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潇潇

一丝不苟的发髻，红色上衣搭配黑色长裤，整齐划一到主席台端茶倒水，微笑利落地给人大代表指示方向……每年“两会”期间，这些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们算得上人大代表之外，出镜率最高的一群人了。

伴随着“两会”的闭幕，她们又会“消失”在公众视野，继续自己在外界看来不平凡的工作。对她们来说，在人民大会堂当服务员和在一个普通的单位没有差别，只不过食堂里掌勺的师傅可能才做完“国宴”，而她们若要在大会堂内部放映室看电影，也不用经过外人那样比机场还严格的安检……

入选比例“百里挑一”

侯桂珍是人民大会堂第一批服务员之一，在1960年初来到北京。

她至今記得入职后的那场誓师动员大会，那是在小礼堂举行的。“服从命令听指挥，不能和外面的人接触，星期天谁有事出去，回来时要销假，而且归队时间不能超过下午四点。”多年后，她在纪录片《人民大会堂》中回忆说。

1980年代开始，与实行军事化管理的中南海不同，人民大会堂对服务员等工作人员的生活管控慢慢放宽不少。但工作上的严格要求一直保留了下来。

虽说大会堂服务员的薪酬与五星级酒店服务员差不多，但比后者要累一些。全国人大系统内部知情人士林如（化名）说，在酒店如果干得不顺心，可以跟领导要求换班，但在人民大会堂，所有人必须服从命令。

如今，人民大会堂服务组编制有300多人，他们来自各省市。由于大会堂服务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国家形象，男性身高在1.77米以上，女性则要在1.67米以上。相貌端正、身体健康、没有文身、体味等要求也需要满足。除了相貌，他们本人及直系亲属必须没有违法违纪记录。一旦入选服务组，服务员还须由各地公安厅进行政审，方能入京。一般来说，地方上三四百候选人中，大概只有两到三个能够入选。

和侯桂珍时期的服务员不同，“近年来，大家的心思活络起来，有的在这里工作上三四年，就回到地方常接待省委领导的酒店工作。”林如说，“毕竟他们受过系统化培训，见过世面，不会慌张。我们天天在这里上班，跟国家领导握个手也是常有的事。”

倒不倒水是个大问题

每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是服务员最忙碌的一段时间。在电器尚未普及的那个年代，光是各式各样的灯全部拆下来擦洗一遍，就要花费一个月。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担任电工组组长的徐荣财回忆说，当时，除了每天晚上要值班的人，其余所有人都在擦灯。

如今，在精密仪器的帮助下，这类工作有专门团队进行日常维护。但在“两会”前，准备工作依旧繁重。除了对电路、投票器、安检等设施做一次详细的检查。服务员还要根据各个代表团的“准备方案”布置各省厅。

“两会”进程中的各种琐细服务同样对服务员们的要求极高。“要先放茶壶后部，再放茶壶前部，放喝水杯子也一样，这样才能保证倒水的整个过程不发出一丝声音。平时茶壶时刻在手中端着，不能让首长受到任何影响。削铅笔，不能有一点响声。进会场，轻盈无声。削苹果，一刀下去一条线，苹果皮不能断，一盘5个苹果整齐放着，削皮后苹果皮贴在苹果上，让人看不出是削了皮的苹果，一提苹果把，苹果皮自动脱落。”宋仙娥是侯桂珍的同事，70多岁的她还记得当年的那些规定。

而在近年来的“两会”召开期间，在万人大礼堂举行的开闭幕式上，除了定时到主席台倒水，服务员不用再为台下的代表服务。“一是坐地比较挤，如果无限量供水，代表出来上厕所会影响会场秩序。”林如说。“最早期每个代表面前还是有茶杯的，后来，变成了一人一瓶矿泉水。现在，干脆没有了。”据其称，这一细节的改变，每次都通过了层层审批。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服务员也曾是历史的见证人。

1971年，人民大会堂服务员王颖在一场国际招待会后按照惯例开始收拾餐桌，台布一兜，把所有东西扔到了垃圾桶里。时任人民大会堂党委书记的刘剑招待会后不久突然找到了服务组，询问桌上的台签去哪儿了。王颖回忆说，当时刘剑的表情很紧张，把大家都吓坏了。她于是跑到位于大会堂西北小院的垃圾房，扒着垃圾一个一个找了回来，交给了刘剑。后者仔细核对完名单，确定没有一个丢失后，才松了一口气。

王颖说其中一张台签上的名字是“Henry Alfred Kissinger”，后来才知道这位是何等人物——这次国际招待会，乃是为迎接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所办。这在当时，是尚处于对立的中美两国之间的最高机密。“如果名单被泄露出去，后果将难以预料。”王颖回忆说。而这一次秘密外交行动及其后续，现在已是历史中国际关系大变革绕不开的一幕。

内部电影院也放《阿凡达》《变形金刚》

就像对服务员的要求一样，在人民大会堂，一切服务都被量化。

据公开资料，1949年，中共建政后的开国第一宴中有八道热菜，四道冷菜。此后为厉行节约，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定下国宴新标准——四菜一汤。不过，这里的菜是热菜，冷菜和点心水果并未包括在内。

到了1984年，相关宴会规定再次修改：“总宴请时，中餐四菜一汤，西餐一般两菜一汤，最多为三菜一汤；国宴一律不再使用茅台等烈性白酒。”这一修改一直延续至今。

林如曾参与了上百次国宴内宾接待，他解释这一变迁过程时说，以前“搞接待是不计成本的，来的外宾都是贵客，恨不得把最好的东西端出来”。如今，则“节俭多了”，“尤其是2012年底的‘八项规定出台后”。

他介绍，现在一顿普通国宴的规则，一般是先上一个粤菜系的例汤，然后是硬菜，煎牛排或鳕鱼，然后是蔬菜，白灼芥兰之类，最后是水果甜品，冰激凌之类。“有时候可能有人吃不饱，就会上好几种主食。鱼翅是坚决不上的，相对奢侈的就是海参了。”

虽说外界对国宴菜系颇多赞誉，但同一拨人在食堂做的菜却让林如痛不欲生。“菜式死板，多少年了，就那几种。有时我们参加外事活动，觉得他们做的菜真的好吃，但一回到食堂，我真不能相信是同样的厨师做的菜。”

与国宴菜单同步“缩水”的还有人民大会堂内部花房培养的植物。“八项规定”之后，人民大会堂几乎去掉了一大半可有可无的绿植，只在一些必要位置上做了保留。比如遮挡电线、话筒、闭路电视，或者是记者拍摄用的架子等。

人民大会堂三楼的小礼堂也在悄悄发生变化。此前，这里常放映新上映的电影，不过因为偶有职工没时间，就把赠票转手给了朋友，朋友再转给朋友，黄牛党就此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出现。“这影响很差，小礼堂就干脆就不对外放映了，改成对内，在中午午休时放电 影。”

和外界猜测的放电影会多少具备些政治意味不同，真实的状况是“最近什么火就放什么”。“《阿凡达》上映三天我们这儿就放了，《变形金刚》也是。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很政治化的屋子里装着一群不近人情的人。”林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