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分歧与合流：犹太复国主义道路之争

贾 延 宾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是不同于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另一条犹太民族主义之路，它激烈地批评了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复国内涵和方式方面提出了富有价值的新观点。应该说，这两种复国思想都存在合理性的一面，两者既相互矛盾又互为补充，在不同程度上为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所接受,并且两条道路的合流引导犹太复国主义事业走向了最终胜利。

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文化犹太复国主义；阿哈德·哈姆；西奥多·赫茨尔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影响近现代犹太历史和中东国际关系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事件。在其长达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先后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思想流派，政治和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是其中两种主要的派别，其思想观点既相互区别而又紧密联系，共同推动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和以色列的诞生。对于这两种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研究，学界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主要侧重于各自思想观点的介绍及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的关系方面，在两种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差异及联系方面则着力不多。本文拟对两种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作一深入的比较，重点分析其思想的分歧和互补之处以及两种思想的融合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的影响，以期推动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一 犹太复国主义道路分歧的产生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是与19世纪下半叶欧洲反犹主义的重新兴起密切相关的。随着18-19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和犹太人解放运动的兴起，大多数欧洲犹太人相信通过走同化之路，融入欧洲主流社会的方式，可以消除反犹歧视和迫害。犹太启蒙运动也在这一时期兴起，许多犹太人走出了隔都，主动融入到欧洲主流社会之中，许多犹太人甚至背离了犹太教和犹太文化。但欧洲反犹主义却始终没有消亡，并以种族反犹的新形式重新兴起，反犹迫害的不断发生，使犹太民族的生存遇到了危机。1881年俄国发生了反犹大屠杀，1894年号称当时欧洲最自由、民主的法国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德雷福斯反犹事件”①。犹太人中的一些有识人士开始认识到同化解决不了“犹太问题”，犹太人需要建立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家园，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开始萌生。

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在形成过程中出现了观点迥异的不同流派，主要有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领导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阿哈德·哈姆(Ahad Ha-am)为代表的文化犹太复国主义以及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等。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和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两种主要思想，二者的分歧也几乎贯穿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始终。

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是伴随着19世纪晚期反犹迫害不断发生的背景而诞生的，并成为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主流思想。其代表人物西奥多·赫茨尔认为，反犹主义导致了犹太民族的生存危机，倡导通过争取大国支持和大规模的移民实现复国目标，尽快为犹太人找到一块避难之地。因看到许多犹太人为融入主流社会而主动放弃本民族宗教和文化，犹太教信仰和犹太文化危机出现，同时对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忽视犹太文化和精神的观点和政策不满，阿哈德·哈姆在1897年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召开后开始形成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其主要思想观点为：反犹主义不是犹太复国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而犹太人的同化和对犹太文化及犹太教的背离才是犹太复国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未来复兴的国家必须是以犹太文化和犹太精神为支撑的真正犹太国，而不仅仅是犹太人的避难地；复兴希伯来语作为民族语言，主张通过长期扎实有效的移民和教育工作，灌输犹太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来完成复国主义目标。两种思想分歧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是否认同反犹主义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的原因、是否把犹太文化和犹太精神作为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核心、巴勒斯坦是否为唯一的复国之地以及如何实现复国目标上的差异。

西奥多·赫茨尔于1897年8月27日在瑞士巴塞尔主持召开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阿哈德·哈姆参加了这次会议。赫茨尔在会上作了报告，主要内容是欧洲反犹主义的现状及建立犹太人家园的紧迫性。接着，他谈到了争取大国支持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没有奥斯曼土耳其的允许，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民计划会最终失败。会议安排的另几场报告也主要是关于各地的反犹主义现状和犹太人在各国的处境。阿哈德·哈姆对这次复国主义大会十分失望，他认为，赫茨尔等犹太政治复国主义领导人对犹太人真正的病因并不了解，疏远了犹太人的精神理想，犹太人也不需要赫茨尔设想的那种复国主义目标和实现方式，他觉得这次大会什么任务也没有完成。

