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子骄

【摘要】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是继湖南卫视《超级女声》之后又一档在中国社会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真人选秀类音乐节目，二者包装、风格、内容都不相同，甚至有学者认为，这两档节目代表了中国电视真人秀发展史上的两个不同阶段。当《超级女声》风靡中国时，社会上曾就它的“海选”“PK”等新奇的节目形式掀起过热烈的讨论，尤其是它用“全民公投”票选的方式决定胜负，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这一点对促进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建设似乎很有价值。相较于《超级女声》而言，《中国好声音》在促进民主方面是否还有价值，应该从公共领域的角度，尤其是从培育审美公共领域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

【关键词】审美公共领域；真人秀；中国好声音；民主

2013年10月7日，随着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第二季年度盛典正式唱响，真人选秀类音乐节目再一次引爆电视收视率，达到了创纪录的5.174%，据统计，浙江卫视在该节目播出时段收获全国电视市场份额的14.84%，稳居第一位[1]。自2004年《超级女声》问世以来，尽管面临越来越多的社会争议及来自政府管理部门数道“限娱令”的限制，真人选秀类音乐节目仍旧备受中国广大电视观众的欢迎。目前，在内地各大卫视的节目单上，除了《中国好声音》之外，还有《中国梦之声》《我是歌手》等30余档同类节目正在热播，不能不说这是我国电视业近10年来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

同属娱乐节目，真人秀与电视剧是完全不同的两类节目。电视剧中的故事主要是虚构的，而真人秀上演的都是在社会中活生生存在的普通人的故事。从文学及媒介批判的角度来看，一档好的电视剧不会仅仅停留在供人一时耳目之欢娱，而是要通过编剧们独具匠心，巧妙地运用文学艺术手法，典型、深刻地反映一个社会问题，从而引发观众的思考，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比如当年曾引发国民热议的电视剧《蜗居》就是典型一例。而一档好的真人秀节目如果有相应的内容和形式，也能做到这一点。2004年，《超级女声》在中国的问世就曾在整个社会中掀起一场热烈的讨论，因为这档节目首次提出了“海选”“PK”等概念，参赛选手是否获胜，不再由专业评委说了算，而是由普通观众通过民主投票决定，这一举措因其独创性和民主启蒙性，在当时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讨论。

反观历史，《超级女声》似乎并没有像当年那些乐观人士所期待的，对培育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促进社会民主化建设起到多少作用，反而让人们看到了这类节目中仍旧存在一些暗箱操作、缺乏底线的炒作、“秀下限”等负面的东西。所以，后来人们对这类节目的评价也每况愈下，变成了“三俗”等不健康内容的代表。到《中国好声音》登场的时代，从表面上看，它不再以一些公然“审丑”的表现手段为卖点，并且鼓励一种自我奋斗的价值观，因此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赞扬及相当一部分观众的好评。有人认为这档节目是在真正地“传递正能量”，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好声音》可谓突破《超级女声》所创立的“全民海选”式的选秀节目模式，是“开拓真人秀节目3.0时代”的一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节目[2]。然而，尽管人们围绕着这档节目进行了诸多讨论，但似乎已没有人再提起这类节目所具有的“民主启蒙价值”了。那么相较于《超级女声》来说，《中国好声音》是否还有这一类价值？如果没有，这是否意味着这一类节目正在退化为一种“纯粹的娱乐”？这是本文想要讨论的问题。

一、以“审美公共领域”为分析视角

媒介对受众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传播学研究的热点。各种影响中，媒介对政治的影响可谓重中之重。从媒介、市场、政府、社会四者之间的关系来看，媒介既可以是政党的喉舌、政府的宣传工具，也可以是完全商业化的，运作以盈利为驱动力。当然，在一定条件下，媒介还可以是公民社会及多元团体的伙伴，扮演独立于政府的“第四极权力”的角色，起到监督政府与市场、促进民主社会建设的作用。而从传统的人文视角来看，大众媒介只有保持自己独立于政府和市场的地位，发挥其应有的监督作用，才能对社会的良性发展有所贡献。对于大众媒介的这种作用，学者们提出过许多不同的概念，比如“观点自由市场”“第四极权力”“舆论”等，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就是其中的一种。所谓“公共领域”是指存在于概念之上的，独立于人们私人生活空间的“领域”：在这里，人们就一些他们共同关心的话题展开讨论；讨论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就这些话题达成共识，并且这种共识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讨论的过程人人平等、公平并且具有充分的言论自由；这种讨论应该是充满理性的，要说服别人只能通过提供更加合理的论证及更加客观的证据，而不是用暴力或其他手段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最重要的是，公共领域的讨论首要目的是要监督政府、市场及其他社会权威部门，在必要的情况下迫使政府进行改革，修改不合理的法律，以顺应广大民意的变化。因此，一个健康的公共领域必须独立于政府等权威部门，不能受它们的操纵[3]。

