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士勇

(淮阴师范学院运河与漕运文化研究中心，江苏淮安223300)

苏州城的出现和发展与江南运河的开挖有莫大的关系。从传说中最早的泰伯渎到孙吴时的破岗渎，直至隋唐时的江南河，以苏州城为中心的吴地运河沟通了江南的水乡泽国，苏州也就此成为古典时代水陆交汇的要冲。随着江南的开发，江南经济的日趋繁荣，全国经济中心由中原地区逐步转移到江南地区，苏州又一跃成为影响全国的大都会。苏州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保留了大量的与运河有关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当地文化部门及有关学者为整理苏州文化遗产做了大量工作，不过，对其进行保护与利用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伴随着运河申报世界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展开，采取具体的措施保护这些遗产成为当务之急。为此，我们在深入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具体的保护方案，进而提出一些开发利用的设想，以期为发展地方经济服务，并供地方政府及相关行政部门进行决策时参考。管窥之见，尚请方家指正。

一、苏州与苏州段运河历史

早在两千年前，苏州与运河就已结下不解之缘。周太王古公亶父的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为让位于弟季历，由北方歧山南逃于江南蛮荒之地，来到梅里(今无锡梅村)，泰伯被当地土人奉为君主，遂筑城池，治水开河，抵御外来侵略，建立荆蛮小国，自号勾吴。数年之后，民以殷富。［1］其所开之渎，后名之为泰伯渎。泰伯渎至今在无锡伯渎港仍有遗迹，据闻西接后来的江南运河，东入蠡湖，长87里，广2丈，这大概是太湖流域最早的水利工程，也是除传说中的大禹治水之外，史有明载中我国最早开凿的运河。梅里古城在此后六百余年中一直是吴国都城。梅里古城的出现，表明吴人开始摆脱纯自然因素，而遵循在政治、军事等社会因素驱动力的作用，吴人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春秋时，吴国的政治中心转为苏州，苏州的运河开挖遂成为时代主题。“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杨湖;出涣浦，入大江，奏广陵。”［2］平门即苏州北门，这条起自吴国都城苏州的人工河北出苏州，经无锡梅亭到涣浦，入长江而至广陵(今扬州)，这表明春秋时，吴国已有水道通广陵，后又接上吴王夫差开凿的北上中原的邗沟。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命伍子胥重建都城，这就是一直延续至今的苏州城。当时修筑的苏州城周长四十七里，陆门八，水门八，规模庞大。都城迁到苏州城后，为了加强都城与外界的联系，吴王夫差又命伍子胥开通运河，从苏州经望亭、无锡至奔牛，由孟河入长江(后来的江南运河苏州至常州段亦是在此基础上拓宽挖深河道而成)，打通了从吴国国都直接西航的水上通道。由于运河的开挖，苏州初步占据了江南连接北方地区的交通要冲地位。［3］苏州城临河而处，交通便利，奠定了此后繁荣的基础。

到了三国时代的东吴王朝，孙权在赤乌八年(245)开凿破岗渎，这是第一条沟通长江与钱塘江两大水系的纵向人工河，可称为隋唐时江南运河的前身。破岗渎的工程开凿水平、航道设施完善程度、运载能力堪称时代翘楚，在大运河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唐许嵩《建康实录》提到，自从孙权开凿了这段人工河，由建康下苏州、绍兴就不用再经由长江了。以后东晋和南朝都一直沿用这条线路开展漕运。

