塑造特定环境下具有真实性格的艺术典型。

黑格尔在《美学》中用艺术理想中的人物性格或理想性格来指称典型人物。他在继承前人学说和思想的基础上，辩证地论述了理想性格的基本特征。首先，理想性格应是鲜明的独特性和深刻的普遍性的有机统一，构成一个异常丰富的整体。他在称赞荷马史诗中的人物时指出:“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5］303其次，理想性格还应有一个基本突出的性格特征作为主导方面，显出较为明确的个性特征。艺术理想的人物性格，应是“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特征，本身是一个整体，一个具有个性的主体”。［5］307黑格尔从辩证法的角度论述了典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以及理想性格的基本特征，理想性格与理想环境的关系，其理想性格说成为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的直接理论来源。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经验并吸收以往典型理论精髓的基础上，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出发，使文学典型的客观形象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联系起来，赋予“典型”一定的思想深度和所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时，又运用他们的辩证法原理——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的辩证统一，揭示了典型的内部的复杂关系。

马、恩并不是纯粹地从文学的角度来论述典型问题，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从未来社会发展规律和依靠力量，从文学的社会历史功能和使命的角度，从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的高度，来要求作品中的人物描写和塑造应达到典型的高度。

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马、恩站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立场上提出了文学典型的社会历史使命，要求文学作品在表现历史发展趋势和未来发展道路问题上透过纷繁芜杂的表层生活去把握背后的普遍规律。马、恩致拉萨尔的信讨论的是拉萨尔的剧本《弗兰兹·冯·济金根》，单纯就剧本美学形式本身来说，马克思认为剧本在结构和情节方面，比德国任何现代剧本都高明;恩格斯认为剧本“情节与技巧的安排和戏剧性让我吃惊”。但是就剧本所表现的历史内容来说，马、恩都提出了批评意见。马、恩对拉萨尔的批评主要是指出了他没有从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中真实地表现出济金根领导的骑士暴动这一事件的历史真相，没有揭示出这一历史事件失败的真正原因，没有从本质上再现这一事件的真实历史背景。

在对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把握和对社会细节的真实描写中刻画典型人物，是马克思现实主义典型学说的精髓，这实际上也是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内在要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不只是重视文学的审美价值，更重视文学的历史和社会价值。这也是为什么恩格斯在现实主义的理论视域内思考典型问题的主要原因，在《致玛·哈克奈斯》中，他指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6］683这实际上是要求作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尊重历史与生活真实，通过对社会生活现象和典型环境等细节的描写，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反映人类社会进程。

二、“文学典型”学说遭遇危机的理论与实践根源

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学说是在其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更多地是社会历史批评视域中的命题，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对文学社会属性和价值功能的一种界定和把握，带有反映论和工具论的色彩。但是，并非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具有社会认识功能，都可以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展开分析的，文学典型理论所赖以存在的理论假设前提——社会历史批评，只是众多文学批评和分析中的一种理论视角，社会历史批评的局限性和弊端同样也影响文学典型学说在当下文学实践中的适用性和阐释效力。而且在创作实践中，在表征历史规律这样的宏大叙事中，人的私人化的一面、生活中偶然性的一面、历史中丰富性的一面被排除掉了。社会历史批评相对忽略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和语言技巧，包括对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由此导致对文本自身特性的研究不够。同时社会历史批评赋予文学作品过多的社会功用，使读者的阅读自由和自主创造性没能得到应有的发挥。文学典型学说在面对现代主义的意识流小说、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戏仿文学等方面显得捉襟见肘。

从理论发展来看，文学典型学说遭遇危机，与现代以来西方文论与美学的范型转变有关。西方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论，对作者中心论的消解和彻底粉碎，对文学真实观的解构与重建，对文学语言与物质现实关系的颠覆与重塑，成为文学典型学说不断走向式微的重要推进剂。

唯美主义代表人物王尔德提出:“艺术除了表现它自身之外，不表现任何东西。它和思想一样，有独立的生命，而且纯粹按自己的路线发展”。［7］142作为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反动，他要求艺术家完全关注形式，远离道德生活。20世纪的西方文论经历了语言学转向，索绪尔提出了符号的“任意性”原则，以及关于“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共时性研究”与“历时性研究”的划分，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西方文论。尤其是形式主义文论研究，使语言摆脱了传统“反映论”观念的束缚，成为一个与物质实在无关的自我指涉的独立自足的分析对象。人们不能通过语言来实现对外在客观对象世界的把握，相反，语言表征并建构了人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本身。在形式主义文论的视野中，语言是一个斩断了与外部联系的独立自足体，“它不允许随意安排;语言是一个系统，它只知道自己固有的秩序”。［8］46

