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媛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陕西汉中723000)

金庸小说描写了众多的名山，并因名山而创立了不同的江湖派别，塑造了各色人物，刻画了各种武功。就金庸小说中描写的陕西名山而言，主要是华山和终南山，与之相应，创立并描写了存在于华山的华山派和存在于终南山的全真教、古墓派。较之华山，终南山在金庸小说中的出现虽然不如华山那么普遍，只主要见于《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两部小说，并在《倚天屠龙记》略有余续，但自有它的描写特点。严家炎认为:“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1］27金庸对终南山的描写兼具写实性和虚构性，而无论是写实还是虚构，都体现出与终南山自然及其文化特质相符合的特点，这既表现出金庸对终南山文化特质的充分考虑与尊重，也说明终南山的文化特质对金庸描写终南山形象时产生的影响。在以往的金庸小说研究成果中，虽然不乏关于全真教、古墓派及其人物、武功等的研究，例如对杨过、小龙女、丘处机的研究，但都不是基于地域文化视域的研究本文拟从地域文化视角探析、阐释金庸小说中的终南山形象描写与终南山文化特质之间的关系。

一、终南山地貌的写意性把握

描写终南山形象当然要写终南山的自然风貌。金庸在创作《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时虽然并没有到过终南山，但在作品中对终南山的地貌是有描述的。首先，描写了终南山的巍峨陡峭、山势连绵。如第三回“求师终南”中写郭靖携杨过上终南山:“二人一路上山，行了一个多时辰，已至金莲阁，再上去道路险峻，蹑乱石，冒悬崖，屈曲而上，过日月岩时天昏地暗，到得抱子岩时新月已从天边出现。”［2］85因误会而与全真道人相斗之后再上山时，“此时山道更为崎岖，有时峭壁间必须侧身而过行不到半个时辰，乌云掩月，山间忽然昏暗。”［2］92虽然只是寥寥数语，但写出了山势的陡峭、连绵以及上山的艰难。其次，描写了终南山丰富的水资源。如同样在第三回中，写郭靖上山转过山道:“眼前是个极大的园坪，四周群山环抱，山脚下有座大池，水波映月，银光闪闪。”［2］94再如第七回“重阳遗篇”中，写杨过、小龙女等四人经密道而出古墓:“越走水越高，自腿而腹，渐与胸齐。……此时水声轰轰，虽是地下潜流，声势却也惊人。……四人在水底拖拖拉拉，行了约莫一顿饭时分，小龙女与杨过气闷异常，渐渐支持不住，两人都喝了一肚子水，幸好水势渐缓，地势渐高，不久就露口出水。”［2］220－221地下水势之大、之阔由此可见一般。最后，多处描写了终南山的植被情况。如第四回“全镇门下”中，郭靖与丘处机欲帮小龙女而赶到古墓外，“郭靖只见眼前是黑压压的一座大树林”［2］119;同一回中，杨过为躲避赵志敬的追逐，或是“只捡树多林密处钻去”，或是“在草丛乱石中狂跑”，最后干脆“沿着青草斜坡，直滚进了树丛之中”［2］132，而赵志敬“寻进树丛，却不见杨过的踪迹，越行树林越密，到后来竟已遮得不见日光。”［2］133而在第六回“玉女心经”中，杨过打猎时发现一处与小龙女练功的地方:“但见花丛有如一座大屏风，红瓣绿枝，煞是好看，四下里树荫垂盖，便似天然结成的一座花房树屋。……东南西北都是一片清幽，只闻泉声鸟语，杳无人迹”［2］179。金庸没有上过终南山，小说中的这些山势、水、植被的描写应该不是终南山的实景，但金庸以泼墨山水画的写意手法，粗线条地勾勒出的小说中的终南山地貌特征，又与终南山的实际地貌特征是神似的。那么，金庸在小说中何以能够描写出与终南山神似的地貌特征?

