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标

(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日本 大阪 5588585)

汉文①汉文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江户时代，唯称“诗”称“文”，不别加一“汉”字。明治以降，始称汉诗和汉文。而后学校设“汉文科”，实则包括汉诗在内，于是有了广义的“汉文”(长泽规矩也《日本漢文学史資料とそれに関する図書学的問題》，山岸德平编《日本漢文学史論考》，东京：岩波书店，1974 年，第600 页)。近年，金文京在他的新书《漢文と東アジア――訓読の文化圏》(东京：岩波新书，2010 年)中指出，为了将东亚过去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必须对汉字书写的所有文体(从规范性汉文、变体汉文，到使用由汉字派生出来的各种固有文字写作的文章、汉字与固有文字的混用文)及其关系进行把握，提出“汉文文化圈”这个概念，将“汉文”概念的外延一下子扩大了。本文所使用的汉文概念，是广义的规范性汉文。原是中国汉族人所创作的文言体诗文，而日本、朝鲜和越南的汉文则是非汉人模仿中国诗文而创作的作品，所以，历来学者对此都有一致的认识，即非汉人而创作汉文，除了一部分作品之外，其不得为纯粹之汉文乃在情理之中。作为外国人用非母语来写作，如何尽量避免因语言的异质性而导致与语言规范的冲突，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个令人头疼且不可规避的难题。

不过，如果从今天的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它非但不是什么缺点，反而有可能因为打破了传统的语言习惯而产生语言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②“陌生化”是20世纪初苏联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一个概念。参考桑野隆、大石雅彦编《フォルマリズム：詩的言語論》，东京：国书刊行会，1988 年。，实则有助于丰富文学的表现力，带来一种新的审美效果。坚持使用日语和德语进行创作，在日德多次获奖的小说家多和田叶子认为，走出母语的外部(exophony)是引导出新的语言表现可能性的重要策略之一。③多和田叶子在她的文学论随笔《Exophony：走向母语之外的旅途》中认为，“用某种语言创作小说，并不是要去尽可能地模仿众多人所使用的该语言形态，也不是去临摹和展示同时代人都认为是美的形态。一面沉潜于该语言之中，一面将谁也未曾见过的形态引导出来，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多和田叶子《エクソフォニー――母語の外へ出る旅》，东京：岩波书店，2003 年，第9页。但是，对于这个现代文学的方法，我们应该审慎地注意的是，江户时代的汉学家们在对待汉语(从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中国的文言)的态度上显然有别于今日。在当时的日本知识界，以本居宣长(1730-1801)为代表的国学家，力图排除外来的儒家学说(“汉心”，即中国式思维方式)，以复活日本“自古以来”的“大和心”。除了这些国学家之外，大部分的汉学家们普遍认为汉语比日语来得成熟，类似中世纪和近世欧洲的拉丁语，是东亚的通用语。*明治初期，日本汉学家中存在着一种共识，即汉文之于东亚，如同拉丁文之于欧洲。例如，冈千仞认为“东洋各国，如朝鲜、安南及陋邦，皆用汉字以为国体风俗，犹洋人活用罗甸语。然则汉学，东洋各国之学，汉学以外，岂有国学者乎”。《莲池笔谈》，杨捷《岡千仞と来日した中国人知識人との交流について》“附录”，《日本女子大学紀要 人間社会学部》第12 号，2001 年。即使到了西方文明被全面导入的明治维新之后，虽然汉文已沦为无用之长物，但是，许多西方的文物制度和概念都被翻译成汉语。不过，在汉学家看来，由于当时的大多数洋学家缺乏汉文写作的技巧，他们的译作艰涩难读，以致未能广泛传播。*冈千仞在《莲池笔谈》中称：“陋邦洋学盛行以来，译书汗牛充栋(自注：皆以伊吕波者)。而洋学者未曾学作文，故其书郁涩不可读(黄傍注：中村正直言不通汉学者不能译洋书，洵然)。故其书随刊随灭(自注：盖无读之者)，其能行于四方者无几何。真乎哉，文章之难。所谓辞之不文，不可以久传者。”杨捷《岡千仞と来日した中国人知識人との交流について》，第156 页。这些以汉学自负的知识群体在创作汉文作品之际，刻意排除非规范性的表现和思维，以追求汉语的纯粹性。

然则江户时代施行锁国政策长达两个世纪，其间严禁国人出入国门，直至庆应二年(清同治五年，1866)。故江户时代的汉学家所习汉文皆纸上得来的功夫，不得请益论质于中国文章家，对其纯粹性终不能自信。于是，远者“曲托贾竖，邮呈诗文于中国士大夫，得其一语褒奖，乃夸示同人，荣于华衮”[1](P.327)；近者求接往来长崎诸清客(清国贸易商)中粗通文墨者，以证己学。然而，即便是清客中的佼佼者如朱柳桥、江芸阁辈，亦不过下第之秀才、风雅之商贾，在中国素无文名，其权威性是要被大打一个折扣的。曾专程远赴长崎求晤江芸阁，待之三月而不果，被传为佳话的赖山阳(1780-1832)，对此实则心知肚明：

