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二持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广东潮州 521041）

吴颖的古典小说《红楼梦》的研究、当代红学史的研究与批评，是集中在改革开放初期至90年代初吴颖辞世这段时间。一方面是对上世纪50年代“批俞运动”以来直至“文革”“评红热”的政治干预学术的恶劣影响和由此而来的“左”的庸俗社会学、庸俗阶级论的理论倾向的否定批评，力图对其恶劣影响和理论倾向进行较彻底的清算和纠正，使红学研究能够在新红学的胡适、俞平伯、鲁迅为代表、当代红学的以何其芳、蒋和森等为代表的比较正确的学术路向和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展开。这是红学拨乱反正的艰难历程，吴颖是国内较长时间跟踪这个方面研究的有代表性的学者，其在这个方面的成就也比较突出。另一方面，是对《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花袭人等几个主要人物形象的研究，吴颖在这几个主要人物的评论上，是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新颖见解的，可以说颇有其独到之处；对《红楼梦》整体的思想意蕴和美学风格等方面，也有多篇文章作深入的探讨，具有一定的成就。

吴颖的当代红学史批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对产生于“文革”“评红热”并广泛流行的“三说”进行澄清、反拨和清算；第二，是对50年代中期的“批俞运动”的整体上基本否定的重新评价，包括对后来那场批判运动的一些既得利益者或其“帮闲”们的刻意维护那场批判运动的“理论定势”的看似辩证的理论观点的批评、驳斥，乃至对其理论构筑的拆卸；第三，是力图校正红学研究的方向，使其从以研究“典型环境”和诸多“钻牛角尖”的“外学”研究为主回到以《红楼梦》文本研究和典型人物研究为主的轨道上来。

吴颖辞世至今已过廿年，其文学研究的多方面成就和影响，应该是颇具学术和现实的启示价值的。本文仅就吴颖改革开放之初至90年代初的当代红学史批评，展开作些阐述，以就教于学界方家。

一

吴颖的当代红学史批评，最早是对产生于“文革”“评红热”并广泛流行的“三说”进行澄清、反拨和清算。这方面吴颖的第一篇文章，也是其当代红学史批评的开山之作，是发表于《学术研究》的《评〈红楼梦〉评论中流行过的几个论点》，文章对1973年“评红热”中包括李希凡、孙文光、徐辑熙、洪广思等人的有代表性的几个流行论点——《红楼梦》是“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是“政治历史小说”；第四回“护官符”是全书的“总纲”；《红楼梦》“写的是政治斗争，爱情不过是掩盖”——提出质疑和批评。这几个流行论点，是产生于1973年“文革”“评红热”期间，并在尔后被广泛使用的论点。吴颖对此逐一加以批驳：首先，论证了《红楼梦》“是一部文学创作小说”这一确凿无疑的事实，它是通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再现了当时的历史真实，决不是什么“形象历史”，也决不能叫“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甚至“政治历史小说”。其次，指出“第四回‘护官符’是全书的‘总纲’”说更不能成立，第四回“护官符”一节仅是在作为点明全书一般的典型环境的线索上，有其重要的提示作用，把其作为全书“总纲”，便是否定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全书中的美学评价和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上的“核心”的意义，因而是错误的。再次，论证了在《红楼梦》中，宝黛爱情悲剧是贯串全书的最主要的中心事件，占了全书的主要篇幅，而贾府为代表的象征着封建家族的衰亡史，只是宝黛爱情悲剧的典型环境，是作为宝黛爱情悲剧的对立面而存在、而被揭露和鞭挞的。“掩盖”说“否定了由于争取善良美好的生活理想而反对封建势力的奋斗中作出了重大牺牲的宝黛悲剧的思想意义、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也就歪曲了作者主要通过这个重大悲剧冲突所深刻揭露的封建黑暗势力的反动性、残酷性和腐朽性，从而也就否定了《红楼梦》这部巨著的完整的思想光辉、历史光辉和艺术光辉”。[1]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之后红学领域拨乱反正、正面批评“文革”“评红热”的“三说”的第一炮，虽然在同一时间和稍早，红学界已有个别文章对《红楼梦》的研究方法和“掩盖”说提出质疑①李国涛：《“谈情掩盖政治斗争说”质疑》，《光明日报》1978年12月12日；丁振海：《谈〈红楼梦〉研究中的方法问题》，《文学评论》1979年第1期。，但都未像吴颖这篇文章那样对产生于“文革”“评红热”的“三说”正面提出否定的批评。

吴颖的第二篇当代红学史批评文章是《关于〈红楼梦〉评论中的一种理论倾向——读〈漫说红楼〉》，文章对张毕来《漫说红楼》一书所体现出来的理论倾向，即以“《红楼梦》社会”为核心观念的社会史分析为主要理念的理论倾向，提出质疑和批评，指出这种理论倾向的渊源是自50年代“批俞运动”开始，到1973～1974年徐辑熙、孙文光、洪广思、梁效、江天等人“发展到极端”的“可以简单叫做环境为主派”的理论倾向。张毕来的《漫说红楼》，“从客观实际看来，分明是这种理论倾向的继续、改良和发展”。文章对该书体现这些理论倾向的一些主要观念进行了分析和评说，指出这种以社会学、政治学为主的分析方法曲解了恩格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文学分析原则，倒置了“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关系，抹杀了《红楼梦》这部文学巨著典型人物形象体现出来的思想光辉，从而也就抹杀了它的“思想价值、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2]

