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1)

违反国策的法国驻俄大使卡斯特尔巴雅克
——法国有关档案揭露的真相

郭 华 榕

(北京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1)

一个国家派往外国的大使，任务在于维护本国的基本利益，执行官方的对外政策，但是法国近代历史中也有例外。卡斯特尔巴雅克为法国驻俄大使，他的活动颇为特殊。他竟敢违背官方的外交政策，无视俄罗斯帝国的对外侵略扩张意图，固执地认为：沙皇为人正直善良与渴望和平，俄国将主动从多瑙河撤军，法国必须与英国结盟反对俄国。该大使在数年之内呈报回国的一批秘密文件，充分揭示出此人的相关错误言行。说明真相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法国历史的复杂性。

卡斯特尔巴雅克；尼古拉一世；多瑙河两公国

大使代表着国家，他们长期派驻在异国。一个强国派往另一强国的大使，通常应该是一种重要角色，他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本国的官方政策，维护本国的基本利益。但是，在欧洲历史中，除去常规之外，有时能见到某些特殊的现象，或许正是由于后者的存在，才能够更好地促使我们去了解历史的复杂性。常态与特殊的共存关系乃是自然的现象，其实特殊也是常态的一种表现。19世纪中叶，法国驻俄大使卡斯特尔巴雅克就是属于此类与众不同的人物，因此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笔者找到了这位大使相关的档案，它们分别归入：(一)法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拿破仑三世一家的“私人档案”；(二)法国外交部档案馆的档案。拿破仑三世一家的“私人档案”的有关部分藏于“400 AP.56, Guerre de Crimée. Documents diplomatiques”之内。外交部的有关档案为：a)“Papiers d’Agents.45， Castelbajac”，Ⅱ carton，共59份文献；b)“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Russie”，№206-211，1851年1月至1854年12月，共1734页，其中大多数与卡斯特尔巴雅克直接相关。根据上述档案，笔者尝试描绘他在俄国从事外交活动的特点。

一 卡斯特尔巴雅克其人

阿尔芒·德·卡斯特尔巴雅克侯爵(Armand Castelbajac, marquis de)生于1787年，行伍出身，曾在拿破仑一世的麾下服役，参加了1812年对于俄国的征战，晋升至将军军衔，1814年投靠复辟的波旁王朝，1830年七月革命后迅速改变立场，支持奥尔良王朝，1848年退休，1849年东山再起，成为法兰西共和国驻俄国的特命全权大使，1850年2月到达圣彼得堡就职，直至1854年2月离职，1864年过世。他经历了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王朝、奥尔良王朝、第二共和国的政治巨变，成为第二共和国与第二帝国的驻俄大使。这些经历说明此人具有较强的随风转舵、顺应时势的能力，在法兰西半个世纪的政治旋涡里，他不仅生存下来而且担任要职，在社会交往中风光依旧。换言之，正是这种状况为他出使圣彼得堡准备了条件。

第二帝国皇后欧仁妮曾如此回忆往事：“大约1840年，我们常去比利牛斯山的温泉休养。某日夜晚，我们在鄱城(Pau)、在卡斯特尔巴雅克侯爵夫人的家里”，听到一位夫人介绍1836年她和路易-拿破仑曾在斯特拉斯堡进行军事冒险，“这些叙述足以引起我们的巨大兴趣。一个密谋者、一名俘虏、一位亲王、一个拿破仑……我渴望前往哈姆堡监狱去拜谒(这位拿破仑)”①。从这一段回忆中，人们通常引出欧仁妮与拿破仑三世的姻缘，其实这是当时上流社会日常生活的一个写照，它从侧面反映出卡斯特尔巴雅克侯爵一家的状况及其社会交往。

