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赢

(西南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重庆 北碚 400715)



晚明时期云贵社会地理意象探析
——以王士性“地学三书”为中心

张 赢

(西南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重庆 北碚 400715)

晚明地理学家王士性的“地学三书”是著者宦游各地时所作，其中包含作者置身云贵山水、乡民之间，在对两省的民族、民情风貌进行探索与考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云贵发展状况的描述。透过王士性在“地理三书”中的记载，可以窥视晚明士人对云贵地区的史地考究以及形成的云贵地区自然和人文地理意象。

王士性；“地学三书”；云贵地区；地理意象

西南地区因其独特的自然环地理环境，在历史的发展中长期得不到重视，因而导致了这一地区虽然较早地纳入中央版图，但开发较晚，文明程度滞后于其他地区，中原之人一直以来都将这一地区视为畏途。“唐代以前中土文人学士对西南地区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了解甚少，特别是对滇、黔地区的印象更只是些诸如‘荒远蛮服’‘烟瘴之地’之类的模糊概念。”[1])伴随着西南地区的不断开发，至晚明时期，西南地区的社会整体面貌已经有了较大改变，尤其是对于云贵地区治理中，明政府采取了军事征伐和政治安抚的刚柔并济手段，使得云南与贵州两地相对安定，从而也为文人游历西南提供了条件。以杨慎、王士性、徐霞客为代表的晚明仕宦文人都曾进入西南，涉足云贵，并为两地留下了不朽的文人笔记与诗篇，其中王士性的“地学三书”就是其中的代表著作。

一、王士性与“地学三书”

王士性，字恒叔，号太初，浙江临海人，万历五年进士，为官二十余载，历任郎陵令、確山知县、礼科给事中、南鸿胪寺卿，正因长期京外为官，宦游各地，加之“性好游”，所以能够以“一官为寄，天下九州履其八，所未到者闽耳”，“足迹遍及五岳，旁及峨眉、太和、白岳、点苍、鸡足诸名山。”[2](P21)其著名的“地学三书”(即《五岳游草》《广志绎》《广游记》)也正是在他每至驻足之地，置身各地山川名胜，观察民生民俗基础上写就的，故康熙《临海县志·王士性传》中对王士性有“无时不游，无地不游，无官不游，而章即于是灿焉耳”的评价。《五岳游草》即是其在此为官期间两次游览全国各主要名山大川的基础上写就，不仅对各地自然风光进行了考察，还对于明人很少重视的人文景观进行了重点探讨。《广志绎》是在作者晚年完成，“兹病而倦游，追忆行踪，复又不尽于《志》者，则又为广志而绎之”。康熙本《广志绎》附有较少篇幅的杂志，内容是以全国范围作为区域研究对象，分析各地自然环境(地脉、形胜、风土)以及人文因素(如少数民族、宗教、方言)的差异，但此文较为简单，此文即是王士性晚年息游之后写就的《广游记》。[3]

王士性宦游20余年，曾经“出为四川参议”，典试四川，后参藩广右，又晋为云南澜沧兵备副使，可谓足迹遍布西南各省。而滇桂地区也成为了王士性宦游一生的最后一站，“计了滇云，遂息足焉”。《广志绎》中的第五卷即是作者在西南地区游历的详实记载。因而此书之中保留了作者对云贵地区观察和考究的详实资料，从而为我们研究晚明时期云贵地区的政治、经济、民族、民俗等自然及人文社会各方面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也为我们研究晚明时期士人云贵印象提供了新角度。

二、“地学三书”中的云贵意象

西南地区历来被视为荒蛮、烟瘴之地，唐代以前，由于中原王朝对西南地区的自然景观与人文风貌缺乏实地观察而了解甚少，而伴随唐代中叶之后与西南部少数民族的和战，最终导致了宋代开国之后，太祖对云南大理“宋挥玉斧”政策的出台，将滇云地区拱手让与大理，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则采取了长期羁縻。自此之后，“三百年间，士大夫宦游之迹不至”，故而宋代文人对云贵地区的发展概况了解更是少之又少，仅凭前人的描述对云贵地区的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概况进行主观猜测，从而使得时人仍对云贵地区持有错误的印象，正如王士性所谓的“不知而臆度之”。[2](P331)而伴随着西南地区的不断开发，王士性亲身游历西南，其对当时云贵地区自然、经济发展的认识，较之与前代相比，已有很大不同。

(一)云贵地区历史沿革判读 “蜀、粤入中国在秦汉间，而滇、贵之郡县则自明始也，相去虽数千年，然皆西南一天，为夷汉错居之地，未尽耀于光明，故以次于江南”。[2](P301)