古有遣唐留学生，名儒自出。从此事废，我学文终属隔靴搔痒。况今日海禁森严，夤缘译吏，得睹清客半面，诧为幸耳。且客皆商贾伹侩，饶使相晨夕，未必有益也。[2](《赖山阳文集》卷十一，P.465)

赖山阳没有明确指出“隔靴搔痒”的具体症状如何。我以为对于赖山阳来说，语言问题应该倒在其次，未能洞彻领悟文章之学的病症可能表现在文体和思维主体的两个方面。根据《古文辞类纂》，古文依文体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由于日本的幕藩体制与中国的科举官僚制有着很大的区别，诸如奏议、书说、诏令等行政文书之文体，皆无所用于日本。故赖山阳曰：“盖我称文者，序、记、铭、赞，无事于议论大文故尔。”[2](《山阳先生书后》，P.104)关于思维的主体，斋藤希史在探讨“汉文脉之核心”时认为，在阅读四书五经和古典诗文时，“需要将其中所揭示的主体与自我相重叠，探索思考和行动的模式”，否则，就无法产生思维的主体。[3]但是，由于两国政治风土的不同，大多数汉学家的阅读和书写行为，先天性地缺乏中国文人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目标。不过，上述这两个问题，绝非依靠讨好“译吏”(唐通事)而结识几个粗通文墨的清客就能够解决的，而需要更高层次的文化交流。

日清修好条规缔结(明治四年，清同治十年，1871)六年之后的明治十年，大清帝国初次向日本派驻公使团。历代公使以及公使馆的随员们与日本朝野士人广泛交游，在外交公余之暇，与日本的文人学者进行诗文唱和、诗文批评等各种文化活动。在保存至今的部分日中文人学者笔谈记录以及附有点评的诗文集中，尚保留了许多有关这方面的记录，我们可以从中管窥晚清知识分子对日本汉文的评价。本文拟以作为驻日公使馆参赞身份赴日的黄遵宪为中心，一面对照清朝的文论，来探讨相关的评价内容。

一、赖山阳为日本文人第一

光绪三年(明治十年，1877)，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1838-1891)在赴日途中作《使东杂咏》诗67首以纪其事。其中第27首提到了赖山阳：

使舶遥经安艺国，能文却忆赖山阳。此中近日刊遗稿，可有流风被一方？赖襄子成，安艺人，能诗文。日本近刊其遗草，曰《山阳遗稿》。余见其所著《日本政纪》及《外史》，文甚雅健。[4]

由诗中可见，何如璋在赴日之前就已经读过赖山阳的两部史著。据赵建民的研究，《日本外史》在光绪元年(明治八年，1875)已有广东翻刻本，光绪五年出版了上海刊本，二十八年又有文贤阁石印本，而和刻本《日本外史》甚至在明治维新之前已通过贸易商人传入中国。[5]例如，后来屡屡被引用来为“和习”问题翻案*如吉川幸次郎在《续人间诗话》中说：“有批评认为赖山阳的《日本外史》不过是日本汉文，我却不那么认为。并非只有我，晚清著名的批评家谭献，在其读书笔记《复堂日记》同治十二年条中说：‘读日本外史至信玄谦信纪，两才相当，使人神王。’又，同书光绪八年条提到再读《日本外史》的印象，认为他模仿《左传》和《史记》的高明之处，超过了明代的王世贞。说山阳外史的汉文是粗制滥造的人，倒是不得不令人怀疑他自身的学力是不是粗制滥造的。” 吉川幸次郎《续人间诗话》第九十三，《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一卷，东京：筑摩书房，1968年，第561页。的谭献(1832-1901)对《日本外史》的评价，最早出现于《复堂日记》卷三，该卷所记的是同治十二年(1873)的读书札记，所以，他所阅读的版本应该就是和刻本。同书卷六又提到该《日本外史》乃“假仲瀛藏本读过”。仲瀛，即高骖麟，杭州名士，曾与谭献同在浙江官书局校书，还收藏有藤田彪《东湖诗钞》、月性《清狂诗钞》、安井息轩《管子纂诂》等日版书。总而言之，随着《日本外史》在中国的流传，赖山阳的文名已为一部分中国文人所知，并获得比较高的评价。黄遵宪在中国时对赖山阳的文名已有耳闻：“仆未东来，闻人言赖山阳为日本文人第一，及读其文，果然不谬。”[6](P.40)