从大革命到第二帝国，法兰西经历了社会制度与政治体制的巨变，经历了对外战争的胜利与失败。卡斯特尔巴雅克出生之后的数十年间，多少法国人丧命于断头台或沙场，他们或遭受谴责或得到推崇，与此同时又有多少法国人随着改朝换代的势态而行，每一次都去迎合、顺从新的主人。拉马丁冷眼看世界，曾经不无幽默地指出：这一类人“总是与好运气结伴而行”！他们往往宣称为法兰西效力，实际是为自己谋取利益。如果就此类人士半个世纪里的官场表现加以研究，将有助于较多了解人们的政治应变力的超常发挥，更好地认识法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与人际关系的演变。卡斯特尔巴雅克在法国国内的活动的确颇具探讨价值，本文主要考察此人作为大使的言行。

卡斯特尔巴雅克出任大使之际，恰逢法俄关系不断变化的年月，当时发生了一系列重要事件。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选共和国总统(1848)、举行政变(1851)与成立帝国(1852)。1850年，法国正式提出“圣地”问题。1854年，欧洲性质的战争(在巴尔干、波罗的海、克里木)爆发，史称“克里木战争”②。1852年夏天之前，法国曾大力争取俄国的支持，目的在于稳定政变后的局势。之后，她逐渐以俄国为主要对手。法国军力在英国军力的支持下，出现于两海峡、波罗的海、瓦尔纳、叶夫帕托里亚等等。这些都是有关政策的具体表现。当时，卡斯特尔巴雅克面临着急促变化的欧洲政治局势，面临着法俄关系的重大转折。

这位大使应该完成全新的任务，他必须对沙皇及其政策有所认识、对法俄关系的演变做出判断，但是，他适应国内改朝换代的突出的变通性，不曾在对外政治方面明显地表现出来，他自始至终对于沙皇及其对外政策持充分肯定的态度。1852年夏天之前，他曾努力贯彻本国官方争取俄国支持的政策。1852年夏天之后，他率领部属了解俄国的军事情况，为本国的军事工作提供了若干有用的信息。但是，法俄关系逐渐恶化并且走向战争时，他仍然固执地认为俄罗斯帝国主张和平，天真地希望法俄合作。他的这些政见不仅发表于圣彼得堡的社交场合，更重要的是他在上报法国皇帝与外交部的内部机密文件中也坚持相同的看法。笔者准备先简单回顾他符合法国官方口径的工作，而后着重分析他的严重错误，而档案中的机密文件则是我们判断的依据。

二 大使为法国政府效力

众所周知，波拿巴家族与俄国的仇恨一直存在着，但是由于形势的变化，法国的对俄政策通过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如争取俄国的支持或直接与俄国对抗。卡斯特尔巴雅克出使圣彼得堡的时间，正好包括上述两方面的内容。

1851年12月，波拿巴总统举行政变。初时，俄国驻巴黎大使基谢廖夫(Н Киселёв)奉命表示支持，理由在于政变总统打败了“红党与立宪派的空谈家们”。与此同时，政变成功后总统的力量还有待加强，国内如此，对外也相同。路易-拿破仑建立帝国的政治倾向早已不是秘密，因此法国外交的重大任务在于争取欧洲列强支持其改共和为帝制的政治变化。在这个阶段，卡斯特尔巴雅克大使与本国的官方政策保持着一致，他领导使馆为争取俄国的支持而努力工作。

同年12月15日，卡斯特尔巴雅克从圣彼得堡报告本国外交部长迪尔戈(Turgot, 1851年10月—1852年7月在任)：“(俄罗斯帝国)皇帝与帝国首相热烈欢迎关于12月2日事件(政变)的消息。他们俩人都希望……1852年可能有利于加强整个欧洲的安宁。”1852年1月1日，这位大使再次报告外长：“最近在法国发生的若干事件继续是(俄国)皇帝及其内阁大臣们所最坚决称赞的话题。俄皇陛下丝毫不隐藏他对于路易-拿破仑亲王的全部祝愿。”4月5日，卡斯特尔巴雅克又将有关新情况向国内报告：“昨日，在检阅的时候，尼古拉皇帝对我表示：‘必须说公道话，亲王总统所作的一切是政府具有能力的标志。只有他敢于正面打击蛊惑人心(的宣传)，全欧洲应该对他表示感谢与支持。人们害怕战争，这是荒谬的。我不停地重复：上帝保佑他！’大公也对我说了相同的话。”③大公为尼古拉一世的次子康斯坦丁。

