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 坤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哈尔滨150018)

关于哈尔滨城市纪元问题，即哈尔滨这座城市始建于何时的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起，学界与媒体曾组织过多次讨论，其说不一。按目前官方的说法，哈尔滨作为城市始于金代都城上京会宁府，这似乎已成定论。但是，这种说法是否科学，笔者认为还值得斟酌。下面，就这一问题分三部分谈一下个人的看法。

一、围绕哈尔滨城市纪元问题所展开的争论

哈尔滨这座城市始建于何时?这似乎本不是个问题，很多哈尔滨的普通市民都知道:哈尔滨原是个小渔村，19世纪末，由于中东铁路的修建，哈尔滨逐渐成为了城市。然而自1992年《新晚报》《东方晨报》发起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始，持续二十余年争论不休。而这场讨论持续时间之久、参与人员之众，似为其他城市所未见。

在争论中，除原有的“1898年中东铁路开工说”之外，又产生了大致四种观点，按年代排序就是:1097年“霭建”(阿勒锦)见于史籍记载说，1115年女真建国说，1761年清廷在哈尔滨村设置网场说，1905年滨江关道设治说。

“‘霭建’(阿勒锦)见于史籍记载说”的最初提出者为王禹浪先生，他在《哈尔滨城史纪元的初步研究》一文(《北方文物》1993年第3期)中指出:哈尔滨城市发展史应划分为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即古代城市兴起、形成阶段和近现代城市再复兴阶段。无论这两个阶段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差距(时间差和功能差)，它们都属于城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既然，哈尔滨这座城市最早曾经形成于古代社会发展阶段，那么，其城史纪元的起算时间就应该在古代历史中去寻找，而不该“舍远求近，本末倒置”，把距离我们最近的既看得到又摸得着的近现代城市再复兴的时间当做城史纪元。在该文中，王禹浪依据考古及文献资料提出，辽代“阿勒锦”的出现标志着哈尔滨城史纪元的开始。王禹浪后赴大连大学任教，他在《大连城史纪元的新思考》(《大连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一文中，将这种城史纪元的界定模式又套用于大连。这似乎会让在1998年已搞过建城百年庆典的大连(亦是因中东铁路的修建而兴起的城市)无所适从，处境尴尬。

李士良先生对王禹浪的观点做了进一步引申，他在《黑龙江日报》2003年10月8日撰文《大金国第一都的创建可定为哈尔滨城史纪元》，指出:“清代哈尔滨属阿勒楚喀城的一部分，归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管辖。作为这一地区最有显示建城意义的重大标志，当属公元1115年正月元日，完颜阿骨打建国定都于金代上京会宁府(今哈尔滨东南约25公里的阿城白城)。”因此主张将这一天定为哈尔滨城史纪元。董凤山、刘学颜《哈尔滨历史之源在金代》(《黑龙江日报》2007年8月6日)等文章都支持这一观点。在2009年初举行的哈尔滨市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市政协委员吴文夫与其他15名政协委员联名递交提案，认为哈尔滨的建城史应追溯到大金国在金上京建都的1115年。“哈尔滨建城800年”的说法由此而来。

“清廷在哈尔滨村设置网场说”的提出者是陈士平先生。他在《哈尔滨城史纪元应从1761年清廷设网场时开始》(《黑龙江日报》2003年11月26日)一文中指出:将哈尔滨城史纪元定为1097年或1905年失之过早或过晚，且以1905年为城史纪元，也显得历史积淀不够深厚;而沙俄出于侵略目的修建中东铁路的时间绝不能作为哈尔滨的城史纪元。因此他主张以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廷批准在哈尔滨村设置网场作为哈尔滨的城史纪元。

“滨江关道设治说”的最初提出者是柳成栋先生，他在《哈尔滨近代城市纪念日的权威日期是设治之日》(《黑龙江史志》1994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哈尔滨设治之日即哈尔滨诞生之时”，“中东铁路的修建，绝非只形成一个哈尔滨，随着中东铁路的建成和全线通车，中东铁路沿线形成了绥芬河、牡丹江……和满洲里等一系列的大小城镇。这些城镇最初均为中东铁路沿线的一个个车站，以后发展为设治局、县或者市。那么，能否都将中东铁路修建或通车之日定为这些城镇的纪念日呢?我看不能。”“中东路是沙俄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产物，哈尔滨近代城市纪念日绝不能定在与帝国主义侵略相关的耻辱之日。……不能认为侵略有功，甚至认为没有中东铁路就没有哈尔滨。”因此，他主张以清政府批准设立滨江关道的1905年作为哈尔滨的城市纪元。后来，李兴盛先生发表《哈尔滨何时诞生——关于以2005年10月31日作为哈尔滨建城百周年庆典的建议》(《黑龙江日报》2002年6月26日)，支持这一观点。同年8月，李兴盛又以黑龙江省文史馆馆员的身份，向时任省长张左己提交了题目相同的报告。

