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屹山，彭大成

(1.安徽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02；2.湖南师范大学 期刊社，长沙 410081)

官僚主义是国之大敌。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列宁对存在于苏俄的官僚主义的表现及危害有着深刻的认识，对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进行深入剖析。从列宁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对于今天我们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反对“四风”具有重要意义。

一、列宁对苏俄社会主义时期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及其危害的认识

早在1919年初，苏维埃政权建立还刚刚一年多，列宁就敏锐地觉察到，官僚主义已经在苏维埃政权之外开始复活起来。为了唤起全党对反对官僚主义必要性的认识，列宁把反对官僚主义作为党的长期政治任务写进了1919年制定的党纲。对于这种官僚主义病症，列宁认为“不仅莫斯科有，而且正在向全国蔓延”[1]。官僚主义的症状及其严重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因循守旧，庸碌无为，作风拖拉，阻碍变革

列宁在1919年就指出：“不仅党政机关有官僚主义作风，其他管理部门中的职员是更加守旧的官僚，在这里，任务比较困难，没有这样一批人是不行的，一切管理部门都需要这样一批人，在这里，我们苦于俄国资本主义的不够发达，在德国，大概这种痛苦要轻一些，因为德国的官僚机构受过充分的训练，它把官僚们弄得精疲力竭，但是在迫使他们做事情，而不像我国办公室里的一些人那样，坐在安乐椅上安闲度日。”[2]154列宁认为，“一个坚定的机关，应当能够随机应变，如果机关的坚定性变成了僵化，阻碍了变革，那就免不了一场斗争”[3]65。而官僚主义正把我们的机关变成了僵化的机关，“可恶的官僚主义积习使我们陷入滥发文件、讨论法令、乱下指示的境地，生动活泼的工作就淹没在这浩如烟海的公文之中了”[4]387。这种官僚主义的文牍主义与拖拉作风使“我们所有的人都陷在‘各部门’的官僚主义的臭泥潭里”[4]393。其结果是，“英勇肯干的人可能只有几十个，而待着怠工或半怠工，钻在公文堆里的人却有几百个，这种力量对比往往使我们生机勃勃的事业断送在文牍主义的汪洋大海里”[5]248。

(二)外行领导，缺乏本领，胡乱指挥，贻误工作

列宁在制定全国电气化计划的时候，就受到了手握审批之权的“大官们”的干扰。他说：“大官们纯粹官僚式地强调必须‘批准’计划，他们指出的不是提出某些具体任务(例如必须建设什么东西，在什么时候建设，向外国购买什么东西等等)，而是提出另定新的计划这类糊涂透顶的主张！他们什么都不懂，简直令人吃惊。”[6]350列宁对此尖锐批评道：“如果官僚主义地解释问题，那么‘批准’就意味着大官们的刚愎自用，官场拖拉习气，玩弄审查委员会之类的把戏，一句话，就是用纯粹的官僚态度葬送实际工作。”[6]350-351

又如，1922年初，莫斯科市消费合作社要购买一批市民所急需的法国罐头食品，中央政治局已同意购买，装运罐头的法国轮船也早已进港，可是，当列宁二月底从外地回到莫斯科时，此事还没有办好，到处是一片告状的哭声。对此，列宁气愤地指出：“为什么在革命三年以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为了购买罐头竟要进行两次调查，要加米涅夫和克拉辛来干预，要政治局发指令呢?缺什么呢？政治权力吗？不是，钱也有了，可见，既有经济权力，也有政治权力，那里一切机关都有，还缺少什么呢？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莫斯科消费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我丝毫也不反对他们，并且认为他们都是很好的共产党员)和外贸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缺少文化，他们不能文明地处理业务。”[5]100-101

他还认为：“问题就在这里，困难就在这里，任何一个经过资本主义大企业训练的店员，都会办这种事，而百分之九十九负责的共产党员却不会办，并且不想懂得自己没有这种本领，应该从头学起，如果我们不懂得这点，不进预备班重新学习，我们就无论如何解决不了作为目前全部政策基础的经济任务。”[5]103