对于阿哈德·哈姆来说，大会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快乐，他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和不信任赫茨尔。他独自坐在会议代表中间，好像婚宴宾客中的一个悲伤者。大部分代表关注的是犹太人在各国的生存条件和状况，而阿哈德·哈姆的目光却盯在犹太教的危机上。他认为犹太人必须从内心的奴役状态，以及因同化而导致的精神堕落中解放出来，加强犹太民族内部的团结[1]430。会后他以罕见的暴怒写道：“我们破坏的远比建树的多，谁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垂死民族最后的喘息呢！”[2]24正是在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之后，随着对西奥多·赫茨尔政治复国主义思想的不满和较大分歧，阿哈德·哈姆逐渐形成了自己系统的“文化复国主义思想”理论。

二 两条道路分歧的表现

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两种主要思想，阿哈德·哈姆倡导的“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与西奥多·赫茨尔为代表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有着较大的差异和分歧，具体表现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的原因、实现方式、建国地点的选择以及对民族文化和精神作用的认识等方面。

1.复国动因上的差异

随着19世纪犹太人的解放和走出隔都，参与所在国社会的经济生活，一些犹太人开始成为中产阶级，并不可避免地在经济领域与客居国的中产阶级竞争，因而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歪曲和迫害。中世纪那些恶毒的反犹谎言，如血祭诽谤、犹太人向水井里投毒等谣言重新兴起。19世纪下半叶，种族反犹理论在德国等国兴起，反犹迫害事件更是愈演愈烈，俄、法等国发生了反犹迫害和屠杀事件。现实的环境非常清楚，犹太人要么成为对他们不公正的社会势不两立的敌人，要么为自己寻找避难地[3]94。面对无处不在的反犹主义迫害，赫茨尔提出犹太人的出路问题。他认为反犹主义正在逐日逐时地发展，因其产生的根源仍然存在，而且是根深蒂固的；历史经验表明，同化也不是万灵药，剩下的就只有这个新的、显然是简单易行的解决办法——创建一个犹太国，把地球上一块土地的主权给予犹太人，以满足他们的民族需要[4]114。

虽然阿哈德·哈姆也承认犹太人正在欧洲及其他地区受到反犹主义的严重威胁，也是犹太人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他与西奥多·赫茨尔把反犹主义和“犹太人问题”放在首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应该将犹太人即刻从散居区恶劣的环境中拯救出来的观点不同，阿哈德·哈姆坚持认为，反犹主义只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的表面原因，而犹太教和犹太文化的危机才是真正的原因，当时犹太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犹太教问题”。他认为西欧犹太人正是因启蒙和解放带来的同化而出现了犹太文化和犹太教危机，许多犹太人在解放过程中脱离了犹太教和犹太文化而走向了同化。他们只是“披着自由外衣的精神奴隶”，这是一种比政治奴役更可怕的精神奴役。

对于犹太人遭受的这种精神奴役状况，阿哈德·哈姆在致朋友的信中曾经谈到：“如果有人问我是否羡慕那些获得解放的同胞？我可以真实地回答说‘不’，问我1000遍同样的问题，我会1000次回答‘不’，他们获得的权利不值得他们付出那样的代价。”[5]281那些同化的犹太人在精神上并不自由，他们必须处处考虑非犹太邻居的反应，总是希望尽力留下好的印象。而且，许多同化的西方犹太人并没有获得真正的权利。以欧洲最早获得解放和公民权的法国犹太人为例，阿哈德·哈姆认为，解放后几十年内的法国犹太人只是获得了纸面上的权利，实际上并没有获得真正的权利[5]175。那些脱离犹太教与犹太文化的犹太人，既没有被主流社会承认，又承受着背离本民族宗教和文化的痛苦，这也是当前犹太民族面对的首要问题[6]688。犹太人内部的危机——道德风气、统一性和独特性的衰落是对犹太人的最大威胁，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途径是按照现代方式繁荣犹太人的文化创造[6]687-688。

