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轶腾

(上海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春秋战国之际“百家争鸣”，涌现出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各种学说随着人性的变迁觉醒与复归，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其中，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放眼宇宙，阔别常态，提出了“道法自然”等学说，奏起一支复归自然、超越功利的精神自由之舞曲，同时也开拓了一条与儒家学派大相异趣却又同时指向人格独立、社会平安和谐的基本道路。

在西方，随着法制史的源远流长，历史的脚步沿着古希腊古罗马一路走过。自然法思想代表正义和理性，逐渐成为了西方法文化的主流。思想家从普遍的宇宙法则里面推导出自然法，呈现出典型的形而上学思维。自然法像是一颗鲜果，从古希腊的源头之树采摘下来，由中世纪包装成箱送往西方各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这个鲜果的喜好愈发的强烈，达到了空前之盛。二战后，这个鲜果的种子又被播种在新的地方，赋予了新的意义，这也就是新时代的自然法。

为何道家的自然法无法像西方的自然法一样，成为如今的主流思想？西方的这种“自然法则”与道家的“法自然”有着怎么样的渊源和异同，正是本篇文章所要探究的。

一、道家“道法自然”思想的发展

1.道的辞意。何为道？历来对道的解读众说纷纭。有说道是思想唯心主义,有说道是唯物主义。道家的思想便围绕着“道”这个字展开。“道”，是宇宙的本源，是一切宇宙万物初始状态下应然而生的运动法则。道家的主要人物老子的思想体系中,“有物天成，先天地生。萧呵！寥呵！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强名之曰道”(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由此可见，《老子》对道做了很好的阐述。道是宇宙的本源，宇宙生成之初，先天地而生，所以老子就把这个开始称之为“道”。老子所谓的“道”并不是自己的首创，他援引了《易经》中的“太极”。“太极”与“道”的概念非常相近，可以说道家思想是在易经思想基础上的延续和发展。

“道”的初始是随天而成，老子把“道”归结为天生成的原理。易经有曰：“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老子由此论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道德经》第二十四章)，这是同一意思的一体两面表象。笔者认为，老子在阐释自己的理论时，认识论、宇宙生成论只居次要的地位,他主要是想通过“自然主义”来进行“无为”政治,这样的一种学说便集中体现在“道法自然”这一命题中。

2.“道法自然”的命题。“道”的概念皆以“自然”为归,皆依“自然”而动,由此显现的“自然”与“道”的概念紧密联系。“道”乃天成，“先天地生”，所以无论它在时间的角度先于天地，抑或是逻辑的角度上先于天地,皆不能排除“自然”这个大的圈子。老子认为“道”“先天地生”,这里之所以为“生”,是来源于“自然”的因素。“自然”浑然于“道”，也决定“道”的存在、显现和作用,不然,“道法自然”的“法”就不可解。“道”至高无上的地位体现在自然之中，顺其自然地孕育万物，而不是占有它们。

“道”是宇宙万物的法则，宇宙万物也完全可以说是以自然之道展开的。其中“人法地”的“法”与“道法自然”的“法”是同一个“法”,意思完全一致,没有必要另求他解。万物都是自然而然的，自然而生，自然而行，就像鱼在水中游，鸟在天上飞，人在地上繁衍生息、耕作生活。大千世界，事物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自然”之宗，万物皆以“自然”为本。人类的发展也应该效法自然，顺应自然的规律，遵从天地来行事。所以说，道是普遍存在的并具有永恒性的自然发展过程，万物都围绕着道展开，并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一切都遵循自然秩序的走向，这种认识便是“道法自然”。老子在尝试诉说这样的一种治国为人和处事方法，来贯穿他的无为而治的精神。

3.“道法自然”对当时政治的影响。既然道家提出了以宇宙为本体，自然为规律的理论体系，毫无疑问的，“道”支配世界万物，也支配社会的政治生活。宏观来说，老子的“道”的法则，就是想追寻一种“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无为”就是有所不为，自然而然，也就是上文所说的“自然”，所说的“道”。老子对“无为而治”做了很好的诠释：“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一再强调，无为才能无不为，所以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要靠万民的自我实现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实现无治无不治。

老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王法道”的论断，也就是说，无论什么统治者都必须效法道而治天下。随后庄子也提出了“天地与一”，要求国家一切政治架构都要体现“道”的最高原则。“王法道”从本质来说，是效法“道”的自然本性，也就是无为的本性。老子认为王者治理天下需要以无为为本。“无为”作为治国的根本原则，与“有为”相对，要求统治者远离自身意志强加于社会生活的控制，一切都顺应自然，让事物根据自己的本性去发展，不随意加以干预的自然状态。