苏州作为秦汉时代就已经崛起的江东都会，自孙权立国、晋室南迁以来，成为“衣冠人物，千载一时”之天下都会。但两晋以来，割据战争连绵不绝，尤其是经过侯景之乱的破坏，苏州逐渐衰落，到了陈朝才有所恢复。经秦至隋，苏州一直沿用“吴”这个名称。隋文帝开皇九年，以姑苏山名，称苏州，这是苏州得名的开始。由于江南运河的开凿，苏州成了南北运河与娄江(今浏河)的交汇之处，具备了内河航运与海上交通的便利条件，这对苏州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隋末，苏州虽因遭兵燹迁城于横山下、黄山东，名新郡，但仅仅过了30年，又迁回原址。这是苏州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迁城，这一迁一回，证明了苏州城市位置的优越和对大运河的依赖。［4］从伍子胥在苏州扩建都城至隋朝，苏州虽历经战火，城周时有盈缩，但变动不大。唐代的苏州是江南的一大都会。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说:“浙右列郡，吴郡最广，地广人庶。”又云:“今国用，多出自江南，江南诸州苏为最大，户数不少，税额至多。”［5］明清两代的苏州城变化不大，但其工商业的发展逐步突破了城墙的藩篱，向郊外发展。去除历代度量衡的差异，苏州城周大致为22—23公里，变化依然不大，苏州也因此成为江南运河沿线各城市中建成时间最早，城址位置和城市规模变动最小，延续性最好的一座城市。但其商业的规模、内涵则发生重大变化，城市由封闭趋向开放。清朝的苏州城已经冲破了城墙的限制，开始向郊外拓展商业空间。康熙年间，阊门商业区扩展至城墙以外，与枫桥镇连成一片，列市达二十里［6］。在封建王朝的长期延续过程中，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承担了太多的历史责任，同时也牢牢地抓住了这个历史发展机遇。①此段文字主要参考王晓静《运河与苏州城市的发展》(《淮阴师院学报》2008年第1期)、张小庆《京杭大运河沿线城市的形成与变迁》(《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谨志谢忱。

四通八达的运河促成了苏州经济的古典式繁荣。春秋时期，吴国的吴市就闻名列国。汉代之后，苏州据三江五湖之利，富甲一方，成为一座名闻遐迩的东南大都会。隋唐大运河的南北畅通，更促进了苏州的商业繁荣和市场发展。唐朝时，苏州政治地位上升，经济也获得了长足进步。安史之乱后，苏州人口直线上升，城市空间形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城市商业中心区以阊门为核心，沿主河道生长出阊门—枫桥、阊门—虎丘和阊门—胥门三条伸展轴。［7］明代以前，苏州的商业中心大致在城中乐桥一带。南宋以后，凭借近傍运河、交通便利的有利条件，城西北的阊门一带逐渐发展成为新兴的商业区。明代阊门内外更趋繁华，阊门一带终于取代乐桥商业区，成为苏州城中最为热闹、商业最为繁盛的地区。明清时期，苏州商业达到了鼎盛，并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当时的阊门、胥门、山塘街一带，商贾云集，是全国最繁华的地方之一。阊门被喻为“天下第一码头”，“金阊自古说繁华”、“阊门内外人如蚁，一日姑苏损万金”等诗词都是例证。［8］

古代苏州的城市规模，我们可以从宋代的《平江图》碑和清代的《姑苏繁华图》中略窥一斑。《平江图》是我国最早的城市地图，它相当准确地表现了南宋时苏州城的平面布置:城内有主要河道组成通向城门的干河，由此分出许多支河，通向各居住巷，傍河两岸是街道市肆与住房，环绕城墙内外各有一道城濠，既是交通环道，又是双层护城河。从《平江图》可知，苏州不仅是典型的大运河水网城，也是“千桥之城”，城内桥梁遍布，有名可考者285座，加上城外的桥梁，共计314座。不过，当时的桥梁多为木质，易腐烂，入宋以后，都改成了“工奇致密”的石桥。苏州城内“水陆相邻，河路平行”，形成了小桥流水的水城风貌。苏州自此“陆骑水舫，四通八达”［7］。《姑苏繁华图》又称《盛世滋生图》，乾隆二十四年由著名画家徐扬创作。《姑苏繁华图》描绘范围“自灵岩山起，由木渎镇东行，过横山，渡石湖，历上方山，从太湖北岸，介狮、和(何)两山间，入姑苏郡城。自封、盘、胥门出阊门外，转山塘桥，至虎丘山止”。据粗略统计，图中人物肩摩接踵熙来攘往者多达12 000余人;河中船帆如云，官船、货船、客船、杂货船、画舫、木排竹筏等，约近400条;街道商店林立，市招高扬，可以辨认的各类市招约有260余家;各式桥梁50余座;文化戏曲场景十余处，充分展示盛清时期高度文明的发展盛况。从《姑苏繁华图》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清前期的苏州，是少数几个云集全国乃至外洋货物的商品中心，全国著名的丝绸生产、加工和销售中心，全国最大和最为集中的棉布加工和批销中心，江南地区最大的粮食消费和转输中心，全国少见的金融流通中心、刻书印书中心，颇为发达的金银首饰、铜铁器以及玉器漆器加工中心，开风气之先和领导潮流的服饰鞋帽中心，独步全国的美味美食中心，设施齐备、服务周到的生活中心，交通便利的运输中心。徐扬以写实的手法，在《姑苏繁华图》中绘录了当时苏州实际存在的260余家店铺的招子，将苏州这一当时全国最为著名的都会之地、工商中心的繁盛市容全方位、直观式地展示了出来，为后人留下了极为难得的文献以外的实景式的形象记录。除此之外，一轴《姑苏繁华图》还将代表苏州文化的科举教育、戏曲丝竹、婚礼习俗、园林艺术等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尽情展示出来，这在明清时代的同类作品中是独一的，可以视作记录苏州文化的极为难得的有形宝贵遗产。而且富有意义的是，这些市招反映的内容，都有相应的文献记载，大体上可以一一坐实。①有关《姑苏繁华图》，业师范金民教授曾有精深而独到的研究，此段文字主要参阅其大作《清代苏州城市工商繁荣的写照——〈姑苏繁华图〉》(《史林》2003年第5期)、《〈姑苏繁华图〉:清代苏州城市文化繁荣的真实写照》(《江海学刊》2003年第5期)，谨谢之。