(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越精简越膨胀

列宁认为，官僚主义还造成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造成非生产性开支急剧增加，浪费了国家大量的人力财力，并且形成了越精简越膨胀的怪圈。列宁指出：“1918年8月间，我们对我们在莫斯科的机关进行了一次调查统计，当时在莫斯科的国家和苏维埃职员共231 000人，这包括中央和莫斯科市的职员。在1922年10月，又进行了一次调查统计，我们本来以为，我们已经精简了臃肿的机关，它现在一定缩小了，结果发现它竟有243 000人，这就是历次精简的结果”[5]247。列宁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我们的机关缺点很多，膨胀了一倍有余，往往不是为我们工作，而是反对我们，实际上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在上面，我们执掌国家政权的地方，机关工作人员还勉强履行职责，可是在下面，他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而且常常反对我们的措施，在上面我们有多少自己人，我不知道，可是我想总共不过几千人，最多也不过几万人，但是在下面，却有几十万沙皇和资产阶级留下来的旧官吏，他们部分自觉地，部分不自觉地反对我们。”[5]285这就造成了这样的怪现象——“常常是：不是机关属于我们，而是我们属于机关”[5]325!

(四)狂妄自大，脱离群众，贪污受贿，腐败变质

列宁曾深刻指出：“官僚主义脓疮造成了脱离群众这一类弊病，而该种弊病在很多地方是存在的”[3]273，这就使党和政府的机关显得暮气沉沉，“在共产党员和非党工人之间出现一堵墙”[3]325，这种官僚主义也造成“贪污受贿和此风盛行”[4]200，“在我们这里，这种行为却处处可见”[4]198。所以，列宁明确地把贪污受贿作为共产党员的“三大敌人”之—提出来加以反对，他指出，这“三大敌人”就是：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文盲、贪污受贿，这“三大敌人”都与官僚主义有关，“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是官僚主义的表现之一 ，“文盲”则是滋生官僚主义的最好社会土壤，而“贪污受贿” 则是官僚主义结出的毒果，所以，列宁提出：“需要消灭文盲，消灭靠文盲这块土壤滋养的贪污受贿行为”[4]201，这充分说明了反对官僚主义，惩治贪污腐败，必须将提高文化、宣传教育与重视法制建设结合起来。

(五)权力高度集中，有可能造成个人专权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建立的暂时集中的政治体制，造成了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中央，地方与各级政府部门都缺乏应有的独立处理问题的权力，因而不能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前面提到的买罐头之事，除了职能部门缺乏经商办事的本领之外，也说明他们缺乏独立处理问题的权力，所以非得经过党中央政治局批准通过并一再干预之后才能办成，这就使得中央政治局陷入日常的琐碎事务之中。这既造成了党政不分，又造成了政企不分，一切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和决定，没有政治局的指示和决定，就办不成任何事情。对此，列宁曾激愤地指出：“各部门是一堆粪土，法令是一堆粪土”[4]393，这就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所特有的奇怪现象：“在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所有领域中，我们是‘极端’革命的，但在尊敬上司、遵守办文的形式和礼节上，我们的‘革命性’往往被最腐败的因循守旧的习气取而代之了。在这里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极其有趣的现象：在社会生活中，最大的跃进和对极小的变革令人吃惊的畏怯两者兼而有之。”[5]387列宁越到晚年越清醒地看到造成这种矛盾现象的政治体制上的弊端，他曾指出：“在我们党同苏维埃机构之间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关系，这一点是我们一致承认的，我方才举一个例子，说明有些具体的小事都要弄到政治局去解决，从形式上规定不许这样做是困难的，因为在我国是唯一的执政党在进行管理，而且不能禁止党员提出申诉，于是一切问题都从人民委员会弄到政治局来了，在这一点我也有很大的过错，因为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之间很多事是通过我个人来联系的，一旦我离开工作，两个轮子立刻就不转动了”[5]110-111。这说明列宁已经看到了这种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政治局，而中央政治局的权力又集中于最高领袖一个人的政治体制所造成的严重弊端，列宁对此坦率地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个人应负的责任。

应该实事求是地指出，列宁在残酷战争的特殊历史时期，的确曾高度地强调过个人独裁制的必要性。但在列宁当政时期，党和国家的政治民主生活还是比较正常的，列宁的个人民主作风是很好的，在对党内同志的组织处理上是非常慎重的，是严格按照党章与民主程序办事的，是能够团结党内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所以，在列宁生前始终保持了党的团结与统一，社会主义向全世界展示了无限光明的美好前景。

