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智禹

（安徽大学文典学院，安徽合肥 230601）

刘勰的曹操诗歌创作论

刘智禹

（安徽大学文典学院，安徽合肥 230601）

曹操是建安文学代表性的诗人，刘勰对其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文心雕龙》中对于曹操文学创作的直接评价只见于《乐府》一章中，另外在《明诗》中对于曹操的诗歌创作只字未提，从中可以看出刘勰对于曹操的文学创作的评价是略带贬抑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既与刘勰的生平环境以及其学术思想有关，也与曹操“古直”的创作风格有关。

曹操；刘勰；《明诗》；《乐府》；诗歌创作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巨著，“体大虑周”，对重要作家作品亦多有评论。曹操的诗文古直悲凉，开建安风气之先河，自然会引起刘勰的关注并。《文心雕龙》中提及曹操的篇章很多，例如《乐府》、《诏策》、《章表》、《章句》、《事类》、《养气》、《时序》等，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对于曹操文学观点的论述，普遍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这些论述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如穆克宏先生就曾有专文论述①穆克宏有关论述见于其所著：《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刘勰论“魏氏三祖”》，《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第46-52页。。

《文心雕龙》中论述曹操的文字很多，但是直接论述其文学创作只见于《乐府》一章中，而在《明诗》一章中没有对于曹操诗歌的论述，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明诗》没有对于曹操诗歌创作的论述，《乐府》中对于曹操文学创作进行直接评价，至今学术界，对于这部分的阐释、论述都很少，现存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著作对于这两部分普遍只做了简单的解释，并未对其文字下隐藏的含义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曹操作为一名文学家，如果不弄清楚刘勰对其文学创作的态度，只看到对于其文学观点的评价，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就很可能是不全面的。

一、有关《明诗》不提曹操五言诗的原因

《明诗》中并没有对于曹操诗歌创作的直接评价，很多学者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刘勰忽视了曹操的诗歌创作，不评价也是一种评价。忽视曹操的诗歌创作的原因是需要进一步考虑的。原因之一是刘勰略带偏颇地认为曹操的五言诗成就不高，另一方面在于《明诗》和《乐府》论述的内容是关于不同诗体的。先引原文中论及建安文学的部分：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这一文段就是《明诗》中对于建安文学的评价，从开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中可见，这一节旨在说明建安时期五言诗的发展。曹操对于五言诗的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沈德潜说:“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古诗源·卷五·魏诗·武帝》）将建安以前的诗歌作品称为“汉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歌称为“魏响”。就诗体上来说，汉音是四言诗为主体的杂言诗,魏响则是以五言诗为主体，曹操在五言诗体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人物。但刘勰在论述五言诗的发展过程时，选取人物实际考虑的标准是其五言诗的成就高低，而成就高低与对五言诗发展做出的贡献，这两个问题并不是完全相同的。锺嵘与刘勰所处时代相近，其《诗品》所讨论的就是各个诗人五言诗的成就高低，曹操在《诗品》中被评为“下品”，虽然后世大多观点觉得这个评价并不妥帖，但其可以代表当时整个文坛对于曹操五言诗大致的评价。因此，刘勰认为曹操的五言诗不能和曹丕兄弟以及王粲、刘桢并提，考虑到当时的评价标准和认识，这个结论是可以理解的。黄侃先生《文心雕龙札记》中也有相关阐述：“详建安五言，毗于乐府。魏武诸作，慷慨苍凉，所以收束汉音，振发魏响。文帝弟兄所撰乐府最多，虽体有所因，而词贵独创，声不变古，而采自己舒，其馀杂诗，皆崇藻丽，故沈休文曰:‘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言自此以上质胜于文也。若其述欢宴，憨乱离，敦友朋，笃匹偶，虽篇题杂沓，而同以苏李古诗为原，文采缤纷.而不能离闻里歌谣之质，故其称景物则不尚雕镂，叙胸情则唯求诚恳，而又缘以雅词，振其英响，斯所以兼笼前美，作范后来者也。自魏文已往，罕以五言见诸品藻，至文帝《与吴质书》，始称公斡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盖五言始兴，惟乐歌为众，辞人竞效，其风隆自建安，既作者滋多，故工拙之数可得而论矣。”①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9页。最后一句中提出，在曹丕之前五言诗是比较少见的，可见曹操的五言诗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这一部分没有提到曹操的原因，一方面是刘勰认为曹操的诗歌不需要具体论述，另一方面也与《明诗》中论及的诗体有关。其一，《文心雕龙》中还有《乐府》这一章，如果《明诗》是对所有诗歌的总论，自然不必再将乐府诗歌单列一章。而现存的曹操诗歌全部是乐府古题。有学者认为曹操开创了文人乐府诗的先河，曹操的诗歌也具有文人诗的性质。这一观点没错，但乐府诗最大的特点是能够和乐歌唱，曹操的诗歌在内容、写作手法和风格上多有创新，但也是能够和乐歌唱的。刘勰所处的时代对这一点区分很清楚。刘勰将乐府诗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来看待本就是一大创新，将曹操归于《乐府》是有道理的。其二，《明诗》中重点论述诗歌在刘勰所处时代之前的发展情况，特别是四言体和五言体的发展情况。应该注意的是，刘勰的论述过程中有两条暗线存在，第一条是诗歌逐渐脱离音乐，成为独立的抒情主题。这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论述应该是出于刘勰不自觉的意识。刘勰虽然无法具体说出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这类规律，但是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一定会不自觉地接受这种意识，并在《文心雕龙》中表达出来。刘勰单列《乐府》一章，乐府诗可以和乐歌唱，将乐府诗单独剔出之后，关于诗歌的论述自然会向脱离音乐的方向进行。第二条是《明诗》中，特别论及汉朝及其后的诗歌发展时，重点放在了文人诗的论述上，刘勰在这一时期的论述上都以诗歌作者为中心展开，并不是以诗歌本身了，提到了苏李诗、班婕妤、《古诗十九首》等，这些都是文人诗的代表。

