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姗姗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徽州“骆驼”
——论季宇笔下的徽商

张姗姗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徽商精神是徽州商人在数百年的经商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把徽商比作“徽骆驼”，是对徽州商帮的形象概括，集中反映了徽商的整体品格。季宇立足于徽州本土创作的三部徽商小说《新安家族》《徽商》《当铺》，在书写商界传奇中将真实历史融入虚构场景之中，勘测和开掘复杂的人性，塑造了一批饱满且迥异的徽商形象，展示了他们的精神风貌、人格魅力与价值取向。

季宇；徽商小说；徽州骆驼；儒商风度；徽商精神

明清以来，崛起于徽州大地，在乱世中称雄的徽州商人，不仅为当时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还形成了一种厚重的徽商文化，成为后世中外学者争相发掘、探索和研究的对象。而把徽商比作“徽骆驼”，是对徽州商帮的形象概括，集中反映了徽商的整体品格。季宇作为一名“文学皖军”的出色代表，以这群徽州商人为描述主体，谱写出《新安家族》《徽商》《当铺》等具有徽风皖韵的历史鸿篇，为我们更为直观地了解徽商及其内在精神打开了一扇新视窗。

一、徽商历史的文本化

“如詹姆逊所言，‘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只有通过预先的(再)文本化才能接近历史。”[1]季宇立足徽州，将人们熟知中带着陌生的徽商历史影像，融入虚构的小说场景中，来审视真实个体的生存姿态和群体的生存境况，不仅展示出自身的独特艺术魅力，亦彰显了徽州的风情韵味。 季宇的徽商小说“沉稳而不浮躁，认真而不浮华，深入而不浮浅。”[2]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冷静并客观地将信而可征的历史群体与名不经传的虚构个体，通过想象建构在文本中，来还原真实历史和关涉社会现实，实现文学文本对历史的阐释功能以及对复杂的人性和波折的命运勘测与开掘，让凝聚在文本下的徽商形象更具深度和立体感。其中颇有影响力的是描写徽商的短篇小说《当铺》，这篇小说别具匠心，它突破了中国小说传统的故事结构模式,通篇以恶制恶，构架了缺失的历史真实，以不忠、不诚、不信、不义、不孝为主导演绎故事，直逼人内心最深处的阴暗。在《当铺》中作者立足徽州人文，以人性展示贯穿始终，揭批了伦理学中隐藏的假丑恶的人物形象。在其精心架构的故事中大量描写人性之恶与金钱对人性的腐蚀，毫不掩饰地披露出金钱扭曲人性的过程，对人的复杂生物性和社会性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拷问，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显示出深刻饱满的思想力度。而作为《当铺》的姊妹篇《徽商》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正面描写徽商故事的长篇小说，其将生活之美融于艺术之美中，把历史文化中宣扬的忠、信、诚、义注入主人公的形象中，使之成为人伦道德修养的范式。其与《当铺》对徽商的描写形成互补，让徽商形象由单一走向立体。而作为季宇最优秀的徽商小说《新安家族》更是全景式地再现了一代徽商艰苦创业、喋血前行的奋斗历程，是一部深度反映徽商精神的史诗巨著。这三部徽商小说不仅成就了季宇写作生涯的巅峰，也成为当今研究徽商的重要资料。

二、“徽骆驼”精神解读

(一)骆驼精神 徽人从商之风的兴起，不仅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还有着深刻的人文和社会缘由。在明清时期，徽商已成为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鼎盛时期曾占全国总资产的4/7，因此在外被称为“徽老大”，徽州人用方言读之则是“徽骆驼”的谐音。后来又因著名徽州籍学者胡适将家乡那些好儒重教,且常年外出经商，不辞山高路远、道路艰辛的商人称之为“徽骆驼”，因此徽商精神就被概括为“徽骆驼”精神。

骆驼是人们所熟知的一种哺乳动物，在风沙弥漫、极度缺水的沙漠地区，能忍饥耐渴、负重致远且性情温驯，是沙漠地区的主要畜力，有着“沙漠之舟”的赞誉。日久天长，骆驼在人们的眼中便象征着吃苦耐劳、不惧艰险、勇往直前和勤恳努力的精神，体现了敬业、顽强、拼搏、善良的优秀品质。徽州不产骆驼，所谓“徽骆驼”，取的正是骆驼所蕴涵的这种优秀的精神品质。

