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龙彬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2013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六大”)纪念馆建馆启动仪式。随之，关于六大的相关历史也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同时，与六大召开有密切关系的中国东北重镇——哈尔滨的这段“红色印记”亦重新得到重视。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六大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市郊举行。六大是在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共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是在国外举行的唯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保证参加六大的代表们的安全，中共中央委托中共哈尔滨县委在哈尔滨设立了秘密接待站。在接待站地下工作者机智勇敢的保护下，周恩来等40余名党员从满洲里出境，顺利到达莫斯科。同年10月，周恩来、罗章龙、王德三等人，又从绥芬河入境，在哈尔滨又得到秘密接待站地下工作者的保护顺利入关。哈尔滨这座较早接受马列主义熏陶的城市，在中共历史上留下了一道宝贵的“红色印记”。

一、选址莫斯科与“红色之路”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1927年，八七会议上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规定:“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在六个月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230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指出:“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决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初至三月半之间召集。”［1］3881928年1月18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八次会议决定，同年3月底召开六大。然而，2月13日，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出建议:六大于同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会后，一部分代表留下直接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之所以有这样的建议是由于:“当时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在国内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若稍有闪失，就有被敌人彻底破坏的危险。……同时，从当时的国际条件来看，在1928年春夏期间国际上将有几个重要会议，诸如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少年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等预定在莫斯科举行。”［2］共产国际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便于中共参加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一系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会议，便同意了中共的请求。共产国际要求瞿秋白、罗亦农、任弼时、周恩来、黄平立等人立即前往莫斯科;并要求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等人参加六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瞿秋白、周恩来先期赴苏负责筹备六大。

当时，从中国去莫斯科有几条线路:一是从上海乘船，经香港、新加坡，穿越苏伊士运河到达欧洲，然后转乘火车前往;二是从上海乘船，经日本长崎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然后转乘火车前往;三是穿越蒙古，经库伦(今乌兰巴托)前往;四是经甘肃、新疆前往。但是，这些路线都不如走中东铁路安全。中东铁路的两端满洲里和绥芬河都可以进入苏联，并与苏联的西伯利亚铁路相通。于是，中共中央经研究决定，参加六大的代表除一小部分由上海乘船经海参崴前往外，其余大部分由上海乘船至大连，走中东铁路到哈尔滨，再由哈尔滨经满洲里或绥芬河出境前往莫斯科。这也就是学界所说的“红色之路”。

当时整个东北的形势和哈尔滨的氛围也的确有利于六大代表安全过境并前往莫斯科。哈尔滨是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陆路窗口，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介绍到西方的重要驿站——马列主义最早是经哈尔滨传入中国的。中东铁路的建设孕育了东北地区早期产业工人以及无产阶级队伍。1905年哈尔滨就已有俄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的活动，1907年哈尔滨的中俄工人就隆重地纪念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传统说法认为，1920年的上海是最早纪念五一的中国城市)。也就是说，十月革命之前，马列主义在哈尔滨已经得到传播。而且，十月革命也直接影响到了哈尔滨——列宁曾致电哈尔滨工兵苏维埃，命其夺权;哈尔滨工兵苏维埃则以其言论和行动感召和鼓舞了当时的哈尔滨人民。1920年瞿秋白游历哈尔滨时，在这里“第一次听到国际歌”，“先得共产党的空气”。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周恩来等一批党的早期领导人也曾在哈尔滨领略过革命的氛围［3］。由于地理位置重要，国际联系广泛，中共和共产国际在中东铁路沿线曾设有交通站和情报站，当时中共还有在黑龙江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设想［4］。据统计，1928年6月28日至7月25日不到一个月间，哈尔滨海关就扣留了经由中东铁路传来的红色书籍8种、报纸57种、杂志27种，合计3157件［5］。六大代表邓颖超后来回忆说:“当时的形势，蒋介石占领南京以后，继续经山东夺取东北，咄咄逼进，使在华北、东北一带的奉系军阀和日军认为共产党失败了，主要对付国民党，对我们有所放松，这对我们来讲是有利的。”［6］

二、设立秘密接待站与成功护送代表

为了保证六大代表的安全，使会议准时在莫斯科召开，中共中央决定在哈尔滨设立秘密接待站，并与中共哈尔滨县委协商做好安排，又派出当时在中共中央妇委工作的瞿秋白夫人杨之华(携其幼女独伊)到哈尔滨协助完成护送六大代表的工作。

中共哈尔滨县委经研究决定，指派共青团哈尔滨县委书记李纪渊负责接待站的工作，阮节庵、沈光慈夫妇和小白参加接待工作。秘密接待站设在哈尔滨道里区外国四道街14号，这是阮节庵、沈光慈夫妇的住处，曾为党的秘密机关所在地(现在哈尔滨市道里区红专街上的哈尔滨画院，就是当年护送六大代表的秘密接待站旧址)。