就此论题，吴颖还发表了《再评“爱情掩盖政治斗争”说》和《社会学分析不能代替文艺学分析》两篇文章。前一篇从“主张‘掩盖’说的文章提出了什么主要论据？这些论据是否站得住脚？”、“从‘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看‘掩盖’说”、“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看‘掩盖’说”、“从中国文学的讽喻传统看‘掩盖’说”和“‘掩盖’说产生和存在的原因”五个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解剖之后，不客气地指出：如果硬要用“掩盖”“影射”“比附”等方法来代替“对艺术典型的美学分析和思想分析的方法，那必然会把《红楼梦》研究拉回到半个多世纪前的‘索隐’派的老路，决不会有其他的结果”。[3]后一篇则是在此前的评“总纲”说的基础上，针对《红楼梦学刊》的一篇专门阐述“总纲”说的文章《从第四回看〈红楼梦〉》[4]引发的再论。因为在吴颖看来，这是一篇“很有质量的有论据、有论证、有分析的文章”，所以准备就其“所提供的论据和论证，围绕着它的基本论点和基本方法”，作进一步的商讨。吴颖经过深入的分析和论述，认为该文的全部论点和论证，都是属于社会学分析方法，其所强调的“政治”、“经济基础”、“四大家族兴衰史”，是直接从“典型环境”，从政治细节、经济细节去概括《红楼梦》的“主题”，典型人物被当作“护官符”的“注解”，这同样是庸俗社会学的“环境为主派”的理论方法。吴颖指出：社会学的分析不能代替文艺学分析，研究《红楼梦》的主题，必须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去进行文艺学的分析。《红楼梦》所提供给我们的最基本的悲剧冲突与对立，决不是什么莫名其妙的“四大家族同非四大家族之间的对立”，而是末期封建社会的禁锢人性、摧残人性、毁灭人性和叛逆者人性解放觉醒的冲突与对立。[5]

以上是吴颖当代红学史批评的第一个方面的概况，这个时候吴颖可以说是国内系统批评“文革”“评红热”中流行的“三说”，即：“政治历史小说”说、“第四回‘护官符’是全书的‘总纲’”说、“谈情‘掩盖’政治斗争”说的急先锋，是国内改革开放初期红学领域清算“文革”“评红热”极左观念的拨乱反正的一员干将。这些文章，体现出其对红学的敏锐思考、理论勇气和论辩力度。在过了几十年的现在看来，吴颖当时的这几篇反拨的文章，是算不了什么的，但在当时，却是需要非凡的理论勇气和相当的文学艺术的洞察力的。

二

吴颖的当代红学史批评，用力最多，跟踪时间最久，成就最突出的，是对50年代中期的“批俞运动”的整体上基本否定的重新评价，包括对后来那场批判运动的一些既得利益者或其“帮闲”们的刻意维护那场批判运动的“理论定势”的看似辩证的理论观点的批评、驳斥，乃至对其理论构筑的拆卸。吴颖对那场由最高领导人发动的政治干预学术的“批俞运动”，是持否定的评价的。本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1980年，对那场政治干预学术的“批俞运动”，红学界已有颇为激烈的批评，如有文章指出：“在1954年的批判运动中，某些重要文章和社论认为，这个问题是‘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反映’，是‘破坏我们事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这些提法无限上纲，是没有根据的。”“至于运动一开始即被肯定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武器’的文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马列主义，也要等待实践的检验和社会的公论。预先这样肯定下来，无形中便定了调子，划了框框，限制了独立的思考和深入的研究。从此以后，《红楼梦》研究中形成一种按‘指示’立论的‘新风气’。”[6]还有文章指出：“三十年来《红楼梦》研究工作中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影响了《红楼梦》研究工作的迅速发展”；1954年的批俞运动，“在批判的过程中，采取政治斗争的方式，无限上纲，乱扣帽子，乱打棍子，而对其学术上的问题则又不是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全盘否定，结果不仅从政治上伤害了同志，而且窒息了刚刚发展起来的学术民主的气氛。从此，在学术文化领域内造成了一种恐惧心理：一方面是许多同志害怕搞学术研究，认为文化工作危险；另一方面某些同志则产生了宁‘左’毋右，左比右革命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实践证明，凡属思想问题、学术问题……采取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效果一般来说是适得其反的。”[7]另一篇文章说得更透彻：“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的某些批判，恰恰是全盘否定，不作任何实事求是的分析”；“从1954年以后，《红楼梦》的研究中也出现过一股貌似公正，实则极左思潮在大开倒车，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不说理，专上纲，一笔横扫的情况是愈演愈烈的。把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是使《红楼梦》研究不能更好发展的最主要的原因。如果在1954年的批判时，哪怕稍为有那么一点学术性的说理分析，有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学术界的这股‘批判风’的为祸总可以小一点。现在是吸取教训的时候了”。[8]

以上这几位对“批俞运动”的否定性的批评，既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很不客气的。这使得红学领域的“在朝”者，即红学会和学刊的一些头面人物，也是从“批俞运动”一直到“文革”“评红热”到改革开放以后的既得利益者，觉得很没面子，因为他们借政治力量形成的“批判”的“成果”，受到严肃的批评、挑战，乃至相当程度的否定。于是这些头面人物坐不住了，很快出现了刘梦溪的“总结”性长文《红学三十年》，文章有意避开“批俞运动”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看似委婉却十分坚定地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是继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后的一次重大的文艺思想斗争，当时进行这场斗争，我以为还是有一定必要性的，因为新型的人民政权刚刚建立，旧社会的思想污垢，还在散发着霉烂的气息，为了巩固政权，需要打扫旧的基地，而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会促进打扫基地的工作加速进行。”[9]把被学界加以否定批评的“批俞运动”，肯定为“有一定必要性”的“重大的文艺思想斗争”，而且是为“巩固政权”的“积极的思想斗争”。因此，此文一出，便“在广大学术研究工作者中激起不满情绪”[10]。