俄国形式主义是20世纪西方文论史上第一个冲击解构典型化创作方法的现代主义文论流派。他们旗帜鲜明地指出，传统诗学理论的不足就是过于强调文学对外部社会现实或心理的模仿与再现，文学研究沦为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的奴婢。因此，提出建立起现代的文学研究方法，那就是重视文学的独立自足性，彻底颠覆传统文论中关于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划分，突出形式在文学中的核心地位。俄国形式主义者确信，“文学不是伪宗教，不是心理学，也不是社会学，而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组织。它有自己的特定规律、结构和手段，这些东西都应该就其本身而被研究，而不应该被化简为其他东西。文学不是传达观念的媒介，不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也不是某种超越性真理的体现;它是一种物质事实，我们可以像检查一部机器一样分析它的活动”。［9］3文学性一方面使文学具有了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完全异质的本体存在，另一方面也使作者不再被当成社会历史内容的讲述者和社会观念的传达者，读者也不再为了任何现实意义的追求和价值的思考去阅读文学作品。

英美新批评在俄国形式主义之后，完成了现代批评向文本中心的转移，不管是燕卜逊的“复义”、布鲁克斯的“反讽”、泰特的“张力”说，还是维姆萨特、比尔慈利的“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都将批评的重点放在文本的组织方式上，认为作品的意义来自于文本内部复杂独特而又对立调和的结构组织，完全抛弃了作者的意图和社会历史背景对文本意义的生成作用。结构主义文论更是强调结构的整体性及其功能，既反对把文学当作对现实的再现和反映的“摹仿说”，也反对把文学当作作者主观情感和个性表达的“表现说”，认为文本意义不过是语言符号系统或无意识系统的衍生物，企图用语言和社会的结构、规则、代码和系统来描述和解释文学意义和社会现象，彻底切断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作者的关系。福柯认为，作者只是话语的一种功能，“在我们的文化里，作者的名字是一个可变物，它只是伴随某些文本以排除其他文本”，“作者的作用是表示一个社会中某些话语的存在、传播和运作的特征”。［10］451作者不再是那个决定支配作品意义的中心，也不是一个可以自由表现的主体，而只是一个时刻受到话语规则制约的言说符号。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将文本与现实的关系转向文本与其他文本的互涉关系，在她看来，不存在浪漫主义所标举的独创性文本，任何一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引用、借鉴、吸收和转化。传统意义上的作者不复存在，他只是对前文本材料进行重新组织和编排。文学不再是对外在自然的模仿和对社会的镜像，只是不同文本之间的交叉与混合。

由是观之，20世纪西方文论发展走向的一个重要表征之一，就是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中文学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指涉关系转化为文学语言内部的自我指涉，文本与文本之间的指涉。典型学说赖以生存的现实主义真实观不复存在了，因而典型学说走向沉寂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三、马克思主义“文学典型”学说的当代价值与生命力

文学典型学说的沉寂是20世纪文论话语中一个显著的事实。问题是，滥觞于亚里士多德的“典型”学说，在黑格尔的古典主义美学那里得到了集中阐发，经过马恩的革命性转换，在当今时代真的没有任何价值和生命力了吗?在笔者看来，事实并非如此。

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中指出，文学作品不是神秘的灵感的产物，也不是简单地按照作者的心理状态就能说明的。它们是知觉的形式，是观察世界的特殊方式。因此，它们与观察世界的主导方式即一个时代的“社会精神”或意识形态有关。而那种意识形态又是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进入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它是体验那些社会关系并使之合法化和永久化的方式。而且，人们不能任意选择他们的社会关系，物质的需求即他们的经济生产方式发展的性质和阶段迫使他们进入一定的社会关系。［11］3也就是说，今天观察分析文学虽然存在多种视角，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方法依然具有强劲的生命力。

