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峰

(淮北师范大学 信息学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基于“现代性焦虑”的根本性影响，革命历史小说生产的时代具有明显的禁欲主义倾向，关于身体的以享乐为目的的欲望尤其受到压制和排斥，据此，革命历史小说借助于革命意识形态的权威力量在对身体进行话语层面的铭写时，难免将身体政治化和革命化。尽管如此，革命历史小说还是对身体的自然欲望进行了书写，为身体的凡俗欲望争取了话语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革命身体的匮乏和羸弱，体现了对凡俗人性的尊重和珍视。

一

在尼采之前，涉及身体的种种观念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一个灵肉二元对立的基本模式，而由于尼采，身体逐渐成为人们打量世界的一个独特途径。作为人学的文学和身体也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以身体的名义来审视中国1950、196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探析身体以及关于身体的欲望在其中的书写情况未必不是一个令人欣慰的做法。

针对革命历史小说而言，“讲述话语的时代”具有明显的禁欲主义倾向，关于身体的以享乐为目的的欲望尤其受到压制和排斥。这个时代同样面临一个身体与灵魂的交锋问题，主导意识形态给出的方案是尼采之前的那套模式的无产阶级版本，所不同的只是表述，这里的灵魂已被精神所置换，这种精神意指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精神和信仰，当然还包括必不可少的一脉相承的革命精神和信念；而身体则被肉体化、欲望化和物质化，对肉身的救渡只有通过革命的升华才具有合法性。

主导意识形态对身体的处理具有相当的策略性，这种策略就是将身体进行意识形态归类，分为劳动或革命的身体和欲望的身体，基于阶级话语中劳动人民的革命本质性和优越性，劳动的身体和革命的身体往往是同一的，可以互相置换。这样看来，上述无产阶级版本的灵肉框架中的“肉”，就不包括劳动的或革命的身体，而是指欲望的身体，而且这种欲望当然与革命或劳动欲望无关，而是指以通常意义上的享乐为目的的欲望，包括对食物、性和名利的欲望。对于劳动的或革命的身体来说，欲望已经被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改写或升华为劳动或革命欲望，而且由于这种意识形态灵光的照耀，这种劳动或革命欲望也具有先验的神圣性。受此时代身体观念的左右，革命历史小说对于“话语讲述的时代”的身体的书写也基本上采用上述“讲述话语的时代”的身体设定模式。就是说革命历史小说对身体的书写按照筑基于革命现代性之上的革命意识形态的规约将身体政治化了。

二

依据福柯的观点，身体作为权力运作的场所，具有被动铭写性，总要宿命地卷入政治，那么，“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1]。革命历史小说对身体的书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为权力关系代言，借助于革命意识形态的权威力量对身体进行话语层面的铭写，也就是对身体的话语操纵。

革命历史小说对身体基于话语层面的铭写通过革命化的归类和伦理化的展演得以完成，而且二者是密切相关的。依据革命意识形态，革命历史小说中的身体一般也被划分为劳动和革命的身体(革命时代重在革命，身体的劳动功能被遮蔽，劳动只是作为政治标识)与欲望的身体两类。前一种身体基本上归属于革命阶级，与善、纯洁、神圣、美等符码相连，而后一种身体则基本上归属于反动阶级，与恶、肮脏、卑劣、丑等符码相连。这种归类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和伦理性。这种革命化伦理化的身体书写已经成为革命书写中习以为常的模式。不妨以小说《林海雪原》为例进行审视。

《林海雪原》在叙事的政治化伦理化设定下，对身体的书写也是政治化伦理化的，通常的做法就是尽可能丑化敌方美化我方。在身体的书写上，《林海雪原》与神魔小说大有相似之处；其实，何止是《林海雪原》，革命历史小说基本上都是这种套路，只不过《林海雪原》更为典型罢了。

