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苏松重赋的成因

2014-04-09周岐琛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1期

周岐琛

(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系，江苏南京 210093)

苏松地区因其物产丰盈，宋元以来课税较重，而明代尤重。这成了明清以后学者们颇为关注的历史现象。当然，对于明代苏松地区是否重赋以及重赋的原因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故有对这一历史现象再作探讨的必要。

一

对于苏松重赋，虽然有些学者认为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除去极少数地区例外，根本不存在所谓重赋的问题”[1]。但自明清以来，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重赋现象确实存在。明人谢肇淛有这样形象的记载：“三吴之地，赋役繁重，追呼不绝，祗益内顾之忧耳。彼但知福之从田，而不知累之亦从田也。”[2]73而明清的布衣学者对此论述尤为详尽。明代郑若曾专著《苏松浮赋议》，清代周梦颜撰辑成《苏松历代财赋考》一书，详论这一事实及其产生的原因。对于苏、松二府，究竟何者更重，《国榷》引述松江人陆深对于明初税粮的统计，说：“浙江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石，苏州二百八十万九千余石，松江一百二十万九千余石。浙当天下九分之一，苏赢于浙，以一府视一省，天下之最重也。松半于苏，苏一州七县，松才两县，较苏之田四分处，则天下之尤重者，惟吾松也。”[3]586认为松江赋税之重更过于苏州。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重赋现象并非苏、松所独有，江西、赣西、宁州等地亦有重赋。但总体而言，明清以来，学者普遍认为苏、松赋重乃天下之最。但对苏、松重赋的原因认识并不一致。有从经济方面分析重赋乃明王朝统治者财政的需要，有从苏、松及江南经济状况来论证，但更多的学者认为是朱元璋恨吴人随张士诚坚守苏松，于是以重赋惩之，对此《明史·食货二·赋役》载：

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4]1896

我们认为，苏、松重赋是明代突出的一个政治经济现象。有较为复杂的社会、历史、经济、心理以及论述者的里籍等因素，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

二

苏松重赋诸种原因中，太祖迁怒说影响最大、流传最广。当然，这经历了一个由隐而显的过程。总体而言，明代学者讲得较为含蓄，如《菽园杂记》卷五载：“(苏州)地非加辟于前，谷非倍收于昔，特以国初籍入伪吴张士诚义兵头目之田，及拨赐功臣，与夫豪强兼并没入者，悉依租科税，故官田每亩有九斗八斗七斗之额，吴民世受其患。”[5]59与张士诚的因素有关的，仅是“张士诚义兵头目”，所受影响颇为有限。范濂的《云间据目抄》卷四《记赋役》记载：“有因张(士诚)氏义兵而籍入者。”范围广及“兵”而不仅限于“兵头目”。以上多为文人笔记所载。在正式文书中也有谈到张氏与苏松重赋的关系，如杜宗桓《上巡抚侍郎周枕书》说：“国初籍没土豪田租，有因为张氏义兵而籍没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没者。有司不体圣心，将没人田地，一依租额起粮，每亩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6]360既然出现在给巡抚的呈文之中，“籍没张氏义兵”，当为确有其事。而“一依租额起粮”则被推到“不体圣心”的有司头上，这当是明代作者因时代环境使其然。明代万历年间，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论述这一现象时说：“苏松赋重，其壤地不与嘉、湖殊也，而赋乃加其什之六，或谓沉没万三时，简得其庄佃起租之籍而用之起赋；或又谓张王不降之故，欲屠其民，后因加赋而止，皆不可晓。”[7]32其中的“沉万三”，吕景琳案：“沉没万三，当作没沈万三”，亦即籍没沈万三时将民田变成了官田。所谓的“张王不降”，当是指吴民附从张士诚，守城不降。究竟何者为是？王士性“皆不可晓”。但是，以性情疏放“恶礼法士”[4]7352著称的祝允明则毫不讳言，说：“太祖愤其城久不下，恶民之附寇，且受困于富室而更为死守，因令取诸豪租佃簿历付有司，俾如其数为定税，故苏赋特重，盖惩一时之弊，后且将平之也。”[8]直接指出苏赋之重，是因太祖之“愤”。

清代学者对苏、松及江南重赋的原因表述得更为直接。如，谈迁在《国榷》中说：“上恶吴民殉守张士诚，故重其科。”[3]585同样，顾公燮、沈德潜等人也有相似的结论。比较而言，顾炎武的学生潘耒的论述则与明人还有些许承祧的痕迹，说：“自明初没入张氏故臣及土豪田，按其私租籍征之，亩至八斗，而民始困。”[9]即，是因籍没“张氏故臣”的土地而致重赋。综合明清学者的记载可以看出，苏、松重赋与张士诚确实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朱元璋是否如此器量狭小而重赋吴人呢？也有论者提出了反证。但是，我们以为朱元璋惩吴民附张，也许确实比较符合朱氏心理。事实上，除了苏、松重赋之外，还有一些记载可以附证，如，明人王錡云：

