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晓静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解域”之情:吴趼人写情小说再阐释

罗晓静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在吴趼人的三部写情小说《恨海》《劫余灰》和《情变》中,“情”乃至“写情”本身成为或显或潜的“解域”乃至“生成”的力量。这不仅使得作者违背初衷,突破晚清新小说“辖域化”和“再辖域化”的宏大叙事格局,而且生动塑造张棣华、朱婉贞和寇阿南这类经由“游牧”和“生成”而出的“女性少数”。她们以不由自主、难以抑制、出自本真的人之至情,消解或弱化了“男性多数”的主导及其同一性逻辑,为清末民初写情小说人物的多样性和情致的差异性,提供了新的生成途径和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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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小说中,自名为“写情”者,始自吴趼人。近年来对于吴趼人写情小说的研究,主要围绕“情论”“道德”“矛盾”等关键词展开,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情”本身赋予小说的丰富性和超越性。在笔者看来,《恨海》《劫余灰》和《情变》这三部写情小说,虽以或浓或淡的政治诉求为其底色,规范的承诺隐含于其中;然而在所有规范中高于一切规范的,则是“解域”之情。这种“解域”之情导致了作者意图与作品实际的悖论,在解码之流所创造的不可遏止的冲动和渴望之中,保留了不同思考活动的空间,逸出同一性逻辑的认知范式,实现了真实“女性少数”的生成。

一、“解域”:情的自觉与突围

晚清新小说中,写情小说最初处于备受冷落的境地。阿英《晚清小说史》指出:作家以小说为武器,或反映政治社会情况,抨击政府和社会恶现象;或提倡维新爱国,从事新思想新学识灌输的启蒙运动;因而“两性私生活描写的小说,在此时期不为社会所重,甚至出版商人,也不肯印行”[1]。从《新小说》杂志刊登小说的类别和数量可以看出这种趋势:《新小说》刊行之始即设立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冒险小说等栏目,直到第七号才登载第一篇写情小说《新聊斋》,终其卷所刊登的写情小说只有三篇,另两篇是《电术奇谈》和《神女再世奇缘》。这三篇写情小说几乎无人关注,与《新小说》上其他小说风行一时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这正是“解辖域化”语境中产生的新小说迅速被“再辖域化”的结果。

“辖域化”这个术语源自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受其启发,提出了与“辖域化”相对立的“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概念,并用于分析国家和社会现象。德勒兹所说的“辖域化”是社会和国家对解码流进行拦截和编码,“解辖域化”是对被社会和国家所编码的流的解码和解放,“再辖域化”则是国家和社会对解码流进行重新编码。但“再辖域化”不是指重返原初的辖域,而是指解辖域化了的因素在新集合体的构建或旧集合体的改进过程中以各种方式重新结合进入一种新关系中[2]。

晚清新小说是“小说界革命”的文学实绩,它从一开始就调动了解域的力量向传统宣战。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层面必须改变,他们希图借助文学尤其是小说来实现民族振兴和民众改造的政治理想。他们不仅推崇小说对于“群治”的重要性,而且破天荒地将小说列为“文学之最上乘”。这不仅转变了旧有的小说观念,启发人们用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目光重新审视小说乃至整个文学,促进文学观念的开放和进化;而且在创作实践中为小说开辟了全新的途径,使其发生了与中国古代小说完全不同的质的变化。

然而,“再辖域化”的发生几乎是同步的。晚清新小说由“群治”催生,其“再辖域化”亦发生在小说与政治的紧密结合中。小说必须成为现代社会的治“群”之具,这就决定了新小说界对“情”的态度和写情小说的命运。他们提倡和认可爱国之情、英雄之情,贬抑和抵制男女之情、香艳之情。写情小说被视为洪水猛兽,它会使天下男子“父命可以或梗矣”,女子“贞操可以立破矣”,闺女“变名为荡妇矣”[3],以至于最终败坏风俗、危害青年。写情小说要想得到认可,必须合乎“改良群治”的目的论,自觉栖身于强大的社会服从之下。如新庵向读者推荐《恨海》时就说:“予愿善读书者,其各以早婚为戒,而毋再蹈此覆辙焉。然则此文也,岂得仅以写情小说目之哉!”[4]

《恨海》是吴趼人创作的第一部写情小说。吴趼人先是在《〈月月小说〉序》中提出“艳情小说”一词并表达其小说观念:“亦必轨于正道,乃入选焉(后之投稿本社者,其注意之)。庶几借小说之趣味之感情,为德育之一助云尔。”[5]紧接着他创作《恨海》,在开篇专门写了一段文字为写情小说正名:

