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增锋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政治教学部，江苏连云港222006)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学说仍然存在着需要进一步澄清的重大理论问题。它们包括青年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的作用问题、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与西方传统解放理论的联系和区别、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的当代性问题。从理论上澄清这些问题，尤其是消除其中的思想迷雾，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解放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青年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学说

从一定的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关于人的解放学说。这不仅体现在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指明要将“现实的个人”作为其整个理论的出发点，同时声明其最终目标乃是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但是，在1845年之前的学术探索中，马克思思想同样贯穿着实现人的解放理论追求。早在1835年马克思就在其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深情的指出:“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只有为同时代人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达到完美”［2］。这一信念支撑着马克思此后的艰辛理论探索。由此必然牵涉到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青年马克思的解放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到底有无意义和价值。

这个问题因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两种对立性理解而变得尤其具有意义。对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什概括指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似乎反复重现一种二元对立式的分解:马克思所设想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之间的原初的辩证关系分解为两方面，一边是‘无主体的过程’的理论”［3］。虽然马尔库什所概括的两个对立性派别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理解上的根本分歧，但其必定包括了对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学说的不同理解。概而言之，前者从根本上消除了人的解放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而这种理解又建立在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思想断裂的基础之上。如此看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厘清不仅仅涉及到对马克思思想演进历程的把握，就本文的主题来看，它也直接关联于对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学说的理论特质的准确把握。

首先，必须确立正确看待青年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学说关系的历史性视野。就是首先要将马克思思想视作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一个马克思成长为“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有理论上的“量”的积累，同时也有“质”的变化。马克思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同样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理论探索和积淀的过程。既然如此，像普列汉诺夫那样认为“青年马克思还完全是黑格尔学派的唯心主义者”，或者像阿尔都塞那样将青年马克思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理论宣称为其极端厌恶的“纯粹意识形态”，并将其在马克思的思想地图中一笔勾销，则无疑违背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实情。确立历史性的视野，就是既防止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早熟论”，以及建立在这个前提上的平移论，也可以防止一笔勾销论，即彻底否认青年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生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此，列宁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典范，正如苏联学者拉宾所评价指出的，“列宁在评价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时候，并不是简单地把它们看作不成熟的著作，更不是把它们看作同马克思主义后来发展的整个历史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的一个独立阶段，而恰好把它们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证据，是马克思为创立成熟的、发达的马克思主义而经历的道路上一连串井然有序的里程碑。”［4］

其次，必须确立科学研究青年马克思思想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5］基于这个原则，我们把握青年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学说之间的关系，远不必严格按照思想发生的时间顺序展开研究，而是反过来在先行把握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学说的基础上，同时通过扎实的文本解读，深入审视青年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理论。这样一来，比照于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学说的基本理论，我们就可以发现，青年马克思的哪些思想为此奠定了方向，那些思想在其中遭到像马克思所说的“自我清算”。

最后，必须厘清青年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青年马克思所形成的实现人的解放的价值追求并没有被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所抛弃，而是成为马克思展开实现人的解放的理论探求的根本性支撑;另一方面，青年马克思在探求人的解放的过程中，已然形成了从人及其所遭遇的历史现实出发的现实指向，尤其是已经认识到物质生产生活在实现人的解放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些处于青年马克思早期人本主义理论诉求之“边缘地带”的思想成为马克思建构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的理论前提。这种关系的更为重要的方面在于两者之间的差异。其集中体现在于，青年马克思基于一种人本主义的逻辑来论证人的解放，即通过预设一种人之实现了自己“类本质”的“社会”，并将其作为“基准”对现实展开审视和批判。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伴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奠基，将实现人的解放的路径首要地归结于人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现实的实践改造，而理论的批判则被置于实践改造路径的基础之上，并在与实践改造的互动之中发挥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总之，就人的解放理论而言，青年马克思对成熟马克思有着积极的作用，由此提醒我们不能以一刀两断的方式来看待马克思思想演进历程中的两个阶段;同时，就两个阶段之间的有着实质性意义的差别而言，则提醒我们不能用任何一个阶段的人的解放理论去统摄另一个阶段的人的解放理论。