吴颖便是被“激起不满情绪”的研究者之一，他接连写了《关于五十年代“批俞运动”的评价问题——读刘梦溪同志《红学三十年》有关论述质疑》和《当代红学史论三题——关于“批俞运动”的几点质疑》等文章，除了对刘梦溪的“批俞运动”“有一定必要性”、仅“存在着缺点和极限”提出批评和质疑，以及对刘文把极左的责任推向“群众性的批判运动”，从而抹杀和粉饰“批俞运动”的指导思想的“左”的错误，进行辨析和批驳外，也不客气地指出刘梦溪在“四人帮”搞评《水浒》阴谋和评《红》阴谋时期，曾经是积极分子，发表过诸如《〈红楼梦〉的反孔学精神》（《山西日报》1974年7月20日）、《〈水浒〉和〈红楼梦〉》（《光明日报》1976年1月24日）、《从版本问题看〈红楼梦〉研究中的两条路线斗争》（《辽宁大学学报》1976年第4期）等带有浓厚“帮”味的文章。文章还进一步论述刘文有关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两篇文章①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文史哲》1954年9月号，同年《文艺报》第18期转载；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研究〉》，《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54年10月10日。是“应运而生的”、“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论断，指出尽管李、蓝的文章“一开始就带有某些‘左’的偏激情绪”，“但基本上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未可厚非的”，而《文艺报》转载时所加的有所保留的“按语”，更是“大体正确的，有分寸的，切合实际的”。但从这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文艺报编者”被指责为“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态度”、“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可耻的投降主义”。这种指导思想介入之后，运动便不断升级，李、蓝的文章也就不断地上纲上线，打棍子，扣帽子，形成一边倒的大批判，距离学术批评越来越远，政治批判却不断升级，到“文革”“评红热”期间李希凡在他的《红楼梦评论集》准备出第三版时所写的《后记》、《附记》，则几乎已流于向江青“表忠”了。②吴颖：《关于五十年代“批俞运动”的评价问题——读刘梦溪同志〈红学三十年〉有关论述质疑》和《当代红学史论三题——关于“批俞运动”的几点质疑》，均见《吴颖古典文学论集》，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出版，第76～88，193～221页。以至于“四人帮”跨台后曾经受到某种“解剖”③参见李冰之：《论李希凡的自我“解剖”》，《作品》1978年第10期。。

有关“批俞运动”，吴颖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探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开始于何时”，这并不是无的放矢，因为在这一点上，当时国内的两部红学史稿：郭豫适的《红楼研究小史续稿》和韩进廉的《红学史稿》，都朦胧地、有意无意地为1954年“批俞运动”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制造历史空白，而作为“在朝”者的刘梦溪，更是直截了当，干脆否认建国后几年有“开始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那么一回事，他是这样表述的：“我们通常有一种说法，从1954年批评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以后，开始了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这样说对不对呢？我认为是对的。”“我们这样说，主要以一个标帜为依据，就是从1954年开始，一些研究者开始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研究《红楼梦》这部书。”[11]这样，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两篇文章，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刘梦溪所说的“应运而生”的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解决”“人类”“任务”的“历史”文献。对此，吴颖偏偏不凑趣，要与之较真，他逐一举证了建国后至1954年开始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的文章：第一，《文艺报》编辑部的一篇旨在引导青年正确阅读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关于〈红楼梦〉》（《文艺报》1950年第3 期）一文，多处引用马克思主义及其经典作家的观点；第二，1953年，俞平伯曾委托他的助手王佩璋写过一篇15000 多字的长文《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经俞平伯修改），发表于《东北文学》1954年2月号，还压缩为《红楼梦简说》发表于《大公报》1953年12月19日，都是以俞平伯署名，该文“无论是对历史观点、阶级观点和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典型性的掌握运用方面，或者是文章的论点、论据、论证的全面的逻辑构思……应该承认是建国后‘开始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红楼梦》的第一篇较为坚实、较有见地的文章”。[12]况且，这文章结尾有这么一段话：“最后为了给《红楼梦》一个更简括，更正确的估价，我们来看恩格斯给明娜考茨基的信中的话吧：——‘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如果他能真实地描写现实的关系，打破对于这关系的传统的幻想，粉碎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引起对现存秩序的永久性的怀疑，那末，纵然作者没有提供任何明确的解决，甚至作者没有明显地站在那一边，这部小说也是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这原则应用于《红楼梦》，是很恰当的。”①俞平伯：《红楼梦简说》，《大公报》1953年12月19日；俞平伯：《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东北文学》1954年2月号。两文结尾这段文字相同。第三，从1954年1月至8月间，还有刘大杰《古典文学巨著〈红楼梦〉》（《解放日报》1954年3月7日）、刘舟《读〈红楼梦〉》（《广州日报》1954年5月11日）、粟丰《应正确认识〈红楼梦〉的写实性》（《光明日报》1954年8月21日）、杨晦《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作品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文艺学习》1954年6月号）、高山《关于〈红楼梦〉》（《青岛日报》1954年8月17日）等。这些文章也“都是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阶级观点，或现实主义理论等角度去解释和评价《红楼梦》”的。

经吴颖的文章这么一列举、一论证，便一目了然，无须多说。那么，无论是两部红学史稿，还是刘梦溪的有意或无意的武断结论，客观上就都存在着“史才”、“史识”乃至“史德”的问题，为正直严肃的史家所不取。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么大规模的一场试图在红学领域传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俞运动”，结果真正最早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红楼梦》的，正是这场运动的指责和批判对象：《文艺报》编辑部和俞平伯本人（及其助手），这可真是当代红学史上的“黑色幽默”。