阿哈德·哈姆坚决反对那种在忽视犹太文化和犹太精神前提下重建国家的做法，认为那将只是为受迫害的犹太人提供一个避难地。如果像赫茨尔设想的那样，犹太国仅仅是由于反犹主义和犹太民族的敌人的迫害而把他们结合在一起，那么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犹太人的国家，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犹太国，因为它的公民并不具有犹太人真正的民族意识，也没有共同的文化传统[4]205。

2.犹太文化和精神之于复国的作用上的区别

对于未来复兴的犹太国的性质，犹太文化与犹太精神在未来犹太国中的地位问题，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思想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最重要的是要实现犹太文化和犹太精神的复兴，未来犹太国的复兴必须建立在犹太文化和精神为核心的基础上；而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则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当务之急是为犹太人寻找一个避难之地，建立一个可以躲避反犹主义迫害和自由生活的国家，更关注犹太人迫切的物质问题。

赫茨尔对犹太人的民族语言希伯来语不热衷，他曾经说过：“在我们这些人里,谁能使用希伯来语买一张火车票呢?”[4]119对于赫茨尔设想的犹太国和其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思想，阿哈德·哈姆给予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赫茨尔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忽视了犹太文化和犹太精神的内容，赫茨尔设想的这个新国家里看不出犹太人的特性，只能是一个说着德语、法语、英语等其他语言的犹太人的国家；阿哈德·哈姆嘲讽似地说：“像赫茨尔设想的那样，犹太国有什么东西是犹太人所特有的呢？”那里的居民不懂希伯来语，关于犹太文化也很少提到，那只是另一个现代的世俗国家；如果有一天非洲黑人要建立自己的国家，其性质与赫茨尔想象中的国家可能十分相似；赫茨尔设想的是一个现代的、发达和文明的国家，那里虽然居住着犹太人，但不是具有犹太人特征的国家[4]165。阿哈德·哈姆并非没有注意到许多散居地犹太人困苦的物质生活问题，他只是把精神和文化放在了比物质问题更重要的地位。他认为犹太人在故土的重新定居不能仅仅是面包和黄油等物质问题，犹太人在过去的流散生活中也处处受压迫，物质生活十分艰难，但他们的先人从来没有为此放弃过精神上的追求，犹太人现在仍需要那样做[5]280。

另外，对于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勾画的在短时期内建成一个现代工业文明的犹太国，吸引世界各地大批犹太人移民的宏大计划，阿哈德·哈姆认为，这是一个夸大的弥赛亚式空想，只会引发犹太人不切实际和错误的幻想与希冀；这个犹太国不过是一个缩微版的欧洲，犹太人在这样的国家中只会进一步同化，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实现的只是由于反犹主义影响而没有完成的犹太人的同化；对于政治复国主义为建国应立即组织向巴勒斯坦大规模移民的主张，阿哈德·哈姆也是坚决反对，主张通过教育，使犹太人的移居成为目的明确和长期自觉性的活动[7]429。

阿哈德·哈姆认为最为关键的是犹太人对圣地的热爱，重要的是移民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吸引一个热爱圣地的人定居比吸引十个仅仅把圣地当作避难地的意义更为重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不是聚集人口，而是首先要凝聚犹太人的民族精神[8]197。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要给流散犹太人提供一个保持民族性、复兴希伯来文化的载体，以吸引散居地的犹太人保持犹太民族意识。他主张通过教育工作，使犹太人的移居成为自觉的、目的明确的活动[7]429。