黄遵宪认为赖山阳之文“雄深雅健，数百年无与抗行者”。[6](P.268)笔者以前曾对《赖山阳文集》中出现的文学家人名和汉籍书名作过一个统计，其中人名出现次数最多的是苏轼。[7]赖山阳的汉文之所以获得当时中国文人的欣赏，就其文章本身而言，我以为关键就在于他通过学习苏轼而体得了雄健之气，而追求雄浑壮大的文风恰是晚清文坛的共通倾向。

提到晚清文风，则不能不说曾国藩(1811-1872)。因为曾国藩是晚清桐城派的领袖，而桐城派则是清代最具影响力的古文流派。在文章风格上，曾氏一改桐城三祖雅洁醇厚的文风，主张雄奇恢闳、光明峻伟的气象；在遣词造句方面，兼取骈偶句法，注重文字和声调。何如璋和黄遵宪虽非桐城派，但清代又有所谓岭南诗派。该诗派不是一个自觉型的文学流派，但亦不排除具有一些共通的特点，除了同为广东籍诗人之外，诗风雄直是岭南诗歌区别于其他地区或流派的主要特征之一。*汪辟疆论岭南诗派曰：“洪稚存诗云：‘尚得古贤雄直气，岭南今不逊江南。’虽指独漉堂而言，然雄直二字，岭南派诗人当之无愧也。”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见《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0页。而清人评黄遵宪诗，亦以雄直称之，如吴德潇(1848-1900)为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作跋曰：“性情深厚，识力坚卓，故能以雄直之气，达沈郁之思。”[8]

实际上何如璋、黄遵宪等人激赏赖山阳的原因，更多的在于汉文之外。首先，是赖山阳“识议非寻常所能梦见”。[6](P.6)例如，同是论述丰臣秀吉(1537-1598)征韩史实(文禄元年，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的史论，赖山阳在《北条氏跋》中认为：“丰臣氏能不辱国体，胜足立氏万倍。然至与明战，张皇太甚，内自困弊，虽攻守势异，不及北条氏远矣。”黄遵宪眉批曰：“‘张皇太甚’八字，唯山阳见得到，说得出。然比之青山氏论丰臣，悬若宵壤。”[6](P.6)青山氏，即青山延寿(1820-1906)，著有《丰太阁论》，黄遵宪在批评冈鹿门(1832-1913)《论丰臣氏征韩》时，兼批青山史论：“作者竟谓我朝西拓万里而不用兵于日本，由此丰臣氏一役耳。此为隔靴搔痒矣。向见青山延寿有《丰太阁论》亦作此语，而其言更夸诞，书生之见，每每如是。”[6](P.183)并且，由“史识”而推及“治体”。何如璋在与青山延寿论及赖山阳时，感慨地说：“今时若得山阳者维持之，邦国之政，尚必有可观者。”[9](P.32)

不过，赖山阳为“日本文人第一”的评价，当是黄遵宪未东渡之前和在日初期的看法，而他后来最心仪的却是安井息轩(1799-1876)。赴日四年之后的光绪七年(明治十四年，1881)，黄遵宪为安井息轩的遗稿《读书余适》作序曰：“余读其著作，体大思精，殊有我朝诸老之风，信为日本第一儒者。物茂卿、赖子成辈，恐不足比数也。”[6](P.281)

二、日本文人之弊

明治十二年(光绪五年，1879)12月18日，黄遵宪与来访的石川鸿斋(1833-1918)之间有一段笔谈，论及日本文人普遍存在的四个弊病，兹引如下：

鸿斋：今日有约，与龟谷访阁下。龟谷在公使处。此人博学奇才，仆日本人为友者，唯此而已。

公度：仆最赏其诗文，向读其诗文，曾评曰：“二十年后必负天下盛名。”

鸿斋：如重野、川田，一时得显官，然腹笥空寂无一物。其他皆不足论。如龟谷真英杰，取人失澹然，其谓之乎？

公度：仆来此，最钦慕者，龟谷子一人。重野、川田氏之文，再过十年，亦如今日，盖无复进境矣。龟谷未可量也。

鸿斋：敝国作为诗文者，有一病，曰：不多读书也。今以诗文为家者，恐不读千卷之书。如龟谷多读书而能诗文，其比亦少矣。

公度：仆之蓄于胸中未告人者曰：日本文人之弊，一曰不读书，一曰器小，一曰气弱，一曰字冗，是皆通患，悉除之，则善矣。[9](P.279)

