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静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价值观形成分析
——基于苏共和共产国际的影响

唐静

政党价值观是政党本质属性及其功能的基本界定，是包涵着政党价值理念、价值规范和行为尺度在内的价值体系，它具有时代性、实践性、规范性和鲜明的政治性特征。中国共产党价值观的形成深受苏共和共产国际影响，由此形成的价值取向对党的行为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政党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 苏共 共产国际

政党必须有价值观，价值观是政党形成和发展的基石。所谓政党价值观，它是政党的理论基础、阶级性质、政治目标、历史使命以及时代特征的概括和集中体现，是政党对自身的性质、利益、使命和需要的一种认知，是对自己的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合法性的一种回答[1]。世界上的政党，无论是资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抑或其他类型的政党，自形成之日起，都毫无例外地坚守和维护着各自的价值观。

中国共产党价值观的形成深受苏联共产党的影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除了俄国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处境相似，当救亡压倒启蒙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最急迫的需求时，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送来了俄式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由于其特殊的示范作用，很快被中国的知识分子接受和效仿；另一方面，还在于俄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对于当时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中国人而言，它无疑具有榜样的感召力和典型示范意义。毛泽东曾指出：“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走俄国人的路”的口号，无疑从理论上宣布了要遵循俄国马克思主义。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科学性（目标层面）理解，受到的影响来自不同的文化，那么对于如何实现目标的途径和依靠力量，则深深的，甚至是唯一的受到俄国革命成功的影响，那就是只有坚定的以高度集中、严密纪律的坚强的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依靠工农这个基础最广泛的社会阶级同盟，代表他们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之服务，才能通过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打破和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和社会制度，通向共产主义社会形态。

然而，“一切均借俄助”也是一种缺陷。它迫使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一开始就不能不严格按照俄国人的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一度失去了广泛研究、比较、批判、鉴别，造成最终未能形成自己完整的社会主义观的可能性。而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作为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之一，中国革命将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其独立性，其方向、道路、革命方法以及革命动力，势必要由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来帮助选择和提供，由此造成了中国共产党把某些价值符号固化为永恒价值取向，一度背离时代社会发展实际，对中国社会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影响

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十分重视发挥阶级斗争的作用，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宣布要运用暴力手段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列宁进一步突出强调了马克思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并相应地提出了建立由职业革命家组织的政党，实行集中制原则和秘密工作等一系列组织和加速革命进程的方法。

中国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是持“阶级斗争”价值观的，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李大钊提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即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陈独秀等人也旗帜鲜明地主张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维金斯基协助下，陈独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更进一步体现了这种来自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深刻影响。这个宣言首次试图在中国共产党的参加者和信仰者中树立统一的共产主义概念，宣言要求中国共产主义者确信：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征，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俄国革命所经历的阶级争斗和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得要经过的[3]。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特别深重，所以，当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一经产生，高举反帝反封建大旗，就以其鲜明的革命性把中国社会一切革命力量空前集结起来，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激励广大人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前进。可以说，没有革命便没有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所以，革命在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念体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在这一体系中，革命既是手段又是目的，用革命的方式解决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也是最常用的方式，毛泽东同志在很大程度上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诠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实现过渡之后，毛泽东对于阶级斗争的认识曾经发生过一些转变。1956年9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论及斯大林所犯的错误时说：“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当国家机构的职能丧失了十分之九时，当阶级斗争已经没有或已经很少的时候，仍找对象，大批捉人杀人，继续行使它们的职能。”“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4]应当说，这一段时期的认识是客观的，但遗憾的是，不久之后，毛泽东的价值观又重回“阶级斗争”学说，且程度日益激烈。至1962年8月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阶级斗争”说已达到极左，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5]。之后毛泽东反复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根本性。他先后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等口号。

应该看到，阶级斗争、暴力革命这一价值观或以此价值观为核心的理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民族发展历史上具有其先进性与合理性，但由于这一价值观固有的强制性、至上性、排它性，使它非常容易走上极端，走向自己的反面，酿成灾难。长期严酷的阶级斗争，使得党总是更多地从阶级角度分析问题，把政治标准作为根本的价值标准，解决问题时也总是强调政治因素，而问题解决的结果则统统归结到政治意义上去，用政治标准衡量判断一切是非得失。这一评判标准是党的价值观愈来愈“左”倾的根源所在，斯大林主义及其政治上的大清洗和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文化大革命”实践便是明证。