从春秋建城，到清代江苏巡抚衙门驻跸，苏州除短暂地因战争因素市井萧条外，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都以繁华的水陆都会面貌鹄立于东南之隅。长期的水利建设和城市发展，使苏州积淀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它们是苏州历史文化发展的见证者，也是苏州对外宣传和交流的最重要的名片。这些以物质和非物质形态展现的文化遗产，大都深深地打上了运河的烙印，尤其是隋唐以后南北贯通的京杭大运河，对苏州文化遗产的积极影响，可谓一贯以始终。

二、苏州运河文化遗产的现状

苏州文化遗产复杂而多样，从已公布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来看，其中大多数都打上了运河的印记。高福民、吴国良两位学者曾将苏州文化遗产资源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中国仅存的从春秋时代绵延至今的苏州古城。苏州古城2 500多年城址未变，宋代《平江图》碑上“水陆平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至今清晰可见;古城区的五个历史街区，是最能体现苏州粉墙黛瓦、小桥流水人家鲜明特色的代表街区。第二，“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苏州古典园林。苏州园林始于春秋时的吴王离宫别苑，明清时期，繁荣昌盛的苏州经济、层出不穷的能工巧匠、领时代风骚的吴门画派推动苏州的造园技艺和理论走向高峰。苏州古典园林据记载共有271处，现尚存69处。第三，见证历史、体现人文特色的名人故居和古宅会馆。目前苏州尚存潮州、安徽、全晋、武安、汀州、汕州、嘉应等会馆。第四，历史悠久、风格各异的寺观庙宇、古塔。汉代道教兴起，佛教传入中国后，苏州先后出现了一批著名的道观、佛寺。建于西晋咸宁二年(276年)的真庆道观(今玄妙观)，隶属于道教正一道宫观。因唐张继《枫桥夜泊》诗名扬海外的寒山寺、存有唐塑圣杨惠之九尊罗汉塑像的甪直保圣寺、“天下罗汉二堂半”唐塑中之一堂的东山紫金庵，也都闻名遐迩。如今苏州修复保存的道观和佛寺还有报恩寺、灵岩寺、西园寺、城隍庙、定慧寺、文庙、春申君庙、伍相祠庙、圣恩寺、兰凤寺、凤凰寺、中峰寺、白鹤寺、云泉寺、莲华寺、万佛寺、小茅山道院等。此外，苏州旧有“七塔八幢”之说，虎丘云岩寺塔是闻名世界的中国斜塔。瑞光寺塔、报恩寺塔、罗汉院双塔属保存较完整的宋塔。另外还有历史悠久、保存完好的楞伽寺塔、灵岩寺塔、光福寺塔、甲辰巷砖塔等。第五，体现江南水乡典型特征的历史文化名镇和古村落。苏州目前拥有6个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名村、7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和苏州市第一批控制保护古村落14处。第六，独具特色、多彩多姿的民间艺术。第七，具有水乡文化特色的苏州民间习俗。第八，独具风味、流传至今的饮食文化。第九，星光灿烂、泽被古今的历史名人。周朝泰伯、仲雍奔吴，建立“句吴”;伍子胥筑阖闾城;“兵圣”孙武著《孙子兵法》传世;秦末项梁、项籍在此起义反秦;魏晋文学家陆机、陆云，画家张僧繇影响至今绵延;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韦应物、刘禹锡任苏州刺史，留下了大量歌咏苏州山水风物的诗歌;陆龟蒙在甪直留下了大量遗迹，石湖居士范成大的田园诗至今仍广为流传。宋以后苏州出进士两千四百人、状元三十六人。明代绘画有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为代表的吴门派。毛宗岗评《三国演义》、金圣叹批《水浒》开晚明清初小说评点之风气;冯梦龙的“三言”创市井小说之先;魏良辅、梁辰鱼等人革新的昆曲风靡全国，李玉是昆曲苏州派和吴江派的代表人物。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胸怀为世人慨叹;还有明代宰相王鏊、香山派建筑鼻祖蒯祥、明代书法家董其昌、“元四家”之一的黄公望、反抗暴政的葛贤、两朝帝师翁同龢、状元门第四朝重臣潘世恩等，举不胜举。他们或诗书传世，或名言留声，或为民请命，或家学渊源，其中许多人的故居、墓葬都在苏州城乡。［9］