当然，人性的自由发展也需要无为而治。老子认为，统治者的“有为”不仅不能让百姓信服，反而给百姓带来灾祸。严酷刑法给百姓带来的暴政，是贵族和官宦对人民的“有为”暴政。“有为”也是政者享有特权，对老百姓的妄作非为。不难想象，天下的纷争离乱，大多来自于统治者对百姓的逆行倒施。这些有悖于自然有悖于道法的政治，是老子所不愿看到的，也是他认为必须用“无为”代替“有为”的主要原因。

二、西方的“自然法”

在西方，自然法的内涵博大精深，一直是影响西方发展的主要思想。该学说从古希腊开始就备受关注，是一种“纯粹主观设定之逻辑预设，是构成西方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1]8。西方文明的“自然法”(Nature Law)是相对“实在法”(Positive Law，经过国家正式颁布并利用的一定制裁性、拥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法规)而无可名状的存在的。起先，它被译为“天然之法”、“天然之理”、“天然律例”等，随后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且拥有了许多不同的认识，也在之后逐渐成为法的渊源之一。它的形式不断更新，使用目的不断变化，但是它的政治意识形态却能保留下来，使得自然法核心的思想精髓经久不衰。

西方自然法的“自然”，主要是人类所遵循和维护的一整套权利和正义，是一种普遍的正当行为法则。英国法学家迪亚斯概括出自然法的核心：“1.指导法律发展和实行的理想；2.法律里面制止将‘实然’和‘应然’绝对分离的基本道德性；3.发现完善法的方法；4.可由理性推断的完善法的内容；5.法存在所绝对必需的条件。”[2]

西方自然法的思想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1.古代自然主义的自然法，又称为朴素自然法。最早出现在早期的古希腊自然哲学之中。在那个城邦制为中心的时代，人们奉承城邦法，承认普遍存在的自然主义城邦观念。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法治的概念：“普遍的法是指与自然相一致的法。”随后的斯多葛学派对之前的自然哲学衍生和发展，明确提出了自然法观念，“所谓自然就是具有理性的神性，自然法即自然理性，即按照自然或理性而生活”[1]8。自然法思想反映了斯多葛学派顺应自然追求自然的原则，强调自然法源于自然赋予人类的理性，并非是外在的，而是源于我们的内心。到了古罗马，西塞罗继承和发展了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学说，“事实上有一种真正的法律即正确的理性与自然相适应，它适用于所有的人并且是永恒而不变的”[3]。

2.中世纪经院主义自然法又称基督教神学自然法学。教会和国家、神权和王权实行二元统治是西欧中世纪最根本的特征。在中世纪，教会的权力很大，统领了包括法律在内的自然人文科学，神学法也受到了神学教义的影响。中世纪神学自然法学代表人物是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奥古斯丁把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西塞罗的“自然正义”与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整合成一部为神学服务的理论学说；阿奎那则是引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提出自然已不再是最高的法，这上面还有神法,亦即永恒法。

3.古典自然法学。17世纪至19世纪初，西方自由资本主义通过理性主义、天赋人权论、法制主义等来表达自然法的学说，形成一种新的自然法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这种自然法，透着“人文主义”糅合下的自然法学，摈弃了自然法中的神学因素，利用国家的大概念代替教会的狭义概念，通过人的理性来代替神的意志。可以说，古典自然法学是自然法学发展的巅峰[6]。其代表人物有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他们认为国家形成前的一种“自然状态”，没有法律的社会中，人是自由的，平等的，自然法支配社会秩序和人类的行为。

4.现代自然法又称为新自然法。现代自然法学思想理论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是特殊的时代背景造就的。二战期间的法西斯对人权的践踏严重违反了人类公知。二战结束后，全世界审判纳粹德国的战犯时，开始寻求一种能表达公平公正、人性道德的价值观念，于是自然法又逐渐兴起繁荣。主要代表人物有菲尼斯、罗尔斯、德沃金等。现代自然法强调批判武器和革命工具，主张正义和道德。这个时期的自然法学家又开始关注起善恶的根源、法律内在的道德性等问题[4]。

