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杰，郑 言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文法学院，河北秦皇岛066004)

人类进入后现代工业社会后生活和思想都发生了巨变，很多传统的事物都被颠覆，人们对权威的信仰不再虔诚，因此反权威、反传统、反理性的解构主义思想成为后现代重要的批评流派。雅克·德里达被称为“解构之父”，因此，想要运用解构主义批评方法分析文本，了解德里达的批评理念至关重要。他反对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和逻各斯中心，在对这些二元对立关系进行解构时，打破层级是他的主要解构策略。笔者基于上述对解构主义的理解和《笑傲江湖》文本的自身特点，找到了一条具体的解构之路。主要从小说的结构与主旨这两大角度进行解构。在对小说结构的消解上，将结构主义观点作为参照系，找出结构主义建立起来的二元对立格局的矛盾性和不稳定性，将其颠覆。在对小说主旨的消解上，通过“细读”挖掘散布在小说意义边缘的细节，发现这些部分颠覆了传统观点中几组重要的二元对立概念。

一、反结构和弦:被推翻的对立结构

无论是在传统文化中，还是在对武侠小说的传统认知中，金学大师陈墨先生认为结构上都存在着“江湖”与“庙堂”的二元对立关系。并且，“江湖”与“庙堂”在武侠的世界中地位是不平等的，“江湖”是主导，“庙堂”作为陪衬。作家常常对“庙堂”带有主观的厌恶情绪，而“江湖”则是读者眼中的桃花源，作者努力营构的乌托邦。然而，通过对小说《笑傲江湖》结构的解构性分析，发现上述的传统对立结构是不成立的。另外，除“江湖”与“庙堂”这两个层面所构成的，还有一重作者心向往之的栖居状态，暂且将其称之为“幽境”。这三个层次交流互动，才构成了小说的整体结构。最终，小说中传统“江湖”与“庙堂”的二元对立关系被文本自身结构所颠覆。

(一)“江湖”与“庙堂”的二元倒置

北宋文学家范仲淹曾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江湖”和“庙堂”有其特定的象征含义。“庙堂”象征政治权力统治中心，是斗争之处;“江湖”象征政治权力统治边缘，是归隐之所。在《笑傲江湖》中金庸为读者呈现的这片江湖充却斥着争权夺利、尔虞我诈，显然与传统文化含义中的江湖相悖，是以江湖争斗喻政治斗争。“庙堂”却成了这些江湖中人全身远害之处。传统认知中“江湖”与“庙堂”的二元关系颠倒了位置。

究竟什么是江湖，金庸在《笑傲江湖》中并未明确提及，大导演徐克从金庸小说中参悟出的结论是:“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笔者认为诚然金庸这部小说所表现的江湖不同于传统认识中的江湖，但徐克的看法也未免过于绝对。小说中五行八作生活的市井、官员衙役供职的朝廷乃至世外高人隐居的“幽境”都是存在着人类活动的地方，总不能说这些地方都是江湖。在他观点的基础上加几个字，改为“充满人欲的地方就是江湖”更为准确。

小说中所描写的江湖斗争血腥残酷，江湖中各色人物明争暗斗，最根本的驱动力是人类的原始欲望。余沧海在小说前几回貌似是个很厉害的人物，然而当真正的高手陆续登场之后他根本不值一提，他想方设法得到林家《辟邪剑谱》，是为了满足自己踏入政治核心层的欲望。任我行、东方不败、左冷禅三人都急功近利希望夺取更大权力，这三个人已经在江湖中居于很高地位，但权力的欲望永远不可能有满足的时候，最终被自己的欲望吞噬掉了灵魂。岳不群、林平之都是野心勃勃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专而忍，将自己的欲望巧妙的掩饰起来伺机而动，最终被欲望灭净人性失掉了性命。

通过分析，不难看出以上这些江湖中人都不是传统意义中浪荡江湖之人，而尽是些内心被各种欲望所支配、争权夺势之辈。这里的“江湖”像极了政治斗争的中心——“庙堂”。从小说结构上，“江湖”与“庙堂”间发生了二元倒置。

(二)“江湖”、“庙堂”、“幽境”三重境界

“江湖”、“庙堂”、“幽境”三重境界的划分是对“江湖”与“庙堂”二元对立格局的一种突破，是一种解构。这三重境界不是相互隔绝、截然分开的，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流动、交融、转换关系。借用精神分析法“本我”、“自我”、“超我”三个人格层次的说法，小说中“江湖”世界正对应着读者内心“本我”的诉求，“庙堂”则代表着“自我”的投射，“幽境”就象征着“超我”的追求。

微观的内世界与宏观的外世界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小说中的江湖充满着非理性因素，欲望驱动下就可以杀人，脱离法制的规约，如同有着很多背德念头的“本我”。