对反面人物身体的书写，《林海雪原》采用了“妖魔化”的手法，

正如神魔小说《西游记》中的妖魔与动物密切关联，《林海雪原》也竭力将反面人物动物化，尽可能使身体偏离正常人类，极尽丑化之能事。匪首许大马棒，“身高六尺开外，膀宽腰粗，满身黑毛，光秃头，扫帚眉，络腮胡子，大厚嘴唇”[2]24；匪首座山雕的大脑袋光秃秃的，“像个大球蛋一样，反射着像啤酒瓶子一样的亮光”，“一个尖尖的鹰嘴鼻子，鼻尖快要触到上嘴唇”，“下嘴巴蓄着一撮四寸多长的山羊胡子”，“穿一身宽宽大大的貂皮袄”[2]215；小土匪刁占一，“长得像猴子一样”，“雷公嘴，罗圈腿，瞪着机溜溜两个恐怖的猴眼”，“脸上一脸灰气，看看就是个大烟鬼”[2]76；刘维山的脸又瘦又长，“像个关东山人穿的那没絮草的干乌拉”[2]160；对蝴蝶迷身体的描绘更是极尽丑化之能事，处理得“真令人发呕”[2]23。

总之，作者是在通过对敌方的土匪们身体的刻意妖魔化，把他们描绘成只知道吃喝拉撒的动物。当时就有人敏感地觉察到这一现象的庸俗。冯仲云曾对此进行批评：“小说里的敌人，也写得过分夸张，一个个古怪离奇，像神话里的妖魔。”[3]其他革命历史小说也无一不采用这种丑化敌人的途径来执行身体的伦理化运作模式，突出他们作为欲望(在这里已被改写为兽欲)的身体特征，践行对身体的政治化的意识形态规约，这实际上就是权力关系对反面人物的身体所进行的话语层面的铭写：妖魔化。

而对正面人物的身体的书写则是与之相对的美化，依然执行政治化道德化的运作模式。《林海雪原》中，除作者多处直接描绘少剑波的英俊潇洒青春健美外，还通过白茹的眼睛将他神化，甚至连其脚步声都是“一支豪爽的青年英雄进行曲”[3]123-124，对白茹身体的书写更是极尽溢美之词。

这种对身体的美化凸现的是革命性，这种身体既是革命的确证，也是革命的表征，是通达革命神性的重要途径，是权力关系对正面人物的身体所进行的话语层面的铭写：革命化、神圣化。

三

如同传统小说，性也是革命历史小说用来丑化敌人进行身体铭写的重要方式和策略，凸现的是作为欲望的身体的重要特征，也是身体政治化道德化诉求的进一步深化。为了增强丑化的力量，借助于革命意识形态的权力保护，革命历史小说在对反面人物的身体性欲的书写上比较放得开。

《林海雪原》中魔女蝴蝶迷被描绘成一个十足的荡妇，极尽性事，不断更换性伙伴，上山当了土匪之后，做了许大马棒父子共同的姘头，许大马棒死后，又跟郑三炮鬼混，被郑三炮抛弃后更是“性”无忌惮，被书写成性欲的象征物，“这个妖妇从许大马棒覆灭后，成了一个女光棍，在大锅盔这段时间里，每天尽是用两条干干的大腿找靠主”[2]450。与蝴蝶迷因淫荡而肮脏的性欲相互参照的是对其身体的极度丑化，稍加思索，便不难发现，这一极度丑陋的身体状况与其过分而频繁的性得宠实在很难联系起来，已经突破了逻辑底线，正如李扬所叹，“不可思议的是，如此丑陋的蝴蝶迷竟是土匪中出名的淫娃荡妇”[4]28。

小说《敌后武工队》中“哈巴狗”苟润田的老婆二姑娘基本上是以身体参与到叙事中的，她的身体被书写成一个性欲的符码，作者对她肉欲身体的描述可谓不惜篇幅。比蝴蝶迷幸运的是，二姑娘被描绘成一个“仙女”般美丽的风骚女人，尽管依然被作者在行文中嗤之以“笔”。二姑娘在作者笔下显然被“妖媚化”了，“年轻貌美”，“二十四五岁，个不高，体不胖，腰儿挺细，黑参参的一张小圆脸上，安着两个让人喜爱的小圆眼”[5]。二姑娘年岁不大，与身体相关的风流韵事倒不少。嫁与苟润田之前就性事颇丰，嫁了苟润田，依然不守妇道，欲壑难填。