在社会中培育一个良好运作的公共领域，需要媒介客观公正地给受众提供充足的信息，从而让受众能够作出理性的判断。因此，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历来被认为特别适合于分析与政治密切相关的新闻时事类节目。当然，哈贝马斯并没有忽视媒介上的娱乐内容对公共领域造成的影响，他曾高度评价小说在塑造人们的“自省性”和提供与他人日常对话所用素材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哈贝马斯倾向于强调公共对话中的理性与工具性，所以他对媒介上的娱乐内容整体持批判态度。他在著作中曾谈道，当代公共领域不可避免地被来自国家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力量渗透，参与讨论的个人从“有产者”转变为“工薪者”，人们从原先拥有独立的自我人格，并且追求有意义的理性讨论，变得只会消费他们的收入和闲暇时间。而大众媒介通过提供作为纯消费品的娱乐内容和虚假的私生活体验，成功地阻碍了个人参与公共讨论。于是，有学者认为当今的媒介是在让受众“娱乐至死”。详细分析这个过程，Putnam认为当代电视使受众的闲暇时间私人化，从而挤占了他们参与公共讨论的时间[4]；Hart则提出电视给观众带来了一种虚假的公共参与体验，使得人们把观看行为本身当成了参与政治和公共事件，而实际上不会采取任何行动[5]。endprint

尽管相当一部分学者就娱乐内容对公共领域的影响持负面态度，但近年来学术界也发展了另外一种视角来考察媒介上的娱乐内容与公共领域的关系，这就是“审美公共领域”视角。这种视角认为，媒介只要能够使得相互区别的受众之间产生联系，使他们就某一个所关心的共同话题展开讨论，那么不论媒介上所展示的内容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可以发挥培育公共领域的作用。从麦克卢汉的视角来看，媒介作为“人的延伸”本身即是用来探知和理解社会而存在的。Alexander进一步认为，虽然媒介上刊载、播出虚构内容的主要功能是娱乐，但它能够帮助我们以一种更自由的方式来检视社会。[6]从文学和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大众文化所蕴含的意义是高度符号化的，人们对它的解读会掺杂或细微或强烈的情感因素，因此相对于一些普通的事件来说，针对文化产品的讨论也许会变得更加激烈并且深入人心。所以，这样一种“审美的”公共领域（aesthetic public sphere）就是人们通过彼此交换审美体验、讨论文化含义、建构生活意义的过程而建立的。简而言之，人们在谈论一档娱乐节目时，并不会仅仅局限于谈论节目本身，而是就节目内容谈论一些由此联想到的社会问题，从而达到监督权威、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这就是审美公共领域这一视角的精髓所在。

二、以审美公共领域视角看《中国好声音》

华裔学者Jingsi wu曾以审美公共领域视角分析过《超级女声》这档节目[3]。她认为，当时人们在审美公共领域中谈论这档节目时，有一些议题是关于这档节目在促进中国社会民主化建设中的价值的。首先是这档节目的运作方式，即通过“全民公投”来决定选手是否出线和最终获胜。她认为，这种节目的运作方式无疑具有直接的民主启蒙价值。虽然人们对于这种启蒙价值是大还是小存在不同的意见，但这种破天荒的举措无疑为在日常生活中缺乏民主实践机会的广大民众“吹来了一股新风”。其次是节目环节中主要冲突的设置：选手与节目评委的二元对立。因为人们在观看这档节目时，倾向于把选手视为“年轻、勇敢、反传统、自我奋斗”等正面形象的代表，而把评委和节目制作方看成“传统、权威、精英主义、压迫”等负面形象的代表。再次是节目的内容，歌手们演唱的是充满个性的流行音乐，她们都是草根阶层，这都为节目增添了去精英化、追求个人奋斗自由及机会平等的民主主义元素。

那么，如果以同样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好声音》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

首先，全体观众参与投票，以民主表决的方式决定选手胜负的做法已经成为历史。2007年9月21日，原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出台细则，明确表示此类节目“不得采用手机投票、电话投票、网络投票等任何场外投票方式”[7]。因此，在此时间点之后的所有选秀节目都没有了全民通过电话、短信投票参与评选这一环节。虽然观众投票这一环节并没有因此退出舞台，但参与投票的观众仅限于“场内”，大大降低了投票的代表性及其给人们带来的真实感。再加上综艺节目中的场内观众从以前主要是普通人参加转变为招募受过专门训练、配合节目流程的“专业观众”，这种投票其实已经形式化了。而《中国好声音》邀请99家媒体记者到比赛现场组建“媒体评审团”的做法，我认为是投票形式化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它把媒体的意见当作广大公众的意见，以此来显示获胜选手具有广泛的民意支持。观众及学者对这一举措褒贬不一，有学者认为媒体评审团的介入反而影响了媒体参与报道这一节目的公平性，而人们反对媒体评审团参与节目的最大原因，是“媒体与媒体人的身份差”[8]。也就是说，参与评审的记者的观点其实并不能代表其所服务的媒体的观点，而媒体评审团的观点也不能代表一个个相互独立的、具有不同个性的受众的意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好声音》的这种“媒体评审团”参与节目是存在风险的，一旦媒体评审团的结论与受众观点相左，就有可能伤害参与评审的各家媒体的公信力，甚至使受众对民主投票这一程序失去信心和兴趣。