在这段笔谈中，涉及当时的三位汉文家，尤其是重野成斋(1827-1910)和川田甕江(1830-1896)号称文坛双壁，是“明治第一等文章家”(三岛中洲语)。相对于龟谷省轩(1838-1913)的“多读书而能诗文”，重野、川田二氏“腹笥空寂无一物”，语虽出石川鸿斋之口，而黄遵宪未加以反驳，盖有认同。后来，章炳麟(1869-1936)亦讥讽重野氏“其文辞稍中程，闻见固陋，殆不知康成、子慎”。[10]重要的是，因为这是一次私人谈话，不需要作题批序跋文字时的客套，黄遵宪由这个话题带出了“蓄于胸中未告人”的真实看法。

关于四弊，此处不说“诗文之弊”，而讲“文人之弊”，是因为其中的“不读书”和“器小”均指对待学问的态度，是文章之根柢。“不读书”之弊好理解。而“器小”之器，即“器识”，与一个人的气魄、见识、度量和资质有关。为文而有器识者，能见远而晰其大凡，非徒不切实际或无关宏旨的凿空臆说、应酬文字。顾炎武(1613-1682)在《与人书(十八)》中说：“《宋史》言，刘忠肃每戒子弟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仆自一读此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盖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于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11]在顾炎武眼中，“文人”热衷于“应酬文字”，“士”则关注“器识”，即“关于经术政理之大”者，此与晚清知识分子复倡“经世致用”之旨，若合符契。如前述黄遵宪批评青山延寿的《丰太阁论》乃“书生之见”，或微讽赖山阳“专尚文章，但图自圆其说，取快己意，于事之是非，不复敢究”[6](P.6)，指的都是这个。

此外，器识还表现在临文之际，论事敘事须为古人设身处地。也就是说，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必须置身于古人的立场来换位思考。所以，黄遵宪批评冈鹿门《望羊蹄山》诗云：“学者泥古人之论以绳今日，固不可。执今日之事以责古人，亦不可。”[6](P.224)

而“气弱”和“字冗”则专指文章而言。关于这两个方面的缺点，对照清朝的文论，分别予以探讨如下。

(一)论“气弱”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气”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之一。文论上的“气”一般具有以下几种意义：1.作家的才气、个性气质；2.文章的语气、语势；3.作品的意境。

郭绍虞的《文气的辨析》和《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对“文气”内涵详加辨析，对这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核心范畴第一次进行了历史文化语义学意义上的梳理，为我们提供了综合性、条理性的视角。*即便是尝试对郭绍虞的文气研究进行反思和超越的学者亦开篇明义地指出，郭绍虞的这两篇论文可谓是文气研究的现代进程中的奠基性论文，尤其是《文气的辨析》对文气涵义的逻辑辨说，可以说是20 世纪文气研究最重要的理论建树(侯文宜《文气说辨——从郭绍虞〈文气的辨析〉的局限说起》，《文学评论》，2010 年 第5 期)。本文所参考的郭氏这两篇论文，出自《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黄遵宪等人语涉“文气”之论，主要还是来自桐城派的主张，所以，本文亦参考了三石善吉的《桐城派中的气——以诗文论为中心》。*三石善吉这篇论文的主要特色是将“文气”放在气学的哲学思想史语境中进行考察，而论桐城派尤详。该文收入小野泽精一、福永光司、山井涌编《気の思想：中国における自然観と人間観の展開》，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 年。

如前所述，黄遵宪虽非桐城派，其审美趋向和文论主张颇多认同曾国藩之处*二十年之后，黄遵宪对曾国藩的看法发生很大改变。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说：“仆以为其学问皆破碎陈腐、迂疎无用之学，于今日泰西之哲学，未梦见也。……曾文正者，事事皆不可师，而今而后，苟学其人，非特误国，且不得成名。”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附录《黄公度先生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246页。。更在笔谈和批评中直截引用曾氏文论。如中村鼎五认为赖山阳固然是文杰，“然当时评之者为不及佐藤一斋之雅炼”，黄遵宪反驳说“近来曾文正公论文，谓文章自有二种：一为阳刚，一为阴柔。山阳、佐藤固自截然不同”，认为二者原本风格不同，单从文章风格上没有可比性。[12]更在上述与石川鸿斋讲日本文人四弊之后，说“大约日本之文，为游记、画跋、诗序则甚工；求其博大昌明之文，不可多得也。近来《曾文正文集》，亦日本之所无也”[9](P.281)，作为日本汉文“气弱”的一个佐证。

笔者以郭真义、郑海麟编校的《黄遵宪题批日人汉籍》一书为基本资料，将该书涉及“气”字的评语进行了分类分析，其结果表明：关于“气”的评语，近于“才气”的有12处，占19.7%；近于“语气语势”的有32处，占52.4%；近于“意境”的有17处，占27.9%。因为这些批评多是就作品而论，所以用以指称“语势”和“意境”的合占80%并不足为奇。由此可见，前述黄遵宪所谓的“气弱”，应该也多是指作品的“语势”和“意境”。

