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各地有丰富的运河遗存，在历史的进程中，运河的兴废往往与漕运方向的改变联系在一起，漕运方向的改变又往往与政治中心的迁徙联系在一起，因为这样的缘故，许多地区的运河遗存在人为的破坏下或荡然无存，或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乃至于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急需抢救和保护。

很有意味的是，当黄河流域的运河因政治中心迁徙处于消亡状态时，江苏运河的大部分航段仍保持良好的通航条件，为后人研究运河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这主要是由四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一是运河的主要补给水源是河流，当北方及黄河流域进入冰寒期及枯水期时，江苏境内的长江和淮河一直保持着丰富的水资源;二是江苏可分为苏南和苏北两大区域，苏南位于长江下游，苏北大部分地区位于淮河下游，两大区域水网密布，有发展水运和开挖运河的先天条件;三是江苏气候温润，苏南年均降雨量超过一千毫米，苏北北部年均降雨量超过五百毫米，苏北南部年均降雨量超过七百毫米，丰富的降雨量为补给运河水源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四是唐宋以后国家政治稳定高度倚重江淮及江南赋税，在此前提下，在江苏境内兴修运河的力度明显超过其他区域。具体地讲，政治中心从黄河流域迁往华北即北京后，黄河流域的漕运通道失去自身的重要性被逐步废弃，但唐代以后不论政治中心迁往何处，苏南和苏北始终是国家赋税重点征收地区，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苏境内的运河航道得到了长期的维修和保护。进而言之，运河是活的文化化石，是在使用中得到保护的，一旦不再使用放弃维护，与之相关的运河文化遗存势必要遭受破坏。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当许多区域的运河航道及设施因废弃处于严重破坏的关头，江苏反而保存了更多的运河文化遗存。

江苏境内的运河文化遗存十分丰富，除了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六个地级市有丰富的文化遗存外，南京和泰州、南通、盐城、连云港、宿迁、徐州等六个地级市亦有丰富的遗存。这些遗存留下了从先秦到明清直至当代的文化印记，甚至可以这样说，当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运河已失去交通运输功能及航道不复存在时，江苏境内的运河依旧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

不过，与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六个地级市相比，南京和泰州、南通、盐城、连云港、宿迁、徐州等六个地级市的运河破坏程度较大。南京和泰州等六个地级市运河文化遗存遭受极大的破坏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这些地区的运河航道基本上处于废弃不用的状态，因废弃再加上缺少保护意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必出现破坏的情况;二是一些地区的运河虽然仍继续使用，但因不断地改建新航道和废弃旧航道，因此古老的运河文化遗存势必遭受较大程度破坏，甚至是完全破坏。尽管如此，一些地区保存下来的文化遗存依旧熠熠发光，或已成为重要的文化景观，或只要略加整治完全可以成为重要的景观，并触摸到当年的辉煌。为此，需要作一些必要的补充，现分述如下。

其一，泰州和南通境内有丰富的运河遗存。泰州和南通开挖运河的历史，可上溯到汉王朝。早在吴王刘濞以广陵（今江苏扬州）为都时已兴修了从扬州经泰州再到南通的运河。史称:“汉吴王濞开邗沟，通运海陵。”（［元］脱脱等:《宋史·河渠志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88-2389页）刘濞发动七国之乱，兵败被杀发生在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据此可知，通往海陵（今江苏泰州）的运河即“邗沟”应在汉景帝前元三年以前已经建成，如果再进一步追溯的话，刘濞兴修的“邗沟”即通往海陵的运河很有可能在汉文帝一朝已建成。此后，这条运河又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兴修，第一次发生在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第二次发生在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第三次发生在宋徽宗（1101—1125年在位）年间。如李吉甫引《纪胜扬州》记载道:“茱萸湾，在县东北九里。隋仁寿四年开，以通漕运。其侧有茱萸村，因以为名。”（［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淮南道·扬州》〔贺次君点校〕逸文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73页）这条通往海陵的运河，因起点在茱萸湾又被称为“茱萸沟”。史称:“提举淮南常平等事王子京言:‘提举开修运盐河，自泰州至如皋县共一百七十余里，日役人夫二万九千余。’”（［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神宗熙宁九年》，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736页）王子京“开修运盐河”实际上是在刘濞“邗沟”、隋文帝茱萸沟的基础上重修的，运河从泰州经海安到如皋。起初，开挖这条运河是为了运盐。如史有徐的“奏通泰州海安、如皋县漕河，诏未下，的以便宜调兵夫浚治之，出滞盐三百万，计得钱八百万缗”（［元］脱脱等:《宋史·徐的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969页）之说。徐的主要生活在宋徽宗一朝，因此此次重修运河应发生在北宋末年。经过重修，运河通航的能力得以提升。这条以扬州为起点通往泰州、海安、如皋的运河又被称为“如泰运河”或“扬通运河”。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挖新扬通运河，废弃了原有的大部分航道，因此许多运河文化遗存遭受破坏。尽管如此，原运河航道沿线的姜堰、丁埝、白蒲堰等依旧有许多运河文化遗存可寻，这些地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如果加以保护的话，完全可以部分地重现扬通运河的历史风貌。