在列宁晚年重病期间，担任了总书记的斯大林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列宁在外贸垄断制问题上，在处理格鲁吉亚的民族问题上，在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遭到斯大林辱骂的问题上，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在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和官僚主义日益蔓延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斯大林个人专权，已经越来越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危险，成为社会主义继续发展的严重障碍。列宁在1922年12月《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指出：“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5]339列宁已敏锐地预见到，斯大林与托洛茨基这两个最有威望和影响的“杰出领袖”的意见分歧，“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5]339。他指出：“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5]340列宁经过深思熟虑，认为斯大林由于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是造成党分裂可能的主要危险。所以，列宁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唯一的人事变动的建议：“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5]340这充分说明，列宁在逝世之前的重病期间，就已经高瞻远瞩地看到，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所造成的个人专权，将构成对党的巨大危害，所以，列宁在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地提出：“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5]337。列宁的这一重大的政治制度改革的战略性建议，由于复杂的政治与历史原因而未能实现，但后来历史的曲折发展与个人专权在国际共运史上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却证明了列宁的这一建议是多么富有远见卓识!

二、列宁对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的剖析及对反对官僚主义长期性的揭示

列宁在揭露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及其严重危害的同时，还深刻地揭露了官僚主义产生的经济、政治、文化根源，并指出了反对官僚主义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而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法制建设等各方面在内的综合治理的复杂的系统工程。

(一)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

列宁深刻地看到，官僚主义不是一时一地偶然产物，也不是某些历史人物的个人意志所能决定的，而是有其产生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1.官僚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

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列宁曾经以为依靠疾风暴雨式的无产阶级大革命，就能够迅速扫除包括官僚主义在内的一切旧世界的污泥浊水，迅速地建立起一个人民直接当家做主的巴黎公社式的社会主义新型民主国家。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了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7]321十月革命后，从旧俄国继承下来的是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现代工业十分落后的生产力，这就决定了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也决定了俄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同样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俄国不是苦于资本主义的发达，而是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列宁对俄国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作了这样的描述：“看一下俄罗斯联邦的地图吧，在沃洛格达北，顿河畔罗斯托夫及萨拉托夫东南，奥伦堡和鄂木斯克以南，托本斯克以北有一片片一望无际的空旷地带，可以容下几十个文明大国，然而主宰这—片片空旷地带的却是宗法制度，半野蛮状态和十足的野蛮状态，那么在俄国所有其余的穷乡僻壤又是怎样的呢?乡村同铁路，即同那连结文明，连结资本主义，连结大工业，连结大城市的物质脉络往往相隔几十俄里，而只有羊肠小道可通，确切些说，是无路可通，到处都是这样，这些地方不也是到处都是宗法制度，英勃洛魔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吗?”[3]216

正是这种特殊的国情和落后的经济状况成为俄国官僚主义滋生的经济根源，而且这种官僚主义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不同，例如，德国的官僚主义是要绞尽脑汁做事情，而俄国的官僚主义都是坐在办公室安闲度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列宁曾经揭露说：“我们这里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是另外一种，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涣散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缺乏农工业之间的流转，缺乏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协作……于是，官僚主义作为‘包围状态’的后果，作为小生产者涣散性和受压制状态的上层建筑，就充分暴露出来了。”[3]218-219这就决定了俄国“官僚主义的脓疮无疑是存在的……我们必须懂得同官僚主义斗争是绝对必要的，这种斗争就像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作斗争的任务—样复杂，官僚主义在我们国家制度中已经成为这样一种‘脓疮’，以致我们的党纲中也提到了它”[3]25-26。由于俄国存在着像汪洋大海样的小农经济，这种一盘散沙似的分散的小农经济，看起来是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相矛盾的，但却有着两极相通的内在联系，这种小农经济正是依赖国家从上面施给它们阳光雨露，而彼此之间缺乏横向经济联系和自由发展，这就造成了专制集权的经济基础。所以，列宁指出：“农民愈分散，中央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就愈难避免”[3]41，正像生产力本身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样,这种经济根源也就决定了官僚主义有其长期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也决定了“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任务是个特别长期的工作”[3]41。

2.官僚主义产生的政治根源

俄国过去长期是—个沙皇君主专制国家，具有浓厚的中世纪封建农奴制痕迹，缺乏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和法国那样的民主传统，这种带有封建色彩的官僚主义专制遗毒，不可能不给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打上深刻的历史烙印。十月革命胜利后，虽然砸烂了旧的国家机器，却很难—下子建立起—整套崭新的国家机器，繁重的国家管理工作，使苏维埃政权不得不留用一大批旧官吏和旧职员，于是，“沙俄时代的官僚渐渐转入苏维埃机关，实行官僚主义，装成共产主义者，并且为了更便于向上爬而设法取得俄国共产党的党证，结果，把他们赶出门外，他们又从窗口飞进来，这里主要是由于有文化的人才不够，这些官僚可以遣散，但绝不能一下子把他们改造过来”[2]154。