不久，法俄关系迅速改变。1853年2—5月，俄国缅希科夫使团在君士坦丁堡威胁奥斯曼帝国政府，局势开始不断恶化。7月，俄军入侵奥斯曼帝国所属的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与瓦拉几亚，争斗变成了战争。此后，法国官方联合英国，逐渐加强反对俄国的军事活动，直接了解俄国军事状况的工作，自然地由驻俄使节承担。为了完成官方所规定的任务，卡斯特尔巴雅克率领使馆人员努力侦察俄国兵力配置的情况，并多次向巴黎外交部报告。尽管收集的军事信息存在缺陷，如忽略了波罗的海中的博马宗德(Bomarzond)要塞，他们还是为法国参谋部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如1853年6月1日和7月23日的报告以及1854年2月22日的3份报告。

第一份报告从总体上介绍俄国的兵力状况，“陆军。俄国吃军饷的部队大约110万人”，一旦急需，“可获得60万志愿兵的增援”；“海军。俄国舰队包括5个分舰队”，分舰队下设队，再设小队，每个小队约1000人，拥有战列舰、驱逐舰等4艘舰船，3支分舰队驻守在波罗的海，2支驻在黑海④。

第二份报告说明俄国的“3支分舰队接受了俄皇尼古拉的检阅，现已驶离克琅施塔德(Кронштадт，该要塞设在科特林岛上)，以便进入波罗的海”；与黑海相比，俄国“更加担心波罗的海的舰队以及海事设置将如何应对战争”⑤。

第三份报告专门介绍克琅施塔德的防卫，“克琅施塔德的堡垒与炮台上，共有4000门大炮，目前守军仅2000人，援军可达12000人”⑥。

应该指出，上述卡斯特尔巴雅克送回巴黎的报告表明，就此而言他是个称职的大使。正在此时，法英两国与俄国实际进入战争状态，它们后来才彼此正式宣布战争。面对迅速恶化的局势，卡斯特尔巴雅克却坚持亲俄立场，敢于和法国政府的反俄政策背道而驰。他自视过高，墨守成规，主观地认为仍旧在为法兰西国家效力。

三 对于俄国政治的错误判断

卡斯特尔巴雅克有关政见的错误在于：颂扬沙皇尼古拉一世正直善良，认为俄国政府渴望和平，宣称俄国政府不会占领奥斯曼帝国所属的土地，要求法国与俄罗斯结成同盟。这一判断明显与局势的发展相抵触，它们不可能归入当时法国外交的主流思想。

(一)颂扬俄国沙皇正直善良

卡斯特尔巴雅克对于俄国沙皇的赞颂经常出现于1850—1851年的报告中，此后有关褒词在档案中较少见到。1850年5月17日，卡斯特尔巴雅克向法国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出一份长达12页的报告。他主动说明呈交此信的目的“在于向总统殿下表示我的忠诚的与尊敬的情感”，他陈述自己担任驻俄大使的优势：“我的将军身份，使我能够经常与俄国皇帝谈话。除去普鲁士大使博豪(Bochau)将军外，各国驻俄使团很少人能够和俄皇及其皇室保持直接的关系。如果法国大使不是将军，不会骑马，那么他每年仅能4次见到俄皇及其家庭。我与沙皇都是军人出身……”在这一份报告里，卡斯特尔巴雅克对沙皇尼古拉一世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尼古拉皇帝有着杰出的道德与相貌”，“在欧洲革命的严重而复杂的局势中，他能够发挥作用……他心地善良与宽宏大量……他受过教育”⑦。这是在呈交本国总统的秘函里颂扬他国的皇帝，该大使的真实情感由此可见一斑。

