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芬

（天津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天津 300191）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为什么拥有几百万军队，拥有美式装备的国民党迅速溃败？而装备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没有外援，一切靠自力更生的中国共产党却走向辉煌的胜利。其关键就在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中国社会和农民实际状况的深入分析，抓住了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党派团体之间各种利益关系的平衡点，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并综合运用行政、政策、法律等手段，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利益整合机制，为中国共产党争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统一战线中利益整合机制的基础——保障广大农民的利益

在中国，要动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投身于革命和建设，必须切实保障他们的利益。为此，中国共产党以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为切入点，制定了正确的土地政策，最大程度地满足农民的利益，唤起农民的革命热情，使广大农民真心实意地支持共产党，并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一起并肩作战，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以土地问题为切入点，主要是因为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只有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调动农民支援人民军队、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关于这点，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明确指出：“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1]为此，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解放区的有利条件，支持农民获得土地。并于1946年5月4日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坚决地支持和引导广大农民群众，采取各种适当方法，使地主阶级剥削农民而占有的土地转移到农民手里。”[2]到1948年9月，由于我党坚决领导农民实现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已在大约一万万人口的区域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土地大致平均地分配给了农村人民，首先是贫雇农。”[1](P1343)在满足贫雇农获得土地愿望的同时，为吸收中农参加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要切实保护中农的利益。对此，毛泽东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文中指出：“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过程中，必须坚决联合中农，绝对不许侵犯中农利益（包括富裕中农在内）。”[1](P1269)

除了经济利益的满足，中国共产党还注重满足广大农民的政治利益。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指出：“必须使贫雇农在农会中在乡村政权中起带头作用。”[1](P1268)同时强调，“在农会中和乡区政府中，必须吸收中农积极分子参加工作。” 这样，农民通过选派自己的代表到各级政权机构中去，可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获得政治利益的满足。这些举措，极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翻身农民开始真正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才能永远保住自己的胜利果实，才能彻底翻身解放。因此，广大翻身农民以无比的热情踊跃参军、参战。解放战争期间，华北解放区有近百万农民参军，其中仅晋冀豫边区1947年底全区报名参军的农民达30万人，批准入伍的16万人。在晋绥边区，据1948年夏季不完全统计，在一个月内即动员新战士60万人，其中30%是本人自报的；东北解放区参军人数达160万；山东解放区有59万青年参军。除了参军参战外，广大农民还踊跃支援前线。他们赶着驮畜，推上独轮车，为前线解放军运送粮食、弹药，及时地满足了作战部队的需要。而且解放区农民还自己组织起了民兵，协助野战军和地方军作战，成为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的一支重要力量。据统计，解放战争期间，民兵共计有2284800人，参加大小战斗114700次，歼灭敌人204700人。广大农民的积极参战，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工农联盟，使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左右的贫雇农阶层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中农就结成了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强的广泛的联盟，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取之不竭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提前完成了1948年党的九月会议提出的“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任务。进而印证了美国人韩丁在评价《中国土地法大纲》时所说的“1947年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在1946年至1950年中国内战期间，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1861年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3]。历史证明，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亿万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革命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4]

二、统一战线中利益整合机制的关键——对民族资产阶级正当利益的保护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制定和实施了政治上团结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经济上保护民族工商业的一系列政策，扩大和巩固了中共领导的爱国主义统一战线，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1.政治上要团结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获得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做了大量的工作，具体来说，主要包括：

首先，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建立共同政治纲领。

为了获得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P1237)的共同政治纲领，并以此作为统一战线中团结合作的政治基础。这一纲领的提出，对于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判断国内政治局势、了解中共的政治主张起到了重要作用。随后，中共中央又及时提出“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这就使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在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斗争中，有了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并纷纷发表声明或宣言，抛弃“中间道路”的幻想，坚定地站到了人民革命的一边，从而使党领导下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空前壮大，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政治保障。

其次，对民主党派的中间势力采取争取、支持和帮助的态度。

民主党派的中间势力具有很大的动摇性，为了联合他们共同打倒蒋介石的统治，1948年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对中间派和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对民主同盟，对国民党反蒋派，“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的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份，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5](P12)。落实到现实工作中，则是要尊重他们的意见，照顾他们的利益。尤其是当人民解放战争胜利进行并接收、管理越来越多的城市时，党特别强调要注意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否则我们将“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很难对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及国民党的强大的联合势力，很难使这些敌对势力处于孤立”[6]。中共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政治上采取的争取、支持与帮助的政策，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收到了显著成效。