再从苏州市政府公布的非物质文化名录来看，它囊括了从世界级、国家级到省级、市县级400多项。其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昆曲、古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第一批的有昆曲、古琴、苏州端午习俗(打包入选中国端午节)、苏州宋锦(打包入选中国蚕桑丝织技艺)、苏州缂丝(打包入选中国蚕桑丝织技艺)、苏州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打包入选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第二批的有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雷允上六神丸制作技艺)、灯彩(苏州灯彩)、泥塑(苏州泥塑)、古琴艺术(虞山琴派)、民族乐器制作技艺(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核雕(光福核雕)、玉雕(苏州玉雕)，第三批的有装裱修复技艺、盆景技艺、国画颜料制作技艺(姜思序堂国画颜料制作技艺)、滑稽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第一批的有滚灯、苏州玉雕、金山石雕、藏书澄泥石刻、光福核雕、苏州泥塑、苏州灯彩、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苏州碑刻技艺、常熟花边制作技艺、苏州雷允上六神丸制药技艺、端午节(苏州端午习俗)、苏州甪直水乡妇女服饰、苏州御窑金砖制作技艺、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古琴艺术、玄妙观道教音乐、剧装戏具制作技艺、吴歌、苏绣。第二批的有寒山拾得传说、谜语(海虞谜语)、千灯跳板茶、滑稽戏(苏州滑稽戏)、虞山派篆刻艺术、姜思序堂国画颜料制作技艺、装裱技艺(苏州装裱技艺)、陆慕蟋蟀盆制作技艺、绿茶制作技艺(苏州洞庭碧螺春制作技艺)、糕团制作技艺(黄天源苏式糕团制作技艺)、糕点制作技艺(稻香村苏式月饼制作技艺、叶受和苏式糕点制作技艺)、采芝斋苏式糖果制作技艺、陆稿荐苏式卤菜制作技艺、豆制品制作技艺(苏式卤汁豆腐制作技艺)、常熟叫花鸡制作技艺、汤面制作技艺(昆山奥灶面制作技艺)、七夕节(太仓七夕习俗)、吴歌(河阳山歌、白茆山歌、芦墟山歌、双凤山歌、胜浦山歌)、宝卷(同里宣卷、锦溪宣卷、河阳宝卷、胜浦宣卷)、十番音乐(辛庄十番音乐)。第三批的有砖雕、太仓糟油制作技艺、太仓肉松制作技艺、木渎石家鲃肺汤制作技艺、苏州织造官府菜制作技艺、闵氏伤科、郑氏妇科、苏南水乡婚俗、湖甸龙舟会、锡剧、竹编(后塍竹编)、苏州彰缎织造技艺、苏派酿酒技艺、乾生元枣泥麻饼制作技艺、金村庙会。除此之外，还有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5项。

