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在健

(江苏警官学院 马列主义教研部，江苏 南京 210031)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政治生活的领导力量，主导着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中央领导集体是无产阶级政党特有的一个政治概念，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特殊的政治角色，是中共庞大组织体系的中心力量，处于核心层次。邓小平十分重视中央领导集体的建设问题，形成了关于中央领导集体的基本观点，这对党的自身建设和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央领导集体权威观

“权威是一种被视为合法的权力系统或社会控制”[1]45，政治权威体现为社会公众对某种政治权力主体或政治制度的自觉自愿的服从和认同，维持着政治共同体的存续和发展，是社会得以运行的必要条件。执政党的权威是政治权威的一种形式，是人们对某一政党的执政地位给予认同。

1988年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中央要有权威”[2]277的观点。“中央”在我国的政治权力结构的分布上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执政党组织体系的最高层；二是作为国家政权的最高层。邓小平关于中央要有权威的思想集中体现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这一思想有其历史渊源和现实印鉴。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的政党政治是竞争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期间经历了艰难曲折，也蒙受过重大的损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党的领导集体缺乏一个核心的权威，直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并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一领导集体在全党树立了崇高而持久的权威，中国共产党在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运用正确的政治策略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成功地取得了政权。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离不开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邓小平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于开辟社会主义事业和树立执政党权威地位的奠基作用，但是，对于这一代领导集体的权威在“文革”期间的演化给予了理性的思考和实事求是的评价，批评了领袖个人的权威发展为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甚或取代中央领导集体，这种现象损害了党的权威，造成重大的决策失误，延误了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力图克服毛泽东晚年个人崇拜式权威的教训，致力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尽管他本人的资力和声望足以确立其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权威，但他反对将个人权威绝对化甚至于凌驾于全党之上，而是注重领导集体权威的建立，强调党内民主，重大决策由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充分的协商和讨论，坚决摈弃“文革”中对不同意见和观点动辄上纲上线的做法。这种领导集体的权威充满着宽容和民主的精神。

邓小平对党的领导集体权威基础有着深刻的见解。过去，党的权威主要来源于毛泽东个人的特殊魅力和影响力以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邓小平把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执政党合法性和权威的重要来源，也就是说一个领导集体以及它所领导的政党的执政权威要持久地保持下去，就必须建立在“有效性”即优良政绩的基础上。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个有利于”的思想正是体现了这一理性认识，他特别指出：“第三代的领导要取信于民，要得到人民对这个集体的信任，使人民团结在一个他们所相信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周围。”[2]299在邓小平之后的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与时俱进，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确立了自己的权威。

在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权威更替的问题上，邓小平反对居功自伟和永远躺在功劳簿上，主张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实现领导集体权威的转换，这种转换决不是作为一个执政党的领导集体权威的削弱或丧失，而是在新一代领导集体中的延续和进一步的强化，并被赋予合乎时代发展的新内涵。十三大后，他和一些老同志退出了领导核心，并致力于在党内树立一个新的领导权威。他凭着成熟的政治经验和高瞻远瞩的眼界，确立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地实现了两代领导集体权威的转换，并告诫全党和全军要自觉维护这一领导集体的权威，维护党的领导事业。

二、中央领导集体稳定观

政治稳定要求政治体系有秩序地运转，政治制度保持连续性。政治稳定是当代中国社会具有持续高关注度的现实问题，政治稳定与否对中国经济建设和政治发展构成重大影响，一度出现过的政治不稳定局面已对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消极影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邓小平一直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2]284“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2]244在我国的政治体系中，政治稳定主要表现为执政党的稳定和国家政权的稳定，而这两者又是密切相关的。党内稳定关键在于中央领导集体的稳定，邓小平高度重视领导集体的稳定问题，强调：“我们是一个大国，只要我们的领导很稳定又很坚定，那么谁也拿中国没有办法。”[2]318