三、先秦“道法自然”和西方自然法比较

1.在“自然”思想上的相似之处。西方自然法的思想包含了诸如正义、公正、自由、平等、博爱、守信、承担责任、赔偿损失、惩罚罪犯、注重公益等理念。这种自然之法的思想观念，和先秦老庄的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有很多共通点，换个角度说，他们在调节政治、法律和社会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从西方自然法文化来看，西方的自然法思维特质有三点：第一，自然法核心是理性主义。法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产生的，这也决定了“法”需要借助人类活动的本性为出发点。“自然法”就是这种基于人性、又高于现实中存在的法。第二，“自然法”是一种永恒的道德法，饱含丰富的理性精神，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熏陶下，不断运动和发展，是一种理性的正当的准则，也就是道义上的善、正义和道德。“自然法”指导人们向善，去理解正确的、理性的道德。这种“自然法”具有最高性，是永恒的不变的真理，是随着社会形态变化而永远不会消失的道德力量。第三，正义是自然法思想的重要精神，自然法从一开始就是和正义绑定在一起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然法就是对非正义理论的对抗。法律应该是维护正义的手段，不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的自然法，都应该紧密围绕正义体系。立法者通过法律这种正义的载体，将自然法精神带给人民群众。

道家的“道法自然”是将中西方文化融合的“调节剂”。中国传统法文化最早是以儒家文化作为底蕴的，过于注重现实社会，这就缺少了道家“道法自然”的形而上学思维。道家弥补了这个空档，提出了自己的自然主义法律观，这种不依附于现实世界的思维将西方与中国传统文化贯通融合，在法文化中产生了共鸣。黑格尔对道家“自然法”给予了一定的认可：“老子却说到了某种普遍的东西，也有点像我们在西方哲学开始时那样的情形。”[5]

中西方的“自然”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道”是孕育万物的母体，天地的根源，无处不在；它又是万物运动的规律，这就说明了老子的“道法自然”中的“自然”也具有普遍性、客观性、稳定性和永恒性。其次，先秦的道家学说是一种关于道德的论断。“道”是一种能够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使用上趋近“道德”概念。“道法”能够说是“道德法”。再次，先秦道家的“道法自然”说描述的公平正义，是天地对世界万物都是同样看待的。这些都和西方自然法思想可以相提并论。

2.两种“自然”在发展中形成差异。先秦的“道法自然”和西方自然法在思维特质上有着相似之处，却因为文化和历史变迁的原因，在发展的路途上逐渐出现差异。和西方自然法思维相似的先秦“道法自然”思辨思维，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渗透到儒家法律中，使得形而上学的思维得以延续。虽然这种延续是连接起中西方文化的桥梁，但二者却有了实质性的差别，使得在之后的自然法发展中，先秦道家的“道法自然”学说逐渐不被君主所接受，而西方“自然法”却蒸蒸日上。

首先，中国道家影响下的法律缺乏了理性基础。老子所说的“无为”是事物的发展应自然而然，不去外加干涉。在之后的发展中，从根本上缺乏存在的理性基础。儒家学说为现实礼法设定了存在的基础，他们发展了老子的“法自然”，转化成“顺应天意”，这之后才被人们所接受。但这个“天意”和“天理”不再是“道法自然”正义的客观准则，而只是核心为天子的至上权威的，神圣化了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西方自然法学家在自然法的发展过程中，将实在法紧密地绑定在理性基础之上，让“自然法”成为“理性”的代名词，使得之后的实在法能够顺应自然法，来达到反映人类正义和理性的需求。柏拉图将正义和道德解释为人类的最高美德，明确说明法律必须是道德正义的体现[6]23。古罗马的西塞罗提出了“法就是最高的理性，并且它固植于支配应该做的行为和禁止不应该做的行为的自然之中”、“法是一种自然的权力，是理智的人的精神和理性，是衡量正义和非正义的标准”[6]64。自然法在西方各时期法学家的呼吁和守护中，不但没有因为理性基础薄弱被遗忘，反而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凌驾于法律并且成为一种正义和道德的标准。

其次，中国式的法律无法评断实在法的优劣。老子的“道法自然”矛头指向是现实的礼法制度，“自然之道”从根本上否认现实法存在的合理性，走上了法律虚无主义道路，所以在之后的发展中，没有实体的依托，无法融入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7]。而西方自然法的出现始端，就是为了批判实在法而存在的。自然法学家都认可自然法和实在法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对立事态。他们说自然法的存在是对善恶的衡量标准，因为自然法是符合正义要求的良法；实在法则区分为善和恶两分法。柏拉图认为法律的目的是一种善，而日常生活中的法律并不能完全表现出这种善。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老师柏拉图的观念，并在他的观念上加以改进。他还提出了城邦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城邦法律的正义与否，“符合正宗政体所制订的法律就一定合乎正义，而符合于变态或乖戾的政体所制订的法律就不合乎正义”[8]。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启蒙家用“自然法”抨击封建专制法律；二战以后，新自然法学派又用它来推翻法西斯法律的合法性，把法西斯主义推上了正义的“断头台”。

