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慧勇

(湖北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融入全球化进程步伐的加快，跨文化交际在生活中越来越常见，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逐渐成为外语教育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跨文化交际作为一门课程，已经经过了多年的教学实践和探讨，但是在实际教学中，仍然有可能会由于课程本身所涉范围过于广泛的原因，使得课程教学缺乏必要的核心内容和重点方向。对于这一课程如果缺乏清晰的认知，很容易造成在课堂上对文化知识泛泛而谈，而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缺乏有效提高的结果。

要避免目前跨文化交际教学陷入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重点、教学手段模糊化的误区，首先需要明确跨文化交际的定位，即整理清楚“跨文化交际”这一概念到底是什么，造成模糊的原因何在，从而为其带来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法。

一、“文化”的概念与界定问题

要为“文化”寻找一个统一而普遍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数据就是，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洛依伯(Alfred Kroeber)和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在其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批判分析》[1]中列举了164条文化的定义。

如此之多的文化概念表明，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教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确文化概念的复杂性。但是同时又不能过度纠缠于概念，对164条文化定义一一梳理，对于跨文化交际课程而言并没有太大意义。跨文化交际课作为一种对实际应用能力进行培养的课程，对理论问题的思考如果超过了对实际应用问题的关注，那么就会带来教学方向的偏离。因此多数情况下，跨文化交际教学会根据需要选取一个相对典型的文化定义，而忽略其他定义。

本文不打算寻求一个权威的文化定义，但即便如此，对文化的界定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根据我们传统的界定方式，我们会依据地域和民族的差异，区分中国文化、美国文化、英国文化、德国文化等。在实际的跨文化交际教学中，我们往往会粗略地把所涉及的文化划分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而探讨如何在这两种文化之间进行跨文化交际。这种划分方式在产生之初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跨文化交际实际情况的不断发展，就会面临很多不确定性的挑战。

首先就是，在中国学生跨文化交际课程中，无论我们把中国文化的对立面界定为大的西方文化，还是具体的某国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片面性。这是因为西方不同国家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即使同样是使用英语的国家，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也有很大不同。因此，在学生未来进行跨文化交际时所面对的对象不确定的情况下，以某一种或者某几种文化的文化常识作为教学内容的主要组成部分，无论此类文化多么具有典型意义，都仍然是片面的，这样的教学也就承担着以偏概全的风险。

其次是，我们对文化的划分，主要标准是国家、民族乃至地域。也就是说多数情况下是以空间作为标准。这种选择标准无可厚非，甚至可能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好的选择。但是由于文化的构成极其复杂，这种标准仍然可能会带来一些误导。当我们提到中国文化、德国文化等以空间划分的文化概念时，实际上是假定这个空间内的文化因素具有某种统一特征，而实际上这种特征可能并不存在。比如在全球范围内虽然有很多不同文化依赖地理环境而不同，但是同样也有很多种不同的文化在同一个地方共存，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们很难寻找一个能代表典型“南非文化”单一符号体系。很多民族文化群体的内部，会因为宗教信仰、人种、区域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文化。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的变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此总体来说，空间、民族、语言、文化等概念是不可随意重叠的。为某地域的文化建立起一个简单模式，未必具有普遍意义和足够的代表性。

第三，学界越来越开始注意到，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参与者的个人经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举例来说，学生在课堂学习中，涉及到中美跨文化交际的案例时，课程内容往往会将这个美国人的行为模式归因于他的文化背景，去探讨典型美国人的文化心理和行为模式。这其中就会忽略一些必要的语用学因素，将个人行为等同于文化背景。也就是说，这种模式面对着很大的简单模式化的风险。交流者个人的跨文化经验，包括跨国旅游、跨文化阅读、跨国婚姻等等个人背景，也会对跨文化交际产生巨大影响。但是与整个文化群体之间的差异比较而言，个体元素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就被掩盖乃至被忽略了。