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核心是人民群众主体论，确立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主体和主人的观点，并进而确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这从本质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认识路线，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基本执政理念。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在领导国内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始终强调要密切与群众的联系，要认真对待群众的来信、来访和申诉工作。他认为，做好这些工作不仅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坚持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同时也是使苏维埃组织免受官僚主义毒害和纠正违法犯罪行为的可靠保证。

列宁在强调尊重群众的创造性地同时，也反对崇拜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他指出：“任何崇拜群众运动的自发性的行为，任何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的行为，都是为使工人运动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准备基础。自发的工人运动本身只能造成（而且必然造成）工联主义，而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6]同时列宁还指出了正确处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

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提出了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以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相一致的观点等。同时还形成了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深沉浓厚的民本意识，包含有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内涵。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毛泽东正确论述了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集中概括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是党的根本宗旨，是群众路线方法的立足点；“一切依靠群众”，是党的根本原则，是群众路线方法的依据；“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群众路线方法的基本点，体现群众路线方法的基本内容。

其次，毛泽东十分强调人民群众的作用，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国家主人的位置上。毛泽东根据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这一基本原理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等一系列论述，把人民群众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的地位。

再次，毛泽东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我们党从事革命活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毛泽东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要永远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因而，为了争取群众，就一定要求我们的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者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最后，毛泽东坚持向人民负责的原则，以此作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正确制定和贯彻落实的有效途径。毛泽东经常强调: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毛泽东要求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在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的过程中，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为最高标准。要培养干部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和对人民负责的意识，并把对人民负责和对上级领导机关负责统一起来，明确对群众负责就是对党和领导机关负责。而要“向人民负责”，就必须深入群众之中进行实际调查。这一思想，既体现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群众路线的统一性，又表现为党的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致性。

但是任何事情走过了头，就会走到相反的一面。革命年代，中共和毛泽东非常重视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相关论述，然而在执政条件下，他们并没有处理好以下关系：党的领导和群众自发性的关系；科学决策、依法治国与群众运动之间的关系；领袖个人作用和党的组织原则的关系。这就导致建国之后一段时期，毛泽东忽视了依靠党的领导，过分强调了直接依靠群众（主要是农民）快速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带有极强的民粹倾向的理论和实践，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较大的损失。过分强调群众运动的自发性和自觉性，忽视依法治国和科学决策，导致政治运动常态化。对无产阶级政党领袖个人作用看得太重，甚至发展到个人崇拜。

三、共产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影响——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革命的终结目标并不只是建立新社会，而且也要塑造“新人”：一个在斗争中锤炼出来的、通过思想改造所升华的、以“无私”为最根本特征的集体人格，并通过塑造“新人”去创造历史。俄国19世纪下半期的激进知识分子对“新人”概念的产生有很大的影响。车尔尼雪夫斯基1861年的小说《怎么办？》第一次提出了“新人”这个概念，并描绘了其基本特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新人”对俄国年轻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高尔基在1907年发表了长篇小说《母亲》，描绘了一个目不识丁的工人家庭主妇如何转变为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这本小说成了后来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滥觞，就是因为它提出了党的文学的基本任务：为塑造“新人”服务。列宁认为《母亲》的问世十分及时，他不但向党的干部推荐这本书，而且于同年邀请高尔基参加在英国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大会。

应当说，苏联在发现、培养和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中的确获得很大的成功。早期的“共产主义义务星期六”，倡导不计报酬的忘我劳动；建设时期工业战线上的“斯达汉诺夫运动”曾激励千百万人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奋斗；女拖拉机手安格林娜的事迹，也成为农业社员的榜样。特别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出版，受到官方的大力倡导，保尔·柯察金成为了一代又一代苏维埃青年的榜样和偶像，书中的一段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光阴而悔恨，也不会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成了无数青年献身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座右铭。在工业化年代，这些现实中和文艺作品中的英雄形象，无可否认地反映了无产阶级政党倡导的价值观和生动内容。到卫国战争年代，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又与一些英雄人物的名字连接在一起，如用胸膛堵碉堡枪口的马特洛索夫，卓亚的英雄事迹等，同样发挥着英雄主义的激励和示范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这些英雄人物的名字在中国年轻一代，特别是知识青年中耳熟能详，当为楷模。如伤残军人吴运铎和他的《把一生献给党》就被称为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朝鲜战场上的黄继光就是中国的“马特洛索夫”，保尔·柯察金的那段名言同样成为新中国进步青年的座右铭。中共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进展，进一步发现和塑造了焦裕禄、雷锋、王进喜等英雄形象，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他们忠于党、忠于人民、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有助于新风气、新道德风貌的弘扬。