再次，中国式的法律缺乏自由的思想。老子的“无为而治”，包含太多反对政者实施苛政、横征暴敛等行为，是对君权的制约和对人民权利的提升。这种思想是非常先进和合理的。而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却是为封建君王的君权作辩护。很明显，在那个时代，道家的发展更被统治者制约，这种“道法自然”的学说也就不能广为天下人所接受。儒家很巧妙地把“天子”赋予了“天意的代表”这种托词，任何人必须服从天意，否则违背了天理。这样，作为人民的权利便被相对削弱了，却赢得了古代君王的喜好，于是儒家更加被重视，成为一种天经地义。这样的历史文化，必然限制道家的法自然学说发展，使得本来就缺乏合理依托的自然学说更加不被推崇。西方的思想家和法学家则极力推崇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一方面与他们的宗教文化有关，另一方面，也和自然法的发展有关。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启蒙学家对自然法的宣传使得它达到了空前的盛世。亚里士多德说：“法律不应被看作(和自由相对立的) 奴役 ,法律毋宁是拯救。”[7]59就是说，法律不是对社会的控制，对自由的束缚，而是对社会的管理，对权利的尊重。这种思想被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发扬光大，他们宣称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为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法律必须对国家权力进行控制，以反对个人集权并实现人民民主[7]。

四、结语

综上所述，相比西方先进的自然法文化而言，先秦道家的“道法自然”学说在中国的发展曲折不断。本文之所以只讨论先秦道家“道法自然”思想和西方自然法的比较，把道家思想局限在先秦的阶段，是因为先秦道家的“道法自然”达到了鼎盛时期，老子所追求的回归自然、发挥人类本性和无为而治是最接近西方的自然法思想的。但在之后的几千年里，儒家思想作为主要思想，对中国的政治和礼法进行了多方面的规范；道家思想一直在默默延续，并没有成为社会主流。

相比西方的自然法调整社会关系和法治进程而言，我国先秦时期的“道法自然”略显单薄和无力。很多国内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并且在法治建设的路途里逐渐思考引入道家的相关学说，希望能形成一种适合我们国家发展的法治之路。从立法角度，有学者提出道家思想的“无为而治”可以作为当代立法和行政管理精神的养料。“无为而治”要求对行政立法权的控制，防止权力的滥用，同时不应该立法去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从管理执行上来说，国家部门调整社会从自然的角度出发，以虚静的理念在当今社会中运用，保证各国家部门对人民群众的生活少干涉，不能忽视自然规律，不能极尽权利追求政绩而损害群众的利益；从法律适用的角度上，道家的自然法思想反对严刑峻法，反对苛政，对相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有宽容性，实施宽刑慎罚的策略，减少冤假错案。

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道家学说不光被用于政治和法律领域，“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也渗透在人们的日常修身养性之中。人们忙碌生活的同时，也希望能找到一种内心上的平静。道家思想在当今社会生活中逐渐被重新认识。在现代文明建设方面，“道法自然”能指导我们协调好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之保持和谐；能指导当今社会的人们自我心理的调适，用以促进现代人心理健康的发展。在养生之道方面，道家的吐纳之术就是讲究自然修心，把胸中的浊气从口中呼出，再由鼻中慢慢吸入清鲜之气。寻求自身内心的平静，放慢速度，平缓自我，让自己的身心随着吐纳重生、更新和复苏。

有人说道家思想太过形而上学，脱离现实，对当今没有借鉴的意义。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可以看出，先秦道家的“法自然”有着西方自然法深刻的精髓。无论从道家描述的安定美好的人际关系，还是吐故纳新的修身之术，亦或是人与社会发展、政治与国家的“无为”之道，无一不向人们展示一种美好又先进的蔚蓝图景。道家所提倡的“道法自然”、“无为之治”，是在刻画一个与社会弊端对立的、促使统治者沉思的改革之路；而这种学说是由社会底层的一些漏洞而产生的。所以说，道家并没有脱离现实的存在，并非很多人口中的假大空，而是立足于社会诟病之上，深深扎根在现实里的理论体系。该理论是将现实和理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对当时先秦的政道具有很强针对性，对现在的法治和政治也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国雄.西方自然法思想浅析[J].今日南国(理论创新版)，2009，(08).

[2]R.W.M.Dias,Jurisprudence(5th edition),Butterworths,1985：470.

[3]西塞罗. 国家篇·法律篇[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2：101.

[4]汪琳.对法和谐的不同解读——老子法自然思想与西方自然法思想的比较[J].江西社会科学，2008，(06).

[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27-128.

[6]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G].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23.

[7]丁以升. 道家的 “法自然” 观及其影响[J]. 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1999，(5).

[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