二、传统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学说

大致上而言，整个西方思想史都蕴含着对人及其生活问题的关注和审视。对此，卡西尔曾经指出:“从人类意识最初萌发之时起，我们就发现一种对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6］而所谓的内向观察，实指人的自我观察，其所面对的根本问题实际上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人应该如何生活才能变得更加有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从宽泛的意义上将其整个西方思想史理解为一部关于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探索史。关于此种理解的有力证据无疑体现在以下事实中，即就是在中世纪以论证上帝存在及其对于人类世界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基督教哲学中，同样隐藏着对于人的未来的价值诉求。对此，卡尔·洛维特指出:“如果我们断言，我们现代的历史意识起源于基督教，则这仅仅意味着，《新约》的末世论观点启迪了对未来实现——最初是在历史生活的彼岸，后来是在历史生活的内部——的展望。”［7］至于近代以后所兴起的启蒙哲学乃至力图在理论矫正的基础上将其所内涵的精神继续先前推进的德国古典哲学，自然更不必说是如此了。

既然如此，当我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时，必然遭遇到下述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方面无疑继承了之前的传统理论的积极要素，同时又实现了理论的革命性变革，并在这种变革中同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关于实现人的解放的学说。那么，两者之间的有实质性意义的承接关系到底体现在哪里?两者之间的本质性区别又体现在哪里?如果说哲学就是哲学史，从而也可以说思想就是思想史，那么，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学说，就不能不认真对待上述问题。

首先，要避免基于单向度的视角把握传统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学说之间的关系。所谓单向度的视角，就是力图通过选取一种理论元素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学说与整个传统理论之间内在关联。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讲，这种做法固然能够从一个侧面更加深入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理论的关系，但其结果容易造成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理论的碎片化，并不可避免地损害了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归根结底而言，这种做法走向极端便不是在理解马克思与传统理论的关系，而是基于研究者本人的目的来“构造”两者之家的关系，因而陷入了如阿尔都塞所概括的“分析目的论”境地，而其致命的缺陷就在于，它“只是在自我判决，只是通过它所研究的对象重新认识自己;它永远不能离开自己，它所要研究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研究自己内部的发展。”［8］在这种情况下，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解放学说必定畸变为解读者自己的主观性见解。

其次，要准确把握整个传统理论及其所内涵的解放学说的共性。当马克思强调指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1］527时，无疑已经界划出传统理论的根本特质之一，即总是局限于在纯粹思想的范围内谈论人的解放问题。此种缺陷无疑又从根本上关联于传统理论整体性的观念论取向。正如马克思针对德国哲学所概括指出的，“德国唯心主义和其他一切民族的意识形态没有任何特殊的区别。后者也同样认为世界是受观念支配的，思想和概念是决定性的本原，一定的思想是只有哲学家们才能理解的物质世界的奥秘。”［1］527而这种取向在黑格尔那里被发挥到极致，即其“汇集了思辨的一切幻想”［9］109。在他看来，不仅整个物质世界变成了思想世界，而且整个历史变成了思想的历史。在此种思想幻境中，观念性存在被赋予了决定一切的力量和作用，成为传统理论家们构筑乃至解释世界的理论体系的——当然包括世界历史的未来——绝对根基。而这种致思取向从根本上决定了传统理论总是基于其整个理论体系的“阿基米德点”从思想上构筑人的抽象的乌托邦式生存图景，并以此作为应然性存在反对实然性存在，从而不可避免地导向深层次的无批判的实证主义，而其所承诺的人的解放也必定会陷入空洞的说教。

最后，要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学说的基本特质。把握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学说的基本特征，对于审视传统理论，从而深入研究两者之间的理论承接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1］510人的解放必须建立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它绝非如传统理论那样是基于永恒不变的“阿基米德点”所构筑起来的超越于现实世界的纯粹理论构想物，而是基于现实基础上的一种内在的现实可能性。与此同时，要实现此种现实可能性，需要整体性地变革社会现实，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539