1851年4月27日，卡斯特尔巴雅克致函法国外交部长巴罗什(Baroche，1851年4月至10月在任)，他肯定地说：“尼古拉皇帝有教养，为人正直，心态高贵。他坚定与宽容，一向心怀理智并且希望和解。”“他始终主张和解，这是由他的性格与宗教精神、对于人民及士兵的爱护、1848年事件之后的政治原则所决定。”6月1日，卡斯特尔巴雅克再次报告外交部长说：“如果尼古拉即位后曾经保存其家庭的传统的野心，那么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他对此已完全予以拒绝。他只关心消除革命精神。”“他仅在两处不作妥协……(如果将来)比现在的控制者更加强大的国家，去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与松德海峡。此外，他十分关心其辽阔帝国的农业、商业、工业与道德机制的发展。”9月1日，卡斯特尔巴雅克向外交部长强调：“我始终感到(俄国)首相涅塞罗德(Несельрод)准备和解”，“他首先希望避开一切(内含着)严重冲突的问题”⑧。

卡斯特尔巴雅克不仅在圣彼得堡的公开场合，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法国内部外交文件里坚持如此政见，可见这是他出自内心的判断。沙皇尼古拉一世获得称赞，他的首相也受到表扬，这一水平的大使在欧洲实属少见，卡斯特尔巴雅克的亲俄心态确为事实。

(二)认为俄国渴望和平

俄国政府企求和平或渴望侵占？有关判断十分重要。这位法国大使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他在1851—1854年的外交秘密信函中，一直向本国报告沙俄的和平愿望，并且予以明确肯定。1851年4月27日，他指出：尼古拉一世“始终要求和平”；1853年6月11日，卡斯特尔巴雅克报告外长德鲁安·德·吕伊斯(Drouyn de Lhuys,1852年7月—1855年5月在任)道：“正如我让您了解的那样，俄国完全未准备好打仗。”9月13日，他又指出：“西方人都搞错了，因为他们以为俄国政府始终奉行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于君士坦丁堡的政策。尼古拉皇帝及其政府的全体开明人士都希望和平……为了保障和平。”12月1日，他又说，俄国首相涅塞罗德曾经宣布俄国“热爱和平”；12月16日，他直接禀报拿破仑三世说：尼古拉一世“真诚地渴望和平”，“尼古拉皇帝告诉我……在海上与陆上，他仅仅进行防卫”；同年12月，他还有观点相同的文件称，“俄国与法国同样渴望和平，并且不准备为任何利益去进行战争”⑨⑩。这位大使确信：俄国渴望和平，因此它不会发动战争。俄法两国皆不为任何利益而进行战争？该大使不仅天真，而且应该撤职！

在欧洲历史中，多少国家曾经多次谈论和平而实际诉诸战争,卡斯特尔巴雅克侯爵与将军不可能不了解这些陈年旧事，问题在于他对于沙皇、俄罗斯帝国及其官吏的向外侵略扩张本质缺乏清醒的认识。

(三)相信俄国从多瑙河撤军

卡斯特尔巴雅克对于沙皇以及俄国官方的公开声明深信不疑，他相信俄国即将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军，实际上俄军被迫撤回普鲁特河左岸是一年以后的事情(1854年9月)。

早在1851年4月21日，卡斯特尔巴雅克向法国外长巴罗什报告：俄国皇帝“希望维持素丹的帝国”。1853年6月4日，法国大使受到尼古拉一世的召见，沙皇向卡斯特尔巴雅克保证自己“对于‘东方问题’缺乏兴趣”，他与其他各国政府相同，都希望“维护土耳其”。6月10日，在呈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报告中，尼古拉对大使说：“请好好地转告您的皇帝，他是一位重视荣誉的人，他相信我的言论，我也相信他的言论。”7月3日，8万俄军侵入多瑙河两公国。