出席六大的代表，大部分于1928年4月下旬到5月上中旬开始启程。他们在上海集合后，由中共中央安排乘船前往大连或者海参崴。因为当时大连已被日本人占领，所以去大连的代表多数乘日本轮船。他们经中东铁路到达哈尔滨后，在一个指定的招待所住下来。和他们联系的苏联同志告诉了他们出境的联络暗号，并给了他们一张美钞，让他们记住上面的号码——这张美钞实际上是一张苏联境内的“通行证”。邓颖超后来回忆说:“我们从上海出发到达哈尔滨，一路上的险境，由于恩来同志……泰然无事的对付敌人的盘问，终于脱险了。可是，我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我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同志……经过同他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6］

六大代表唐韵超后来回忆:我们从沈阳乘火车到哈尔滨。临走时，中共满洲省委交给我一个火柴盒，里面装有2l根火柴，让我下车后到哈尔滨道里区俄国大街一个马车店接头。到达哈尔滨后，我与先期到达的张国焘、罗章龙、夏曦等人接上了头。张国焘对我说:因南方代表语言容易暴露，你们满洲省委的代表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把你们分到各组，护送南方代表过境。第一次护送的是广东代表团。从哈尔滨到满洲里，一路上他们几人尽量不说话，一切由我出面。上车前，接待站发给每个代表一个过境的号码牌，下车后，根据手中的号码牌，寻找相应的马车。如果一致，就把手中的号码牌交给苏联马车夫，不必说话，点点头即可上车。此后，我又护送云南、贵州和江西的代表过了境。最后护送张国焘、罗章龙、张昆弟等中央代表，并一同过境［7］。

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和检查，代表们住的地方也不固定，有时在道里，有时在道外;有时住旅馆，有时住同志家。对于男性代表，杨之华往往与其以“夫妻”名义组成“家庭”掩护。杨之华后来回忆:当时，女儿独伊只有6岁，但很懂事，杨之华教她，如果有人问这人是谁，就说是“爸爸”。当完成任务后，小独伊曾奇怪地问:妈妈，我怎么这么多爸爸［8］?

六大结束后，中央又派龚饮冰等在哈尔滨设立交通站以便代表返回国内各地。龚饮冰回忆说:周恩来等代表路经哈尔滨时，决定暂住几天，进行休整和烘干文件。当时，周恩来住在南开同学吴玉如家里;罗章龙被安排住在第三中学图画教师韩乐然的宿舍里;王德三是云南人，与楚图南是同乡，便投奔楚图南。几天后，他们离开哈尔滨去上海［4］。据载，六大闭幕后有许多代表路过哈尔滨，其中罗章龙、王德三等到哈尔滨后，曾在韩乐然的住处向教员支部传达六大精神［9］;而应代表们的要求，楚图南汇报了国内特别是上海文化界和文艺界的情况并重点谈及了鲁迅先生［10］。

三、重大的历史意义与宝贵的精神遗产

2013年3月23日，在出席六大纪念馆建馆启动仪式上，习近平表示:“85年前，在中国人民饱受磨难的时候，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关头，来自中国各地的140多名中共代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在俄罗斯人民和国际组织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险阻，远涉万里来到莫斯科，召开了中共六大。中共六大在党的建设和发展、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征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六大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也给黑龙江及哈尔滨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六大带给哈尔滨的“红色印记”可谓当今黑龙江挖掘历史遗产，打造文化大省，发展红色旅游的一笔宝贵财富。

2006年8月，在满洲里市召开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第十次学术研讨会暨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大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探讨1927年至1937年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特别是围绕共产国际与六大的关系及中共满洲里国际交通线的建立、发展与护送六大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会议等内容进行研讨。2008年7月，在绥芬河市召开了“纪念中共六大召开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者一致认为:黑龙江省作为许多六大代表的“红色通道”，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是有中共党员活动和建立党组织较早的省份。对这一重要的“共产国际红色通道”开展研讨，对于黑龙江省历史文化资源，特别是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保护与利用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

在满洲里和绥芬河召开的关于六大的研讨会，涉及了“红色之路”上的两个重要出入境地点，但哈尔滨作为这条“红色之路”上的枢纽，历史地位显然更为重要。应该把哈尔滨与满洲里、绥芬河三地有机结合起来，共同打造黑龙江的“红色之路”旅游资源，以凸显黑龙江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让更多的人了解黑龙江的光辉历程。

随着六大纪念馆在莫斯科的建设，不仅可以巩固中俄两国的历史纽带，而且会进一步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从而可以把哈尔滨、满洲里、绥芬河与莫斯科有机地联系起来，打通历史与现实的脉络，实现两国的共同繁荣。

［1］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2］ 沙健孙.中国共产党通史:第3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75.

［3］ 李述笑.论哈尔滨历史文化的共生性和多元化［C］//鲍海春，李宏图.建设现代文明城市的理论探索.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9.

［4］ 贲驰.再谈吴玉如——兼记周恩来同志在哈尔滨［J］.哈尔滨研究，1985，(4).

［5］ 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哈尔滨党史大事本末［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6.

［6］ 邓颖超.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N］.人民日报，1985-08-14(4).

［7］ 唐韵超.中共六大代表话当年［J］.刘影，整理.百年潮，2001，(6).

［8］ 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哈尔滨与红色之路［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273.

［9］ 唐宏经［C］//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等.辽宁党史人物传:第11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

［10］ 高龙彬.楚图南与哈尔滨［J］.黑龙江史志，20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