在内战时期，由于党的首要精力是放在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制度的生死斗争问题上，对于改造国家机关，防止官僚主义病毒问题，还没有提上重要议事日程。这样，不仅留用的大批旧官吏、旧职员没有得到彻底改造，而从共产党员中产生的新官僚主义者又开始涌现出来。这就是列宁尖锐揭露的：“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这些人都是身居苏维埃要职(也有担任一般职务的)，由于勤勤恳恳而受到大家尊敬的共产党员。”[5]430由于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造成了“我们的国家机关整个说来受旧精神的束缚和浸染最严重”[5]373，“我们的国家机关，除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这些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个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5]373。这就更深刻地揭示了官僚主义产生的政治根源。

3.官僚主义产生的文化根源

苏俄官僚主义产生的文化根源，是俄国文化的落后，文盲占有绝大多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造成了农民长期与世隔绝、闭塞落后、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8]。下层多数群众的愚昧无知与上层少数官僚的专横跋扈，向来是形影不离，相伴相生的，在东方落后的国家里尤其如此。由于文化的落后，妨碍了劳动人民直接参加对国家的管理，使他们既无参与管理的愿望，也无参加管理的能力，再加上文化设施的落后，大众传播媒介的缺少，消息的闭塞封锁，也很难使群众直接参与管理，即使在十月革命运动空前高涨的年代，政治决策仍然是少数领袖人物的专权，这就是官僚主义得以产生的社会文化土壤，这也正是列宁所指出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主要是同俄国的文化水平低、战争所造成的严重经济破坏和贫困等后果有关的”[3]273。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广大党员和劳动群众缺乏文化，不懂得如何运用法律手段去同官僚主义的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作有效的斗争。为此，列宁提出：“为了能向人民说明我们的政治任务，能向人民群众表明，我们必须力求完成任务，就要求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必须达到一定的文化水平，否则就不能真正完成我们的任务。”[4]200

(二)反对官僚主义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列宁深刻揭示了官僚主义产生的经济、政治、文化根源，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反对官僚主义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也不是通过几次突击性的群众运动的“大扫除”所能清除得了的，而是一个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同步进行的长期任务。列宁指出：“文化任务的完成不可能像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那样迅速……在战争中，几个月就可以取得胜利，但是在文化方面，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从问题的性质看，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我们应该使自己适应这个较长的时期，据此规划我们的工作，发扬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的精神，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长期性。”[4]201-202因此，列宁后来不得不提出这样较低的文化建设目标：“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奴隶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都是有害的。”[5]378所以，列宁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醒目标题，来论述国家机关改革这一重大问题。他指出：“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关，所必需的正是文化，在这里，蛮干或突击，机敏或毅力，以及人的任何优秀品质都是无济于事的。”[5]379

列宁进一步揭示了反对官僚主义的艰巨性，他说：“我们官僚主义的严重性，但是我们没有在党纲中提出要消灭它，这不是一次代表大会的问题，这是整整一个时代的问题。”[6]162当时有位年仅28岁的叫马·索柯洛夫的青年同志，曾给列宁写信，表示了对官僚主义的深恶痛绝，他以灭此朝食的决心写道：“只有当我们彻底消灭了那个叫作官僚主义的总局和中央机关的肿瘤以后，群众的主动精神才可能表现出来。”对此，列宁给予了这样充满智慧而又心平气和的回答：“我虽然没有到各地方去过，但我却知道这个官僚主义及其一切危害性，您的错误是认为它可以像‘肿瘤’一样立刻割除、彻底消灭，这是错误，可以赶走沙皇，赶走地主，赶走资本家，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却不能‘赶走’、不能彻底消灭官僚主义，只有慢慢地经过顽强地努力使它减少。您在另一个地方说，‘抛弃’官僚主义的肿瘤，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就不正确，这是不懂得问题的性质，‘抛弃’这种肿瘤是不可能的，它只能加以治疗，在这种情况下用外科手术是荒谬的，不可能的，它只能慢慢地治疗，其他一切，不是卖假药就是幼稚。”[9]