三、苏州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从现有的文化遗产现状来看，苏州各级政府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以申报促进保护，以保护促进发展”的工作思路，开创了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格局，主要体现在:

一是形成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名录体系。根据国家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基本方针，近几年苏州市加快了各级各类文物的申报和公布，并将保护的范围向控制保护建筑、历史街区、古建筑物方面延伸。全市现有苏州、常熟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甪直、同里、周庄、千灯4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陆巷和明月湾村两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东山、西山、木渎、光福、震泽、沙溪6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苏州古城区拥有平江、拙政园、怡园、山塘、阊门五个历史街区及苏州市控制保护古村落14处。全市现有各级各类文物保护单位539处，其中全国文物保护单位3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01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423处，250处控制保护建筑，790余处古桥、古井、古牌坊等古代建筑物。另外，根据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基本方针，全面展开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全市现有各级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60个，其中国家级18个、省级11个、市级31个。二是形成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体系。为保护文化遗产的完整性，苏州早在1986年就编制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1995年以后，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步伐加快，先后出台了一批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物质遗产方面主要有《苏州市城市规划条例》《苏州园林保护管理条例》《苏州市区河道保护条例》《苏州市古建筑保护条例》《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办法》《苏州市城市紫线管理办法(试行)》《苏州市文物保护管理办法》《苏州市古村落保护办法》等;非物质遗产方面主要有《苏州市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办法》、《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等;制定颁布了备受关注的国内第一部非遗专项保护的地方性法规《苏州市昆曲保护条例》。三是形成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机制、活动品牌和保护基地。为了体现国家“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工作要求，苏州在全国率先确定每年6月28日为“文化遗产日”，设立了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项资金，建立了文化遗产保护的联席会议制度和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全市普遍开展了以文化遗产保护为主题的各类文化活动。全市先后建成中国昆曲博物馆、中国苏州评弹博物馆、苏州工艺美术博物馆、苏州中医博物馆、桃花坞木刻年画博物馆、昆山昆曲博物馆、顾坚昆曲纪念馆、常熟古琴艺术馆、评弹艺术馆、白茆山歌馆、张家港河阳山歌馆、太仓江南丝竹馆、吴江丝绸馆、芦墟山歌馆等一批非物质遗产保护基地。四是形成了一批文化遗产的抢救资料和研究成果。多年来，苏州市先后抢救、整理了40余个门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达6 000余万字。出版了《苏州戏曲志》《苏州文化丛书》21册，《中国昆曲论坛》《苏剧前滩》《苏州评弹史稿》《书坛口述历史》《苏州评弹旧闻钞》《弹词目录汇3·弹词经眼录》《吴歌遗产集粹》《中国白茆山歌集》《中国芦墟山歌集》《中国河阳山歌集》《姑苏竹枝词》《苏州水乡情歌》《中国吴歌论坛》《苏州民间器乐曲集成》《苏州民间舞蹈志》《苏州民间音乐集成》《桃花坞木刻年画》《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桃花坞卷》《苏州古版画》《昆曲与苏州》《苏州端午节》《苏州民间工艺美术》《苏州传统礼仪节令》《苏州民间故事大全》等一批文化遗产研究性成果以及各种音像制品、光盘、画册等。

对于苏州运河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苏州市政府从建设和谐社会、优化经济结构和新农村建设角度出发，也做了大量工作，表现为:一是开发和谐文化资源，形成具有苏州特色的和谐文化优势。二是开发古吴文化资源，形成古吴文化主题旅游。三是开发运河文化旅游资源，形成运河遗产文化的新亮点。四是开发古典园林的造园资源，形成具有苏州特色的园林家居优势。五是开发吴门医派的传统资源，将历史影响转化为休闲保健优势。六是开发农村自然人文资源，变农业文明优势为新农村建设优势。

苏州运河文化遗产的体量过于庞大，现有的保护、开发工作不可谓不全面，但难以重点把握，尤其是对于可以作为苏州城市名片的世界级文化遗产苏州园林和昆曲的可持续发展，缺乏深度关注。