再次，对整个民族资产阶级既要团结又要斗争。

民族资产阶级天生具有两重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同他们联合的同时，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和必要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他们政治上的动摇性和对于革命的不彻底性，从而有利于争取他们，联合他们。“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基本上没有武装力量的联合和斗争。斗争的主要手段是批评和教育，而批评也是为着教育和团结”[7]。一方面，对民族资产阶级及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中存在的企望走“中间道路”的错误思想进行善意的批评和帮助。在鼓励他们坚持斗争的同时，继续对他们当中少数人仍存在的“中间道路”的幻想进行严肃批评，告诫他们，“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为此，各民主党派“应当清除这些幻想而坚决的站到真正的人民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8]。另一方面，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则在政治上采取孤立和打击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少数右翼分子是依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而反对人民民主革命的，“他们也是革命的敌人”[1](P1288)。对此，要坚决地予以斗争。

2.经济上保护民族工商业

中国共产党除了在政治上给予民族资产阶级一定的民主权利之外，在经济上则采取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并写入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P1254-1255)具体措施主要有：

首先，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

虽然地主和一部分富农代表了封建主义，但他们经营的工商业则属于资本主义性质，因而，中国共产党决定予以保护。即便没收地主的土地，也不没收其经营的工商业。刘少奇同志对此问题特别予以强调，在《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指出：“除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的矿山、工厂、商店应当没收外，凡富农及地主开设的商店、作坊、工厂、矿山，不要侵犯，应予以保全，以免影响工商业的发展。不可将农村中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办法，同样地用来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我们对待封建地主阶级与对待工商业资产阶级是有原则区别的。”[9]

其次，在没收官僚资本时，注意区分和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官僚资产阶级、官僚资本主义与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本主义在政治上是有原则性区别的，前者是革命的对象，后者是革命的动力。在解放军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给接管国民党统治区的同志们发去电报，特别强调：“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对于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则不在没收之列。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1](P1323-1324)

再次，在劳资关系问题上，继续执行“劳资两利”的政策。

在确定具体的劳资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一再强调，不要片面地、激进地制定单纯有利于工人的政策，而是要注意保护劳资双方，保证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鼓励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中共中央为此作出指示：“任何工厂工会与党支部必须与厂一方协同制定生产计划并协同执行之，力求以较低之成本取得较多较好之产品，从此获得较多之盈利，劳资双方有利。工人之福利必须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中求之，任何片面的过火要求，都将破坏解放区的经济。”[10]

最后，在税收问题上，废除国民党时期的各种苛捐杂税，制定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税收政策。

国民党时期，民族资本主义之所以步履维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堪重负。中国共产党根据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制定了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税收政策：一、以单一税取代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二、工业税比商业税从轻，鼓励生产；三、制造工具和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工业税轻于制造奢侈品和非必需品的工业税[11]。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保护的政策不仅在政治上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促使他们加入到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中来，孤立和打击了国民党蒋介石，而且在经济上繁荣了生产，使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可以尽快从贫困中解脱出来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的重要保障。

三、统一战线中利益整合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争取和团结广大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统一战线的重要对象，争取和团结知识分子对于巩固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如何对待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如何对待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便成了当时的一个重要问题，任弼时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和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阐明了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

任弼时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讲话中，分析了我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状况，指出要团结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帮助他们进步。他指出：“教授、教员、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等，他们大多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可是他们自己干的事业，是一种脑力劳动。”他们一般都靠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谋生活，生活状况并不如意。“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过着经济上很困难、政治上很不自由的生活，其中还有不少的失业者。”不可否认，“他们中也有极小部分人，是坚决跟反动派跑的，但是极大部分人看到了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种种腐败反动，而对国民党统治和美帝国主义侵略表示不满，对于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抱着某种程度的同情，或持中立的态度，这些人是可能争取的。”至于如何争取这部分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采取教育和引导的方法。对此，任弼时同志明确指出：“如果我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好好引导他们，给以适当的教育和改造，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是可以为着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服务的。”为此，“民主政权应采取保护他们的政策，并且应当尽量争取他们为人民共和国服务。”[12]对于青年学生，任弼时说：绝大部分学生是不满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要求民主的。“许多倾向革命的学生，包括若干地主、富有农家庭出身的学生，他们并不反对改革土地制度，积极地为民主而斗争，因为他们逐渐认识到土地改革是他们所要求的民主的一个基本部分。其他的许多学生，因为看到了革命发展，天下将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全国建立的这种大势，也可能接受进步思想，逐渐转到民主方面来，而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的统治。”因此，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我党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采取慎重态度。必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只对其中极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才经过群众路线予以适当的处置。”[1](P1269-1270)

综上，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了正确的理论政策，通过对中国社会和农民实际状况的深入分析，解决了统一战线内部不同阶级阶层之间、党派团体之间各种利益矛盾，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保障。

［1］毛泽东选集（第 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707.

［3］［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M］.北京出版社，1980：7.

［4］毛泽东文集（第 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3.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46.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213—214.

［7］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92.

［8］新华社时评.蒋介石解散民盟［N］.人民日报，1947-11-07.

［9］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79.

［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107.

［11］沙健孙.中国共产党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747.

［12］中央档案馆.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51：119一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