吴颖的当代红学史批评与“批俞运动”相关的，他还写过《关于“钗黛合一”说的评价问题》、《“为十二钗作本传”说辨正》、《重新认识鲁迅论〈红楼梦〉的几个主要论点》等几篇文章，对红学史上有关“钗黛合一”说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述，在评述中也提到1954年写过批判“钗黛合一”说的聂绀弩已经修改了他的论点。还认为“钗黛合一”说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是有其成为‘一家之言’的根据和理由的”。进一步还指出，对俞平伯评《红》的几个主要论点都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重新评价。[13]对于俞平伯的“为十二钗作本传”说，吴颖指出它是代表新红学的与索隐派不可同日而语的一个历史进步的新论点，它继承了红学史上涂瀛等人的“传论”的传统，成为新红学及尔后《红楼梦》研究人物论一派的坚实的理论基础。50年代对其“批判”，是当代红学史上的一个颠倒是非的“错案”。[14]另外一篇，是吴颖对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等著作中有关《红楼梦》的若干观点作全面的梳理和评论。吴颖指出鲁迅论《红》的基本观念是人性解放，其具体观点，如指出曹雪芹“知人性之深……此《红楼梦》在说部中所以为巨制也”，指出贾宝玉“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的“人情小说”观点，还有指出“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的“写实”“自叙”观点，等等，使《红楼梦》成为一部“驾一切人情小说而远上之”的“说部中的巨制”。[15]吴颖对此的梳理和重新认识，实际上也是欲以“五四”时期鲁迅对《红楼梦》的深刻理解和评论，来比较出从50年代“批俞运动”到“文革”“评红热”的流行理论观点的苍白。

刘梦溪的《红学三十年》之所以“在广大学术研究工作者中激起不满情绪”，还因为其文章中对“文革”“评红热”的所谓辩证的两分法评价。对于由“四人帮”发动的“文革”“评红热”及其流行的“三说”，红学界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有比较严肃的批评，当时写过文章提出严厉的批评意见的，尽管只是红学界“在野”的一些学者（“在朝”的即红学会和学刊的一些核心人物，多是“文革”“评红热”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改革开放后的既得利益者），但也有相当的阵容，笔者粗略的统计，大体有李国涛、丁振海、吴颖、傅继馥、李汉秋、徐仲元、沈天佑、汪征鲁、洪家森、汪宗元、林文山、向忻等一批学者。刘梦溪对于这些学者的有关对“文革”“评红热”的批评和对他的《红学三十年》有关说法的批评，极为不满，很快发表了反批评文章《读〈也谈“文革”中的“评红热”〉书后》。这篇文章，言词激烈，指责丁振海等人的批评是“恫吓”和“挑拨”，“整个立论都是建立在曲解和误解我的观点的基础上的”，“每一点都曲解我的原意”。[16]《文学评论》在发此文的同时，发动大家参加讨论。吴颖很快就写了文章，对刘文所谓的“何尝有半点对那次评红运动的赞美和回护”等说法，提出严正的分析和批驳，对刘文的以复活索隐派来为“评红热”的流行观点寻找依据，以及刘文中的“现代迷信”观点，也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批评，指出刘文为了保护“文革”“评红热”中的流行观点来作为他一系列文章的“理论支柱”，便拉出传说中的毛泽东谈话的一些关于《红楼梦》的观点，力图把几个敢于触动“禁区”的学者顶回去。[17]这篇文章原是投到《文学评论》“参加讨论”的，但《文学评论》当时由于受到来自上面的压力，讨论无法继续，于是不得已结束讨论，仅在1981年第6期发了一篇这次讨论“来信综述”，[18]吴颖这篇文章的一些主要观点，被大段综述进此文。对于此次未果的讨论，吴颖一直耿耿于怀，并未甘心，几年后还写了一篇《当代红学的一个理论是非问题——对八一年前后“评红热”论争的再探讨》，就这个《文学评论》试图讨论而未果的“理论积案”的理论是非，进一步申述他的理论观点。[19]

1984年出版了由刘梦溪选编的170多万字的《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吴颖发现其“选编”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是一些帮派之类的偏见和一些“煞费周章”的“小动作”，于是写了一篇《关于“水平和质量”及其他——评〈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的选编》，予以揭露和评析。指出其既然以“水平和质量”为第一标准，但又说“同一研究者的文章，一般只选一篇，最多不超过两篇”，这不是在“水平和质量”面前人人平等，而是编者“相中”的红学家“人人有份”。对其“编选原则”之三说“对不同学术观点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而不单纯以编者的学术观点作为取舍文章的标准”，“编选原则”之五又说“经过实践检验已被证明是完全错误或在编者看来立论根本无法成立的文章，一律不选”，吴颖指出这两条既自相矛盾，又可作为“掩盖”选编者偏见的充分依据。他开列出从1978年末到1981年包括在《光明日报》、《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学术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等国内一流学术刊物发表的近20 篇批评“文革”“评红热”中流行的“三说”的文章，这些文章一篇也没有入选，那么，这是因为“在编者看来”它们都是“实践检验已被证明是完全错误”或“立论根本无法成立”呢？还是编者的偏见？他举了沈天佑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的《〈红楼梦〉第四回和总纲》，认为该文“立论持平谨严，分析踏实精当，无刻露之弊，有泱泱之风”，在“水平和质量”上显然超过入选的《从第四回看〈红楼梦〉》，那么，为何厚彼薄此？更为离奇的是，吴颖发现其“三十年”的上下限居然是令人费解、莫明其妙的1952～1981年，经过一番“吟味”之后，才发现其中的“秘奥”。第一，欲为“批俞运动”制造出以前的“理论空白”，可以把1950年文艺报编辑部建国后第一篇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的文章排斥在时间上限之外；至于由王佩璋执笔，俞平伯署名发表的《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长文，选编者自然可以用“偏见”不予入选；还有刘大杰的《古典文学巨著〈红楼梦〉》（1954年3月《解放日报》），选编者虽不敢抹杀，收了进去，却在文章的发表时间上搞了个“小动作”，不据原发表时间入选，而据1957年结集出版的时间入选。这样机关算尽，目的就是要为李希凡、蓝翎两篇“批俞运动”的“重要文章”创造“历史空白”。第二，更重要的是，定这样一个时间上下限，就是为了堂而皇之地把选编者自己的《红学三十年》编进去，而且作为“点睛”的“殿后”之作，成为近于“后序”的总结性文章。[20]上文曾提到《红学三十年》一文，曾受到多位红学研究者的批评和质疑。那么，他自编的“论文选编”，却仍然煞费苦心地安排好时间的上下限，把它置于这样的总结性的位置，而且也不选入任何一篇批评文章，这样的肆无忌惮，也就难怪吴颖要来做这样的拆卸性的议论了。实际上，这部《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是刘梦溪继他的《红学三十年》、《红学十题》和《读〈也谈“文革”中的“评红热”〉书后》等文章之后，刻意要维护从1954年“批俞运动”到“文革”“评红热”的“理论定势”，不顾红学界的许多批评，力图维护其在红学领域的既得利益的“在朝”地位而我行我素的具体体现。而吴颖的这篇批评文章的议论，目光锐利，切中肯綮，犀利尖刻，痛快淋漓，戳穿了红学的“在朝”者借选编论文所使出的种种难以拿上台面的“小动作”。