其次，过去节目中选手与评委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在《中国好声音》中导师与学员之间是一种妥协与合作的关系。该节目中的导师不再像从前节目中的评委那样与选手之间存在相互对立的关系，因此在这一档节目里观众看不到导师与学员之间爆发冲突的场面。当然，与在电视上直播互吐毒舌、互相攻讦为卖点的其他节目相比，这档节目要“健康很多”，国家广电总局2007年的“限娱令”也同样规定节目主持人之间“不得相互挖苦、吹捧、调情”[9]，但细看其设置的故事模式，就会发现它所鼓吹的是一种向精英阶层妥协的价值观，一条“出门遇贵人”式的成功之路：学员只有在受到导师的“赏识”，并在导师的带领之下才能获得成功。这其实与追求人人平等、自由、机会均等的民主社会价值观存在冲突。

再次，内容的通俗化。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好声音》中歌手演唱的歌曲都是流行歌曲，似乎非常“接地气”。但是从它的赛制来看，相比较没有参赛门槛的《超级女声》，《中国好声音》的参赛选手都是通过高门槛选拔来的，本身就有一定的音乐天赋和实力。尽管节目组给每位选手都“量身定制”了一些励志故事，但是他们的草根身份很快就遭到了网民的质疑，一些选手被挖出是“选秀专业户”，这对于节目本身的公信力来说是一个打击[9]。因此，《中国好声音》所鼓励的“个人奋斗”是一些天赋异禀的人的奋斗之路，这个舞台上所实现的梦想其实与普通人无关。

三、结论：“娱乐至死”有可能成为现实

如果说《超级女声》还有一些能够促进社会民主进步的因素，至少可以引起人们对它那“全民公投”中所蕴含的启蒙元素讨论的话，那么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中国好声音》整个节目的基调是保守的、妥协的并且是精英主义的，它有可能在受众中引起一些关于自我奋斗来实现梦想的讨论，但这种自我实现是建立在高起点及向精英妥协的前提之上的，除此之外，这档节目也就仅存“娱乐”二字罢了。因此我认为，这档节目对于引导人们积极参与审美公共领域的讨论，进而促进社会民主化建设并无多大的价值，如果同类型的节目在电视上过于泛滥的话，“娱乐至死”便不再是一种理论上的威胁，而有可能变成一种社会现实。endprint

当然，我所作出的上述分析仅局限于以上与《超级女声》可比的三点内容中，不排除这档节目在其他方面可能存在促进民主建设的因素，比如说导师与学员的对话、他们所穿的服饰、节目的标志及色彩的运用等，但与前面三点相比较似乎并不明显。另外，这些分析都是从节目本身对社会的价值这个角度来进行的，而实际的审美公共领域对这档节目存在怎样的讨论还需要一些量化研究，尤其是广大观众在谈论这档节目时是否还谈论有关民主方面的话题，这是本研究有待进一步展开的地方。

参考文献：

[1]新华网娱乐.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第十五期收视率[EB/OL].http：//bj.bendibao.com/live/2013719/110833_16.shtm.2013年10月7日/2013年10月18日.

[2]覃晴，谭天.《中国好声音》的传播特征与价值创新[J].新闻与写作，2012（10）.

[3]Jingsi wu. Enlightenment or Entertainment： The Nurturance of an Aesthetic Public Sphere Through a Popular Talent show in China[J]. The Communication Review，14：46-67，2011.

[4]Putnam，R.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M].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2000.

[5]Hart，R.Seducing America：How television charms the modern voter[M].Thousand Oaks， CA：Sage（1999）.

[6]Alexander，J.The civil sphere[M].New York，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7]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广电总局进一步加强群众参与的选拔类广播电视活动和节目的管理[EB/OL].http：//www.sarft.gov.cn/articles/2007/09/21/20070922145509480642.html.2007/9/21.2013/11/20.

[8]常江.《中国好声音》中的各种声音[J].新闻界，2012（24）.

[9]《中国好声音》选手历史被挖 大多是选秀专业户[EB/OL].新华报业网.http：//news.xhby.net/system/2012/08/10/014097361.shtml.2012/08/10.2013/11/21.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影视技术艺术学院）

编校：郑 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