《广志绎》卷五之西南诸省开篇言明西南诸省的地域范围与历史沿革状况，“为夷汉错居之地，未尽耀于光明，故以次于江南”，突出了作者对西南地区的整体印象，而这种印象是王士性从西南地区历史发展进程曲折缓慢、自然社会环境状况等原因基础上形成的。

西南地区包括四川、广西、贵州、云南四省，四川、广西、云南、贵州等地皆是在秦汉时期被纳入到中央王朝的版图，而书中在叙述各省沿革时，却言云、贵两地是在明朝开始正式归入中原王朝的统辖之下。作为人文地理的大家，王士性不可能对各地的历史沿革不甚了解，造成王士性对云贵地区历史沿革这种判读的原因，则要归结于云贵地区的地理区位与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云贵地区的模糊意象。[1]云贵地区由于地处中央王朝的边缘地带，少数民族较多，夷汉杂居。虽然自秦汉时期就已被纳入到中央版图，但国家对其实际控制时间较短且直接管辖力度较小，加之长期为独立政权所占，如唐代云南地区的南诏、宋代的大理政权，这些政权与中央王朝经常处于和战不定的状态，历朝历代皆或以征伐和羁縻手段加以控制，或以当地土酋进行管理，或直接舍地与人，因而云贵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央王朝统辖地区有很大差异，因而自古以来云贵地区被视为化外之地，一直被古代士人排斥在王朝统治之外。

之所以说“滇、贵之郡县则自明始”，其原因是明代将贵州从元代的云南行省中分离出来，云南、贵州成为两个独立的行省，直辖于中央，从而区别于前代对云贵地区管理中实行的或置羁縻或直接弃地予人的政策。另外，明代开始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改土归流”政策，“改土归流”政策始于永乐年间，其后逐步深入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即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以中央王朝派遣流官治理地方，直属中央统之，将云贵地区直接纳入中央王朝的行政体制之内，从而加强了云贵两省与内地的交流与联系，使得时人能更好地了解边疆地区，也为文人官员游历西南提供了条件。

(二)云贵地区民族与民俗的神秘意象 云贵地区因其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与封闭的社会环境，导致生活在其中的居民“种类既繁，俗习各别”。划分民族的方式主要以所处位置为依据，贵州一地“土无他民”，民皆为苗，但非一种，亦各异俗，“曰宋家、曰蔡家、曰仲家、曰龙家、曰曾行龙家、曰罗罗、曰打牙仡佬、曰红仡佬、曰花仡佬、曰东苗、曰西苗、曰紫薑苗。”[2](P336)云南则是“百蛮杂处，土囚割据”，夷民所占十之六七，深居山寨，布列各府，汉人仅居于各卫所。有些地区处于偏远山川之间，社会较为封闭，民族开化较晚，生产方式极为落后，还处于原始的采集渔猎阶段，纯粹靠自然提供生存所需的物质补给，民居其中，“刀耕火种，樵猎为生”。正因如此，造就了这些地区土民的喜于争讼，桀骜难驯的性格，凭借重要的地理优势，极易形成匪盗盘踞之势，成为了地区治理的重大隐患，达到了“十年不剿则民无地，二十年不剿则地无民”的严重状态。[2](P313)由于官兵对当地地理环境较为陌生，加之“夷民狡黠”，借助深山密林隐蔽与善使弓箭的预防，使得官军围剿难以顺利进展。王士性在云南为官时，曾多次亲身率兵前往征剿匪乱，但收效甚微，但他从中也得到了对付夷民匪盗的有效方法——火器攻击山林，毁其巢穴，迫使群贼四散，然后一举荡平。①

西南地区因其独有的自然环境与民族风貌，开发较晚，中原之人很少进入，对众多的民间风俗不甚了解，极易使人对这些地区产生神秘感与恐惧感，而这种神秘色彩经过世人传播，演化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极富志怪意味的幻术与神话故事，“土民有幻术，能变猫犬毒骗人，能自变，亦有能变他人者”[2](P320)，这种能变兽变人的幻术在迤西夷方分布最多。在南甸宣抚司“有妇人能化为异物，富室妇人则化牛马，贫者则化猫狗，摄人魂魄至死，食其尸肉，人死则群聚守之，至葬乃已，不尔，则为所食。”在这种所谓幻术变化中，不难看出仍带有浓厚的封建等级色彩，不同身份等级的妇人所化的食人之物也有其高低之别。在楚雄、迤南更有人死化兽的传说，“人死则裹以麞、鹿、犀、兕、虎、豹之皮，抬之深山弃之，久之，随所裹之皮化为其兽也。”[2](P323)显然这些记载仅仅是作者在有关书中看到或从别人口中得知，并非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这些内容多不属实，应是在前人对西南地区已有的神秘印象上，以讹传讹。但在侧面反映了西南地区当时仍处于崇信自然，尚未开化的社会发展状况。