一个多月后，1853年8月26日，卡斯特尔巴雅克在一份报告中向外长介绍俄国的政局：“尼古拉皇帝告诉我：‘我的帝国足够辽阔，我不想征服土耳其。’”大使认为，此时“俄国存在两个较有影响的并且互相竞争的派别：俄罗斯派与德意志派，它们造成了关于‘东方问题’的严重争论”，缅希科夫是“老的俄罗斯派”的代表，他们希望奥斯曼帝国垮台，涅塞罗德为“德意志派”的代表，他们是“崇尚理智与主张温和的派别”；9月13日，卡斯特尔巴雅克直接向拿破仑三世汇报，认为俄国人“想吓唬土耳其人”，说明“尼古拉皇帝及其政府的开明人士都希望保护素丹的帝国”；9月17日，他甚至指出“我在陆军部看见了(俄国)从两公国撤回军队的命令”；3个月后，即12月13日，他向拿破仑三世重复相同的看法，并转达沙皇“希望维护土耳其的现状”的言论，肯定“俄皇不想征服土耳其，也不想占有两公国”。不久，即1854年1月19日，他再次报告法国皇帝：“尼古拉在接见我时表示：‘朕重复了100次，我不曾考虑推翻或瓜分土耳其。’”重复了100次也是谎言，而法国大使却接受了这些说词。众所周知，迟至1854年9月1日，俄军才被迫撤回普鲁特河左岸。

(四)主张法俄结盟反对英国

这位驻俄大使看到了中近东的争夺与欧洲大国之间矛盾的激化。由于误信沙皇等俄国官方人士对法国表示友好的言论，更由于不怀疑俄国的和平谎言，他幼稚、武断地坚持主张法国应该联合俄国、共同反对英国。直至1854年2月离任回国的前夕，卡斯特尔巴雅克的秘密外交报告都不同程度地希望法国政府实行联俄反英的政策。

1850年5月17日，卡斯特尔巴雅克报告：“(1848—1849年)欧洲革命促使俄罗斯回到了自然封闭状态。但是，不应忘记它的自然的与民族的倾向一直朝着东方。我们应该了解，有朝一日我们需要比较亲密的同盟去反对英国时，必然将想起俄国。拿破仑(一世)皇帝曾经设想，如果与俄罗斯合作，他能够摧毁英国在印度的优势。”四年后，卡斯特尔巴雅克仍在坚持自己的错误意见。1854年2月13日，他报告自己与尼古拉—世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沙皇有“许多对于英国的牢骚”。“俄罗斯一直倾向东方”，如此说法根椐有限，至少从彼得一世起，俄罗斯就明显地倾向西方。

总之，身为大使的卡斯特尔巴雅克坚持与本国外交部不同的主张，如此事态的严重性日益凸显。正当法英联合起来逐渐走向对俄作战之时，他在法国外交界孤掌难鸣，只有自己承受失败。那时，他推崇的上策为法俄结盟对抗英国，下策为尽力避免与俄国断绝关系。外交部长德鲁安·德·吕伊斯多次因卡斯特尔巴雅克的汇报而感到恼火与厌烦，这位驻俄大使实际上处于半失宠的状态，法国外交界不少人谴责他的意见。

俄罗斯帝国是既不追求征服，也不争夺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吗？1853年7月3日，大批俄军渡过普鲁特河，侵入臣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两公国；11月，俄国舰队袭击停泊在锡诺普的奥斯曼帝国舰队；1854年5月，俄军围攻多瑙河右岸的锡尔斯特拉。但是，这些事实却被卡斯特尔巴雅克视而不见。