阿哈德·哈姆认为，犹太人不会全部移民巴勒斯坦，大多数人仍将继续生活在散居区，巴勒斯坦的资源也不可能容纳所有犹太人定居和生活[5]279。所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重要的任务是要培育犹太文化和犹太精神，为犹太国建立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赫茨尔等政治复国主义者认为，只要获得土地和必要的权利，犹太民族国家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阿哈德·哈姆则认为，赫茨尔的政治复国主义会使真正的复国主义者感到迷惑，因为其希望迅速实现建国目标，但仅希望付出很小的努力和预备工作，更喜好大的冒险性飞跃；他们可能是合适的犹太人，甚至是合适的犹太民族主义者，但他们不是合适的犹太复国主义者[2]358。赫茨尔认为，阿哈德·哈姆的复国主义思想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是不相容的；同样，阿哈德·哈姆也不认同赫茨尔的观点，坚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必须以复兴犹太文化和犹太精神为核心。

3.实现方式上的分歧

在如何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目标上，赫茨尔认为必须依靠大国和犹太富人的支持，主张通过外交努力和政治斡旋来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目标。阿哈德·哈姆则反对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只重视争取大国的外交支持，而忽视采取扎实有效的移民和定居计划等实际行动，也反对它一味地寻求欧美犹太富翁财政资助的政策，主张应主要依靠犹太人自身的力量，通过稳步有序的移民和定居计划，发展犹太文化教育，来逐步实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目标[9]51-52。

赫茨尔一开始就认为犹太人复国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大国的外交支持，否则根本无法取得成功。当时巴勒斯坦属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地，他认为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必须得到土耳其的特许证。自19世纪中期以来，土耳其的财政一直处于极为困难的状况。赫茨尔认为，犹太人而且只有犹太人能够帮助土耳其摆脱财政危机，“土耳其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需要经济援助，并且它只能从犹太人这里得到援助。从苏丹那里得到一个省，为那些在其他地方不能生存的犹太人建立一个法律保障下的家园是没有问题的”[8]366。从1896年到1902年，赫茨尔数次与土耳其谈判争取支持，并试图争取德国和俄国政府对土耳其施加压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但因土耳其要价太高，及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相比，德俄两国更关心它们在中东地区的利益等原因，种种努力最后都失败了。赫茨尔后来回忆他与苏丹谈判的情景时说：“与土耳其人的谈判是这样一回事。如果你要从他们那里买一块地毯，你得先喝6杯咖啡，吸100支香烟；然后你才能谈谈家常事，偶尔再谈谈关于地毯的事。现在的情况是我有时间谈判，但我的人民没有，他们正在犹太区里忍饥挨饿，我必须帮助他们。”[10]374

赫茨尔争取土耳其支持的外交努力失败之后，他开始把外交活动的重心转向英国。英国先是向赫茨尔抛出了在埃及阿里什谷地建立犹太人定居区的“阿里什-西奈方案”，随后又提出了在东非乌干达建立定居地的“乌干达计划”。由于脱离了巴勒斯坦本土，这些方案遭到文化犹太复国主义者及东欧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并最终遭到抛弃。至此，赫茨尔争取大国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支持的外交努力基本宣告失败。除了争取大国的支持之外，赫茨尔还积极争取犹太富人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支持。他曾经试图争取当时欧洲犹太富翁和慈善家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家族和希尔施(Hirsch)男爵的支持，但都没有取得成功。其他的犹太富人要么没有热情，或者只是口头答应给予资助而实际没有兑现。