(三)对“改土归流”的认识与肯定 自元一统南北，以行省制统辖各地，在中央政府及各地行省难以直接统治的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土司制度，以当地土官直接管制下辖地区土民，以此来维持大一统的国家政权。明代对土司制度继续沿袭，但在土司制度发展过程中各地土官之间争界、同一土官系统内部争袭、土官与土民冲突等事件不断发生，土司制度的弱点逐渐暴露。其中矛盾最为激烈是土官与土民之间的冲突，生存于土司直接统治之下的土民，不仅要缴纳国家与本州赋税，参加国家和州郡组织的徭役，而且每至土官“有庆贺，有罪赎，皆摊土民赔之”，因而导致土民赋税过重，而且土官掌握对土民的惩处之权，“稍不如意，即杀而没其家”，土民要承受经济负担过重和刑罚严酷的双重压力，“土民之苦视流民百倍”[2](P308)，可谓苦不堪言，为求生存，土民多逃入流官之郡县为兵，征战杀戮；有些土民则是揭竿而起，驱逐土官。

土官之害为王士性亲眼所见，“诸土官日逐干戈，糜烂其民，无时休息，民生居土州县者，曾不及中土一猫犬蝇虫”。这些矛盾引发了各地的动乱不断，“无日不寻干戈，边人无故死于锋镝者，何可以数计也”，作者将此与春秋时期各国纷争相比较，“春秋、战国时事当是如此，若非郡县之设，天下皆此光景耳”，由此才知秦始皇一统全国，设立郡县的历史功绩“在万万世也，其所全活后世人，足赎骊山、阿房、长城、五岭数百万命。”[2](P308)作者站在数百万人民生命安全角度对当时秦一统六国，实行郡县制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元明时期在少数民族地区一直实行的土司制度从而威胁国家安全与统一的深切隐忧，其中也包含了对生活在土官重重压迫之下的少数民族居民的无尽同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必要性。由于这一政策相当于剥夺了土官对地方的控制大权，所以各地土官“阳顺而阴违之”，阻挠改土归流之行，许多地区竟出现了土官为争权而毒杀流官的案件，致使流官不敢入其地，因而“改土归流”政策虽在加强中央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系方面卓见成效，但在当时很难执行下去，致使“改土归流”历经明清两代直至民国时期才得以全面结束。

(四)云贵地区资源开发与“王士性猜想”的提出 西南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其中金银、宝石、文贝、琥珀、朱砂、水银等矿物资源储量丰富，还出产如楩、柟、蜀杉等珍贵木材，“古今皆以为奇产”。由于当地发展较为缓慢，致使资源长期难以到有效地开发与利用。直至明初鼓励开采云贵资源的政策，云贵地区丰富的资源才得以深入地开发。洪武年间，“令民得采炼出卖，每岁输课三十分取二”，正式取消了矿业官营，鼓励民间集资采矿。以前的官营作坊“或开或闭，听民为之”，政府为了鼓铸铜钱，解决庞大的财政支出，亦大力发展云南的铜、银、铅、锌、锡矿，故有“滇铜甲天下”和银、锌、锡的繁荣。[4]西部资源东调，实现了资源的地区之间的互动，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滇铜京运。西南地区矿产开采“惟滇为善”，明清时期也是云南铜冶业的黄金时代。当时的金属矿虽为民间自发组织的，但从其开采、冶炼、分配、管理等环节上都有条不紊。[5]当某处出矿苗之时，由硐头领之，请求当地官府同意，然后视硐大小，召集义夫若干人“择某日入采。其先未成硐，则一切工作、公私用度之费皆硐头任之，硐大或用至千百金者。及硐已成，矿可煎验矣，有司验之。每日义夫若干人入硐，至暮尽出硐中矿为堆，画其中为四聚瓜分之”。由于云南地区民风淳朴，未知矿产之利，从而使得当地人“不知矿之可盗，不知硐之当防”，即所谓的“积兔在野，过者不顾”。通过将西南地区的自然资源引入其他地区，一方面用来满足其他地区的发展所需资源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西南地区的资源开发与地区经济的改善。