1853年底和1854年初局势迅变，俄国海军袭击锡诺普(1853年11月30日)、法英联合舰队进入黑海(1854年1月4日)，如此严重的事件似乎对卡斯特尔巴雅克不曾产生多少影响。当沙皇在冬宫接见卡斯特尔巴雅克时，这位法国大使刚刚进入尼古拉一世的办公室，便立即向主人表示：“我真诚地祝贺陛下，您的勇敢的士兵获得了成绩……(在锡诺普的)胜利是通向和平的途径。”他的如此想法与俄国的主张不谋而合。在出使圣彼得堡期间，这位法国驻俄大使相信了俄国官方的伪善辞令，无力识破俄方言论的虚伪性质。他不是不了解正在发生的军事冲突，他只是视而不见或见而不信。作为一个大使，如此表现实在违背了他所代表的国家的利益，同时也说明他早已不能胜任大使的职责。与此同时，俄国沙皇与首相等人却一清二楚地看到了卡斯特尔巴雅克对于俄国的价值。此时，卡斯特尔巴雅克的种种见解与法国官方政策截然相反，法国官方拒绝采纳这位大使的有关歧见，这是不争的事实。

四 俄国的勋章与大使的检讨

俄国的最高勋章历来不曾轻易地授予外国人士，卡斯特尔巴雅克的受勋充分反映出他与俄国的关系。1854年2月10日，这位大使向外交部长德鲁安·德·吕伊斯报告如下：“前日……尼古拉皇帝派涅塞罗德给我送来他的‘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并且附上诏书一份。”“我想，保持我与涅塞罗德的友好关系，尤其俄国皇帝所怀有的善意情感，可能有利于我的祖国的利益。”尼古拉一世在他的诏书中对卡斯特尔巴雅克给予充分肯定，赞扬他“性格优雅、意愿高尚、原则正直”，他“满怀热情、尽力争取建立俄法两国的良好关系”，因此，“朕赠你一枚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1854年2月8日∕俄历1月27日”。该勋章的赐赠有着俄国官方的深重含意。这位法国大使奉命离任时，乐意地接受了敌对的俄国的最高褒奖，他请俄国首相代表自己向沙皇表示“感激之情”。

1854年2月6日，俄国大使基谢廖夫和布鲁诺夫(Бруннов)分别离开巴黎与伦敦回国。2月21日，俄国对英法两国宣战，卡斯特尔巴雅克与英国大使西摩(Seymour)离开圣彼得堡回国。3月27、29日，法英两国对俄国宣战。在此期间，卡斯特尔巴雅克从圣彼得堡向外交部发出最后数份报告，说明他已对驻俄领事们指示“将由巴伐利亚大使保护法国国民”(1854年2月13日)，他估计自己“将于3月2日到达巴黎”(1854年2月20日)。

卡斯特尔巴雅克回国述职，他心情复杂，对于前途顾虑重重，再者年事已高也是实情。他曾对自己的出使俄国作了一个“总结”，并且设想未来的安排。1854年2月15日，卡斯特尔巴雅克致外长德鲁安·德·吕伊斯的信函称：“我的角色曾是辛苦与困难的。一方面，由于害怕和担心引起我的可爱的同行英国大使在政治上的不信任，以及可能或多或少地引起个人之间的不愉快；另一方面，为了现在与将来，我有责任保持俄国皇帝的善意以及我与(俄国)首相的良好关系”，同时让他们了解“我与西摩的充分协调一致和法英两国政府的全面与牢固的联盟。我相信并且感到满意，在上述两个暗礁之间，我至少不曾遭到失败”。

卡斯特尔巴雅克所叙述的两难困境与实际情况部分相符，如法英的反俄步骤必须经历一系列协调，其中包括在圣彼得堡这个舞台上的配合，问题在于他过度强调并坚持主张沙皇的善意以及自己与俄国首相的良好关系。正当法英与俄国逐步进入战争状况之际，对于“善意”和“良好关系”的估计，只是这位法国大使的个人企盼而已。他认为自己“至少不曾遭到失败”，如此言论暗示他已经感到自我评估的难处，或许这正是他默认失败的一种轻描淡写的表达。此人水平有限，不曾认清法英与俄国当时必然兵戎相见的趋势，而仅限于以低调的姿态进行自我辩解。