作者还花了不少精力来描绘二姑娘与丈夫苟润田之间的床笫调情动作。当反面人物的身体被刻意铭写为性欲符号时，连夫妻之间正常的床笫行为都失去了道德合法性，成为身体伦理的祭品。在二姑娘与刘魁胜的交往中，文本更为细致地对作为欲望的身体进行了展示，在叙述所谓的“正题”时，文本依然不失时机地展示人物的性欲身体。

革命历史小说在以性丑化敌人时，女性的性欲身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种身体性欲化和伦理化的运作过程中，对女性的身体展示几乎已成惯例。而在这种情况下，对女性身体的具体的铭写通常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是妖魔化，突显其身体形象的丑陋，如对蝴蝶迷身体的处理；二是妖媚化，张扬其身体的妖艳，如对二姑娘身体的处理。当然无论是哪一种处理方案，其归旨都在于将女性身体性欲化、符号化，然后借助于革命意识形态作用下的身体伦理对性欲身体的拒斥来达到丑化敌人的目的。

但是这种以丑化敌人为归旨的对性欲身体的话语张扬，实质上可能实现的是对性欲身体的代偿性满足，既针对书写者，也针对读者。罗兰·巴特兴致勃勃地将身体引入阅读，抬举了身体，将传统的文雅与粗俗扭结起来，解构之意昭然若揭。“在他这里，文本字里行间埋藏的不是‘意义’，而是‘快感’，阅读不再是人和人之间的‘精神’交流，而是身体和身体之间的色情游戏。”[6]15但是罗兰·巴特嬉戏文本所得到的身体快感还带有相当的转喻色彩，其实质是玩弄文字所产生的成就感的类比形式。而在革命历史小说中，这种以丑化敌人为归旨的对性欲身体的话语张扬，可能成全的则是无需类比的性欲的代偿性满足。如果说罗兰·巴特的身体快感源于游戏的成就感，那么，后一种快感则源于第二信号系统的条件反射。

革命历史小说对女性的欲望身体的展示与否定，在建立和确证自身道德优越性的同时，也流露出“讲述话语的时代”特有的欲望渴求。尽管是一种否定性展示，甚至进行极度的丑化(形象)处理，其实在潜意识中都暗藏着不无欲望的欣赏成分，“这种深刻的鄙视与仇恨之后隐藏的是同样深刻的欲望、不平和关切”[4]197。康正果针对惩罚所谓“尤物”(淫欲女人)的作品进行评价时，认为对“尤物”的惩罚性书写其实跟“吸烟有害”之类的劝告相似，“与其说是真诚的建议，不如说是对欲望的恐惧，甚至是沉溺中的解嘲”[7]。应该说，康正果这种看法对我们解析革命历史小说关于反面女人身体欲望的负值性书写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尽管所论对象之间存在种种区别。时代对身体凡俗欲望的压制伴随的是对身体的格式化处理，结果并没有也不可能消除人们对身体凡俗欲望的潜在的、变相的表达和获取代偿性满足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对身体的压制，也是对身体的固定形式和意义进行反复的再生产，从而让身体醒目地出场，尽管是以一种丑陋和不洁的方式出场。”[6]9

四

革命历史小说讲述话语的时代的主导意识形态对身体另一向度的铭写就是革命化和神圣化的处理。身体的革命化实际上与身体的国族化有密切的联系，二者都使身体从传统血缘归属(“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狭隘格局中走出来，进入现代国族归属的宏大格局，表征着现代性的焦虑和冲动。现代意义上的身体革命化的归旨无非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所以可将身体的革命化视为国族化的手段。基于国族建设这种宏大使命的理性化和神圣化的宏大压力，个人身体的俗性欲望就遭到了压抑和排斥。