以上三点的探讨可以表明，文化差异不能被简单地缩减为基于空间的差异，跨文化交际教学也不能被简单地缩减为两种或者几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常识比较。也就是说我们的跨文化交际教学应当跨越目前不同文化元素比较的藩篱，而进入社会语言学的范畴。也就是说跨文化交际课的核心不应当是归纳总结某几种文化的典型特征。“我们希望强调，在传统的社会分析视角下，把文化看做是社会的基础或者基本元素，而这并不是唯一的探讨文化的方式。文化也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内部互动中的凸显特性。这种视角带来的差异在于，更加能够接受在文化互动行为所在地的空间和‘总体社会’之外的答案。”[2]153

这种答案未必是某一个确定的解决方案，有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态度、一种视角、一种开放的思维方式。本文在此进行的这种探讨虽然试图指出传统的定义中的一些误区，但并不是为了完全推翻以往跨文化交际教学中对于文化的界定，而是为了强调在教学中需要更加关注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文化行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等因素。

简单来说，跨文化交际课可能是一门英语课，但也可能是日语课，甚至可能就是一门中文课，但是根本要素在于思路，在于对跨文化交际多元复杂性的清醒认知。否则即使在课堂中使用的语言、文化系统多达数十种，整个课程也仍然被束缚在不同系统简单比较的藩篱之内。

二、“交际”行为的定位问题

Bowe和Martin曾经指出：“对跨文化交际的理解，关键在于理解口头和书面语言可能依赖于不同的语言环境得到不同的解读的方式。虽然在跨文化交际中，说话者一般会选择某一种特定语言进行交流。但是个体仍然会在这种交流中置入他们对语言的社会文化期望。说话者的期望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对意义的解读。为了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互动，说话者就必须了解他们自己语言活动中固有的模式，这些模式如何依赖于不同的环境因素而改变，以及来自于其他语言背景的说话者对语言和行为有不同的期待的情况。”[3]1-2

在此基础上，跨文化交际教学主要是基于语用学，通过文化元素对比、交际错误分析、跨语言研究等等手段，对在交流中产生的错误理解进行描述，在此基础之上寻求减少跨文化误解的方法和途径，提高进行正确交流的能力，增强跨文化交际的互相理解。

我们在进行传统的跨文化交际教学时，由于实际教学的需要，往往不得不假定相对封闭、稳定的主体、目标、媒介和环境。为了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际，减少误解，相对稳定的交际系统是必不可少的。但“交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在进行跨文化交际的时候，交际的主体、目标、媒介、环境等具有重大影响的因素都在不断变化中，这使得交际参与者的预期也会产生变化。

举例来说，来自相同文化背景的男性和女性，其语言和行为方式可能会有很大差异；相同的交际参与者，在进行正式的政治或者商务谈判时，和进行娱乐活动时的语言行为方式乃至于对差异的容忍度，都是会变化的。

所以跨文化交际教学所涉及到的问题应当进一步得到拓宽。我们的学生在未来工作中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多数情况面对的是相对稳定的交际对象，具有共同的交流目标。但是随着国际化步伐的日益加快，有一些跨文化交际实际上并没有稳定的交际系统，缺乏特定交际目标，交流手段跨空间、跨时间等等，这些以往被忽略的交际行为也越来越常见。

由此，我们的跨文化交际教学应当纳入更多的交际行为，这其中还包括一些非传统的跨文化交际行为。比如在跨国企业中，很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者使用非母语的语言进行跨文化交际的情况，是传统的跨文化交际教学所没有涵盖的。另外，随着全球人口流动越来越常见，一些移民社群不能够完全融入当地文化，那么他们与当地的文化进行的交际行为是跨文化交际。但是由于他们受到了当地文化的深刻影响，其思想、语言、行为方式乃至价值观都产生了巨大改变。这些群体与自己本国的交际也是一种跨文化交际。很多美籍华人被称为黄皮白心的香蕉人，就是这种文化变异的体现。