终南山作为自然名山，海拔较高，支脉众多，海拔高于2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40余座，如翠华山南五台、圭峰山等，山势巍峨耸立，延绵不断。由于其位于关中平原南部，气候较湿润，植被覆盖率高，且种类繁多，因此又增加了“幽”、“翠”的特点。加之山顶的终年积雪和丰富的水资源，让终南山在苍茫的关中平原上显得格外“灵秀”。对于这样一座自然名山，文献记载很多。如宋人程大昌在《雍录》中曾记载道:“终南山横亘关中南面，西起秦、陇，东彻蓝田，凡雍、岐、郿、鄂、长安、万年，相去且八百里，而连绵峙据其南者，皆此之一山也。”［3］105终南山不仅是自然名山，更是文化名山。仅从描绘终南山的文学作品看，历代都有吟咏终南山的诗歌。如《诗经·秦风》里就有一篇《终南》:“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君子至止，锦衣狐裘。颜如渥丹，其君也哉。终南何有?有纪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绣赏。佩玉将将，寿考不忘。”［4］276至唐代，由于终南山毗邻政治中心长安，不仅是长安的军事要塞，更是交通要道，子午道、褒斜道都从这里经过;同时，终南山还是王公贵族们避暑御寒、休闲度假的圣地，而文人们更把终南山作为隐逸修学、求仕漫游的理想处地，所以，终南山成为唐代诗人普遍吟咏的对象。据现代学者统计，在“唐代有600余首吟咏终南山的山中景色和寺观建筑以及在终南山中的记游、唱和、寄情的诗歌。而且这些诗歌题材内容广泛，涉及到自然山水、道教、佛教、人文建筑、道路和交通、科举文化等方面。”［5］1在这些诗歌作品中，对终南山的自然风貌多有描绘，如王维的《终南山》:“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6］1277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终南山的高峻重叠山势;贾岛的《望山》:“阴霆一似扫，浩翠泻国门。长安百万家，家家张屏新。”［6］6617描绘了雨过天晴后终南山的绿色倾泻而出，犹如家家门前放着翠屏一般，突出了终南山植被的苍郁繁茂;岑参的《终南云际精舍寻法澄上人不遇归高冠东潭石淙望秦岭微雨贻作友人》:“岸口悬飞瀑，半空白皑皑喷壁四时雨，傍村终日雷。”［6］2030描绘了圭峰山的瀑布飞流直下，潭水激射，响声如雷等等。

终南山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文学作品及历史文献中，为了解终南山提供了便利。金庸未曾亲历终南山，描写终南山地貌时不排除随意描写的可能，毕竟写山时突出其险峻的山势、茂密的丛林、清澈而丰富的水资源总不会有错，但以金庸的深厚学养和严谨的创作态度，他不会这样做，而应该是查阅了有关终南山的文献资料的，这从《射雕英雄传》的“附录”即可看出。金庸能查阅全真教的有关文献资料，写终南山地貌时查阅相关的文献和文学作品是很自然的。可以说，凭借查阅文献资料，金庸了解、把握了终南山的地貌特征，并根据创作的需要，通过想象，以写意的方式进行了描绘。这些描绘不仅与终南山的地貌特征神似，而且在烘托甚至改变故事情节、点染故事氛围、刻画人物形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写实与虚构中的全真教

金庸在《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占有极大篇幅介绍的全真教及其人物既是写实的，又是虚构的。说其是写实的，是因为，金庸在小说中描写的“全真教”，上至王重阳、全真七子，下到尹志平、李志常等弟子都确有其人，包括王重阳年轻时曾起兵抗金、掘“活死人墓”以及丘处机赴西域见成吉思汗等也确有其事。这在《射雕英雄传》“附录二”中都有说明。说其是虚构的，是因为金庸凭借想象赋予了全真教及其人物更为丰富的传奇内容，主要是:其一，终南山只是王重阳创教和修炼的起点，全真教的成立和主要活动地点并不在终南山，但在金庸小说中则把终南山作为全真教的祖庭，而且规模、声势浩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人数多，观宇多，组织严密。如第五回“活死人墓”中写孙婆婆带着杨过进道观时，“忽然黑暗中钟声镗镗急响，远远近近都是口哨之声。……全真教是武林中一等一的大宗派，平时防范布置已异常严密，这日接连出事，更是四面八方都有守护，眼见有人闯入宫来，立时示警传讯，宫中弟子当即分批迎敌。更有一群群道人远远散了出去，一来包围已入腹地之敌，二来阻挡敌人后援。”［2］145－146人数之众、组织之有序、防范之严密可见一斑;其二，全真教从王重阳到所有弟子都是有武功的，并以“剑”为主要兵器。而且，王重阳的武功天下第一，全真七子是江湖一流高手，三、四代弟子中也不乏好手。至于完全虚构的人物老顽童周伯通，同样是武林绝顶好手;其三，从王重阳到其所有弟子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江湖之事。如王重阳参与“华山论剑”、丘处机与江南七怪的十八年豪赌等等;其四，王重阳与林朝英的爱情纠葛，以及因这种纠葛产生的全真教与古墓派的矛盾;等等。作为小说，而且是武侠小说，金庸在写实的同时进行这样的虚构是必然的。问题的关键在于，金庸在虚构时并没有肆意而为，而是充分考虑到了终南山的文化特质及其与全真教的关系。