其二，南京地区有溧水天生桥、江宁方山、秦淮河等运河文化遗存。追溯南京地区运河的历史，可上溯到破冈渎。三国时期孙权以建业（今江苏南京）为都，开挖了一条不需要经过长江、联结建业与镇江的运河破冈渎。破冈渎自句容小其（今江苏句容西南）至镇江云阳西城（今江苏丹阳延陵），这条运河自小其与秦淮河相连，从秦淮河进入建业，经过云阳西城的运河与吴运河相通可直接进入太湖流域即吴越地区。破冈渎开挖后，通过裁弯取直缩短了吴越地区与建业之间的航程，成功地避开了长江风险。如晋代张勃指出:“句容县，大皇时，使陈勋凿开水道，立十二埭，以通吴、会诸郡，故舡行不复由京口”（［晋］张勃:《吴录》，［宋］李昉《太平御览·地部三十八·堰埭》，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44页）大皇指三国东吴的建立者孙权。破冈渎开凿后，以运河为航线建立了吴郡、会稽郡与建业的联系。破冈渎以破冈为分水岭，工程浩大。史称:“（赤乌八年，245年）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晋］陈寿:《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46页）破冈渎存在的时间较短，废弃的时间约在隋王朝建立之时。伴随着南北朝分治时期的结束及隋王朝将政治中心建在长安（今陕西西安）的历史，破冈渎在缺少管理和维护的背景下，航道淤塞，遂不再使用。然而，这一带有丰富的运河遗存，其中，方山（在南京江宁）、秦淮河等是重要的运河文化遗存。元俞希鲁考证镇江运河的历史时指出:“隋大业六年，敕穿江南河，自江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按:旧志引唐孙处元所撰《图经》云:‘云阳西城有水道，至东城而止。’《建康实录》:‘吴大帝赤乌八年，使校尉陈勋作屯田，发屯兵三万凿句容中道，至云阳西城，以通吴会船舰，号破冈渎，上下一十四埭。上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入江宁界。于是东郡船舰不复行京江矣。晋、宋、齐因之。梁以太子名纲，乃废破冈渎而开上容渎，在句容县东南五里顶上分流:一源东南流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二十六里五埭，注句容界，西流入秦淮。至陈霸先，又湮上容渎，而更修破冈渎。隋既平陈，诏并废之。’则知六朝都建康，吴会漕输，自云阳西城水道径至都下。故梁朝四时遣公卿行陵，乘舴艋自方山至云阳。”（［元］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山水》〔杨积庆等校点〕，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页）这里所说的“乘舴艋自方山至云阳”，是指从方山起程到云阳。方山今已开辟成旅游景点，但方山作为南京重要的运河码头的历史早已尘封。建议以定林寺为重要旅游景点时可适当宣传方山作为漕运码头的历史，因为这一历史比定林寺更为久远。

此外，溧水胭脂河上的天生桥亦是重要的运河文化遗存。溧水开挖运河始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由李新兴建。史称:“洪武二十六年尝命崇山侯李新开溧水胭脂河，以通浙漕，免丹阳输挽及大江风涛之险。而三吴之粟，必由常、镇。三十一年浚奔牛、吕城二坝河道。”（［清］张廷玉等:《明史·河渠志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04页）又称:“二十六年督有司开胭脂河于溧水，西达大江，东通两浙，以济漕运。河成，民甚便之。”（［清］张廷玉等:《明史·李新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871页）李新开溧水胭脂河时采取了凿石通运的方案，并留下巨石桥面供行人行走，因此这一遗存随后有了“天生桥”之称。现存的石桥长34米，宽9米，深入其境，两岸峻峭而幽深，现已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史称:“是岁，改筑坝于叶家桥。胭脂河者，溧水入秦淮道也。苏、松船皆由以达，沙石壅塞，因并浚之。”（［清］张廷玉等:《明史·河渠志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55页）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再度兴修这一运河，从胭脂河经秦淮河入南京城，沿途有丰富的文化遗存。