苏州有周代园林6处，汉代4处，南北朝14处，唐代17处，宋代18处，元代48处，明代更达到271处，清代也有130处。宋、元、明以来保存至今的苏州古典园林有69处，对游客开放的有十几处。苏州园林集山水楼阁和诗情画意于一体，蕴造园艺术和文化艺术之精华，因而在199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苏州开发最早的一项旅游项目，苏州园林的独特魅力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客，但这同时也使园林的保护工作大大加重。园林保护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而通过发展旅游业，园林也可获得维护的资金，并能扩大知名度。园林修复能扩大游览面积，疏导人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环境容量压力。但由于多年来，苏州一直推介拙政园、留园等名园，使这几个热点园林在旺季时常人满为患，旅游容量方面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有学者对苏州园林风景区游人容量进行了研究，指出游人过多、超过园林的容量是苏州园林风景区的一个突出问题，同时存在着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噪声污染等环境问题。我们应从环境科学中吸收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进行园林及其周边地区的环境保护，并考虑到园林及其旅游环境的不可再生性，通过调节价格、分散假期等手段来调整淡旺季的客流量，以减少旅游景区的环境压力。影响旅游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旅游环境问题，包括景区容量、景区周边环境、城市生态环境等。古典园林与周边环境不太协调的问题也有待解决。苏州市古典园林申报加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时，曾有专家对园林与周边现代化建筑的不协调提出质疑，对一些古典园林因城市改造、道路拓宽而把大门开在车水马龙的主干道上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样就失去了当初建园时曲径通幽的雅致，破坏了园林的整体美。确实，美轮美奂的古典园林，需要的是一个与之相映衬的街区氛围，否则再美的园林也会成为“现代”包围下的一个“点”，难以体现其历史的传统、特有的品味。

再看我国首个人类口述和非物质类世界文化遗产——昆曲。在教科文组织2001年5月首次公布的第一批19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中，中国苏州的昆曲名列其中。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所谓“口述和非物质遗产”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其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耳相传。与“有形文化遗产(或物质遗产)”相比，无形文化遗产主要是依附个人存在的、身口相传的一种非物质形态化的遗产，如果没有人的坚持，它就不可避免地会消亡。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消亡意味着民族个性、民族特征的消亡，意味着文化多样性的消亡。昆曲之所以入选“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在于它是我国古典表演艺术的经典。昆曲的兴盛与古时士大夫的生活情趣、艺术趣味是一脉相承的，但过于文雅的唱词、陈旧的故事情节，与当代人的审美需求相距甚远，在今天已丧失了时尚性和大部分娱乐功能，因而难以争得观众，演出越来越少。有人主张将昆曲作为博物馆艺术，只求保存不用发展，此说遭到昆曲工作者和有识之士的反对，也有悖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初衷——保证这些杰出文化的生存，而不是遏制它们未来的发展。但是，古老的昆曲在今天确实面临着困境:人才的流失使得胜任昆曲创作的人员寥寥无几;而要革新昆曲，又面临两难的境地:不对昆曲作较大的改变，就无法缩小昆曲与时代的距离;倘若作大的改变，昆曲又失去特性而不成其为昆曲了。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历史文化，在于它是历史的遗存和载体。但由于世界文化遗产不能再生，因而世界遗产的公益性不能被经济目的所取代，不能让世界遗产成为世界遗憾。

关于苏州园林的开发保护。对现有的园林遗产，我们应根据旅游资源结构与市场客源结构及游客的行为层次结构之间的特定匹配关系，对苏州园林旅游需求的时空分布规律及旅游者行为特征、旅游环境承载力及其时空分布特征与利用强度等进行科学的研究，探究遗产旅游开发对区域社会经济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为解决园林在旺季时人满为患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已修复的园林逐一推向市场，一方面能减轻名园压力，另一方面也能增加园林旅游的多样性。可建立游客服务和监控中心，通过科学监测，确定游客最高承载量，从而采取参观预约、调节游客人数、限制入园人数、频率和停留时间等措施，以防止园林承载过量，延缓园林的衰老。尝试以不断开发新的游览区域和游览项目来增加游园承载能力;针对不同类型的游客推出不同层次和氛围的旅游产品;增加咨询信息，探讨分时分类开放景点(如有条件的园林晚上也可开放)，科学设计旅游线路，以减少游园压力。通过种种努力，使苏州园林成为为公众营造一个自然和谐的城市生态环境，给游人送来一份休闲享受，更给后人留下一片纯净乐土的真正的世界遗产。