《明诗》论述诗歌总体发展情况，《乐府》论述乐府诗的发展情况。这两篇中对于四、五言体都有涉及，但论述的侧重点不同。刘勰将这两篇放置在平行的位置，在那个时代，对于各种文体的区分还处于初级阶段，只在《乐府》中论及曹操是可以理解的。

刘勰在论述五言诗发展的时候，没有提到曹操这一过渡性的人物是不应该的，其认为曹操的五言诗不及曹丕兄弟以及王、徐、应、刘诸人。但刘勰将曹操作为建安时期乐府诗的代表人物，对其的重点论述放在《乐府》当中，所以刘勰的“不评价”并不代表其认为曹操的五言诗“不值一提”，更多是出于不同篇章论述重点不同的考虑。没有在《明诗》中提及，确实有欠考虑，但据此提出刘勰认为曹操诗歌不值得评价或者直接忽视曹操诗歌，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二、《乐府》对于曹操的评价

《乐府》对于曹操文学创作的评价是《文心雕龙》中唯一一处直接评价。可见这是研究刘勰对曹操评价问题至关重要的部分，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部分。对应文段如下：

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

这一段由三句构成。第一句是对三祖乐府诗中“乐”的评价，第二句是对内容和思想的评价，最后一句是总述评价。分析的时候，这三句需要分开理解，其中要表达的思想倾向差异很大。总体来看，刘勰对曹操的诗歌创作并不完全认同。

第一句话的争议历来都特别大，争论的焦点在“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范文澜先生在对这句话的注解中引用《宋书·乐志三》中的“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一句，认为刘勰对“宰割辞调”是批评的态度，“彦和所讥宰割辞调，或即指此”②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09-110页。。但本文倾向于陆侃如先生和牟世金先生的意见③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上），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第77-82页。，这八字评价应当是褒扬的。

其一，这一文段最后“虽三调之正声”，可见刘勰对于三祖乐府诗中“乐”的方面还是持肯定态度。《唐书·乐志》中记载：“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汉世谓之三调。”刘勰以儒家精神为撰写《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其对周之遗曲不会是批评的态度。黄侃先生在《文心雕龙札记》中提到：“彦和云三调正声者，三调本周《房中曲》之遗声。《隋书》曰:‘《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来旧曲，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词，与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平陈后获之。高祖听之，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然则三调之为正声，其来已久。”可见“正声”是对三祖乐府诗的肯定评价。