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10]

不但如此，郑克晟在考察明初的赋税情况时发现，因为江西大部在元末属于陈友谅所据，同样也被征以重赋。陕西宁州，虽然土地贫瘠，但明代以来也是“科赋独重”，原因则在于李思齐抵抗明军。[11]随张士诚坚守城池，且物产丰盈的苏、松地区初课以重赋，则是符合朱元璋的性格及其心理特征的。范金民先生根据建文帝诏书：“国家有惟正之供，江浙赋独重，而苏、松田悉准私税，用惩一时之顽民耳，岂可为定例？”指出：“怒民附寇一说很可能首先出自朱元璋的嫡孙建文帝朱允炆之口。”[12]堪称的论。嫡孙而言其祖“用惩一时”，几为铁证。因此，朱元璋惩吴人附寇，这是从政治心理角度分析苏、松重赋成因的可靠结论。

三

探讨苏、松重赋形成的原因，除了历代学者讨论最多的朱元璋惩吴民附寇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因素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历史原因。明代大学士丘浚说：“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二四《治国平天下之要·经制之义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12册，第336页。论浙东、浙西的赋税之重，从唐人韩愈的言论说起。可见，江南重赋，早在唐代即已形成。这也得到了后人的认同，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专论《苏松二府田赋之重》，即首先引丘浚《大学衍义补》为据。而清人陆世仪说：“苏州税额，比宋则七倍，比元犹四倍。”*陆世仪：《苏松浮粮考》，清光绪陆桴亭先生遗书本，第2页。但这并不能证明历史上苏、松赋税不重。元代是赋税较轻的朝代，据明初叶子奇记载：“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13]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比元犹四倍”，仍不能说明元代时苏州税额较轻了。由此亦可见，苏州以及江南赋税偏重，有历史的因素。但何以到明代特重？这与苏松两府的官田比重大有关。而这一现象的产生又具有历史的原因。顾炎武《日知录》曰：

《元史》所记赐田，大臣如拜住、燕帖木儿等，诸王如鲁王琱阿不剌、剡王彻彻秃等，公主如鲁国大长公主，寺院如集庆、万寿二寺，无不以平江田。而平江之官田又多，至张士诚据吴之日，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于负贩小人，无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时买献之产遍于平江，而一入版图，亦按其租簿没入之。已而富民沈万三等又多以事被籍，是故改平江曰苏州，而苏州之官田多而益多。故宣德七年六月戊子，知府况钟所奏之数，长洲等七县秋粮二百七十七万九千余石，其中民粮止一十五万三千一百七十余石，官粮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九百三十余石。是一府之地土无虑皆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也。且夫民田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之一石者，奉诏减其什之三，而犹为七斗，是则民间之田一入于官，而一亩之粮化而为十四亩矣。[6]365

根据顾炎武所说，官田的租额之重远高于民田，因此，苏、松重赋的背后与官、民田的比例失调有密切的关系。而“苏州之官田多而益多”又有其复杂的历史因素。自元代的王公大臣直到张士诚居吴时的各级官吏都有大量田地，这些土地在明初都被籍没而为官田。这无疑是苏、松重赋的重要原因。

其次，经济原因。苏松及江南地区是明代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谢肇淛说：“北人不喜治第而多畜田，然硗确寡入，视之江南，十不能及一也。”[2]79意思是说，北方土地的收入不及江南的十分之一。(乾隆)《江南通志》载：苏州“擅江湖之利，兼海陆之饶，繁华盛丽之名甲天下，至若万流所辏，分津导渠，组绣交错，田赋所出，常书上上”*赵宏恩：(乾隆)《江南通志》卷一《舆地志·苏州府图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07册，第154页。。松江“谷水昆山自昔传为名胜，以故钟灵毓秀，雄望埒于苏常，不独谷帛所资，推为财赋要区矣”*赵宏恩：(乾隆)《江南通志》卷一《舆地志·松江府图说》，第507册，第154页。。清人王应奎在《浮粮变通议》一文中说：“湖广全省额征二百三万，而苏州一府之数浮之。福建全省额征一百万有奇，而松江一府之数浮之。岂天下之田皆生粟，而二郡独雨金欤？建文诏免而复于永乐，文襄请减而增于万历，岂非极重难反之势哉？近世抚臣之请减浮粮者相继，而事寝不行，大抵以苏松财赋重地，为国家之根本，难议蠲恤耳。”[14]苏松不但农业发达，棉纺织业同样如此，元代松江府乌泥泾人黄道婆将南方的纺织技术带回乡里，纺织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当时，元政府颁布了江南税制，将木棉、布、丝绵、绢列为夏税征收的实物，这从侧面显示了江南尤其是苏松地区棉纺织业已具有了相当的规模。朱元璋在洪武元年，将棉花列入征收赋税的一种，“桑麻科征之额，麻亩科八两，木棉亩四两”*《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七，“洪武元年夏四月辛丑朔”条，钞本，第5页。。这也说明了江南经济的全面发展。王仲荦进而认为：“朱元璋因苏松嘉清四府的纺织业发达，才把四府的租额定得特别重，以变相进行他对纺织业的剥削。”[15]唐文基也认为：“明初江南重赋，是新王朝利用这一地区土地产量高的有利条件，一方面继承宋元以来国有官田，同时又通过政治暴力扩大近额官田的结果。”[16]