“虽然我们都拥有一个身体，而‘我’的存在也源自于我的‘身体’的事实存在，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或经常掌握、主控身体的全部发展样貌。”[8]革命现代性叙事执行着革命的身体伦理法则，革命阶级的个体身体的自然欲望被转述为革命欲望，自然欲望受到抑制，敌人的自然欲望则被夸张丑化，因此，身体的自然欲望的阶级归属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样看来，革命阶级的个体是无法“主控”自己身体的发展的，因为这种身体已受到革命意识形态及其所承载的权力限制。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层次上的身体观念在革命身体面前显然不适，因为革命意识形态的阶级价值取向已基本上将革命阶级的身体先验化了，而且预先规划了身体的存在阈限(包括但不是现实的具体空间)。但是这种对身体的规训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身体对自然欲望的渴求，它无法也不可能消除这种渴求。依据德勒兹，身体是不会安于现状的。“身体永远是冲创性的，永远要外溢扩张，永远要冲出自己的领域，身体的特征就是要非空间化、非固定化、非辖域化，身体的本质就是要游牧，就是要在成千上万座无边无际的高原上狂奔。”[6]36革命历史小说常常冲破革命意识形态对身体的规训，在革命叙事中也在设法书写身体的自然欲望。这种书写方式通常有两种：其一，在对革命的身体进行革命欲望书写的同时也不失时机地书写身体的自然欲望，尽管难免有旁逸斜出之感，却也难能可贵。其二，通过对敌人的身体欲望进行丑化性渲染这种非常方式来变相书写正常的身体欲求，因前文已述，此处就不再赘述。

五

小说《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身体冲破家庭的束缚走出来逐渐成长为革命的身体，革命对其身体的铭写代替了家庭的规训，小说在对其身体经历的书写中并没有忽略身体自然欲望的表达。

坚强的布尔塞维克江华同志向革命同志林道静请求同志关系“更进一步”时，伴随的是难以抑制的身体冲动，“他突然又抱住她，用颤抖的低声在她耳边说：‘为什么赶我走？我不走了……’”[9]485-486在这一刻，林道静想起了曾令她魂牵梦绕的革命者卢嘉川，尽管这位已将肉身和灵魂都已献于革命的梦中情人令她心乱如麻，烦躁不安，甚至还潸然泪下，但她还是迫不及待地回到江华怀抱，不光因为江华坚强的布尔塞维克的政治光辉，也不能排除这个男人的欲望身体。“‘真的，你——不走啦？……那、那就不用走啦……’她突然害羞地伏在他宽厚的肩膀上，并且用力抱住了他的颈脖。”[9486]书写到此戛然而止，接下来已是次日清早革命的拯救对象王晓燕不合时宜的突然到来，良宵苦短的身体想象都留给了空白，基于时代意识形态规约所采取的克制书写反倒因为心照不宣的“布白”而别有意味。

离人重逢，互诉衷肠，卿卿我我之际，革命者的身体欲望并没有被放逐，依然是书写的重要一笔，小说文本使用了表征身体欲望的词语，如“搂”、“倚”、“抱”、“吻”、“扳”、“抚慰”、“握”等[9]511-512。当革命者江华兴致勃勃地向林道静描述神圣的革命的大好形势时，林道静却意不在此：“‘听说了。’道静笑着把自己的脸紧挨在江华的脸上，故意把话岔开去。‘华，你累了吧？请你让我说说心里的话……这么多日子不见你了，你知道人家心里多……什么时候咱们永远——永远不分离才好哪!’”[9]511多日不见，在二人世界的私性空间里，儿女情长显然更为现实主义所激赏，在此处作者让私性的身体欲望驱逐了宏大而神圣的革命事业而取得话语权，“个人身体曲线”驱逐了革命“道袍”而居上风*此处借鉴了刘小枫有关国家伦理与个体身体的关系论述，本文将国家置换为革命。参见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26-30页。，个体的享乐欲望、具体的感性偏好驱逐了革命的实践理性规约而被张扬。身体的渴求和思念使得革命者林道静因聚时太短而生憾；而革命者江华则坦白他并非满脑袋政治，有时也“胡思乱想”，其实就是想女人，这显然是革命之外的渴求，欲望的身体当然不能排除。