与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恰恰相反，阿哈德·哈姆反对单纯依靠外交努力实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目标。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只重视大国的支持而忽视有效的移民和定居等实际行动是不现实的，如果没有10万犹太人移居和生活在巴勒斯坦这一基础，政治复国主义者采取的所有外交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他认为，重要的是通过扎实有序的工作使巴勒斯坦成为一个样板区，吸引全世界犹太人的目光，从而吸引更多的犹太人移民和定居巴勒斯坦[5]273。对于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争取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外交支持的努力，阿哈德·哈姆认为，那不会取得任何结果，因为土耳其会把犹太复国主义认同于掠夺其利益的欧洲势力的代言人；而英国提出的“乌干达计划”则更是一种完全忽视犹太文化、犹太人与故土感情联系的短视行为，只会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11]136。对于赫茨尔倡导的争取犹太富人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资助的政策，阿哈德·哈姆同样不赞同，他认为依靠富人支持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不会取得真正的成功。1891年和1893年，阿哈德·哈姆两次访问巴勒斯坦，看到一些完全依靠欧洲犹太富翁资助、不愿自食其力的犹太定居点混乱和失败的景象，他批评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勒斯坦的资助政策。他认为犹太富人的资助政策只会助长犹太定居者的惰性和依赖心理，从而失去了自身的能动性，犹太人只有通过自身的辛勤劳动和努力才能取得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真正成功[12]156。

4.复国地的差异

在复国地点的选择上，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主张为了实现复国的目标可以接受除巴勒斯坦以外的其他地方。面对欧洲各地不断重新抬头的反犹主义思潮和迫害事件，西奥多·赫茨尔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为犹太人找到一块避难之地，哪怕这块土地不是巴勒斯坦。在1896年出版的《犹太国》一书中，赫茨尔就设想了另外一个可能的建国地—阿根廷。阿根廷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地域广阔，人口稀少，气候温和，阿根廷共和国也将从出让部分领土中获得很大好处。赫茨尔后来在争取大国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支持的外交努力过程中，在争取巴勒斯坦作为建国地无望的情况下，他相继接受了“阿里什方案”和“乌干达计划”等，尤其是“乌干达计划”由于远离犹太人故土巴勒斯坦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遭到了文化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强烈批评和抵制[4]159-163。

对于赫茨尔提出的“乌干达计划”和在其他地区建国的方案，阿哈德·哈姆认为都是畸形的计划，他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和不满。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们从来没有指望巴勒斯坦成为拯救犹太人物质生活困境的地方，我们在巴勒斯坦寻找和得到的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东西，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其他地方建国。”[5]286他发表文章坚决反对赫茨尔的“乌干达计划”，并批评“犹太信托基金”脱离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的控制，更多地资助犹太移民到阿根廷垦殖[13]109。在阿哈德·哈姆和东欧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联合反对和抵制下，赫茨尔的“乌干达计划”最终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失败。

作为文化复国主义思想的代表和领导人，阿哈德·哈姆始终认为巴勒斯坦是犹太人复国地的唯一选择，是复兴犹太文化和犹太精神的载体。他认为，犹太人与故土巴勒斯坦的联系可以唤醒他们内心的自我认同，同时激励他们为实现建国目标和在故土自由生活而奋斗，这也是许多犹太人对巴勒斯坦以外的其他地区，甚至是美国不感兴趣的原因[2]358。随着民族主义在欧洲的兴起，犹太文化在流散地的复兴已经是不可能了，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是必须的，它将成为世界犹太人的精神中心，向散居地的犹太人辐射犹太文化之光，否则，那些没有去过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迟早会丧失他们的犹太认同[3]117。

阿哈德·哈姆把巴勒斯坦与犹太人散居地之间的关系比喻为车轮，巴勒斯坦永远是轮子的轴，散居地是外部的辐[14]70。他曾经说过：“一个位于巴勒斯坦，紧密团结，具有创造力的，摆脱了占统治地位的非犹太多数民族压迫的犹太社会，将给予各地的犹太人以精神影响，将把它的精神光芒射向辽阔的周围地区和所有散居区的犹太社群，鼓舞他们建设新生活，同时保持我们民族的完全统一。”[6]680对阿哈德·哈姆来说，巴勒斯坦在犹太民族心中的神圣地位决定了它是犹太人复国地的唯一选择，犹太文化和犹太精神只有在这里才能自由地生存和发展，才能成为影响世界其他地区犹太人的民族精神中心。