造成这种“气弱”之弊的原因，黄遵宪认为“有性焉，有习焉”，也就是说，有先天和后天的两个方面因素。先天稟赋各有偏胜，但后天修养之功亦不容忽视，所谓“人之秉受于天，如器焉，小者不可为大，是不可强也，性也；同一小者，可以为杯，可以为盘，是可学而能也，习也”。[9](P.289)关于这一点，黄遵宪在光绪五年(明治十二年，1879)9月《养浩堂诗集》卷五跋和同年12月19日《致冈鹿门书》*两篇文章论诗歌主体论部分的文字大同小异。《致冈鹿门书》，见郑海麟《黄遵宪与冈千仞——明治前期中日文化交流最具学术思想性的一章》，王晓秋、陈应年编《黄遵宪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4页。中，对此作了再三阐述：

诗之为道，性情欲厚，根柢欲深。此其事似在诗外，而其实却在诗先，与文章同之者也。至诗中之事，有应讲求者：曰家法，曰句调，曰格律，曰风骨，是皆可学而至焉。若夫兴象之深微，神韵之高浑，不可学而至焉者。优而柔之，咏而游之，或不期而至焉，或积久而后至焉，或终身而不能一至焉。栗香之诗，得之于天者甚厚。有才人学人穷年莫能究者，而栗香以无意得之。然其蓄积于诗之先，讲求于诗之中者，有所未逮也。[6](P.83)

黄遵宪的这段话，其实是从王士祯(1634-1711)处简约变化而来的：

夫诗之道有根柢焉，有兴会焉，二者率不可得兼。镜中之象，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此兴会也。本之风雅以导其源，诉之楚骚、汉魏乐府诗以达其流，博之九经、三史诸子以穷其变，此根柢也。根柢原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于斯二者兼之，又斡以风骨，润以丹青，谐以金石，故能衔华佩实，大放厥词，自名一家。[13]

结合王士祯的议论，前述黄遵宪所谓“诗先”(创作前阶段)者，包括“性情”和“根柢”两个方面的内容：“性情”因外物触发而产生创作冲动，发为“兴会”(精神与外在事物相互作用)和“神韵”(字面上直接体现不出的情趣)；而诗文的创作活动除了“性情”之外，尚须学问的根柢和教养，方能开拓眼界，掌握方法，呈现艺术之美。发乎“性情”的“兴会”和“神韵”无迹可求，是诗人的才气和个性气质所决定的，是先天性的，“不可学而至焉”。而“诗中”(创作过程)的技巧与风格(“家法”、“句调”、“格律”、“风骨”)则是可以“学而至焉”的，虽然对先天潜能的激活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探索实践(“优而柔之，咏而游之”)，但是，受先天资质的制约，在实践过程中每个人的成就则大不同，有的人能“不期而至”，有的人要“积久而后至”，有的人却“终身而不能一至”。总而言之，诗文创作需要通过学问知识的积累和风格技巧的学习才可以“自名一家”。

在黄遵宪眼里，宫岛栗香和冈鹿门虽然都具备良好的资质和才能，但是，学识积累和作诗技巧尚有待进一步提高。也就是说，黄遵宪认为日本汉文“气弱”问题的原因不在于“性”，而在于“习”。他指出“日本之为文，亦习为之也。先辈之所以教人者多为此种琐记、小序，则转相仿效，难以变矣”[9](P.281)，习习相因，遂成痼疾。所以，黄遵宪特别强调“习之弊又深于性”。他说，要想改变这种状态，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多读书：“欲挽救之，仍不外老生常谈，曰：多读书，以广其识，以壮其气；多读杜、韩大家，以观其如何耳。”[9](P.288)