从表面上看，列宁的回答不是那么慷慨激昂，大快人心，但却充满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智慧。我们知道，无政府主义是对官僚主义的反动，在一个小生产者像汪洋大海的国家里，在官僚主义横行无忌的体制下，很容易产生另一种倾向，就是以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去反对官僚主义，表面上似乎很革命、很激进、很彻底，其结果适得其反，反而有助于官僚主义的泛滥。从列宁的上述遗教中，我们可以看到，列宁反对官僚主义的基本方针，就是通过长期的综合治理，慢性疗法，从发展经济、改善政治、提高文化、普及教育、加强法制等各方面综合入手，来不断地整治官僚主义这一顽症，这是—种长期坚持不懈的战斗。

三、列宁剖析官僚主义的当代价值审视

列宁离开我们已经整整90周年了，然而，他晚年对官僚主义的剖析和论述深刻而睿智，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当下中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中国面临的发展机遇与挑战相并存，在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放松了警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奢靡之风日益严重，在一些重要领域消极腐败现象频仍，严重侵蚀着党和各级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因此，对官僚主义的预防和斗争刻不容缓，我们应该从列宁对官僚主义的剖析中充分汲取营养和智慧，并结合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加以发展与创新，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政策与方针。概括起来，列宁剖析官僚主义的当代价值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把反对官僚主义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反对官僚主义不能一朝一夕就奏效，也不是通过几次突击性群众运动的“大扫除”所能清除得了的，而是一个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同步进行的长期战略任务。目前，中国最大的国情是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亟待完善，与此相对应的上层建筑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一些监督机制不健全，缺乏现实的操作性、事前的预防性和实效性。这一客观现实为官僚主义思想和行为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同时，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官僚主义的表现往往具有复杂性、隐蔽性和多样性。例如，一部分具有官僚主义倾向的党政官员常常随着现实情况的变化而不断玩弄手段，他们往往把自己的一己私利隐匿在党和国家的公共利益中，或把个人利益等同于国家和部门利益，以党和国家的幌子发号施令；有的以维护稳定和法治为借口，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往往置之不理；有的利用党政分开、政企改革之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不管不问，而热衷于搞个人的政绩工程，将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置之度外；有的还利用手中的职权制定一些有利于少数当权者而损害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政策，将公权私有化、合法化，等等。这些都为社会主义阶段克服和反对官僚主义带来一定的难度。因此，我们要继承列宁对官僚主义剖析的遗教，深刻认识当前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严峻形势，把反对和整治官僚主义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长期性的战略任务来抓。

(二)把构建和谐党群关系作为检验反对官僚主义是否具有成效的重要标准

官僚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脱离群众，列宁在对官僚主义的剖析当中，就已经预见了苏维埃党政干部脱离人民群众会带来官僚主义的潜在危险，因此，反对官僚主义的核心问题在于密切联系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和政治优势，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路线。夺取政权后，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执政危险就是脱离群众，而官僚主义与党的性质、宗旨、任务是背道而驰的，官僚主义的滋生蔓延,不仅妨碍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影响党政机关的工作效率,会不同程度地侵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更会损害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在当下开展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就是要求我们运用党的群众路线这一理论武器同官僚主义思想和行为进行斗争，构建和谐党群关系，巩固执政基础，巩固执政地位。

(三)把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作为反对官僚主义的突破口

列宁晚年在谈到反对官僚主义的策略时，将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强化监督机制、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作为突破口，这些仍然具有永恒的启示价值。而列宁生前同苏俄各级官僚主义的斗争之所以成效不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从制度、机制上加以约束和治理。在当代中国，面对官僚主义思想和行为仍然不时沉渣泛起，我们更应该充分汲取列宁的遗教，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理顺党政关系，加强党的民主公开制、民主选举制、民主决策制、民主监督制、民主管理制等制度性建设。此外，还应该大力加强法制建设，通过构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真正把党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装进法律制度的笼子里，使之得到有效约束，为消除官僚主义提供法律层面的保障和武器，彻底扫除官僚主义滋生的体制土壤。

(四)把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作为根本任务来抓

列宁生前在谈到苏俄官僚主义滋生的原因时，认识到苏俄经济文化的落后是官僚主义得以滋生的客观条件。这一点对当代中国消除官僚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将近40年的发展，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经济大国，同时也带来了教育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但也应该看到，中国到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均占有的经济总量和文化资源仍然处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中下端。只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消除小生产经济的封闭性和落后性，最终消灭官僚主义产生的经济基础。同时重视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工作，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和参政议程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作为人民群众监督的精神支撑和驱动力量的公民意识，也才能激发和吸引更多的人民群众参与到对各级官员的监督行动中来，使监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意识与行为，才能真正地减少官僚主义的不良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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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列宁全集：第 5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3]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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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列宁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1．

[9]列宁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09.

[10]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