“历史地”分析文学当然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开始的。马克思之前的许多思想家已经试图根据产生文学作品的历史背景说明文学作品。德国古典主义美学家黑格尔便是其代表之一，他对马克思的美学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因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创造性不在于它对文学进行历史的探讨，而在于它对历史本身的革命性的理解。“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12］739这种对历史和实践的不同理解，是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能够超越历史上其他理论家思想的深刻根源。文学作品是作家社会意识的一种表达，它不可能完全超越历史时代，而且必定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它产生于其中的世界;即使它表达的希望和理想，作为现实反向的投射或偏离，也要打上现实世界的印记，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现实世界的文化和社会秩序。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的理解建立在实践论和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之上，所以，他们反对抽象地谈论人，他们的典型学说更不是僵化的公式，而是建立在文学应该关心人、揭示人的命运和发展前途的基础之上。这是以往有关马恩典型学说研究中普遍忽视的一个关键问题。在笔者看来，马恩的典型学说，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与他们关于人的解放、关于人的自由发展等论说密切相关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的重大问题。①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中外文学史上不少类型化人物依然吸引读者关注，依然具有重要审美价值的原因。马恩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论断与文论史上一切类型说和旧的文学典型说不是同一个层次的学说，马恩的论断大大超越了文学史上将典型理解为纯粹人物刻画和塑造的艺术方法问题。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恩格斯把现实主义解释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通常的意义上这种解释虽然说得过去，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它是有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后盾的。典型性就是从这个定义发展而来的，它给予整个现实主义问题以巨大的影响。因为苏联理论家告诉我们，“典型”不能跟“经常遇到的人物”相混淆;真正的典型是建立在对未来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前景的理解上。［13］336

恩格斯对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提出批评，认为，哈克奈斯没有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发展前途的意义上去描写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所以人物缺乏真正的典型性。在这个意义上，她这部小说是“自然主义的”，而不是“现实主义的”。原因在于:她没有正确地表现出19世纪80年代现实生活的现实关系，没有揭示出当时现实关系中的本质特征，即工人阶级的反抗和斗争。也就是说，恩格斯不是简单地从文学艺术的角度、从人物刻画技巧方面指责哈克奈斯小说的不足，而是从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和自身发展前途方面，从工人阶级革命的依靠力量方面批评小说没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洞察并把握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只是停留在生活的表层和浅层，因而并没有达到现实主义的高度。对文学作品的阐释和分析，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不只是简单的对立和疏离关系，还应具有深层的互补与对话关系。马克思认为，语言现象依然是物质世界的反映，文学语言不可能没有任何外部指涉功能。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缺陷十分明显，完全切断了语言符号和物质世界的联系。在马克思的理解中，“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4］81

针对20世纪西方形式主义文论将形式孤立为客观自足的现象，伽达默尔也认为，形式如果不打算被历史理解，而只是作为一种绝对存在时，它就不可能被任何理解所接受。形式主义文论大肆强调文学形式的客观独立，虽然在文学与生活的问题上，打破了传统的反映论，但是也剥夺了文学的人文精神，使文学丧失了对话功能，使得文学成为无视当下社会个体生存困境、冷漠面对人生的空洞的技巧和形式。面对形式主义文论语言观的缺陷，巴赫金指出:“把一切属于文化的东西，亦即一切文化的内涵——认识的、伦理的和审美的内涵——都归于词语，接着就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文化中，除语言(话语)而外，别无长物，全部文化只是语言现象而已，科学家和诗人在同样的程度上以语言(话语)为对象。但是，我们如果把逻辑学和美学，哪怕只把诗学溶解于语言学，我们也就会消灭逻辑学、美学以及语言学的独特性。”［15］289就连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也批评，形式主义还处于形而上学的迷误中，它将形式设定为文学世界的中心，人们对这个中心的认识只能通过语言的呈现。形式这个似乎在场的统治者将语言作为必要的透镜，透过它否弃了有关属于文学的一切活生生的东西。

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有情感需要，就需要文学。关注人的命运，关注人的发展前途，关注人的解放，永远是文学应有的主题。尤其在当代，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现代性的发展，人的未来命运和自由发展问题更加凸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讲，马恩的典型学说更具有现实意义。

［1］王庆卫.典型:意识形态或知识型视域下的文学范畴［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法)歌德.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M］.程代熙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4］(德)莱辛.汉堡剧评［M］.张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5］(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赵澧，徐京安.唯美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8］(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9］(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0］福柯.作者是什么?［A］.最新西方文论选［C］.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

［11］Terry Eagleton: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London:Methuen，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