综上所述，“器小”和“气弱”归根结底都是“不读书”的问题。但是，读什么和怎么读，则又是一个问题。黄遵宪诸人所教，唯反复伸言“师法秦汉”和“多读杜韩大家”，这也符合他们自身的创作实践。例如，一般文学史认为黄遵宪最擅长五古，而钱仲联说他的五古正得力于汉魏乐府和杜韩诸家。[14]同样因读书问题而苦恼的冈鹿门最终接受了黄遵宪等人的意见，决心“自今将溯《左氏》《国策》《马迁》《庄子》诸书”，只是苦于秦汉古文“至高难及”。而相较之下，“皇清诸家特觉易入”，不过又觉得“为之似无益”。[12](P.152)顺带提一下，清诗在明治初年盛行于日本文坛，鼓吹者，森春涛(1819-1889)。当时日本汉诗文的文坛，有旧派和新派两大阵营。黄遵宪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自称“所与游多旧学，多安井息轩之门”[15]，而与文坛最有势力的森春涛交往不多，在其主持的茉莉吟社社刊《新文诗》上仅发表过一首诗[16]，其原因也有可能是因为《新文诗》多发表新政府显官的拙劣之作。*色川大吉指出：“根据前田爱的研究，在《新文诗》第一集至三十二集之间，可以看到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土方久元、玉乃世履、渡边洪基、大江卓、芳川显正、谷干城、后藤象二郎等三十余名显官的名字，出于对官吏的尊重，哪怕是拙作俗吟，据说春涛亦无丝毫厌恶。这样一来，官民唱和的诗编陆续得到刊行，文名益高。大官来了，下僚俗吏亦随之而来。茉莉吟社门前若市，一派繁荣。”色川大吉《明治の文化》，东京：岩波书店，1970 年，第135 页。前述石川鸿斋是旧派人物，因此，形容“如重野、川田，一时得显官，然腹笥空寂无一物”。冈鹿门也说“春涛方今能流，而仆深非其轻佻”，甚至讥讽“此人面貌古怪，而善香奁”(《莲池笔谈》，第151 页)。黄遵宪对日本文人四弊的批评，或是主要针对这群人而言，亦未可知。对于“清诗”流行所造成的弊害，近藤元粹(1850-1922)在《评订浙西六家诗钞》的序文中指出：“方吾邦诗学大行，而世多嗜好清诗，称新调以相夸。……今人一意学清诗，却不学清人所学。”[17]其原因之一可能正如上述冈鹿门所说的那样，即清诗比较容易学。不过，容易学的东西往往也容易流于浅薄。实际上，在明治以前的日本汉诗文坛也有过类似的经验教训。在古文辞学盛行的江户时代中后期(至18世纪中叶)，萱园派诗人以及木门的新井白石(1657-1725)、祇园南海(1676-1751)等汉诗人，或以模仿明诗作为理解汉唐诗歌的阶梯，或认为明诗易学，对于初学者来说甚为方便(祇园南海《明诗俚评叙》)。但是，到了宽政异学之禁(1790)以降，古文辞派转而成为被排击的对象，就连龙草庐(1714-1792)这样曾经信奉古文辞学的汉诗人也反省说：“若夫以明学唐者，迂阔宛曲，由隔靴搔痒、见兔放鹰之类。而虽务乎，终不可获焉。”*《龙草庐先生集初编》卷一《玄圃集叙》。转引自陈广宏《明代文学东传与江户汉诗的唐宋之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6期，第66-74页。

(二)论“字冗”

何谓“字冗”？用现代的说法来说，就是言辞的过剩。黄遵宪评点日本汉文，非常在意文章的精炼简洁，不喜欢枝蔓而无剪裁的文字。例如，评冢田虎《劝学解》曰：“多冗长拖遢之处。”[6](P.46)评安井息轩《文论》曰：“文稍蔓衍。”[6](P.50)评冈鹿门《迎山楼记》曰：“疏畅，惜未尽炼。”[6](P.204)评冈鹿门《吉田松阴传》曰：“此题甚佳，惜文稍繁，再加简净为宜。”[6](P.209)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字”(或称“言”、“辞”)和“气”这两个概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韩愈(768-824)在《答李翊书》中分別以“水”和“漂浮物”来比喻“气”和“言”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气盛言宜”论：“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从书简整体来看，韩愈所说的“气”，就是孟子的“养吾浩然之气”(《公孫丑上》)。韩愈的“气盛言宜”论固然是在讲作者之道德修养和写作的关系，但已隐约涉及言语表现的问题(“言之短长”和“声之高下”)。这对桐城派有很大的启发。桐城派的刘大櫆(1698-1780)把模糊不清的“气”具体落实到音节字句之上来把握：“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18]

犯言辞过剩之毛病的原因是什么呢？林纾(1852-1924)的《春觉斋论文》“忌庸絮”条曰：“不省用笔之法，故叮咛反覆，伸明己说，此未有不流于絮者。”那么，怎样才是懂得用笔之法呢？林纾又说：“古人为文，于精神专注处着眼，于随笔顺带处亦着眼，故洗伐严净，自无庸絮之病。”简单地说，就是抓住重点，不拖泥带水。不能一味堆砌，要懂得剪裁。他引用魏禧的话*其实此话并非出自魏禧(叔子)，而是其兄魏际瑞(伯子)。《伯子论文》(《昭代丛书》乙集第三十卷，世楷堂，第14页)的原文是：“著佳語佳事太多，如京肆列杂物，非不炫目，正为有市井气。”应是林纾误记。说：“着佳言佳事太多，如市肆之列杂物，非不炫目，正嫌其有市井气耳。”[19](P.92)

