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

2013年 12月15日下午三点半的加格达奇，暮色四合。这里是大兴安岭林区腹地。

余晖打进房间的一刻，71岁的老兵周士英突然高唱：“同志们迈开大步呀朝前走呀，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你要问我们哪里去呀，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并不灵光的腿轻轻打着拍子。老战友计崇义在一旁摇晃着头。

“我们当年就是唱着这首歌，挺入大兴安岭的。”计崇义陷入往事。

他们都是铁道兵。1983年，这个兵种已在中国军队序列中消失，番号全部取消。而在大兴安岭，有关铁道兵的记忆却不会湮没——那一条条劈开高寒禁区的铁轨，就是他们故事的延伸。

从1964年起，八万铁道兵扎根大兴安岭20年，共修建铁路792公里、桥梁124座、隧道14座，牺牲300多人，平均每铺两公里铁路，就有一名士兵倒下。1980年代集体转业后，许多老兵已无法返乡。他们的生命里已烙入太深的林区印记。

周士英与计崇义就再没离开大兴安岭。当我们跟随荣威W5“丈量极地，致敬英雄”车队找到他们时，两人正一起喝酒。喝得多了，计崇义大声问：“你见过雾霾吗？我告诉你，我们就是雾霾里小小的尘埃。”

铁道兵是干什么的

直到1964年报名参军的一刻，辽宁人周士英还不知道铁道兵是干什么的，他跑去问征兵的人。

“铁道兵可威风着呢！往铁道边上一站，火车来了你就这么背着冲锋枪迎着，”征兵的人身子一挺，站得笔直，“‘哐哐哐哐目送火车远去！”

这个不靠谱的、苏联电影式的描述，就此决定了周士英的命运。

同样在1964年，黑龙江五常人计崇义入伍了，此前他在合江林业干部学校学习测绘。

仅仅训练三个月后，周士英、计崇义所在部队就接到了“会战大兴安岭”的命令，全部挥师北上。

这是1949年后，国家第三次尝试开发大兴安岭林区，前两次都因自然条件太恶劣而被迫下马。于是1964年的这一次，有了某种更决绝的味道。党中央、国务院先是决定成立大兴安岭特区委员会，然后又调动铁道兵三、六、九师8万余人向林区挺进，喊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

那时的大兴安岭几乎全被森林覆盖，除了鄂伦春、鄂温克等少数民族，人迹罕至。周士英等人从哈尔滨出发，越走越荒凉，到加格达奇一看，除了原始森林，就是些大大小小的帐篷。加格达奇，蒙语意为“樟子松生长的地方”，如今是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地，但彼时，它只是附近阿里河猎人打猎途中休息的驿站。

在计崇义记忆中，当年林区动辄就是零下40多度。有一年，六月底就下起大雪，第二天早上推不开帐篷门，里面的人喊 “别开玩笑了，让我们出去”，外面没人吱声，再一看，门被雪挡住了。

铁道兵的任务，“说白了就是修路”，计崇义言简意赅。而且是在“三九四九，冻裂石头”、“腊七腊八，冻死乌鸦”的恶劣气候中，以人力推进铁轨的长度。

周士英被分到九师，每天要拼命打大锤、往路基上堆土，吃的是高粱米加白米饭。一个班只有一桶饭，吃不饱，战友小高私下“传授”：第一碗先别盛满，抓紧吃完，趁大家都还没吃完的时候，再盛一大碗。周士英试了几次，果然能吃饱了。

很快，有战士撑不住了。到加格达奇两三个月后，一天早上，周士英听到外面一声枪响。跑出去一看，13班的一名战士倒下了。后来才知道，他是实在受不了苦，用脚勾着枪自杀的。

但也会有成就感。在翠岗，周士英所在部队需要把半边山劈开，让火车从山的一侧穿过。而把一半山体推到河里，需要放七台大炮，全营用了整整一天扛炸药。爆破当天，战士们跑到几里地外听响声，“真壮观啊”。那时候，他们满心以为自己真能“战天斗地”。

司令员给铺轨队员剃头

计崇义所在的六师28团承担了嫩林铁路的铺轨任务。和他入伍前聽到的情况不同，这并非一支机械化部队，大多数时候要靠人力。

一般来说，铺轨队由一个连出20多个人担任。其中，8个人负责撞轨，8个人负责铺轨排。此外，还需要人来挑轨渣。钢轨长14.5米，宽1.435米。每天铺三五公里，已是极限。

长期的野外作业，决定了铺轨队只能沿铁轨而居。“那时候都是住帐篷，里面是石棉的。”计崇义说。取暖则要靠地火龙——用砖在床铺下砌个烟道，一头接炉子，一头通到室外，就像床底下横个烟囱。

最大的帐篷被称作“三用堂”，吃饭、开会、看电影都在那里。放的片子多是《钢铁战士》、《翠岗红旗》一类，计崇义们看了，倍受鼓舞。“那时候靠什么撑下来？就靠那些口号、语录、电影！”计崇义说。

给连队打前站的人更艰苦。到了一个地方，什么也没有，全是树林子，得现搭帐篷，晚上枕着桦木杆睡觉。部队发的褥子薄，只好把棉大衣也垫在下面。吃的是脱水蔬菜，用水一泡就是一大碗。