其三，盐城境内有丰富的运河遗存。盐城境内的运河文化遗存以运盐河为主。盐城是古代重要的盐场，境内有丰富的运河支线运盐河（盐河）。从广义的角度看，运盐河自然是运河的一部分。史称:“仁宗延祐四年十一月，两淮运司言:‘盐课甚重，运河浅涩无源，止仰天雨，请加修治。’明年二月，中书移文河南省，选官洎运司有司官相视，会计工程费用。于是河南行省委都事张奉政及淮东道宣慰司官、运司官，会州县仓场官，遍历巡视集议:河长二千三百五十里，有司差濒河有田之家，顾倩丁夫，开修一千八百六十九里;仓场盐司不妨办课，协济有司，开修四百八十二里。”（［明］宋濂等:《元史·河渠志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632页）元仁宗一朝开挖和重修的运盐河有482里，其中大部分航线在盐城境内。史有明正统五年“浚盐城伍祐、新兴二场运河”（［清］张廷玉等:《明史·河渠志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55页）之说，这一航线就是现存的串场河，尽管今天的串场河已不再通航，但航道基本还在，作为重要的运盐河遗存，略加疏浚完全可以建成一条与体验古代盐业相关的旅游线路。盐城阜宁的庙湾镇是清代盐运重镇，庙湾古城跨运盐河而建，曾经繁华一时，素有“在射阳湖滨，淮北盐运分司所属场，为淮郡极险门户，诸场适中之区，海舟鳞集，商货阜通”（［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淮徐》，《四部丛刊》本，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10页）之称，古城现保存了南门真武庙等。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整治，完全可以重现当年的风貌。

其四，连云港、宿迁、徐州等地均有丰富的运河遗存。如连云港的运河遗存主要是运河支线运盐河（盐河），其中，板浦是因盐而兴的重镇，镇内有丰富的运盐河文化遗存。宿迁皂河是重要的运河遗存。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靳辅开河四十里避开骆马河航段，皂河镇因运河而兴，目前皂河镇有诸多的文化遗存，只要略加整理，便可恢复。其中，部分景点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如清顺治年间建成的敕建安澜龙王庙，龙王庙后成为乾隆行宫，2001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徐州境内有丰富的文化遗存，如徐州水次仓等是重要的文化遗存;又如新沂窑湾是因运河而兴的古镇，镇内亦有丰富的文化遗存，等等。当然，与其他地区相比，徐州境内的运河文化遗存的破坏程度最大。

以上所述，挂一漏万，目的是述说南京等七个地级市有丰富的运河文化遗存，需要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拿出切实可行的保护方案。江苏境内的运河遗存丰富，从北部的徐州到与浙江交界的广大区域，可以说，凡运河经过的地方都可以找到大量的文化遗存。这些，为深入地研究运河江苏段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当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运河已经成为历史遗存时，江苏境内的大部分运河航段至今还在承担着内河运输的重任。从这样的角度看，通过实地考察研究其历史无疑是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的。特别是在运河申报世界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口，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客观地讲，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我们只有保护的责任，没有破坏的权力。

在设计这一课题时，选择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六个地区及城市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主要是由以下三个原因决定的，一是这六个地区有远比其他地区更为古老的运河;二是这六个地区有更为丰富和典型的运河遗存;三是这六个地区及城市的运河航道相对原始，破坏程度不大，基本上沿用了历史旧道。我们的基本构想是，如果先从这些地区及城市入手，探索保护运河文化遗存的路径，再加以推广，可以真正地起到保护江苏运河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示范作用。进而言之，选择这六个地区为研究对象，目的自然不是将南京、南通、泰州、盐城、宿迁、徐州排除在外，只是为了选择更为典型的代表，以达到窥一斑见全豹的目的。

主持人:张强，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