非唯古文辞如此，诗亦如此。黄遵宪批评宫岛栗香的《月夜访山僧》诗是警句大杂烩，曰：“此篇多警句，然或幽淡，或奇警，或深隽，合之不成一格。结数句语亦弱，盖格律犹未精也。其病在不炼，语繁气弱，中著警句，极不相称。”[6](P.97)原诗用下平八庚韵，五古二十二句，结果，黄遵宪将其大幅刪定为十句。

当然，前述魏禧、林纾等人对产生冗赘之弊的原因分析，完全是针对中国人的诗文而言。那么，日本汉文“字冗”之弊的根源，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囿于语言局限的因素多一些。黄遵宪评宫岛栗香《桃源行》诗曰：“日本古诗不能遂与中土争衡者，语言限之也”[6](P.89)，可谓一语中的。宫岛栗香自身在《养浩堂诗集》例言中亦坦言：

诗有音节，邦人未尽解也。邦俗读诗多操土音，或杂以汉语，与读和歌不大异，抑扬高下，求其不鲠喉舌而已。至四声五音，则概属漠然。然辞句颠倒，则误其节；声调枝蔓，则失其音。故虽卓然名家，诗之合音节者，盖十之五。此诚限于地，非人材之有所不及也。[19](P.2)

宫岛文中所说的“土音杂以汉语”(假名混合文)和“辞句颠倒”(日语的语序)，就是指汉文的训读法。训读法是一种与日常语言不同的人工语言，它依靠“返点”与“送假名”，使汉文的辞句仍保留汉语的形态，而在阅读时，语序与读音都转换为日语。虽然汉文也有一定的节奏，但与汉语的音律完全不同。赖山阳提到自己在创作《日本外史》时，曾每天早上朗读《史记·项羽本纪》，对自己文章节奏感的形成，帮助甚大。但斋藤希史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那是训读文的节奏，而非原文的节奏。*斋藤希史《漢文脈と近代日本：もう一つのことばの世界》，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2007年，第64-66页。认为通过训读可以掌握汉语文言节奏的这种想法，仍为后世的汉学家所继承。例如，吉川幸次郎在谈到中国文言文的时候，归纳为“简洁”和“节奏”两个特性，认为非唯简洁之美，节奏之美亦非常重要。他以夏目漱石的汉文为例，乐观地断言，即使不懂汉语发音的人，也可以毫无困难地把握节奏。吉川幸次郎《漢文の話》，东京：筑摩书房，1962年，第65页。日本人在写汉文的时候，也是先写成训读文，然后再用“复文”的方法转换成汉文。语序虽然转换过来了，但节奏极有可能依然停留在训读文的节奏。再加上不懂汉语的声调，很难通过遣辞造句来调整音律，使之更接近中国人(严格地说，应该是古代中国人)说话时的自然语气。

大河内辉声(源桂阁)曾与黄遵宪和沈文荧谈论词曲的创作，黄遵宪指出：“辞有音韵节拍，倒读则全失之。”大河内却认为虽然节拍因倒读而“不得其气”，但是，词和诗的做法是一样的，只要依谱填词，“不可谓难做”。于是，沈文荧便告诉大河内说：“填辞一道，所重在板眼即乐之节奏谱内，……故须依谱，然其间亦有可通融者，但歌之不拗口则善矣。惟‘不拗口’三字，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当先习歌与丝竹，则自明其理矣。”[9](PP.99-100)沈文荧所谓“不拗口”的意见非常中肯，何止辞曲，古文辞亦是如此。因为诗文虽然有音乐性，但毕竟不是音乐，“不拗口”和“不鲠喉舌”都需要充分考虑到发话时的自然语气。清初魏际瑞(伯子，1620-1677)说：“古人文字有累句、涩句、不成句处而不改者，非不能改也，改之或伤气格，故宁存其自然。名帖之存败笔，古琴之仍焦尾是也。”[20]也就是说，在判断言语表现是否确切妥当的时候，最终应以是否符合自然的语气为标准。

问题是，古文和诗辞不是白话文，古文家们讲求的语气其实是古人的语气，是他们通过日常吟诵古人作品而获得的语感。不管是中国文人，还是日本的汉学家，他们都提倡在中国古人的理想作品中寻求文学语言的理想状态，并模仿它们。尽管在语言的连续性方面，中国文人比较有优势，但是在语言与文字乖离的这一点是一样的，都不可能从同时代的语言习惯中获得完全的自由。

三、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

要想让文学语言从日常语言习惯中获得完全的自由，言文一致是唯一的办法。换成胡适的话说，就是“要用活的语言来创作活的文学”(《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就是这位鼓吹“白话文学”的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一文中很惊诧黄遵宪《杂感》诗里有几句话“竟是主张用俗话作诗”，说“这种话很可以算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21]