1966年12月7日，当计崇义和铺轨队一起把铁轨铺到塔河时，周士英已在九师负责宣传。他打着小快板，高唱胜利歌，因为铺轨队到了就意味着一段铁路铺完了。

一路上除了铺轨队战友几乎没见过人烟的计崇义，此时兴奋极了，“太光荣了，所有人都来欢迎我们，所有的荣誉都给我们铺轨队了，你说我们还有脸不干活吗？”

甚至连司令员都亲自来给铺轨队员剃头。“为啥？因为我们是铺轨队啊！”计崇义晃着脑袋。

其实计崇义心里明白，比铺轨队更艰苦的是制轨排的战士。当时制轨排，得把沥青熬干，将木头推进去，让它吃透了沥青的油，再捞出来。就算戴着手套捞，手也会被烫掉一层皮。

风枪班同样不轻松。他们的任务是在石头上打眼，供战友们爆破，或者将岩石一块块击碎，这就需要每天挂着十几公斤重的风枪，嗵嗵嗵开动，一天干下来浑身上下都是白色的粉尘，咳嗽出来的净是粉尘蛋。

成片原始森林中，一旦发生火灾，铁道兵们还要承担扑火任务。周士英的日记上记下了一次救火的过程：“1965年4月14日下午，全营正在开着抗议美国强盗侵略越南滔天暴行的声讨会，营长突然紧急命令全营做战斗准备……”他记得，那次扑火到最后，大家什么吃的都没了。某日，天上突然出现一架飞机，“唰”地扔下张红色纸条，上面写着“3041部队请站‘丁字形”，周正英和战友们立马来了精神，赶紧站成“丁”字形。飞机绕着飞了三圈，“哐哐”扔下几包东西。打开一看，有饼干，有“光头”（硬的小面包），还有咸菜疙瘩。

每两公里倒下一名战士

“我们都是幸运者，至少我们还能回忆。那些长眠在坟墓里的我的战友，他们还能回忆吗？”计崇义有些激动。

按照官方统计，在大兴安岭792公里的铁道线上，平均每两公里就有一名铁道兵牺牲。

周士英曾親眼见到战友倒在他面前。由于部队需要取石料进行粉碎，加工成道床上的石砟，每天清晨都要有战士负责放炮。那天刚好轮到周士英和七连的郝和尚同时去放。两人点完炮，分头往连队跑。刚到连队，周士英就听说郝和尚受伤了。他回到现场才知道，往回跑的途中，一颗飞石击中了郝和尚的后脑勺。送往医院时，郝已然断气。

更大的伤亡发生在打隧道的过程中。

“隧道作业，一个作业面有十七八个炮眼，有上导坑、下导坑、中槽等，呈梅花状排列，组成一个炮位。”计崇义用一大串专业术语解释着，“风枪打进去一般是1.7米到2米，然后要往里面送炸药。这个过程中，如果遇到瞎炮，跑都跑不出来。等把人挖出来的时候，别说活的了，连完整的都少。”

每每有战友牺牲，战士们会拿白布把尸体缠起来，用小木板钉成棺材，就地落葬。噩耗通过部队转达给地方，由地方去做家属的工作。随后，家属会收到150元的抚恤金和烈士证。一般情况下，落葬前要举行一个小仪式，介绍烈士的生平及部队给予的评价，结尾处往往慷慨激昂：“战友牺牲了，但是这个敌人并没有消灭！我们明天要怎么办？要把战友未完成的事业进行到底！”

仪式总能起到动员会的效果，“第二天进度会加快，因为土地就是夺走战友的敌人，我们要战胜它！” 计崇义回忆。

在部队里，帮战友写信也是常有的事。

1966年左右，计崇义所在的部队有一些战士被派去新疆的库尔勒搞测绘。他们的家信寄到大兴安岭，就由其他战友代写。“有些战士正谈着恋爱呢，我们就写回信帮他们继续谈，有谈成的，也有谈崩的。还有些战士家里有事要用钱，我们就跟作战股报告，给家里寄钱。每次回家路过别的战友家，也要先进去看看有什么困难，帮着解决一下。”

“番号取消，相当于生命就没有了”

周士英最大的遗憾，是没能戴着军徽和领章上的几个“豆”拍张满意的照片。

“我们的军徽是所有兵种里面最漂亮的，比陆海空三军的都漂亮。”周士英很得意，“领章上一开始是一个豆，之后按照下士、中士、上士不断增加。我表现好，很快就好几个豆了。本来想戴上军徽，到照相馆照个相给家里寄去，结果文化大革命一来，全取消了，一律改‘大红板了。”

而计崇义更难过的是1983年，中央军委决定将铁道兵番号取消，并入铁道部。“对一支部队来说，番号取消，相当于生命就没有了。”

12月16日一早，加格达奇北山。计崇义快步走着，脚下的积雪发出“沙沙”声。山下的树林里，数个白色的墓碑整齐地排列，和冰天雪地混作一体。计崇义用松枝小心地扫开积雪，“这个是我们铁道兵的，那个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