1854年5月28日，卡斯特尔巴雅克在巴黎给外交部长德鲁安·德·吕伊斯递交一份报告，这是我们见到的他的最后一份档案。他感谢外交部长的信任，认为就“东方问题”而言，“整个欧洲外交遭到了失败”，声称自己“进行了4年的谈判，而在此期间，(法国)驻君士坦丁堡换了4位大使”，言下之意他独自一人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于有关我的两项指责，我感到不愉快：一为关于可悲的锡诺普事件……；二为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卡斯特尔巴雅克努力为自己开脱，其实这是徒劳无益的行为。他表示“在当前的局势下，我想我能够完满地为(法国)皇帝陛下服务，我将回到我所从事的农业工作中去。由于我的长期脱离，此项工作受到了损失”；他在离开巴黎之前，对外交部长深表感激之情。调离职务与受到谴责，决定了此人晚年的出路，67岁的他只得回去“务农”。

关于卡斯特尔巴雅克外交活动的探讨，我们还须弄清一个问题。既然他长期在内部的外交文件中坚持己见，既然担任如此要职的大使违背官方的政策，为何法国外交部不曾尽早将他调回国内？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试作如此回答：此人的亲俄态度在圣彼得堡早已广为人知，让他一直留任或许可以更好地麻痹俄皇及其政府，促使俄方误判法国的真正态度，从而为法英合作、为打败俄国准备条件。1853年12月13日，卡斯特尔巴雅克对于沙皇的一番解释值得在此提及。那时，法英联合舰队已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游弋，次年1月4日它将进入黑海，尼古拉一世问：“你们的舰队将进入黑海？”卡斯特尔巴雅克回答：“完全不能禁止我们的舰队在黑海航行，但它们的目的不是反对陛下的舰队。我想，这是为了和平的目标，最终的任务在于阻止土耳其人有害的疯狂行为。”“法英两国希望用一切代价避免事态的复杂化。”“保存土耳其是欧洲平衡与普遍和平所必须。”卡斯特尔巴雅克回国述职后便退出政治舞台，但是他不曾受到严重处分或正式谴责，也许这是法国官方的无声“解释”。

综观卡斯特尔巴雅克的政治生涯，我们看到了一种比较少见的情况。一方面，他有着适应政局多变、拥护数种政治原则的能力；另一方面，他有着坚持己见的能力，他一向赞扬沙皇，相信俄国的“和平政策”，不顾违背本国官方意图而力主法俄友好合作。我们看到这两种似乎互不相容的能力，竟然巧妙地共同存在、一直融合于他一个人身上。坚持不断变化与坚持拒绝变化，其实都包含着坚持性这一核心内容，这就是真实的活生生的卡斯特尔巴雅克侯爵。通过关于卡斯特尔巴雅克的探讨，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历史人物的性格与言行的复杂性，对他们不应作简单的理解。法兰西的历史上，卡斯特尔巴雅克可以作为复杂人物的一个代表。

历史、人类，如同自然界，皆是复杂的。即使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时空里，仅有一个人或一件事，这单一的人和事仍然在演变着，他或它的存在、发展、演变都体现着复杂性。我们生活于千变万化的自然界和社会状态之中。历史的探索，难于凭借简单化找到坦途。

注释：

①Paul Guériot.NapoléonⅢ. Paris:1980.t.1.p.200. 当时，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正囚禁于哈姆堡，此人即后来的拿破仑三世。

②Claude Schaeffner.L’Europeaprès1815，laSainte-Alliance. Lausanne，1968. p.87.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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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5315(2014)02-0107-06

2013-12-09

郭华榕(1934—)，男，福建长汀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法国第戎大学教授，中国世界近代史学会名誉会长，主要研究法国及欧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