三 两条道路的合流

尽管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与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在许多观点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和分歧，但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如都反对盲目和无计划的移民定居计划。赫茨尔认为应首先争取大国对犹太移民计划的特许和支持，未经准许和无序的移民计划只会导致最终的失败；阿哈德·哈姆也认为无计划的移民定居计划是“本末倒置”，犹太人的移民和定居必须是渐进和有组织的[5]292。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重要的任务是要培育犹太文化和犹太精神，培养坚定的复国主义信念，未来复兴的国家也必须以犹太文化和犹太精神为核心。

另外，不管是为犹太人寻找一块躲避反犹主义迫害的避难地，还是认为未来复兴的犹太国必须以犹太文化和犹太精神为核心，两种思想都认为犹太人应该重建自己的国家。阿哈德·哈姆并不反对在巴勒斯坦创建一个犹太人政治实体，或者是一个犹太人占绝大多数的政治实体，他在巴勒斯坦建立精神中心的设想也并不排斥物质性的内容。相反，他认为农业劳动等其他物质性东西也是精神中心得以建立的组成因素。阿哈德·哈姆曾经对朋友说过：“如果你让我阐明我在巴勒斯坦复兴上的观点，我认为在我们的精神中心应该有一百或二百万人除了学习《圣经》之外，还要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5]291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阿哈德·哈姆并不是完全反对争取大国的支持，他只是反对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一味主张通过外交手段，完全依靠大国支持，而忽视犹太民族自身的实际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当他意识到争取英国支持和其介入中东地区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发展将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机遇时，阿哈德·哈姆积极协助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哈伊姆·魏兹曼(Chaim Weizmann)与英国进行外交谈判，共同促成了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发展影响深远的《贝尔福宣言》的发表[15]476-477。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第一次得到了世界大国的承认和支持，鼓舞了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定居和参与犹太民族家园的创建活动，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条件下，很难说文化犹太复国主义和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孰对孰错，应该说都有其合理之处。在当时欧洲反犹主义重新抬头和迫害事件不断发生的情况下，赫茨尔主张在大国支持下尽快为犹太人找到一块避难地，建立一个犹太人可以自由生活的国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阿哈德·哈姆关于政治复国主义思想不考虑犹太文化和犹太精神的地位和意义，一味考虑犹太人的物质利益和希望，尽可能快地重建国家的批评，政治复国主义也尖锐地予以反击：“阿哈德·哈姆关注的是精神和智力的事情，物质生活好像被清扫出去。国家的建立需要得到一些政治家的同意，为我们民族灌输新的精神需要上百万人的行动。如果犹太国不能成为英国或德国那样的大国，那么就让它成为一个小国，我们自己的小国，总要胜过什么也没有。这个小国不是玩物，而是要像比利时或瑞士那样的中立国。我们是弱小和人数少的小国，但这难道不比流散在其他国家好吗？”[2]31对于阿哈德·哈姆主张的犹太复国主义的首要任务是为未来打好道德文化基础，复兴犹太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他们认为，这是避开现实的考虑，而为不确定的遥远未来去准备，如果按照这样去做，犹太国将永远不会建立，除非等到救世主弥赛亚的降临，犹太复国主义者最好是追随赫茨尔的行动[2]32。

在当时反犹主义盛行和反犹迫害不断发生，许多犹太人的物质生活十分困苦和面临生存危机的现实情况下，毫无疑问，赫茨尔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初期占据了主流地位，赢得了大多数犹太人的支持。但阿哈德·哈姆的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为那些对犹太教信仰虔诚、民族文化意识强烈的犹太人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是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一个很好补充。所以两种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既有分歧，同时又呈现互补性特征。阿哈德·哈姆从当时社会中出现的犹太人脱离犹太教和犹太文化的精神危机现象出发，主张犹太复国主义要在犹太文化和犹太精神为核心的基础上重建犹太国，复兴一个作为流散地犹太人榜样和对他们辐射精神之光的真正的犹太国，而不仅仅是依靠大国支持，通过短期内大规模的移民建立的一个解决反犹主义威胁的国家，一个缺失犹太文化和犹太精神的犹太人的国家。他认为，只有这样的犹太国才能长久地生存下去，其文化复国主义思想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有着更为长远和更深层次的指导意义。