三、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学说与当代

作为科学的理论学说，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性地把握自由资本主义的成果，而其所内涵的人的解放学说无疑也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而建构起来的。恩格斯曾经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10］523，而“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和的基础之上。”［10］537与此同时，一个不争的事实，较之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相比，“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的基本结构、内在机制、运行方式”［11］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既然如此，我们必定要遭遇如下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在当代的适用性问题。

这个问题因马克思主义所遭受的“危机”而变得更加重要。凯尔纳曾指出:“整整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经常发生。”［12］111特别是苏东剧变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失效”、“死亡”的论调更是不绝于耳。对此，豪格概述到:“就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苏东剧变以后，‘胜利者’的意识形态似乎占据了支配地位，他们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只剩下编年史的意义。”［12］442今天西方的“重建派”、“回归派”虽然在重新理解马克思思想中不乏深刻的洞见，但归根结底而言，它们无疑都认同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失效。例如，曾任巴黎《宇宙》杂志主编的埃伦斯坦公然声称:“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12］444

种种诸如此类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而就本文涉及的主题来看，必定由此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马克思主义”失效了，那么，马克思主义引领人类走向新型文明的引领作用也必定随之失效，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学说只能随之进入“博物馆”。但事实果真如此吗?答案毫无疑问是否定的。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本身就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误解上，或者是基于对“现实”本身的带有浓烈的意识形态性质的辩护上。直击马克思主义死亡论者的关键途径就是阐扬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阐扬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仍旧是引领当代历史走向未来的强大理论武器。

首先，要充分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品质。今天的诸多“反马克思主义”论调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高唱这种论调的人往往抓住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于一时一地的情况而形成的具体观点的失效，而宣称马克思主义的死亡。他们没有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多次宣称，他们的理论学说从来不是僵化的教条，相反，他们强调这个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实际上，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基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情况、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不断变化对其作了许多创新性发展。这种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总是基于对“坚硬”的事实的研究，具体地提出人的解放路径。对此，正如马尔库什所指出的，“在这些共同的、不变的预设和定位的框架之内，马克思的观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仅涉及特定的理论主题，而且涉及批判理论自身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实现途径。”［3］174而既然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开放的，那么，它遭遇社会现实的重大变化时，简单宣称马克思主义过时的做法便失去了根据。

其次，要充分阐明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原则性批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欧洲市场销售一空。此种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它背后潜藏着这样一个理论事实，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运行机制及其困境仍然在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原则性批判的辐射范围，从而用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对此，伊格尔顿富有洞见的指出:“作为有史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最彻底、最严厉、最全面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大大改变了我们的世界。由此可以断定，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13］6－7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揭示，尤其是其对资本逻辑与资本的历史性限制的准确揭示，无疑从根本上切中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要害。可以说，只要以资本为主导的生产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资本主义受资本限制的历史局限性就不可能得到根除，既然如此，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必将走向灭亡的基本判断就会不断闪烁出强劲的生命力。

最后，要充分阐明马克思主义引领人类走向新型文明的现实可能性。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学说不是纯粹地从思想当中构筑乌托邦，而是基于现实所提供的可能性“设想”人类的未来。今天，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核心的资本生产方式依旧存在，所以，马克思主义必定仍旧是引领人类历史走向未来的强有力的武器。正如豪格所言“无论怎么说，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历史的一部分，如果忽略了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挑战’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反应，就无法理解20世纪的科学、文化与政治。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某种已经完成了的、封闭的、教派性的东西，它产生于并且一再产生于解决人类社会问题、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以及对抗和危机的理论—实践需要，……由于各种问题正全力向我们袭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考据就显得尤为必要。”［12］112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9

［3］马尔库什．语言与生产——范式批判［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4］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M］．北京:三联书店，1982:42．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30．

［6］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5．

［7］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20．

［8］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40．

［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衣俊卿．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社会现实［J］．中国社会科学，2011(3)．

［12］李会滨，等．社会主义与21世纪［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13］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对的［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