当代红学的“在朝”者除了凭藉着其学会和学刊的有利地位，包括上述的选编论文，尽其可能地控制在野的红学研究者发表意见外，其不敢公开进行讨论争鸣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他们受到那样严肃的批评，自然也不会甘心。果然在1986年社科院为俞平伯举行的带有对“批俞运动”平反性质的“从事学术活动65 周年庆贺会”刚召开不久，作为红学会的常务理事、《红楼梦学刊》编委的杨光汉便迫不及待地出来说话了，尽管他不敢直接与社科院的“俞平伯学术庆贺会”唱反调，但却借讨论海外的余英时的“革命红学”“斗争论”为由头，发表了《两次红学革命的思考》一文，通过一些似是而非的红学史回顾，和“顾左右而言他”的一些说法，硬生生地把“批俞运动”及其倡导者塞上当代“红学革命”“典范（范型）”的宝座。对此，吴颖拉上笔者，又写了一篇文章，针对杨文的下列观点——“1954年的红学成果是巨大的……树立了新的‘范型’……这是一次名符其实的学术革命”；“这场革命的发难者是李、蓝，实现者是一个并肩作战的集体……从各个方面逐步把新的‘范型’丰富起来”[21]——进行驳斥。文章还分析和论述了以下问题：1954年“批俞运动”，60年代对何其芳、蒋和森扣上“修正主义的红学代表”、“人性论”的帽子，还有对王昆仑、俞平伯的学术观点的批判，到1973年“评红热”期间，李希凡的《〈红楼梦〉再版前言》代替了何其芳的原“前言”，还有李、蓝的《红楼梦评论集》增加了很长的带有明显的邀宠成分和帮味的“代序”、“三版后记”和许多篇的“附记”，在那时候一花独放地出版其“第三版”，分明就是“评红热”的理论“楷模”、“样板”，也即“典范”了。这也确实构成了余英时所说的“斗争论”的“革命的红学”的“典范（范型）”。这一范型的发展路径非常清晰，“绝不是像杨文所‘痛心’的‘在十年动乱中被迫中断’”。[22]49-59

那么，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当代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研究《红楼梦》的工作中，是否已形成了红学革命的新“典范（范型）”了呢？吴颖等的文章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这一红学革命的新“典范”，总的来说是产生于对“批俞运动”的审视、反思而形成的自成系统的红学见解，作为这一新“典范”的代表性著作，可以举出两本：一本是以何其芳的约七万字长文《论〈红楼梦〉》为中心的《文学研究集刊》第五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另一本是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而何其芳与蒋和森，就是这一红学革命新“典范”的代表人物。这一红学革命的“典范”具有四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他们一开始就表现出和“批俞运动”分道扬镳地选择了不同的理论取向，并批评李希凡等人的学术观点是“老的牵强附会加上新的教条主义”；第二，他们对新红学派的胡适、俞平伯等人的红学成果，采取了分析的批判继承的态度，不但肯定“自叙传”说中的一切合理的成分，还在实际上继承和发展了鲁迅红学见解中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观念；第三，他们对“批俞运动”中的政治干预学术采取了有保留的态度，坚持把《红楼梦》研究严格掌握在学术讨论范围内，“有所不为”地不参加“政治大合唱”；第四他们超越了庸俗“阶级斗争”的观点，对《红楼梦》作美学的和历史的掌握，以马克思主义人性论和现实主义典型观作为理论基点，力图把《红楼梦》研究从“政治斗争的紧箍咒中解放出来，引上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论争的正轨”。文章还特别指出，何其芳的《论〈红楼梦〉》，在那一哄而起的势如排山倒海的“批俞运动”中，是第一篇对运动有所抵制和纠正的力图“回狂澜于既倒”的文章；而蒋和森的《贾宝玉论》、《林黛玉论》等代表性文章，更跨进了一步，指出《红楼梦》的历史文化环境“到处淤积着陈腐和糜烂，到处布满了镣铐和灾难”，这些厚重的历史沉渣的淤积，使一切“生动的思想和美好的感情”，都“得不到一点回旋的余地”。总之，由何其芳通过对“批俞运动”的审视和反思，以及对新红学的批判继承所开辟出来的、与蒋和森并肩发展而形成的红学研究思路，不但在50年代“批俞运动”的鼓噪声中有中流砥柱的意义，成为当代红学革命中无法否认的新“典范”，而且在今天的红学新路向上，仍然具有“典范”的意义。他们在学术史角度的红学革命的意义，是客观存在的。[22]49-59