其二，“音靡节平”是对三祖乐府诗创作的评价，“气爽才丽”是就三祖的诗才进行的评价，这个评价是肯定的。前一句是肯定三祖的创作才能，后一句是对其乐府诗歌创作的评价，单单中间一句“宰割辞调”与创作无关，是论述曹叡将“相合”一分为二，而且前一句是称赞，后一句如此写，文气不通，也不符合写作常理。

其三，范文澜先生的注引主要是关于魏明帝曹叡的，虽然曹叡与其祖父、父亲并称为三祖，但是其文学成就远远不能和曹操、曹丕相提并论，曹叡在三祖中并无代表性。从《文心雕龙》中就能看出，不少处提及曹操、曹丕，但提到曹叡的篇章屈指可数。同时期的锺嵘在《诗品》中将曹叡列为下品，原文为“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叡又不如丕，亦称三祖”。这个评价说明当时文学评论家对于三祖的文学成就高低排列为：曹丕、曹操、曹叡。可见难用曹叡之事来否定曹操和曹丕。

第二句中“北上”指曹操的《苦寒行》“北上太行山”，“秋风”列篇指曹丕的《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或述酣宴，或伤羁戍”是建安文学创作内容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刘勰认为这两类主题是很不可取的。但“述酣宴”是哀叹人生苦短的一种另类表达，实则是人处于乱世中的一种无力感。“伤羁戍”这一点在曹操诗歌上体现的非常明显，曹操有很多诗歌都是描写汉末战争带来的破坏和征战戍边之苦，如《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等。刘勰没有认识到，表面上曹操这些诗歌是表现战争的残酷和自己身处其中的悲愤心情，但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强烈渴望去改变这一切。以《苦寒行》为例：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

这首诗写于建安十一年，曹操从邺城出发，西征高干的途中。整首诗描写行军时的困苦，尤其最后一句“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情感尤为强烈，写出了诗人渴望改变这战乱局面的愿望。《东山》一诗相传是反映周公东征归来的作品，表现了战士在归途思念家乡和胜利返归的喜悦心情。这一句是诗人以周公自比，排除万难、取得征讨胜利的决心。《东山》一诗写于行军途中，曹操作为一支军队的统帅，除了哀伤之外，他必须要考虑如何带领军队走出困境。将这种思想放到一个长期的范围之内考虑，曹操绝不简单地表达一种“伤羁戍”的感情，其一直希望能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结束这种战乱的局面。刘勰并没有完全理解曹操诗歌的独特内涵。

“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这一句虽然是评价三祖的，但是，表现在每个人诗歌上的具体内容是不同的，在此只具体讨论在曹操诗歌上的表现。首先，此处“淫荡”并不指音乐，“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虽然它们是平调、清调、瑟调的雅正乐曲，但是与《韶》、《大夏》等古乐比较，就成了靡靡之音了。既然音乐都是雅正的，所谓“淫荡”就表现在内容上了。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唐写本作‘慆’，慆荡：放荡。慆，喜悦。”这一点值得商榷，如果是“慆”，作喜悦之意，与实际不符，表达喜悦的诗歌在三祖乐府诗中很少，尤其在曹操后期诗歌中几乎绝迹。最后一句提到“郑曲”，孔子曾评价郑声“淫”。在《乐府》中刘勰提到“郑声”：“‘伊其相谑’，郑国所以云亡。”“伊其相谑”是《诗经·郑风·溱洧》中的诗句，“郑国所以云亡”指《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季札到鲁国观乐，听到演奏《郑风》时说道，郑国“其先亡乎”。可见所说的“郑曲”是《诗经·郑风》中的诗歌。后世经常用“淫荡”形容南朝宫体诗，《南齐书·萧惠基传》:“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淫俗,雅乐正声,鲜有好者。”裴子野《宋略·乐志叙》：“乱代先之以忿怒，亡国从之以哀思。优杂子女，荡目淫心。充庭广奏，则以鱼龙靡慢为瑰玮；会同飨觌，则以吴趋楚舞为妖妍。纤罗雾縠侈其衣，疏金镂玉砥其器。在上班赐宠臣，群下从风而靡，王侯将相，歌伎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互有争夺，如恐不及，莫为禁令。伤风败俗，莫不在此。”曹操诗歌被评为“淫荡”并不是指同宫体诗一样的靡艳风格。

在《论语》中，孔子言及“郑声”的直接记载有两条：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卫灵公》）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也。”（《阳货》）