终南山北望骊山，西眺太白积雪，有渭水环绕，历来被道教视为“洞天之冠”［7］216。终南山成为道教名山始于魏晋时期的古楼观台。古楼观台位于终南山北麓，传说为周时关子尹的故宅。魏晋时期，神仙道教的道士梁堪居于楼观修行，他的弟子王嘉甚得苻坚、姚苌重视，形成规模较大的道团，因此终南山楼观道教兴起。终南山道教的繁荣期是在唐代。隋唐之际，李渊、李世民父子在争夺天下之时，便利用与道教祖师同为李姓，尊老子为唐王室祖先，从而确立了自己的贵族地位。同时，李渊起兵晋阳时，楼观派宗师岐晖预言李渊必平定四方，出资帮助唐军。因此，唐朝建立后，当权者极力抬高道教的政治地位，尊道教为国教，一方面为报答道教的相助之情，另一方面则是抬高自己的门第，以与其他门阀势力抗衡道教成为国教后，举国上下信者甚众。“据统计，唐代至少有6位皇帝因误食丹药而中毒身亡，公主为女冠者有13人之多。”［8］87此外，统治者还把道家经典纳入科举考试之中，因此这股狂潮随即席卷文人士族。终南山因为毗邻长安，又是道教名山，因此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造访者甚多，尤其是唐代文人前往终南山求仙入道者众多。道教在唐代的终南山上十分繁盛，这是在之后的朝代中再没有出现过的景象，但是道教与终南山的关系却是绵延不绝的。金元时期，道教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全真教”逐渐发展壮大，而且到元代时发展成“中国道教的一个大道派，与正一道并驾齐驱。”［9］74其创始人王重阳出生于咸阳，正隆四年，他自称受仙人点化，离家进入终南山南时村修炼。不过，他的修炼当时并没有太大影响力，只招来为数不多的几个徒弟。大定七年，他焚烧了自建的茅庵，赴胶东半岛传教。正是在这里，他度化了马钰、谭处端、丘处机等七位弟子，这七人后来被称为“北七真”。由于大弟子马钰家庭富裕，出资修建了“全真庵”，从此全真教的影响才逐渐扩大，有了一部分信徒。创立全真教三年之后，王重阳逝世，全真七子把他的遗体安葬在终南山刘蒋村。

终南山是道教名山，因道而显，而历史上王重阳的最初修行之地和最后安葬之地都在终南山，所以金庸在小说中将全真教的活动地点转移到终南山，并将全真教变成组织严密、人数众多的带有宗教背景的武林派别，倒也合情合理。就武功而言，无论是以“剑”为主要兵器，还是各种剑法、阵法、内功心法也都与道教文化基本吻合。全真教虽然也有赵志敬这样的奸徒，但整体上以名门正派享誉武林，自王重阳以下多有以天下苍生为念、维护武林安宁、伸张江湖正义、锄强扶弱乃至抵御外敌入侵之举。这既与历史上的王重阳确曾起兵抗金有关，更与道教降妖伏魔的教义有关。至于王重阳与林朝英的爱情纠葛金庸让二人相爱但却不能结合，否则，王重阳创立不了全真教。总之，金庸笔下的全真教，虽据一定史实而写，但又根据武侠小说创作需要有更大篇幅的想象与虚构，而虚构的前提是对终南山文化特质以及全真教基本情况的充分尊重。