二、论“1898年中东铁路开工说”科学合理

在以上四种新观点之外，继续坚持“1898年中东铁路开工说”的学者也不乏其人，尽管这种坚持在一些人眼里有“奴化、卖国”之嫌。其代表性学者是纪凤辉先生和段光达先生。

纪凤辉在《哈尔滨地名由来与哈尔滨城史纪元》(《学习与探索》1993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哈尔滨城史纪元有别于哈尔滨地方社会发展史，也有别于哈尔滨城市沿革史，城史纪元仅仅是指城市本身的开端和起点。确定城市起点，首先要明确城市概念。据《辞源》的说法，城市是指“‘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的地方。’‘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规模大于乡村和集镇的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聚落，是一定地域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根据这一标准，1898年之前，今哈尔滨市区范围内并不具备城市的基本要素。纪凤辉在文中根据档案史料考证，清代哈尔滨的范围大致在北起松花江中心航线，西至正阳河下口，东至马家沟河下口，南达田家烧锅这一三角地带。当时的傅家店、秦家岗、田家烧锅都还只是自然状态的村落。因此，他主张1898年中东铁路的修筑应为哈尔滨近代城市建设的起点。

段光达在《关于哈尔滨城史纪元的几个问题》一文(《学术交流》1994年第2期)中认为:城市和乡村作为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人类聚落形态，存在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决定了城市历史与乡村历史不能混为一谈。城史纪元作为城市历史的起点应当准确地反映出城市与乡村的“临界点”。“因此，提出以1898年作为城史纪元是对哈尔滨这座城市作性质的认定，若以1903年或以1905年作为城史纪元则只能是对其城市发展程度的认同。”

两位学者在坚持旧有的“1898年中东铁路开工说”观点的基础上，对其他几种观点的不合理性一一予以应答。二人的观点笔者基本赞同，略有修饰的意见是，“城史纪元”这一概念改用“城市纪元”似乎更为妥当。“城史纪元”强调的是“史”的纪元，容易导向前溯思维，“‘霭建’(阿勒锦)见于史籍记载说”“女真建国说”的提出与此不无关系;“城市纪元”则强调的是“城”，就是指“城”的起点、开端，指向更为明确。

在哈尔滨的历史上，以1898年作为哈尔滨城市纪元已举行过两次庆典活动，一次是1923年由东省铁路管理局董事会举办的“庆祝哈尔滨诞生25周年”纪念活动，另一次是1948年由哈尔滨市民主政府召开的“哈尔滨建设50周年”纪念会。而“文革”之后才出现了“帝俄公开宣称‘1898年6月9日是哈尔滨诞生之日’”这样带有民族激愤口吻的论调。

又，笔者注意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办期间，东方电视台曾邀请著名历史地理学者、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先生与另一位城市文化学者做客，讨论上海、深圳的城史。他们明确指出，虽然上海设治于宋代，深圳作为镇也有上千年的历史，但是说到城市纪元，上海就是始于1843年开埠，深圳就是始于1979年建立经济特区。这一讨论对于哈尔滨城市纪元的界定可谓有力的旁证。

因此，笔者认为“1898年中东铁路开工说”科学合理，毫无推翻的必要。如果说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有意义的话，那就是让事实更为清晰，使哈尔滨人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

三、如何认识哈尔滨作为城市的建立与发展

平心而论，王禹浪等学者在哈尔滨城市纪元问题上的认识之所以不够客观，不是知识上的欠缺，而是思想认识上的偏颇——无非是要刻意回避中东铁路与哈尔滨城市建立之间这种带有政治色彩的关系。

笔者以为，如何认识哈尔滨作为城市的建立与发展，与如何认识中国近代史是一个相近似的问题。过去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人面对西方，总是以一种阴谋论、怀疑论的眼光进行打量。清末民初之际，一个充满悲情的历史建构悄然出现;新中国建立前夕，胡绳出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终于将一个悲情叙事构架完全定型，百年耻辱——成为对中国近代史的权威的、不容置疑的解读。这种贴标签的历史叙述和必须坚持的政治立场，难免使我们在面对史实和历史的细节时感到迷茫。譬如众所周知的1929年发生的“中东路事件”，明明是苏联入侵我国东北，而我们党却号召党员、民众行动起来，“武装保卫苏联”。回到哈尔滨作为城市的建立与发展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感受到并享有着哈尔滨城市的美丽，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丰富;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地痛斥……没有中东铁路真的会有哈尔滨这座近代国际名城吗?历史需要真实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