徽州有首民谣：“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做得生意，儿哪，娘的心头肉；做不得生意，在外成鬼也孤幽。”诉说出了徽商的苦难与辛酸，但他们却有着骆驼般顽强坚韧、不畏艰险的性格，一茬又一茬地行走在经商路上。季宇小说《徽商》中的潘浩璋和《在新安家族》中的程天送就是“骆驼”精神的最突出的代表。潘浩璋为使“丰泰号”起死回生，明知东北贩布路遥艰辛，却毅然前行，凭着智慧与勇气获得成功。程天送更是历经磨难，小小年纪就踏入商业道路，自始至终都有一股不气馁、不服输的韧性。东北做生意失败，凭借自己的勤奋与魄力，从头再来，赢得胜利。在他们身上实践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孟子的“天降大任于是人”的圣贤气象，体现了徽州商人骆驼般不屈不挠和不怕吃苦的精神。为了获取商业利润不畏路途艰远与劳累，辗转数千里，正是这种骆驼般的不屈不挠的禀性，才使他们成就大业。

(二)“儒商”风度 徽州地区有着浓厚的人文历史情趣，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聪明隽秀，重视教育，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之说，普遍具有一种解不开的文化情结。徽商在从商之前大多受过儒学教育，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敏锐的洞察力，能审时度势，把握商机。同时，“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商致富后的徽商自然更加看重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 徽商称雄商界几百年来，“儒风独茂的人文环境，培养了他们贾而好儒的文化精神和团队精神”，[3](P109)受到儒家伦理的深刻影响，“虽为贾者，咸近士风”。“贾名而儒行者，谓之儒贾”，[4]“贾而好儒”是徽商的基本特色。自古徽商在经商过程中经常会保持着读书好学、吟诗作画、热爱文化的传统。在《新安家族》中的程天送，幼时与精神导师胡东阳认真学习儒家学说，从商后学习劲头更胜，一方面积极钻研化工技术、金融知识，另一面在经商中贯彻着他的儒士风度。以程天送为代表的徽州商人以“贾者力生，儒者力学”为基点，竭力发挥“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社会功能，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而集于一身，而且在经商中能自觉地按照儒家的“仁、义、礼、信”行事，不仅提高了徽商的声望 ,而且收到了买卖兴隆的经济效果。

季宇笔下以程天送为代表的徽州商人将“骆驼”精神与“儒商”风度的完美结合，很好地诠释了“徽骆驼”精神。这是对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和勇于开拓创新精神的一个生动体现，也成就了他们在商场的辉煌。

三、为徽商塑形画魂

(一)《当铺》《徽商》：人性开掘和精神探讨 徽商虽有儒雅商人之称，但并不是所有的徽商都有此盛誉，季宇的短篇小说《当铺》就深入挖掘了人性中卑劣的一面。著名评论家王达敏指出：“季宇的小说直逼人性深度、现实深度，显示出冷峻深刻的魅力。他的叙述之中融民族性和现代意识，内蕴厚实飘逸，人物形象在不确定性中呈现出丰富性，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5]《当铺》中作者对施害与受害者采取冷漠客观展示，让读者的目光凝视于人性异化的艺术叙事中。在《当铺》中人物对金钱有着一种病态的痴迷，在追逐中不顾人伦道德，丧失了做人的基本底线。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下，他们过渡汲汲于生存需求，忽视了“人之生存意义指向的自足价值”。虽然人性被金钱奴役、腐蚀，但他们喜节制厌奢侈的习惯，却是中国小农文化固囿下，对积累财富的一种虔诚心态的表现。而且在逐利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徽州商人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精神，只是没有把握住度，导致了过犹不及。这是作者借助艺术对丑恶的人性与金钱之间的内在关系和畸形的商业文化的深刻思考，达到了融艺术欣赏与现实反思为一体的效果。

与《当铺》相比季宇的另一部小说《徽商》力图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上，全景式地展示徽商的奋斗历程，致力于颂扬徽商的积极因素，挖掘徽州商人不屈的奋斗精神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以此来宣扬徽州商人的韧性与品格。它讲述的是徽州商人潘浩璋祖孙三代在商场上兴衰沉浮的故事。祖父潘严峰为人忠厚而精明，从伙计出身，做到老板，经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终于使潘家成为徽州龙山镇屈指可数的富商。父辈潘顺德养尊处优，没有经商之才，丰泰号在其手中一败涂地。孙子辈潘浩璋，在潘家风雨飘落之际，历经千辛，凭借诚信、勤奋、勇气、执着，终于力挽狂澜，重振了潘家。