三、“古墓”归隐与终南山“隐逸”文化

“归隐”在金庸小说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有研究者认为，“金庸式的归隐”现象为“中国隐士谱系增辟了一个新类别——武隐”，金庸“发挥想象、挥洒才情，或重述建构了、或凭空塑造出一个又一个面目各异、个性不同的武林隐士形象”［10］77。而在《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中，金庸不仅塑造了一批武隐形象，而且他根据王重阳所掘的“活死人墓”虚构了古墓派这一武林派别及其人物。真实的“活死人墓”与小说中的“活死人墓”并不相同。据史料记载，王重阳在终南山南时村时，一个人掘地为隧，修建了一座一丈多深的坟墓，名为“活死人墓”，而后居于其中潜心修炼。这个“活死人墓”不仅外观极为平常，而且面积极其有限，充其量也只能容纳二三人。而在《神雕侠侣》中却是这样介绍“活死人墓”的“原来这活死人墓虽然号称坟墓，其实是一座极为宽敞宏达的地下仓库。当年王重阳起事抗金之前，动用数千人力，历时数年方始建成，在其中暗藏器甲粮草，作为山陕一带的根本。外形筑成坟墓之状，以瞒过金人耳目，又恐金兵终于来攻，墓中更布下无数巧妙机关，以抗外敌。义兵失败后，他便在此隐居。是以墓内房舍众多，通道繁复，……”［2］140如果说真实的“活死人墓”只是王重阳给自己建造的一个修炼场所，那么，小说中的“活死人墓”完全就是为隐居而准备的。人若居于其中不仅生活可以自足，能够与外界完全隔绝，而且还能抵御外敌入侵。所以，王重阳不仅曾在此隐居，之后，为情所苦的林朝英也毅然选择了脱离尘世而独居墓中。尽管她后来收有徒弟，但“立下门规，凡是得她衣钵真传之人，必须发誓一世居于古墓，终身不下终南山”［2］207，而她本人则在古墓隐居而亡。由于古墓派的与世隔绝，自小在墓中长大的小龙女更是于尘世完全不知，如仙子一般清丽、超凡而脱俗，“所练功夫，乃是断七情、绝六欲的上乘功夫”［2］199。即便她与杨过相遇后，俩人仍然隐居墓中，若不是李莫愁来抢玉女心经，也不会有后面的闯荡江湖。而当他们历尽磨难，厌倦了江湖的纷争后，仍然重返“活死人墓”中隐居。《倚天屠龙记中帮助丐帮和张无忌的黄衫女子，其来历正暗合了杨过和小龙女归隐的最终结局，她那冷傲脱俗、清闲飘逸的性格就是她长年隐居在“终南山后，活死人墓”中形成的。所以，金庸据实而虚构的“活死人墓就是“归隐”的符号与象征。

便于隐居的古墓以及具有隐逸特质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出现在终南山上绝不是偶然的，而是金庸基于终南山的“隐逸”文化特质所进行的刻画与塑造。在唐代以前，文人的隐逸主要是因为对现世的厌恶与脱离，退隐山林反映了文人们不愿同流合污的高蹈姿态。然而在唐代，隐逸则是当时非常普遍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初盛唐时期，就有大量的文人隐士集中在长安城附近的终南山和洛阳附近的崇山上隐居，而终南山被文人们视作更为理想的隐逸之地。唐代文人大多选择隐居于终南山，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唐朝统治者对道教的推崇致使举国上下信奉道教，而思想活跃的文人们更是乐于接受道家思想。道家思想中强调的归隐修炼不但让文人们亲近自然、修身养性，而且通过修习与切磋更能提高自己的能力;二是终南山毗邻政治权力中心长安，自魏晋以来就是道教活动频繁之地，在此地归隐修炼不仅比较便利，而且非常吻合于终南山的道教文化内涵及其氛围;三是终南山本身景色特别秀美，非常适宜隐居。唐代文人在终南山隐逸的蔚然成风，既在当时就赋予了终南山的“隐逸”文化特质，又在唐代以后，因其影响甚大而一直是道家寻仙访道，文人归隐的理想处地。因此，“隐逸”也就逐渐成为终南山的一个特殊文化符号。金庸在小说中塑造终南山上出现的武林派别与人物时，显然注意到了终南山“隐逸”的文化特质，因此，对古墓的设置于虚构和生发中，不仅改变了处所、增大了容量、扩充了功能，更重要的是由此引发出一个独特的武功派别和一系列人物形象。虽然说历史上王重阳曾建造古墓，但小说中的古墓、古墓派以及在古墓中生活的人物已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古墓的形制便于隐居，古墓派的生活与世隔绝，古墓派的人物超凡脱俗，杨过、小龙女出于江湖但又选择归隐古墓，应该说金庸这一系列的设计与终南山自古以来盛行的隐逸之风密不可分。

四、情节设置、人物命运与“终南捷径”