中央领导集体的稳定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从静态方面看，要求中央领导集体内部的团结，主要领导成员之间形成良好的相互配合关系。对此，邓小平总结了我党的历史经验，指出，“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2]298民主革命时期，在没有确立毛泽东的领导核心之前，由于中央领导集体的不稳定和策略上的错误，革命经历了一些挫折。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后期也出现了党内分裂势力，宪政遭到破坏，中央难以有效地控制全国的政治秩序。文化大革命造成全国范围内长时间的政治动荡，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来看，苏共以及东欧国家共产党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高层出现严重分裂，派系分立，相互对抗，致使党的领导结构解体，政局失去控制。所以，邓小平坚决反对党内结帮结派、闹分裂，“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2]300他希望新的领导集体能够以江泽民为核心，很好地团结起来，“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2]301其二，从动态方面看，中央领导集体的稳定还要求新老交替实现平稳过渡，这既能保持新旧领导集体权力交接的连贯性，防止领导集体转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断层而使政治生活陷入混乱，又能确保党的基本政策的连续性，不至于使政策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在这一问题上，邓小平做出了充分的思考和精心安排，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政局处于较困难的情况下，成功地实现领导集体的平稳过渡，避免了中央领导集体转换期容易出现的政局不稳，化解了苏东剧变的冲击，抵御了国内外势力对中共领导地位的挑战，经济建设战略和改革开放政策得以继续贯彻执行。

基于维护中央领导集体稳定对于大局稳定的重要性，邓小平曾告诫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要相互容忍，相互谦让，相互帮助，相互补充，包括相互克服错误和缺点。”[2]318领导班子内部应当形成既有核心，又有整体，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的稳定和谐的关系，广大党员干部应当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自觉维护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的团结与稳定。

三、中央领导集体执政能力观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在于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能力，这是因为：第一，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组织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是形成党和国家重大路线、方针、政策的中枢，对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起着导航的作用；第二，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能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党的整体的执政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工程的“引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能够构建一个完整的有战斗力的组织体系。如何加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能力建设进而提升党的整体执政水平？从邓小平的党建思想中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

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体系，是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执政能力建设的思想条件。“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2]260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当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合乎中国国情并有效地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体系，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及其核心在这个理论体系的创建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它凝聚着全党的智慧。在我党历史上已经形成了三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第一代领导集体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它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并初步建成社会主义；第二代领导集体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旗帜；第三代领导集体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江泽民提出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指导思想。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领导班子，是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执政能力建设的组织条件。邓小平高度重视组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并为此贡献了极大的政治智慧。他提出，选择新的接班人要坚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把人民公认的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吸收进领导班子；并且强调一个高素质的、有能力的领导集体应当有一个核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2]310作为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应当具有人民本位观、时代观、大局观、坚定的革命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这些品质在邓小平及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建立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是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执政能力建设的制度保障。在中央领导集体的制度建设方面，邓小平提供了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第一，实行民主集中制，反对家长制。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和领导原则，邓小平说：“在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一言堂、个人说了算，集体做了决定少数人不执行等等毛病，都要坚决纠正。”[3]360第二，实行集体接班制，反对个人接班制。邓小平肯定了集体接班制的意义，1980年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我们强调集体领导，这次讲接班也是集体接班，这很好，很重要。”[3]282在答一位外国记者问时说：“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3]347集体接班制体现了民主政治权力更替的基本原则，而个人接班制是对某一重要领导人的政治任命，被任命者往往独揽大权，这是有违现代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的。第三，实行退休制，反对领导职务终身制。在民主政体中，对最高权力一般采取限任制，退休制实际上是限任制的一种形式，而专制政体下的最高执政者往往是终身任职。邓小平积极推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主张废除领导职务实际上的终身制，并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在适当的时候，主动辞去领导职务，逐步形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职实行符合民主政治规则的限任制。

【参考文献】

[1]戴维·米勒,等.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文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