《当铺》与《徽商》是季宇从儒家文化中的正负因素角度立意成篇的两部小说，分别代表了徽商恶与善的不同方面，二者互为补充，都是徽商文化的一部分，都是客观存在的人性真实。作者采用不同的艺术视角来剖析徽商文化中的萎缩与积极的方面，力图在人物形象的展现中达到审视文化的意义。

(二)《新安家族》：虚构画面下折射的真实的徽商精神 在季宇徽商系列小说中描写徽商最成功的当属《新安家族》。近年来，徽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2010年，央视播出了由季宇小说改编的39集电视连续剧《新安家族》，把人们对徽商的关注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皖籍作家的一次飞跃性尝试，在安徽文学史上毫无争议地竖起了一块新的里程碑。”[6]小说《新安家族》不仅揭示了徽商家族的兴衰历史，同时也折射出大历史的风云变幻。作品以汪、许、鲍三大徽商世家错综复杂的商战史、家族史为叙事框架，塑造了程天送、鲍清源、汪仁福、许晴川等精彩纷呈的徽商形象，通过他们各不相同的为商之道、为人之道、性格命运、生活轨迹，写出了渐入式微的徽商家族史，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民族工商业与民族资本发展史，其中鲜活的徽商形象凝聚了不可磨灭的徽商精神，实践着徽州骆驼的经商神话。

首先，小说展现了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作者将背景设定在在清末民初，国家正处于积贫积弱、腐朽不堪的时刻。作者将自身对徽商的所有钦佩之情熔铸到小说中汪氏家族与主人公程天送身上，将他们打造为诚信宽厚、扶危济困、为国生财、为民造福的民族英雄形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动荡的时代面前，他们如战士般勇于扛起民族救亡的大旗，为国家民族坚守着一份令后人称道的徽商精神。

其次，小说弘扬了诚信为本的经商理念。主张诚实守信，坚守以义取利，是徽商一以贯之的品格。将儒家的信义观点作为经商的道德规范，是徽商获得成功的要诀所在。在《新安家族》中，作者将真正徽商精神回归到汪家的经营理念之中，而文中反复提到的那一段“鸿泰商训”，可以说道出了徽商精神的核心所在，既弘扬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积淀的深厚文化底蕴，又展示了中国古代徽商传承中华文明而建立起来的传统经营管理理念和睿智的经商之道。这一商训，不仅是程天送成功的要诀，也是作品的灵魂。而文中塑造的程天送形象是贯彻“鸿泰商训”最好的代表，他从一个钱庄学徒，历经人生磨难和商海沉浮，终于成长为一代大金融家，熔铸了徽商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中国商业文化优秀成分，诸如公平、公正、诚信、勤勉、互助等。

再次，小说反映了“骆驼”精神。《新安家族》通过汪家、鲍家的坎坷与悲壮故事，描写他们在恶劣的环境面前虽然几经沉浮，但拥有着不畏艰苦、执着追求、克勤克俭、同舟共济的骆驼般精神，而成为商界的不倒翁。主人公程天送经历了种种磨难，最终凭借“忍辱负重、吃苦耐劳、坚韧不拔、奋发进取”的“骆驼”精神成为业界翘楚的传奇人生，更加表明了骆驼精神的重大作用。他们的经商经历，为我们展现了徽州商人经商济世的独特魅力和隐忍坚韧、不辞劳苦的优秀品质。

总之,“文学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季宇《新安家族》《徽商》《当铺》中塑造的徽商形象所传达出的徽骆驼精神与高尚品格，是徽民顽强的原始生命力和儒者风范的生动体现。他们所积淀的商业精神、职业操守和人格魅力，为读者展现了历史潮流中徽商的精神风貌与价值追求，是徽州文化中宝贵的精神财富。诚信、进取、勤奋、节俭等“徽骆驼”精神形成了商界文明中最为珍贵的内涵。

[1]张进.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思想内涵和基本特征[J].文史哲，2001，(5).

[2]刘祖慈.我看季宇[J].清明，1994，(6).

[3]李琳琦.话说徽商[M].北京：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2006.

[4]汪道昆.太函集卷52[M].合肥：黄山书社，2004.

[5]新安家族研讨会[J].清明， 2011，(1).

[6]刘鹏艳.直抵“徽商精神”深度的传奇叙事——评季宇新作新安家族[A].文艺百家谈[C].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张吉兵

I206

A

1003-8078(2014)04-0076-03

2014-01-18

10.3969/j.issn.1003-8078.2014.04.22

张姗姗(1990-)，女，安徽六安人，安徽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