金庸小说中的终南山并不是纯粹、清净的宗教圣地，终南山上的人物也并不是真的完全与世隔绝在《神雕侠侣》中，从郭靖携杨过上终南山开始，就发生了诸多让人迷惑的咄咄怪事:本来是全真教的祖庭，却有人上山抢亲;同一座山上，既有男性为主的道观，也有全是女性的“活死人墓”;不但古墓派的创始人林朝英和王重阳之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男女之情，连全真教的第三代掌门人也对小龙女恋恋不忘。《射雕英雄传》中，王重阳在第一次“华山论剑”时艺压群雄而博得“天下第一”的称号，“全真七子在江湖中也是声名赫赫，老顽童与传统道士形象更是迥然不同。这些都表明全真教及其人物并没有远离尘世，而是活跃于武林之中，与其他武林派别无异，只不过在王重阳兼济天下的原型下塑造的全真教及其人物，更多地担当了保卫民族大义、主持武林公道这一历史使命。特别是杨过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杨过小时候浪迹江湖，辗转来到终南山后，在全真教处处受到赵志敬等人的欺辱，直到被孙婆婆带入古墓并蒙小龙女收留而同样“隐逸”其中，他才能够稳定生活下来。然而，隐逸的生活并不能平抑杨过火热的激情与跃动的心灵，不能改变他争强好胜的秉性，磨灭他对尘世的向往之心。对他而言，在古墓中隐逸而练习武功是为了在走出古墓后变得更强，从而能够为父母报仇。因此，在因李莫愁的闯入古墓而与小龙女不得不离开古墓之后，两人在终南山上搭建茅屋暂栖时，杨过多次“提入世之议”，“小龙女但觉如此安稳过活，世上更无别事能及得上，但想他向往红尘，终难长羁他在荒山之中”［2］222。后因尹志平的一时莽撞，致使二人心生误会而进入江湖。最终，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磨练之后，杨过完成了由小乞丐到侠之大者的转变，从一个不遵世俗规范的浪子成长为一代宗师。从杨过的成长过程中可以看出在终南山上“活死人墓”中的生活对于杨过而言并不是远离尘世，反而是他通过向高人学习、与高人切磋提高自己的能力，等待时机，进入江湖的绝好机会。因此，从终南山上展开的这一系列情节以及人物命运的安排来看，终南山表面上是道家清修、古墓隐居之地，与现世、江湖相隔绝，但实际上，终南山是一条通往俗世与江湖的“捷径”。因为，终南山不是籍籍无名之地，其高人、能人辈出，备受江湖人士的关注、青睐、仰慕和尊崇，借由此地的修炼，可以更快、更好地通达江湖。

金庸小说中这些情节设置与人物命运安排当然完全是凭借想象而虚构的，但这种虚构应该说与“终南捷径”这一终南山的特殊文化现象又是非常吻合的。如上述所说，终南山景色秀美，适宜隐居，但由于它毗邻政治权力中心长安，是帝王贵族的祭祀、休闲胜地，因此滋生了“终南捷径”文化心理的产生。司马光《资治通鉴》中记载:“司马承祯，问以阴阳数术，对曰:‘道者，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安肯劳心以学数术乎!’上曰:‘理身无为则高矣，如理国何?’对曰:‘国犹身也，顺物自然而心无所私，则天下理矣。’上叹曰:‘广成之言，无以过也。’承祯固请还山，上许之。”“尚书左丞卢藏用指终南山，谓承祯曰‘以愚观之，此乃仕宦之捷径耳!’藏用尝隐终南，则天时征为左拾遗，故承祯言之。”［11］6669－6670由此可以看出，盛唐时期的文人隐逸终南山，固然不乏真正隐逸者，但多数文人则是把隐逸终南山作为进入京城长安的跳板。比起在长安苦苦徘徊，也许在终南山隐逸更能有与帝王贵胄碰面的机会，入仕反倒更便捷一些。同时，唐代帝王很重视对隐士的优待与征召。据《旧唐书》记载，唐高宗和武则天曾经“访道山林，飞书岩穴，屡造幽人之宅，坚回隐士之车。”［12］5116优待隐士既有利于下层知识分子的出仕，也更有利于彰显统治者乐善求贤的大度。因此唐代大多数文人在遭遇出仕挫折后，更愿意退隐山林，侍机而出以退为进。而终南山就成为最佳的选择，既有与帝王贵胄碰面的更多机会，又能获得帝王的征召，这样更加强化了“终南捷径”的文化心理。所以，唐代盛行的终南山隐逸风尚之下，潜藏的是文人们等候时机，意欲随时出仕的“终南捷径”。因此，在金庸小说中，终南山并不仅仅是拘囿全真教和古墓派活动的场所，对于全真教和杨过而言，终南山也是一条通往江湖的“终南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