王士性在探讨地理区位与各地经济发展先后顺序时，运用了传统的地脉三大龙学说，提出了对云贵地区经济发展前景的设想，提出了著名的“王士性猜想”，[6]在中国古代，三大龙说起自堪舆家之学，后来经过众多理学家的发展，将其与各地区盛衰变迁相联系。有关三大龙学说的具体记载有多种说法， “天下山川起昆仑，分三龙入中国”，“古今王气，中龙最先发，最盛而长，北龙次之，南龙向未发。”[2](P331)云、贵、川、粤皆南龙，为龙行之地，几千年来仍未有如同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昌盛，王士性从地区发展依次顺序角度言“东南他日盛二久，其势未有不转而云、贵、百粤”，而这种转移的实现是要经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南龙有五支，其兴衰又因历史发展的时代原因不同而有其发展顺序，“吴、越当太伯时，犹然披发文身，楚入春秋，尚为夷服，孙吴、司马晋、六朝稍稍王建康，仅偏安一隅，亦无百年之王。至宋高南渡，立国百余年，我明太祖方才混一，故曰南龙王方始也”。其中，虽不免出于对明王朝南京开国充满溢美之辞，但从南方地区的开发过程来看，与作者阐述的观点基本一致。

根据王士性对西南诸省地理区位的描述及三大龙的兴衰变迁顺序，可以得知在王士性看来，各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与历史发展进程密切相关，西南地区之所以千百年来没有得以充分发展，并不是因为前人认为的自然环境恶劣，诸夷杂居，中华之民难以适应等种种内部原因，而是缺少足以刺激其发展的外部环境与机遇。王士性推测中国经济重心实现从中原到江南的第一次转移之后，伴随着东南经济发展经历鼎盛到衰弱，未来中国经济重心将会由江南转向西南，西南各省将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重心，云贵地区终将得以充分发展。

三、晚明云贵地区地理意象的转变

云贵地区因其独特的自然环地理环境，加之在历史的发展中长期难以得到重视，因而导致了地区虽然较早地纳入中央版图，但开发较晚，文明程度滞后于其他地区，中原之人一直以来都将这一地区视为畏途。自唐宋之后，在大量的有关西南地区的文献记载中，已经开始出现了对云贵地区的地理环境及人文景观方面的研究，这些材料多载于入西南为官的文人士大夫的文章或诗歌作品之中。由于仅凭观察或听闻记录，再加自古以来形成的落后的西南地理印象，所以难以完全改变因地域差异而造成的认识错误与偏见。尽管如此，唐宋时期西南地理研究取得的成就“影响了自此以后的地理学的发展方向。”②宋元之后，众多地理学家在唐宋前人对西南地区的研究基础上，通过走出书斋，亲自置身西南山水乡民之中，开始对云贵地区的自然景观及人文风貌进行观察与探讨。从王士性的“地学三书”和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对各地自然与人文景观的记述中不难发现，当时之人对于云贵的地理印象与认识已逐渐从前人的恐惧与偏见的印象中摆脱出来，摒弃前人失误或荒谬的神秘旧说，通过较为科学的眼光看待诸多带有神秘与迷信色彩的地理现象，虽然仍受传统的“华裔之辩”意识的限制，但在晚明时期，这种民族歧视色彩已大大淡化，因而徐、王等地理学家对云贵的地理认识是对传统认识的重大改变，使得云贵地区自然原貌得以基本还原，也促使时人更为全面，更为科学对云贵边疆地区进行了解与认识。

注释：

①五岳游草与广志绎(元明史料笔记)．广志绎·卷五·西南诸省中载:“夷盗止长于弓弩，不知火器，邓(子龙)击以大炮，声震山谷，盗骇谓后山崩，巢穴当毁，乃四散走，遂悉荡平之”。

②马强在其《唐宋时期中国西部地理认识研究》一书中提到：“宋代以后，西部地理学成为中国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并且形成以考察、研究西南地理学为主的发展趋势，西南自然博物之学成为诸多学者孜孜以求的学问”。

[1]马强．唐宋时期对西部地理认识若干问题特征初探[J]．社会科学战线·区域历史文化，2009，(09).

[2]五岳游草与广志绎(元明史料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周振鹤．王士性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影响[J]．地理学报，1993，(01).

[4]黎小龙，蓝勇，赵毅.交通贸易与西南开发[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5]覃影．王士性对滇云史地的考究[J]．云南师范大学，2004，(11).

[6]杨天保，石维有.中国经济重心沿“江南-西南”再度迁转的古代预测学解读[J]．改革与战略，2007，(01).

责任编辑 张吉兵

K928.6

A

1003-8078(2014)04-0056-04

2014-01-11

10.3969/j.issn.1003-8078.2014.04.17

张赢(1989-)，男，山东济阳人，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