吴颖等的这篇文章，还进一步比较深入地概括论述了新红学派的“自叙传”说在红学史上的重要价值，以及其在“新红学”发展到当代红学革命中的中介作用。再就是在红学的发展路向上，余英时所论的“为红学研究寻找出一条可能的新路向”：即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集中于《红楼梦》的本体研究，对《红楼梦》作美学的、艺术的研究。吴颖等的文章在基本同意这个路向的基础上，认为“重点的目标应该是《红楼梦》的人的研究、人学的研究”，即“人的问题，人的解放的问题，人的思想、人的心灵解放和自由的问题”的研究。

吴颖最后一篇涉及“批俞运动”和“文革”“评红热”的文章，是《“批判者的悲剧”——80、90年代之交红学理论走向转折述论》。该文借着学界有学者指出“‘红学’的危机是膨胀造成的”、“摆脱危机的出路在于取消它自身”、“独立的红学可以休矣”[23]的取消论为由头，指出红学界之所以出现“危机”论、“取消”论，是由于存在着一个“有所不为”的“理论暗角”，为了维护“批俞”、“评红热”以来形成的“理论定势”和“既得学术利益”，千方百计阻挡人家重新讨论“批俞”、“评红热”等历史旧案，阻碍了红学界的思想解放。在改革开放之初，文艺界拨乱反正之时形成的红学专门机构，基本上是以“批俞”的班底为骨干的。文章引述红学界一些学者的批评意见，这些骨干者缺乏“接受历史教训而勇于作自我批评”的学术勇气和清醒认识。[24]他们“囿于自身的研究所获得的利益和沉湎于权威的地位而表现出一种自大与自恋，同时也表现出一种缺乏自觉，对于自身弱点和知识结构上的缺陷采取规避和拒绝反省的倾向”；“过于自信，不知道怀疑自己，强烈地要求别人接受自己的思想”。[25]由这些骨干班底筹办的“学刊”和“学会”，就必然要维护“批俞”的“理论定势”，通过其权威地位，千方百计地企图控制红学研究者对“批俞”和“评红热”的非议和批评，这就形成了这个“有所不为”的“理论暗角”。吴颖举出如下若干实例：《红楼梦学刊》出版了40 多辑超千万字，除了1982年发了三篇公开为“批俞”和“评红热”辩护的文章之外，对“批俞”和“评红热”有所非议和批评的文章“竟然一篇也不让出现”；1986年，社科院为俞平伯举行带有平反性质的庆贺会，是恢复俞先生学术威信和学术地位的庆贺会，《红楼梦学刊》却完全丧失了历史责任感，对此事竟然闭上眼睛，佯装不知，在刊物上“一言不发”；红楼梦学会会长吴组缃看不过去，在刊物编委扩大会上呼吁《红楼梦学刊要开展论争》[26]，但仍未见动静；1988年在武汉召开首届当代红学研讨会，会议以清理“批俞”以来的理论积案为基本目标，而《红楼梦学刊》又一次闭上眼睛，佯装不知，“一言不发”。

吴颖等曾经分析为何红学界总有那种羞羞答答、弯弯绕绕的为“批俞”辩护的文章，指出：“在“批俞运动”中，一些‘新星’升了上来，又有若干‘小星’簇拥了上去，这既形成了红学界的烨烨‘星系’，又形成了一种以权势为后盾的‘理论定势’，两者相须为用，终于形成红学界一股长期可以左右局势的煊赫力量。”[22]49-59终于，吴颖又发现“学刊”的一位编委写的庆祝该刊创刊十周年的首篇文章的一段警语：“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门户派系陋习的影响，当时某些地方刊物有超越学术争鸣范围，对希凡同志意气用事的文章出现，但他从未想到利用《学刊》这个在全国很有影响的舆论阵地回答那些好事者。”[27]吴颖指出，这实在堪称“奇文”，这位编委颇有“自恋情结”，自认为《红楼梦学刊》是“在全国很有影响的舆论阵地”，而发表对“批俞运动”有所非议的文章的刊物，包括《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红楼梦研究集刊》、《北京大学学报》等等，都不过是“地方刊物”。另外，说批评“希凡同志”的文章，都是“超越学术争鸣范围”的“意气用事”之作，其作者都是在“门户派系陋习的影响”之下的“意气用事”的“好事者”，但是，他为何不说1954年“希凡同志”是“超越学术争鸣范围”的“批俞”的“意气用事”的“好事者”呢？还有，说“希凡同志”“从未想到利用《学刊》这个在全国很有影响的舆论阵地回答那些好事者”，这恐怕是拍错了马屁，因为“希凡同志”要维护“批俞”的“理论定势”，恐怕正是要利用《学刊》的“有所不为”，来形成那个“理论暗角”呢。文章最后举出一些实例，以“病树前头万木春”来形容80、90年代之交红学的理论走向摆脱“批俞”、“评红热”“理论定势”出现的一些新气象。[28]