有法可循的“庙堂”是对非理性的“江湖”世界的纠正，但“庙堂”也不是理想之地，小说行文多处透露出对为官这条世俗之路的不满，正如许多人对“自我”心理上的不满一样。“洗手”一回有这样一段描写，“来到刘府的一众宾客虽然并非黑道中人，也不是犯上作乱之徒，但在武林中各具名望，均是自视甚高的人物，对官府向来不瞧在眼中，此刻见刘正风趋炎附势，给皇帝封个‘参将’那样芝麻绿豆的小小武官，便感激涕零，作出种种肉麻的神态来，更且公然行贿，心中都瞧他不起，有些人忍不住便露出鄙夷之色。”［1］197－198足见朝堂在江湖人心目中没什么地位。

在“江湖”与“庙堂”之外，还有另一重境界——“幽境”。这是个彻彻底底地与世俗社会决裂，完完全全地远离政治倾轧的地方。令狐冲的几次“幽居”武功修为都更上一层楼，内心修为也更加强大。他被师父处罚在华山思过崖思过，得遇风清扬太师叔，授他独孤九剑;他被江南四友所擒，囚于湖底，练得吸星大法，平了体内紊乱的真气。他携盈盈归隐梅庄，从此不问江湖恩怨，给小说画上一个曲谐人圆的句点。精神上的“超我”是一种很难达到的理想境界，这里的“幽境”亦然，只有少数人能达到，而且要付出血的代价。

综上，是对小说结构布局的解构。首先，传统文化中“江湖”和“庙堂”的含义在小说中颠倒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结构发生了倒置。并且，从宏观上，不仅存在“江湖”与“庙堂”这两层境界，此外，还有“幽境”。

二、无主题变奏:被拉下神坛的权威

无论是传统的批评还是现代主义的批评，在评论一部小说的文化观、女性观等渗透着作者思想观念的方面时，常常是结合作者的生平、当时的环境，甚至是窥探作家心理来得出结论。在解构主义看来，这种批评视野过于关注作家和外部世界而忽略了作为文学活动中心的作品。解构主义的创新性正在于它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文本解读，试图通过对小说中往往不被注意的细节的把握，找出各处重复间存在的差异。《笑傲江湖》也不例外的存在着异质性。重新认识《笑傲江湖》的女性观和文化观，发现小说在主旨上并不存在一个绝对权威、牢固不变的中心。

(一)失控的女性观

《笑傲江湖》较金庸的其他小说而言，女性是比较少的。没有《倚天屠龙记》中围绕张无忌明争暗斗的四个女人，也不像《鹿鼎记》中韦小宝有三妻四妾，除女主角任盈盈以外，重点着墨的女性角色不过宁中则、岳灵珊母女、小尼姑仪琳这寥寥几个人物。金庸本人立意旨在女人在政治斗争中是被边缘化的，甚至是男人参与政治的附属品、牺牲品和战利品。传统批评方法认为金庸在《笑傲江湖》中潜藏着明显的男权主义思想，他宣扬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的诸多法则，字里行间宣泄着男性的欲望。然而从解构主义视角看待这个问题，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小说通过描写男性的集体陨落，把人性救赎的希望寄托在了女性身上。

1．传统认识:创作家与白日梦

很多批评家认为金庸的女性观是很成问题的。历来有很多读者和评论者都把金庸小说视为“成年人的童话”，认为金庸在作品中为读者营造了一个纷纷扰扰的现实世界之外的世外桃源式的武侠世界，同时，用精神分析的理论解读金庸武侠小说的时候，也发现其小说中隐含着男性欲望的书写，暗暗地符合着男性读者的期待。

金庸在武侠小说中基本将女性塑造成三类:第一类，一半天使一半恶魔的女性。由于出身等问题，再加上闯荡江湖时足智多谋，为达到某些目的会采用非常手段，因此被江湖中人称为魔女或妖女，但她们本性善良，对男主人公的感情热烈主动，突出的代表是任盈盈、赵敏、黄蓉。她们是男性心中理想的女性。金庸往往让这一类女性和男主人公修成正果。第二类，像天使般的好女人。她们纯真善良、美丽动人、天资聪颖，女性美好的品质在这类形象身上都能找到。这种类型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金庸把自己的想象写进小说，这种虚构为读者造了一个美梦。《笑傲江湖》中仪琳应属此类，第三类，像恶魔般的坏女人。金庸武侠小说中经常会出现特别坏的女子，如李莫愁、阿紫、温康敏等，她们手段残忍、心肠恶毒。作者一味地站在男权社会的立场上谴责这些人。如果我们深入了解这些坏女人变坏的前后经历就会发现她们同时又是很可怜的，往往是受到男权社会的戕害，性格才变得扭曲的。