《林海雪原》将一位貌若天仙可爱至极的少女白茹放在一群粗豪勇猛与匪徒搏斗的男人中，而且又不失时机地描述她如何人见人爱，如何为小分队带来温爱和情趣的情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白茹女性的气息和身体潜在地燃起并抚慰了这群猛士压抑的欲望。作者除了直接不无夸张地描绘白茹的美貌(不光有集中描写，还在行文中见缝插针地提醒，尤其是白茹的酒窝更是动辄就被作者拿来激赏)，还通过少剑波的眼睛和诗句反复强化她的美貌。如此天仙，美轮美奂，降落到剿匪小分队中，点燃并慰藉的也不过是神奇男人们尤其是他们的神圣领袖少剑波的凡俗身体欲望，难怪当时就有读者将白茹指认为“装饰品”[10]。小说《林海雪原》中少剑波对恋人白茹睡觉的凝视带有传统小说中特有的凡俗气息，这种注目并非无任何非分之想的柏拉图式的精神凝视，尤其是白茹“两只静白如棉的细嫩的小脚”[2]334在革命军人少剑波身上所引发的不可遏止的“思欲”已不再那么单纯，因为在中国古代女人的足部被视为身体上最隐私、最性感的部位。“在这一点上，‘革命通俗小说’残留着未被完全‘擦抹’的原生态的‘革命’特有的一份粗鄙性”，基于此，“‘政治与性’才成为解读这一书写了一代人的个人、集体记忆的文本不可忽略的重要维度”[4]20。弗洛伊德曾将观看癖视为人的性本能的重要成分，劳拉·穆尔维则据此提出：“看本身就是快感的源泉，正如相反的形态，被看也有一种快感。”[11]可见，少剑波对白茹的难以自持的注视可以解读为他的身体快感的一次运作，“脑子里的思欲顿时被这个美丽的小女兵所占领”[2]334，身体的本能欲求通过对另一身体的凝视而燃起和释放，其实李扬言称的“粗鄙性”所指涉的就是对身体欲望的这种书写。

另外，其他革命历史小说也都在对神圣的革命身体进行书写的同时不同程度地掺和了对身体自然欲望的书写，尽管都保持着相对的谨慎和克制，如《铁道游击队》中芳林嫂与刘洪的执手相视；《红岩》中刘思扬和孙明霞隔窗默望；《烈火金钢》中大麻子丁尚武与卫生员林丽月下亲吻；《野火春风斗古城》里杨晓冬和银环逃脱了危难后的亲热；《红旗谱》中严运涛与春兰的身体暧昧，严江涛与严萍的身体爱抚；《苦菜花》中纪铁功与赵星梅、冯秀娟与姜永泉的身体关系，等等。

革命历史小说对身体的自然欲望的书写实质上是对凡俗欲望的争取和捍卫，是对筑基于现实主义的良知和精神的确认，是对凡俗人性和生活的尊重和珍视。革命历史小说正是以不得已的暧昧和腼腆，为身体的凡俗欲望争取了话语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革命身体的匮乏和羸弱。以阿甘本之见，身体并非是被动的，并非是被权力任意揉捏的，事实上，也可以成为政治的出发点，成为权力的主动起源之处。革命历史小说对身体自然欲望的书写可以理解为从凡俗立场对既定意识形态(极“左”政治文化)的一种疏离，是对凡俗权利的争取。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身体书写其实也丰富了对阿甘本身体政治的理解。

文学若写人，就无法逃避对人的身体及欲望的书写，因为身体是人存在于世的基础，离开身体，就无法真实而有力度地揭示人和人的存在。在革命历史小说对身体的书写中，尽管基于当时主导意识形态的规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明显的二元对立的格式化书写现象，但对革命身体的凡俗欲望的争取和捍卫，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革命现代性主控下的革命身体的匮乏和羸弱。

[1] 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27.

[2] 曲波.林海雪原[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3] 冯仲云.评影片《林海雪原》和同名小说[N].北京日报，1961-05-09.

[4] 李扬.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5] 冯志.敌后武工队[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3：133.

[6] 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7] 康正果.重申风月宝鉴：性与中国古典文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63-64.

[8] 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生成[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9] 杨沫.青春之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

[10] 田禾.女英雄还是装饰品——从“小白鸽”谈到妇女英雄形象的创造[N].北京日报，1961-06-10.

[11] 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M]//吴琼.凝视的快感——电影文本的精神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