综上，吴颖的当代红学史批评，从70年代末的批评“文革”“评红热”的流行“三说”，到对“批俞运动”的若干质疑与批评，到对一些红学“小星”的刻意维护“批俞运动”“理论定势”的文章的议论和批评，直至对“批判者的悲剧”的分析与论述，前后是一以贯之的，也贯穿了吴颖的整个十余年的红学研究生涯。吴颖在这个方面的成就和建树，应该是国内同类研究者中相当突出的。国内这方面的一些研究者，像前期的李国涛、丁振海、傅继馥、徐仲元、沈天佑、汪征鲁、洪家森、汪宗元、林文山、王志良、方延曦等，较后期的张国光、于绍卿、胡明、石昌渝等，大多只是在一、两篇文章中专论，或集中于某一时期。吴颖的这个方面的研究，却是前后跟踪了十余年，涉及各个方面，可以说是最全面的，发表文章数量也最多；他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冲锋在前，完全没有“荷戟独彷徨”的犹豫，而是像堂吉诃德的大战风车一样，荷戟往前冲，不管有任何阻力，不管受到何种冷遇，尤其像直接遭到“学刊”的封锁和拒绝之类。这种执着的学术精神，实际上也缘于他对当代红学的深刻理解和认识。依笔者看，吴颖所重点批评的“批俞运动”和“文革”“评红热”，是当代红学的两个“赘瘤”（姑且不说是“怪胎”），具有政治干预学术的极其恶劣的影响，前者如石昌渝所概括：“这一场被纳入政治轨道的学术批判运动，不仅对其后红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导致了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术品格的失落，学术失去了自身的目的，沦为政治的附庸。这一场批判，既是被批判者的悲剧，也是批判者的悲剧，对于红学，对于中国的学术，更是一场悲剧。”[29]后者更是“四人帮”“阴谋红学”与现代迷信对学术的极为严重的歪曲。吴颖等当代红学史的学者们，坚持要揭露和剖破这两个“赘瘤”，以使人们认识其真面目，从而使红学界能够解放思想，沿着学术本身的发展轨辙去从事红学研究，这是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问题是，当这两个当代红学的“赘瘤”被吴颖等在野的红学研究者揭露、剖破、拆卸得一片狼藉之后，仍有既得利益者及其帮闲们羞羞答答、弯弯绕绕的刻意回护，为其制造诸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空白，甚至试图把其硬塞上当代红学革命“典范”的宝座，乃至推销至国际红学界，这确实是当代学术的悲剧，也确实佩服这些“小星”们的“勇气”。正因如此，吴颖等一批在野学者，对此的跟进剖析与反驳，就是极具学术史意义的。

三

吴颖的当代红学史批评，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力图校正国内红学研究的重心，使其从诸多泛滥的外学研究回到《红楼梦》文本的研究，回到《红楼梦》的典型形象和思想内容、美学意蕴的研究。吴颖在这个方面发表了议论颇为中肯的文章，包括：《要加强〈红楼梦〉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读〈关于当前《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论宏观红学——关于红学“突破”问题的一个思考》、《红学和群众关系的若干问题——对于“红水泛滥”批评意见的思考》、《〈红楼梦〉电视剧的制作应接受哪些教训——冯其庸〈看电视剧《红楼梦》及其他〉读后》。吴颖指出，红学研究领域自从50年代“批俞运动”到“文革”“评红热”形成其“理论定势”以后，一方面是庸俗社会学、庸俗阶级论占据着主导地位，也就是以研究《红楼梦》的“典型环境”为主，而研究《红楼梦》的美学意蕴、研究“典型人物”为主的学者，则每受到“唯心论”、“人性论”、“修正主义”等帽子、棍子的严重打击而成危险地带，这也就导致了不少学者转向安全系数较高的考证性的“外学”，从而导致“外学”的某种程度的泛滥。这与红学领域的一些“权威”的指导思想也不无关系，比如，作为红学领军人物的冯其庸，发表于80年代初的《关于当前〈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长文，列举的研究问题是：“关于《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关于《红楼梦》的续作者的问题，关于曹雪芹的画像问题，关于曹雪芹的卒年问题，关于曹雪芹的家世、祖籍问题，关于《红楼梦》的版本问题，关于《废艺斋集稿》的问题，关于曹雪芹的书箱问题，关于香山正白旗39 号老屋的问题，关于后四十回的问题，关于大观园的问题，关于《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的问题，关于《红楼梦》的艺术成就的问题，关于脂砚斋的问题等等。”[30]吴颖对此提出他的议论，认为其所列十四个问题有十二个属于“外学”，而两个属于《红楼梦》本身研究的问题被排在第十二和第十三，还不如书箱、老屋的问题重要。更为甚者，冯文所概括的“思想内容的问题”是：“关于《红楼梦》的时代背景的问题”、“关于当时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关于哲学思想方面的斗争”。[30]吴颖指出这些还都应该算是“外学”，很难算是“对《红楼梦》本身的研究”，要加强对《红楼梦》本身的研究，“特别要加强从美学的角度对《红楼梦》的思想性方面的研究，同时通过公开的认真讨论，澄清许多有关的理论是非和学术是非，红学的研究才可望有个‘突破’。”[31]但是，红学领域的以“外学”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却是根深蒂固的，周汝昌甚至认为，“红学”就是“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这“四个方面”，此外还有“注解”等，这就是红学的特殊定义和界限；至于研究《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社会意义、美学价值”以至“人物性格”、“形象”、“语言”等等，那是“一般小说学范围”，“不属于红学的范围”。[32]这已经是干脆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排除在红学之外。吴颖认为这是红学主次的颠倒，正如海外的余英时所指出的，以“曹学”为主的“考证性红学发展到今天已显然面临到重大的危机”。[33]国内也有作家撰文调侃，说曹雪芹去“天国”参加在“牛角尖市”举行的红学研究会，有位OK 博士考证出：曹的辫子长“2.1尺”，头发有“15563 根”。[34]鉴于上述种种，吴颖提出“宏观红学”的概念，认为红学的中心应该是“评论性红学”，“按照我们的时代对红学的历史要求，已经需要强调和突出评论性红学，需要把重点转移到评论性红学上面来”，也即是“通过《红楼梦》本身的艺术分析和思想分析，从而对作品的思想的性质、倾向及其意义作出美学的和历史的阐释和评价”。[35]而且要有面向理论分歧的魄力和勇气，要通过平等的讨论辨明和清理30 多年来的“理论积案”，同时，注重提高与普及，这样，红学才会走上“广阔的、辉煌灿烂的前途”。[36]此外，吴颖还就《红楼梦》电视剧的编导思路、指导思想、理论取向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他的批评意见。[37]