四 结语

两种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较大分歧与他们领导人各自的生活背景密切相关。赫茨尔生活于一个同化犹太人家庭，年轻时接受了西方世俗教育，早期是犹太人“同化论”的坚定支持者，后来受“德雷福斯”反犹事件震动而转变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而阿哈德·哈姆则出生于一个正统的犹太教哈西德派家庭，从小接受了严格的犹太教传统教育，精通犹太教和犹太文化经典文本，深受犹太教和犹太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两人不同的出身背景和成长经历决定了他们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必然分歧，赫茨尔提出争取大国支持、尽快实现复国目标以解决反犹主义问题，阿哈德·哈姆坚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必须以犹太文化和犹太精神为核心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两种犹太复国主义思想都有其合理之处，也都存在一些不足。赫茨尔的政治复国论旨在建立一个没有传统犹太教精神的犹太国，这是不切实际的；同样，民族精神也不可能离开相应的国家实体而持久不衰，民族精神若无政治实体支撑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依托，因而迟早会丧失殆尽，阿哈德·哈姆似乎过分强调了精神的作用和重要性，而忽视了精神之于实体的依赖关系[16]45。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查伊姆·魏兹曼吸收了两种思想的优点，同时又摈弃了它们各自的片面之处，形成了“综合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一方面继承了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争取大国支持的路线，另一方面吸收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精华之处，注重发挥犹太文化和犹太精神的作用，扎实推进移民和教育工作，培育犹太民族精神，引导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走向了顺利发展的成功之路。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的宣告成立，标志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取得了最终胜利。如今的以色列不仅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发达和科技领先的国家，更重要的是建设成为了世界犹太文化和犹太教的中心、全世界犹太人的精神家园，这也是两种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合流结出的硕果。

注释：

①德雷福斯是一名工作在法国陆军总参谋部的犹太军官。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发生了向德国泄密的事件，在没有明显证据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德雷福斯是一名犹太人而被逮捕，被控叛国罪判处终身监禁，发送至法国在南美洲的殖民地魔鬼岛服刑。事后，在法国各界抗议下的重审证明了德雷福斯的清白，但他仍被指控有罪，直到1906年才恢复清白和名誉。德雷福斯反犹事件使许多犹太人从同化转向了复国主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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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Kornberg J.AttheCrossroad:EssaysonAhadHa-Am[M]. 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3.

[14]Alfred Gottschalk. Ahad Ha-Am, Confronting the Plight of Judaism[J].JournalofReformJudaism, 1987,34(3):63-72.

[15]Weizmann C.TheLettersandPapersofChaimWeizmann,Vol.7[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16]傅有德.赫茨尔与哈阿姆的犹太复国主义[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2)：41-46.

AbruptionandInterflow:theDisputeintheWayofZionism

JIA Yan-bin

(History and Culture Faculty,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7, China)

As the other choice which differs from political Zionism, cultural Zionism criticized the opinion and practice of the latter, bringing forward some valuable opinions in the way and manner of Zionism. Contradicting as they are, two Zionism thought are both rational and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so that they were both accepted by the latter Zionism movement leaders, which finally led the success of Zionism Movement.

political Zionism; cultural Zionism；Ahad Ha-am; Theodor Herzl

K382

：A

：1000-5315(2014)02-0113-07

[责任编辑：凌兴珍]

2013-11-1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西方文明中的犹太因素研究”(批准号：13YJA770028)；河南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费支持课题“阿哈德·哈姆犹太文化复国主义思想研究”(批准号：521)。

贾延宾(1980—)，男，河南许昌人，博士，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东史、犹太文化与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