三、“跨文化交际”教学所面临的挑战

综上所述，“交际”概念与“文化”概念类似，都是建立在很多不同维度上的复杂结构。我们面临的悖论在于，既要重视概念的指向，又不能纠缠概念的复杂性而影响到对实际运用能力的训练；既要根据实际需求建立一个相对稳定封闭的系统来进行教学，又面对着无限的个体差异和新生事物。在这样的挑战之下，跨文化交际教学的定位非常容易模糊。在一定意义上，通过课堂使用特定教材面对不同对象进行跨文化交际教学，是不可能最终完成教学目标的。

此外，跨文化交际教学的内容，和其他科目有大量的重叠，比如西方文化史、比较文化学、欧美概况、思想史、语用学、传播学等等。拉里·A·萨莫瓦尔，和理查德·E·波特作为跨文化交际课程的开拓者，他们编写的《跨文化交际(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到2012年已经出版到第8版[4]。国内很多的跨文化交际教学所使用的教材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们的影响，在一到两个学期中讲授的内容可能涵盖文化概念、全球几个主要文化的深层结构、简要的世界历史脉络、世界观和价值观、宗教和哲学传统、语言特征、语言和非语言交流系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等等。如果对跨文化交际的定位缺乏清醒的认识，那么非常可能造成的结果就是，被这些文化知识的细节所淹没，跨文化交际课就变成了散漫的文化知识比较课，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就变成了缺乏焦点的文化常识、交往礼仪知识的传授。

但是正因为这一课程面临如此多的困难，我们更加需要在教学时清除认知这一课程实际运作中所面临的挑战，为教学对象将来在实际交流中应对此类挑战做好一定准备。

对此我们的应对策略首先必须明确跨文化交际教学的定位。这样一来，文化的多元性就成了一个基本的出发点。跨文化交际教学不仅仅要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探讨各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复杂的文化结构，理解不同的交际参与者复杂的文化背景及在交流中产生的不同预期。更加需要培养的是，学生在未来面对不可预知的、已有知识之外的交流问题的时候，怎样激发自己的创造力，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进行交际。“要探讨跨文化交际中这些动态的、活跃的方面，就更需要关注人们在跨领域进行交流时是如何寻求解决方案并形成理解的，而不仅仅是探讨理解中产生的错误，寻找到造成这种错误的文化身份根源。”[2]158

在这样一个方向下，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就既要建立在文化知识之上，又要超越文化知识。既关注文化知识的积累和应用能力，也要关注在缺乏相应文化知识的时候，如何激发自己的创新能力，从而达成与交际对象有效的信息传递。

因此本文认为，要应对以上的挑战，跨文化交际教学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首先仍然是以文化常识教育为基础。交际必须建立在基本的了解之上，基本的文化常识应当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基石。这其中首先就包括世界几大文化各自的核心价值观所在、产生的原因、具体的表现。围绕这些核心内容，各种行为思想模式只是差异的表象，在教学过程中应当将其作为核心内容的佐证和表现，而不应当将之作为教学的重点和主要内容。

举例来说，相同的色彩对于东方人和西方人具有不同的含义，也会被运用于不同的场合。比如白色对于西方人来说象征纯洁，常常被运用在婚礼之中。而对于中国人来说，白色往往和黑色一起被用在肃穆的场合，比如葬礼。其他如红色、绿色、蓝色对于中国人和西方人来说也都具有不同的文化含义。