与“郑声淫”之“淫”含义相关的释义有四个：过度、惑乱、邪恶、贪色。“过度”是对于“郑声”的评价。《诗经》是经过乐官总结和整理，孔子对《诗经》有过评价，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如果《诗经·郑风》中真的有关于“惑乱、邪恶、贪色”，那不可能流传下来，只可能是“过度”之意。孔子所说“郑声”应当和《孟子》中“俗乐”相似。梁惠王对孟子说：“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孟子·梁惠王下》）。

“淫荡”是过度放纵之意。①何红梅：《“郑声淫”意义阐释》，《上海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145-146页。刘勰“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一句评价有失偏颇，曹操部分诗歌有“淫荡”和“哀思”的倾向。但用“不出于”、“不离于”两词，认为曹操诗歌的内涵只在于这两点是不妥的，这种批评是不合适的。

“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总结前两句，三祖的诗歌在“乐”方面继承了汉代以来优秀诗歌的传统，但在内容方面和诗经中的“郑曲”相似，不符合儒家教化的要求。

在《乐府》中，刘勰肯定曹操诗歌创作的方面在于其遵守了“三调”的音律，但关于诗歌的内容，刘勰无法认同，这种否定是不公正的。

三、刘勰对曹操诗歌创作评价不高的原因

曹操的诗歌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没有华丽的辞藻和复杂的技法，却达到了“简单却山高水远”的境界。刘勰对于曹操的诗歌创作评价不高，当时的文学评论家的态度都相似，锺嵘《诗品》将曹操列为下品。因此得出这种评价的原因，不能只简单归结为刘勰自身的因素，还要考虑时代文风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第一，很多文章都将刘勰做出这种评价的原因归结于刘勰撰写《文心雕龙》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文心雕龙》开篇三章《原道》、《征圣》、《宗经》都是在论述儒家思想的指导问题。这自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刘勰反对当时浮华的文风，将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编纂《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很容易将文学与政治教化捆绑在一起。

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原因之一，刘勰的生平经历与曹操存在很大不同，是更主要的原因。《梁书·刘勰传》记载：

刘勰字彦和,东莞营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处十余年,遂博通经论。

从史书记载中可知刘勰年少家贫,在佛门静地生活十余年之久,依靠僧祐,替僧祐编订藏经过活。佛家的清规戒律与俗世的远隔,使刘勰的思想受到东汉以来的经学和儒家礼教的影响。同时这种清静的生活也使其很难理解曹操作为一个亲历战乱，并努力终结乱世的军事家、政治家的想法。

一般认为，文人可以通过同感力来感受作家诗人写作时的状态，但刘勰的儒家思想给他造成了障碍。很多情况下，刘勰通过儒家提出的政治教化这一标准来评价作家和作品，其无法通过同感力和文本的结合来感受曹操的想法。认为曹操的诗歌“志不出于淫荡，情不离于哀思”，是因为其没有理解曹操的“哀思”背后是想改变这一现状的决心。例如《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首诗最集中寄托了曹操的“哀思”，记述了其自踏入政治舞台以来经历的动乱和百姓悲惨生活，从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到袁术称帝期间的社会大动荡。曹操并非普通文人，并不仅仅对这种社会动乱表达自己的哀伤和不满，而是深切渴望去改变这种社会现实。曹操本人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就是从他随袁绍讨伐董卓始，之后同盟军不思进取，曹操愤而离开。“是二月，卓闻兵起，乃徙天子都长安。卓留屯洛阳，遂焚宫室。是时绍屯河内，邈、岱、瑁、遗屯酸枣，术屯南阳，伷屯颍川，馥在鄴。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太祖曰：‘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将据成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之后同盟军解散，董卓死于王允、吕布之手，中原陷入军阀混战时期。袁绍谋废献帝，欲立幽州牧刘虞为皇帝，并刻制印玺，曹操坚决反对，据此看出袁绍不能成大事，产生了消灭袁绍的想法。“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太祖拒之。魏书载太祖答绍曰：‘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众、兴义兵而远近莫不响应，此以义动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诸君北面，我自西向。’绍又尝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举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恶焉。魏书曰：太祖大笑曰：‘吾不听汝也。’绍复使人说太祖曰：‘今袁公势盛兵强，二子已长，天下群英，孰逾於此？’太祖不应。由是益不直绍，图诛灭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六年之后，袁术称帝，曹操率军将其击败。“袁术欲称帝於淮南，使人告吕布。布收其使，上其书。术怒，攻布，为布所破。秋九月，术侵陈，公东征之。术闻公自来，弃军走，留其将桥蕤、李丰、梁纲、乐就；公到，击破蕤等，皆斩之。术走渡淮。公还许”（《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从史书记载中可见，在这首诗所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中，曹操并非无力的旁观者，而是参与者。曹操渴望改变这种现实，这不仅仅是一种想法，他一直在践行，在乱世之中南征北战，渴望有一天使天下回到安定的状态。刘勰由于自身的认识经历和儒家思想，忽略了“哀思”背后渴望终结乱世的强烈心愿。这是其对曹操诗歌创作评价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不只刘勰，当时的文学评论家对于曹操的诗歌创作评价都是相似的，锺嵘在《诗品》中将曹操列为下品。故不能简单地将原因归结为刘勰的个人思想和经历，时代本身的文学风气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如果刘勰仅仅以儒家思想来指导撰写《文心雕龙》，《文心雕龙》不可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取得如此重要的地位。除去过分受儒家思想约束的部分，《文心雕龙》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可取的。