吴颖上述这个方面的研究无疑是深具学术眼光，具有宏观上的学术意义的。因为红学几十年来不是走庸俗社会学的“运动群众”的政治批判，就是远离《红楼梦》文本钻牛角尖去搞大规模的“红外线”研究，导致出现学界所严肃批评的“红水泛滥”等的“危机”。因此，把红学研究的重心拉回到以《红楼梦》为中心、以典型人物为中心的宏观研究即评论性的研究，这是颇有学术眼光的一种理论定位的意见。

综上所述，吴颖有关当代红学史批评的成就和影响，在红学界是颇为引人注目的，对于国内红学领域的拨乱反正，可说是相当特别的，也是自成一家的。而且，对于中国知识界学术界实事求是的正气的树立，相信也是不无启示意义的。

[1]吴颖．评《红楼梦》评论中流行过的几个论点[J]．学术研究，1979（3）：32-38．

[2]吴颖．关于《红楼梦》评论中的一种理论倾向——读《漫说红楼》[J]．学术研究，1980（2）：98-105．

[3]吴颖．再评“爱情掩盖政治斗争”说[G]//红楼梦研究集刊：第六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3-39．

[4]王一纲．从第四回看《红楼梦》[J]．红楼梦学刊，1980（3）：37-63．

[5]吴颖．社会学分析不能代替文艺学分析[G]//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七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1-35．

[6]李广柏．回顾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中主观唯心论的批判[J]．华中师院学报，1980（1）：66-70．

[7]胡文彬．《红楼梦》研究三十年[J]．学习与探索，1980（2）：81-85．

[8]王延龄．略论新红学派[J]．读书，1980（7）：134-137．

[9]刘梦溪．红学三十年[J]．文艺研究，1980（3）：79-99．

[10]丁振海．也谈“文革”中的“评红热”[J]．文学评论，1981（1）：67-71．

[11]刘梦溪．红学十题[J]．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1）：37-63．

[12]吴颖（石棱羽）．当代红学史论三题——关于“批俞运动”的几点质疑[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86（2）：57-70．

[13]吴颖．关于“钗黛合一”说的评价问题[G]//吴颖古典文学论集．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2：89-104．

[14]吴颖．“为十二钗作本传”说辨正[G]//吴颖古典文学论集．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2：105-116．

[15]吴颖．重新认识鲁迅论《红楼梦》的几个主要论点[J]．韩山师专学报，1982（2）：28-38．

[16]刘梦溪．读《也谈“文革”中的“评红热”》书后[J]．文学评论，1981（3）：83-92．

[17]吴颖．评《读〈也谈“文革”中的“评红热”〉书后》[G]//吴颖古典文学论集．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2：149-162．

[18]罗源．关于“文革”中“评红热”问题讨论的来信综述[J]．文学评论，1981（6）：83-88．

[19]吴颖．当代红学的一个理论是非问题——对八一年前后“评红热”论争的再探讨[J]．齐鲁学刊，1986（2）：114-118．

[20]吴颖（石棱羽）．关于“水平和质量”及其他——评《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的选编[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87（2）：104-110。

[21]杨光汉．两次红学革命的思考[J]．思想战线，1987（1）：38-50．

[22]吴颖，吴二持．当代红学革命的“典范”问题和“路向”问题——与余英时先生、杨光汉同志讨论[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88（1-2）．

[23]杨烽．试谈“红学”的迷误[J]．江汉论坛，1990（4）：51-55．

[24]张国光．对1954年《红楼梦研究》批判的深层反思[J]．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4）：41-47．

[25]于绍卿．《红楼梦》研究的反省与批判[J]．文学评论，1989（1）：90-93．

[26]吴组缃．红楼梦学刊要开展论争[J]．红楼梦学刊，1987（2）：1-2．

[27]马国权．回顾与思考——庆祝《红楼梦学刊》创刊十周年[J]．红楼梦学刊，1989（2）：1-7．

[28]吴颖．“批判者的悲剧”——80、90年代之交红学理论走向转折述论[J]．海南师院学报，1991（3）：3-9．

[29]石昌渝．政治介入学术的悲剧——对1954年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思考[J]．文学遗产，1989（3）：32-37．

[30]冯其庸．关于当前《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北方论丛，1981（2）：20-46．

[31]吴颖．要加强《红楼梦》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读《关于当前〈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南宁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1）：56-61．

[32]周汝昌．什么是红学[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3）：2-9．

[33]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G]//胡文彬，周雷．海外红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0-30．

[34]陈国凯．文坛志异[N]．羊城晚报，1984-09-02．

[35]吴颖．论宏观红学——关于红学“突破”问题的一个思考[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85（1）：47-57．

[36]吴颖．红学和群众关系的若干问题——对于“红水泛滥”批评意见的思考[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86（1）：1-12．

[37]吴颖（石棱羽）．《红楼梦》电视剧的制作应接受哪些教训——冯其庸《看电视剧〈红楼梦〉及其他》读后[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88（3）：3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