当然，也不可否认，这些“苏维埃新人”在塑造和宣传中同样存在严重的缺陷。从“延安整风”开始，中国式的“新人”除了共产主义“新人”的普遍特征（如政治忠诚和献身精神）以外，强调的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用掏心式的自我解剖和苦行僧般的自我拒绝来达到彻底否定“小我”（即个人存在）的目标。苏维埃文化赞美的“新人”通常都没有个人的面貌，只有整体的品质，像钢铁一样坚强，像机器一样整齐而有效率。其最主要的是，人作为个体的一面（个人意识、个人动机、个人利益、个人观点以及个人行动的自发性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集体的“人”和党的“人”。虽然每一个人成为“新人”的途径可能有所不同，但“新人”本身只有集体性而没有个性，因此“新人”的诞生也就是个性的死亡。

四、国际主义的异化——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使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概念，通常只提“国际主义”。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概念，倡导“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著名口号。列宁在不同情况下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内容，做过一些具体解释，其中最著名的有两条:第一条是1917年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中讲的: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支持（用宣传、同情和物质来支持）无一例外的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这种路线；第二条是1920年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讲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有决心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列宁的这些解释和论述，长期以来在国际共运中，特别是通过“大论战”和“文化大革命”，已人为地“绝对化”和“神圣化”了。似乎这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不管客观条件和需要如何，不这样做就是“大逆不道”，就是“背叛”。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列宁强调执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要看客观条件、需要和可能，否则会帮助反动派，损害革命运动的整体利益。1918年俄共党内有人主张“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即使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也要援助国际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认为这是奇谈怪论，他指出：这些人以为国际革命的利益要求强行推动国际革命，如果是这种理论，那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来都否认强行推动革命，因为革命是随着产生革命的阶级矛盾的日趋尖锐而发展起来的。我们作好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显然也不能帮助德国革命的成熟，反而会妨碍它。我们这样做只会帮助德国反动势力，为他们效劳，给德国社会主义运动造成困难[7]。我们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解释和论述，应以全面的、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去看待，不能采取简单化、绝对化、凝固化的观点对待它。

列宁的国际主义是真诚的，但斯大林将国际主义变为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口号。斯大林援助过一些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但是他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捍卫苏联等同起来。他说：“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许多其他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按照他的要求提出“捍卫苏联”的口号，结果严重脱离本国群众，也损害了这些党的发展。斯大林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号下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大搞世界革命中心，曾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后来又以九国“情报局”的名义公开领导、干预、指挥甚至控制其他国家共产党。勃列日涅夫则提出了“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变成了“霸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干涉别国内政”的代名词，进一步败坏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声誉，损害了整个世界无产阶级的事业。

中国共产党曾一度奉行国际主义精神，以意识形态作为标准，输出革命，大力支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抗美援朝、援越抗美、援助阿尔巴尼亚、支援亚非拉国家共产党的活动等，都无不体现了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大力批评“三多一少”政策是放弃中国的国际主义责任；1975年，针对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向毛泽东提出的不要和他们国家的共产党来往时，毛泽东回答道：不行呢，因为我们也是共产党。哪有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革命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逐步放弃了输出革命的理念，大力改善了我们的外部环境。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过决议指出，革命决不能输出，它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1992年，中共十四大通过决议，删除原先党章中“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提法。

综上，对于中国来说，政党是一个舶来品。从把这个舶来品移植到我国的最初尝试到现在，我国的政党政治已有一百年的历史。翻开这段历史，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哪一个政党像苏共那样，对我国政党政治的发展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历史造成了中共与苏共之间的特殊联系，也就造成了苏共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中共的特殊影响，造成了研究这种失败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意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党理应从苏共的教训中得到更大的收获。

[1]袁贵仁,韩震.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

[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1408.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548—550.

[4]毛泽东.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M].人民日报,1956-9-22.

[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653.

[6]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08.

[7]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02.

唐 静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 法学博士

（责编 高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