刘勰为了批判当时过分华丽的文风而撰写《文心雕龙》，并声称自己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但不可能不受到当时主流文学观点的影响。其反对的是当时过分华丽的文风，即“俪采百句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做法。对于一般的文学技法和辞藻是支持的，并且认为文采是文章不能缺少的因素，一篇只有内容而没有文采的文章同样没有充分价值。提出“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文心雕龙·辨骚》），“情义物关，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文心雕龙·诠赋》）。

基于此文学观点，刘勰对于曹操的诗歌创作持略带贬抑态度。曹操诗歌慷慨悲凉、朴实无华，与刘勰所处时代的主流文学观点有着很大差异。如在《短歌行》中曹操直接引用《诗经·郑风·子衿》原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不加任何转换和修饰。其诗歌主要语言都是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的，很少使用复杂的文学技法。这种文学风格是可取的，能将这种风格使用得如此出神入化是很难得的。但也导致了刘勰及其同时代的文学评论家无法对曹操进行深刻的理解。锺嵘评价其“古直悲凉”，从现代的文学观点来看，“古直”是一个肯定的评价，但在刘勰、锺嵘的时代，这个评价是褒贬参半的。“魏武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敖陶孙《诗评》），这是肯定的一面。否定的一面，“孟德《薤露》、《蒿里》,是过于质野”（许学夷《诗源辨体》）。而这种“质野”的风格，刘勰及其所处时代的文坛无法认同，导致其很难深入理解曹操诗歌。

曹操在汉末乱世中南征北战，努力终结那个混乱的时代，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与普通文人迥异的创作理念。其创作的诗歌是对两汉诗歌的超越,使四言诗在继《诗经》后再一次大放异彩。慷慨悲凉的风格，使其诗歌即使在今天读来依然有很强的感染力。《明诗》中并没有论及曹操的诗歌，《乐府》中对于曹操的创作评价不高。刘勰这种评价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刘勰受到自身经历和写作《文心雕龙》时儒家思想为指导的约束，另一方面当时主流文学观点与曹操诗歌风格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曹操“古直”或者称之为“过于质野”的风格，使刘勰及其同时代的文学家很难深入理解其诗歌背后所蕴藏的思想和精神。

Liu Xie's remark on ooetry of Cao Cao

LIU Zhiyu

Cao Cao（曹操）is a representative poet of Jian'an literary,and Liu Xie（刘勰）paid great attention to him.The only one direct evaluation in Wenxindiaolong about the poetry of Cao Cao is in the chapter Yuefu.And it is not mentioned in the chapter Mingshi.The attitude to Cao Cao'poetry which can be seen from the evaluation of Liu Xie is slightly pejorative.The reasons of this phenomenon are the life circumstances of Liu Xie and his academic thought.Cao Cao's poetic style of primitive simplicity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phenomenon.

Cao Cao;Liu Xie;Mingshi;Yuefu;Poetry Creation

I207

A

1009-9530（2014）05-0045-05

2014-04-10

安徽大学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曹操研究史”（kyxl2013088），此项目依托于2010年度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曹操研究史”（AHSHF09-10D19）

刘智禹（1922-），男，安徽大学文典学院2011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