2．解构之维:男权意识的颠覆

小说的男性意识被文本自身所颠覆。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充满了人性与道德的悲剧，人性救赎的希望被寄托在女性身上。岳灵珊对令狐冲的影响刻骨铭心，尽管最终令狐冲与任盈盈牵手相恋了，岳灵珊在令狐冲心目中的地位无人可以取代。金庸把她塑造成一个带有浓厚的埃特克特拉情结的女性，在她心目中父亲的形象就等同于完美恋人的形象，她看着像极了父亲的小林子就像在看自己的父亲。她选择爱上虚伪、冷酷的林平之，命运注定是悲剧，作者主观情感又在潜意识中肯定着这种情结的合理性，两种逻辑相互斗争、消解，在“伤逝”一回集中爆发，小说的明线在写林平之为了达到自己复仇的目的，不惜杀害自己的妻子向左冷禅表诚意，岳灵珊弥留之际还牵挂着那个狠心杀害她的林平之，“他在这世上，孤苦伶仃，大家都欺侮了他……欺侮了他。”［1］1270“脸上全是求肯的神色”［1］1271，却有一条暗线在渲染着唯美凄怆的氛围，尤其从岳灵珊口中哼出“姊妹，上山采茶去”那首福建山歌的时候，将读者的思绪带回到小师妹和小林子两情相悦的那段甜蜜时光，呈现出复调共语的特征。与一干或野心勃勃或城府颇深或隐匿遁世的男人相比，任盈盈可以说是最有政治头脑的人物，她当上了日月神教教主，而女性应处在政治斗争边缘的看法在作者那里根深蒂固，最终给她安排了一个归隐的结局，这里两性立场之间的冲突对立也是很明显的。再说宁中则和仪琳，这两个人就像是寒夜中的火光、荒漠中的甘泉给予令狐冲这个孤儿亲人般的温暖。宁中则慈爱，当岳不群诬陷令狐冲、岳灵珊怀疑令狐冲的时候，只有她一如既往信任他，像母亲。仪琳乖巧，她武功低微，处处需要令狐冲保护，却在细微之处呵护令狐冲，治愈他心灵的创伤，像妹妹。这几个女性各有各的美好之处，她们就是这波谲云诡的江湖的救世主，读者能从文本中随处体味出男性社会的无望，和将希望寄托在女性身上的倾向。

(二)反文化的狂欢

金庸向来为自己武侠小说中蕴含的深厚的文化精神深感得意，《笑傲江湖》也不例外。香港的文人圈也一向认为像《笑傲江湖》这样充满人文文化气息的小说出现在“文化沙漠”的香港，对于传承中国古典文化精神功不可没。这部小说虽然没有明确的历史背景，但它周身散发着古香古色的迷人气质。这部小说涉及中国古典文化的方方面面，从饮食到服饰，以及音乐、建筑、书法、绘画等内容都足见金大侠中国古典文化知识的渊博。

江南四友是厌倦了江湖纷争，隐居江南的四个怪人。他们醉心于琴棋书画:黑白子喜欢下棋，丹青生爱好绘画，秃笔翁擅长书法，黄钟公醉心音乐。这四个人本是遵循着传统规约，混迹在江湖之中的常人，对艺术的痴迷令他们萌生退意，刀光剑影的江湖不再是他们的栖身之所。然而他们就像《红楼梦》中的妙玉一样“欲洁何曾洁，终陷泥淖中”，他们为了精进自己的艺术而主动提出隐居看管任我行，最后面对强大的任我行，他们的艺术不能救他们的性命，文化在这江湖斗争中孱弱无力。

与江南四友醉心于传统文化的悲剧形成鲜明对比，桃谷六仙来源于山水之间，没什么文化，他们一把年纪了还天真烂漫。他们六个人相互之间口角不断，这六个人争论不休的对话里却蕴含着文字的机趣，令读者忍俊不禁。面对外界时他们又是混融的一个整体，他们之间的感情至深，桃实仙身受重伤，另外五个人想尽各种办法救他。他们很天真，一把年纪了，却仍旧不谙世事。他们之所以在江湖之人眼中是怪人，那是因为他们是属于自然的人，而不是属于江湖的人，不在同一个世界中的人之间当然无法沟通。后来，令狐冲和任盈盈摸透了他们六人的行事作风，因势利导，让这六人在关键时刻助他们一臂之力。这二人也不是纯然的江湖中人，可以说是身在江湖、心归自然的两人。作者行文中有时会调笑桃谷六仙，但绝对不含厌恶之情，并且经常借他们之口表达自己的心声。他们反江湖正统的态度很明显，他们嘲笑方证大师的迂腐，讥讽岳不群的虚伪做作。通过这六兄弟之口颠覆了吟诗作对这般风雅文化的绝对权威。

桃谷六仙朴质自然的机趣与江南四友文字艰深的执著相比，显然更胜一筹。从这具体的对比之中，小说的反文化立场可见一斑。

通过对小说《笑傲江湖》的分析可见，文本不再是作家意志的奴仆，也不再是纯然一体、严整统一的文本，它与作者意图间充满了矛盾，其内部充斥着各种声音，对小说的解读没有一个确定的方法。从结构上，“江湖”与“庙堂”的二元对立也被消解了，被“江湖”、“庙堂”、“幽境”彼此平等、交流互动的三个境界所解构。从主旨上，小说也不仅仅“反映出政治生活中的普遍的人性”，小说的正邪观、女性观、文化观共同构成了对这一所谓“中心”的解构。用解构视角重读《笑傲江湖》，它的意义从权威话语的束缚中被彻底地解放了出来，呈现出的不是没有意义，而是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性留待恰巧的读者和恰巧的时代给予它一个最合理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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