这些内容在课堂教学中将当然可以作为有效的材料，而且也很容易带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实际教学中也的确会常常被使用。但是如果在这种内容上消耗过多的篇幅和时间，就偏离了跨文化交际的教学方向。这是因为，这些文化差异相对比较表面化，并不涉及到世界观、价值观等核心文化内容。同时，在多数情况下，交际过程中如果出现了对于这些较为表面化的文化符号的理解不同造成的思维和行为差异，人们往往会认识到其原因在于各自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从而忽略这种不同，跨文化交际仍然可以顺利进行。也就是说，对于这些细节的文化差异，跨文化交际本身并不要求一定以某一种文化理解去接受、适应另一种不同文化，而是有较强的容错能力和自我纠正能力的。“跨文化交际应当是承认差异并容许差异共存的，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交际双方文化在语言运用上的差异。……不只是为了寻求排除交际困难与障碍的更好途径，也不仅仅是为了提高跨文化交际的功效(effectiveness)，而是要突破特定文化给交际设定的程式和范围，使交际双方能够充分发出属于自己文化的声音，又能够最大限度地相互接近和理解，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沟通。”[5]19

另外，此类细节差异在课堂上只能举出代表性的例子，具体的差异由于过于庞杂，在教学中全部涉及，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所以在跨文化交际教学中，在文化常识教学方面，应当以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为教学核心，尽量避免空泛而毫无目的地讲述文化细节常识。

其次，跨文化交际教学的教学方式应当与具体的教学目的相结合。跨文化交际作为一门课程注重应用能力的培养。Canale和Swain把交际能力划分为至少四个方面，语法能力(grammatical)、社会语言能力(sociolinguistic)、语篇能力(discourse)和策略能力(strategic)[6]。这其中特别是社会语言能力和策略能力会与职业、性别、场合等因素密切相关。许多不同的场合中，很多对外商务活动、政治活动、教育活动、文化活动都有可能对外语专业的学生提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需求。但是这些不同的活动对跨文化交际所提出的要求是不同的，交际的主体是不同的。因此跨文化交际教学应当进一步细化，针对不同的需求设计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方法。

举例来说，对于学习商务外语的学生，跨文化交际课需要更多地去涉及不同国家的经济现状和商务活动风格、商务用语、管理、谈判、接待、冲突等等交际活动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而对于外语教育而言，由于未来将面对着多元文化背景的学生，就有可能更多的需要学习种族心理、种族政治、宗教观念，甚至相关法律等内容。在实际教学中，限于种种客观因素，跨文化交际教学往往在基本的文化常识之上，会用完全相同的教学内容来培养这些明显不同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样能够为学生将来的具体交际奠定一定的基础，但是真正培养良好运用能力，还有必要在课程体系设计中更多地结合具体的专业方向，跨越课程藩篱，设置更具针对性、更加实用的教学和训练内容。

由于跨文化交际在实际生活中的不断增加，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因为跨文化交际教学所涉及的内容具有多元复杂性，要使跨文化交际教学跟上飞快发展的社会形式，又要使其免于落入缺乏重点的空泛知识传授的陷阱，就必须彻底明晰跨文化交际的基本概念、面临的挑战和教学目的。

在跨文化交际教学过程中我们必须明白，由于学科本身的复杂性，无论我们建立起什么样的教学系统和教学模式，都必然面对着大量的例外和非传统内容。因此我们在跨文化交际的教学中必须保持开放的思路，随时准备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将新的内容纳入我们的教学体系之中。

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明确跨文化交际的核心所在，将零碎的知识围绕文化核心价值建构成为有机的体系，并且根据实际应用的需要，强调实际的应用能力，从而培养出能够正确应对不同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的实用型人才。

参考文献：

[1] KROEBER A L， CLYDE KLUCKHOHN.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M].Cambridge： the Peabody Museum， 1952.

[2] ALAN DURANT， IFAN SHEPHERD.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J]. European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2009， 13( 2)：147-162.

[3] BOWE HEATHER， MARTIN KYLIE.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Mutual Understanding in a Global World[M].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7.

[4] LARRY A SAMOVAR， RICHARD E PORTER， EDWIN R MCDANIEL， et 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M]. Wadsworth： Wadsworth Publishing Co Inc， 2012

[5] 许力生.跨文化的交际能力问题探讨[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7)：17-21.

[6] CANALE M， SWAIN M. Theoretical bases of communica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testing [ J ]. Applied Linguistics， 1980 (1)：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