关于昆曲的保护利用。对昆曲的保护，在更大程度上要靠政府的大力扶持，在社会上引导和树立一种弘扬传统文化、延承昆曲艺术的风气。我国还没有出台关于保存和保护传统文化的文化遗产保护法，目前只能通过以下手段使昆曲文化得以保护和弘扬:一是尽早成立相应的专家委员会，及时整理和抢救濒临灭绝的昆曲文化遗产资料，并利用现代化手段忠实地记录和保存起来;二是不但将其作为一种文化尊严、文化自豪和文化身份的资源加以严格保护，还应将其作为旅游资源来吸引游客、增加收入，就如昆曲在周庄的强势登场，在各大园林的演出那样;三是在村镇、社区中支持居民们的传统演唱活动，形式包括提倡并授奖、艺术普及、建立手工艺市场、鼓励民间艺术节，从政策到资金、物品给予支持等，使爱好和掌握昆曲文化者能够在现代社会继续为昆曲的生存提供适宜的行为方式和文化环境。苏州申办世界遗产大会的主题之一，就是提倡保护世界遗产要从青少年做起，苏州制作的《世界遗产与年轻人》宣传画册、印有“世界遗产青年保卫者”卡通图案的T恤和太阳帽、中小学生绘制的“世界遗产在我手中”明信片等之所以能引起强烈反响，就是因为这正契合了保护世界遗产、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宗旨。

陈来生认为，以苏州园林和昆曲为代表的苏州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目光不能短浅，应着力于向可持续发展方向发展，此诚灼见。①陈来生大作《苏州世界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研究》(《苏南科技开发》，2004年第6期)对此颇有精彩论断，此段文字多有参阅，谨谢之。苏州运河文化遗产不仅是苏州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同时也为苏州开发旅游经济，推动其他经济建设提供了文化条件和精神支柱。然而，因缺乏系统研究和定量分析，文化遗产应有的价值长期被低估，或只被单向、片面地认识，导致文化遗产的价值未能得到充分显现，甚至被降低。譬如，关于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的矛盾、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与过度利用的矛盾、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与经费投入不足的矛盾，这些都大大制约了苏州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向纵深方向发展。我们认为:第一，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执法。要真正发挥文化遗产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必须提供更加有效的法律保障。一方面要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江苏省文物保护条例》、《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条例》、《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要抓紧研究、制定一系列地方性法规，推动苏州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加强有关部门协作，共同维护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法律秩序。第二，加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经费投入。随着文化遗产价值不断被发现和认识，文化遗产保护越来越需要政府在财政上给予更多的支持，同时制定和完善有关捐赠和赞助的政策措施，建立灵活多样的经费投入机制，积极争取和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第三，扩大对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扩大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除了要提升文化遗产本身的吸引力外，还要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和扩大其社会影响力。可以利用各种节日，举办有关文化遗产的相关活动，利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知识，增强全社会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

运河文化遗产属于不可再生资源，随着人民对文化生活水平要求的不断提高，它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力也与时俱增，运河文化遗产已经成为经济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本着“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原则，充分发挥苏州运河文化遗产的资源优势，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1］ 谈汗人.无锡县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56.

［2］ 袁康.越绝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4.

［3］ 廖志豪，叶万忠.苏州史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0:75.

［4］ 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M］.北京:中国工业建筑出版社，2004:23.

［5］ 白居易集:卷55［M］.长沙:岳麓书社，1997:318.

［6］ 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2.

［7］ 陈泳.古代苏州城市形态演化研究［J］.城市规划汇刊，2002(5).

［8］ 王卫平，王建华.苏州史纪:古代［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119.

［9］ 高福民，吴国良.苏州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中国苏州发展报告［EB/OL］.(2007-12-10)［2014-02-20］.http://www.szrkx.com/cn/Report_Particular.aspx?id=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