苏松经济的发展也衍生出了较为侈靡的民风，这也成为苏松重赋的另一诱因。嘉靖时的苏州通判余永麟说：“王北川仁山云，予昔在科时，曾过湖查册，偶见苏、松旧册一本，前开重赋之由。盖太祖见苏、松俗尚侈靡，故重税以困之，亦一时之权宜也。后以东南财赋苏、松为最，遂以此为常法。云太祖见某氏租簿遂定以为税者，想传闻之误。”[17]这一现象从其他的文献中也得到了一些印证。如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说：“江南名都，苏、杭并称，然苏城及各县富家，多有亭馆花木之胜，今杭城无之，是杭俗之俭朴愈于苏也。”[5]156奢靡之习的基础在于经济，没有丰饶的财富，奢靡而不能。习俗正是经济状况的一个佐证。奢靡又是重赋的一个诱因。出于在苏州为官的余永麟的记载，这更不应为我们探讨苏、松重赋原因时所忽视。

最后，论者原因。古代学者以据实书史为荣，但作者的主观情感往往影响著述的内容。赋税政策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不同里籍的作者，对苏、松重赋的感受往往影响着他们见诸书册的文字。不难发现，肯定并对苏松重赋记述翔实、分析透切的往往是苏、松地区的文人。冯桂芬修的同治《苏州府志》中的《艺文·田赋》中列入了众多苏州籍作者的著述。陆容在《菽园杂记》中特别强调苏州赋税重乃明代所独有，云：“苏州自汉历唐，其赋皆轻，宋元丰间，为斛者止三十四万九千有奇。元虽互有增损，亦不相远。”[5]59明末清初学者陆世仪亦著有《苏松浮粮考》，说明了苏州税额明代独重。陆容和陆世仪都是江苏太仓人，太仓是明弘治十年(1497)苏州府将所属的昆山、常熟、嘉定三县分出部分土地而成，亦即他们都是苏州府人。比较而言，浙江临海人王士性则对苏松赋重的态度明显超然：“毕竟吴中百货所聚，其工商贾人之利又居农之什七，故虽赋重不见民贫。然吴人所受粮役之累竟亦不少，每每佥解粮头，富室破家，贵介为役，海宇均耳，东南民力良可悯也。”[7]32言吴中而结论则是“东南民力良可悯也”，其“东南”，自然延及作者之临海。将苏松重赋撰成专著，论述较为翔实的明代的郑若曾、清代的周梦颜等人，他们不但著书论述，周梦颜还在1699年康熙南巡江浙期间，偕同陆淳风等人到扬州行在跪奏，请求减免苏松浮粮。郑若曾与周梦颜都是苏州昆山人。晚清冯桂芬为李鸿章撰疏，请求为苏松减赋，并有《江苏减赋记》一文专门记之*冯桂芬：《显志堂稿》卷四，清光绪二年冯氏校邠庐刻本，第6页。，而冯桂芬也是苏州吴县人。作者的里籍，是我们分析苏、松重赋是否存在，程度究竟何等之重时需要考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解开明代苏松重赋这一历史谜团。

[1] 周良霄.明代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J].历史研究，1957(10).

[2] 谢肇淛.五杂俎：卷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3] 谈迁.国榷[M].北京：中华书局，1958.

[4] 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7.

[5] 陆容.菽园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十[M].长沙：岳麓书社，1994.

[7] 王士性.广志绎：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8] 邓士龙.野记(一)[M]//国朝典故：卷三一.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517.

[9] 潘耒.又送汤公潜庵巡抚江南序[M]//钱仪吉.碑传集：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93：472.

[10] 王錡.寓圃杂记：卷五吴中近年之盛[M].北京：中华书局，1984：42.

[11] 郑克晟.明代重赋出于政治原因说[J].南开学报，2001(6).

[12] 范金民.江南重赋原因的探讨[J].中国农史，1995，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