《杂感》(五首)是黄遵宪21岁时的作品，尤其是第二首中的“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等诗句，后人评价很高。上述获得胡适盛赞的也就是这几句。但是，钱仲联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黄遵宪“杂感诗所谓我手写我口者，实不过少年兴到之语，时流论先生诗，喜标此语，以为一生宗旨所在，浅矣！”[22]确实，黄遵宪诗集中只有少数诗用了口语。也就是说，他虽然认为可以用“流俗语”入诗，但并非主张用口语作诗。这一点和胡适不同。因此，黄遵宪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究竟如何定位，实则有些模糊不清。*与钱仲联的观点相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严家炎认为倡言“言文一致”的黄遵宪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起点在何处》，《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4期。

不过，驻日四年的经历，使他青年时期的思考逐渐酝酿成熟。成书于光绪十三年(明治二十年，1887)的《日本国志》卷三十三学术志二的论赞曰：

外史氏曰：文字者，语言之所从出也。虽然，语言有随地而异者焉，有随时而异者焉，而文字不能因时而增益，画地而施行。言有万变，而文止一种，则语言与文字离矣。居今之日，读古人书，徒以父兄、师长递相授受，童而习焉，不知其艰，苟迹其异同之故，其与异国之人进象胥、舌人而后通其言辞者，相去能几何哉?余观天下万国，文字、言语之不相合者，莫如日本。……其国本无文字，强借言语不通之国之汉文而用之。……苟使日本无假名，则识字者无几。一国之大，文字之用无穷，即有一二通汉文者，其能进博士以书驴券，召鲰生而谈狗曲乎?虽工亦奚以为哉?余闻罗马古时，仅用腊丁语，各国以语言殊异，病其难用。自法国易以法音，英国易以英音，而英法诸国文学始盛。……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乎，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

黄遵宪首先概述汉语的语言和文字的乖离现象，在叙述上也基本与《杂感》无大异。接着，他指出日本起初完全借用汉文而导致言文极端的不相合，进而穷则思变，由此创造出假名，从社会意义的角度，他充分肯定了假名对提高民众识字率的贡献。与此相反，他认为即便有少数精通汉文的人，其实无益于日本社会。并且，他以英法为例，认为只有做到言文一致，才可能使文学得到真正的发展。似乎在暗示日本国文学之发展，必然要走废除汉文的道路。最后，他站在语言文字的历史演化角度论证了言文合一的必然性，并提出了文体语言变革的两个基本要求：“适用于今”，即书面语言的近代化；“通行于俗”，即书面语言的社会化。实际上，在《日本国志》成书的明治二十年，在坪内逍遥(1859-1935)的影响下，二叶亭四迷(1864-1909)发表了《浮云》，开创了言文一致的新文体。其时，黄遵宪因为转任旧金山总领事，已经离开了日本，对这些情况已不得而知了。

[1]黄遵宪.日本国志[M]//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74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赖山阳.赖山阳全书[M].广岛：赖山阳先生遗迹显彰会，1931.

[3]斋藤希史.漢文スタイル[M].东京：羽鸟书店，2010.120-129.

[4]罗森，何如璋，等.日本日记·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扶桑日记·日本杂事诗广注[M].长沙：岳麓书店，1985.116-117.

[5]赵建民.论《日本外史》的撰刻和在中国的流传[J].汉学研究，1996，(2).

[6]郭真义，郑海麟.黄遵宪题批日人汉籍[M].北京：中华书局，2009.

[7]王标.用彼之言语，以叙我之性情——试论赖山阳的汉文[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1).

[8]钱仲联.清诗纪事：第十八册[M].苏州：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12373.

[9]郑子瑜，实藤惠秀.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M].东京：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1968.

[10]章炳麟.与罗振玉书[M]//章太炎文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72.

[11]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96.

[12]杨捷.莲池笔谈[J].岡鹿門と来日した中国人知識人との交流について.日本女子大学紀要 人間社会学部，2001，(12).

[13]王士祯.带经堂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78.

[14]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0.

[15]吴振清，徐勇，王家祥.黄遵宪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491.

[16]佐藤保.黄遵憲と日本[M]//伊藤虎丸，祖父江昭二，丸山升.近代文学における中国と日本.东京：汲古书院，1986.68.

[17]近藤元粹.评订浙西六家诗钞[M].大阪：青木嵩山堂，1906.

[18]刘大櫆.论文偶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6.

[19]宫岛栗香.养浩堂诗集·例言[M].东京：庆应义塾大学，2010.

[20]魏际瑞.伯子论文[M]//昭代丛书：乙集卷三十.吴江：世楷堂，1876.2.

[21]欧阳哲生.胡适文集：3[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23.

[22]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发凡[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