要知俗人说的情,单知道儿女私情是情;我说那与生俱来的情,是说先天种在心里,将来长大,没有一处用不着这个“情”字,但看他如何施展罢了。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至于那儿女之情,只可叫做痴。更有那不必用情,不应用情,他却浪用其情的,那个只可叫做魔。……并且有许多写情小说,竟然不是写情,是在那里写魔,写了魔还要说是写情,真是笔端罪过。[6]

吴趼人将“情”与“痴”“魔”区分开来,界定“写情小说”非“写痴小说”或“写魔小说”,并表明自己“断不犯这写魔的罪过”。这一番正名之语使“情”的重要性和正当性肃然呈现,为晚清写情小说开辟了合法化存在的路径。

“辖域化”与“解辖域化”不但对立而且相互贯通:辖域化中必然包含解辖域化的因子,“再辖域化”也不过是解域之流中的一个段落,解码的力量似乎从来就没有缺失过。吴趼人及晚清写情小说的作者们主观上试图将男女之情引入宏大叙事,赋予其家国意义和群体价值,但作品本身并未循着此路前进。事实上,小说的具体描述与创作意图互相抵牾,反而恪守于儿女之情的一方小小天地之中。《恨海》强调以庚子事变为历史背景,但这一事件并没有激发男女主人公忠孝君亲、建功立业,反而成为导致他们爱情悲剧的直接原因。读者所关注的,并非历史的风云变幻,而是一双小儿女的悲欢离合之情。《恨海》初意绝不写魔,最终仍然是写魔、写痴的局面。《劫余灰》里的情之劫运,衬着华人被贩卖到外洋当猪仔的血泪生活;然而落在读者眼里就只有男女之私,不见社会生活了。《情变》以白莲教的故事开篇,辅以秦谦灾荒年月救济乡民的义举;但整篇小说发展下去,分明只是一段曲折离奇的故事,一曲婚姻难自由的悲歌。

因此,文学在很多时候是无法被规约的。从吴趼人乃至整个晚清写情小说的创作实情以及读者反应来看,写情小说突破种种“辖域化”和“再辖域化”的力量,获得意想不到的强大生命力。晚清新小说虽是政治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等占了主角,但正如龚自珍所言:“情之为物”,“除之不尽”[7]。写情小说依然不绝如缕、风靡于世,上承才子佳人小说之绪,下开鸳鸯蝴蝶小说之端。写情小说广受读者喜爱,即便是批判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如觚庵指出:“然今日读小说者,喜军事小说,远不如喜言情小说,社会趋向,于此可见。”[8]

二、“游牧”:个人情爱的逸出

解域之途如何获得呢?根据德勒兹的思想,他认为“可以把游牧民称作被解域者”,“对游牧民来说,正是解域构成了与大地的关系”。游牧民的空间“是局部确定的,而不是受限制的”;他们“让绝对的东西在特殊的地方出现”[9]。游牧民地理和心理的双重被解域,意味着对固有思维模式和价值理念的摆脱,从而出现自己的更新、演变以求得最适当的生存形式。吴趼人三部写情小说的女主人公都是在“游牧”之中成为被解域者,释放着大量逃逸的解码之流。纵然作者总给作品贴上传统伦理观念的标签,但其笔致往往不自觉地滑向反面,揭示出不由自主、难以抑制的出自本真的人之至情。

《恨海》主要写离乱之中的儿女之情。广东京官陈戟临与租房同住的王家、张家定了姻亲,大儿子伯和聘定张棣华,小儿子仲蔼聘定王娟娟。如果不是因为逃难,两对小儿女的情感、人生会按照标准公式往下发展。但由于庚子事变,家眷们纷纷出京南下。棣华的父亲先前已经去上海了,所以伯和护送棣华母女南下。当此乱离之际,未婚回避的仪文规范也无法讲求了。正是在逃难过程中,被塑造成合乎传统贞节烈妇形象的棣华,开始表现出对“情”的不可遏制的渴望。伯和着凉发烧病未痊愈仍到屋外打盹儿,棣华心里充满了怜爱之情——“欲待叫时,又羞于出口,欲待不叫,于心又不忍”,便示意母亲将伯和叫进来睡。当她看见伯和的被子翻在一边,便“轻轻下了地,悄悄地走过来,轻抒玉手,把夹被窝一拉,代他盖了”。这番关切之意照应之举,实是情动于衷、不可抑制。后来棣华用了伯和的被褥,不觉浮想联翩,把一切愁苦都暂时丢开,只想着将来成礼之后如何恩爱相敬。想起伯和在身边时那般体贴温存:“想到得意之处,转觉得心痒难挠起来,遂不觉酣然睡去。”逃难这一特殊的生存状态,使得男女主人公欲坚守封建礼教而不得。虽然仍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但棣华内心的悸动、缠绵和喜悦跃然纸上,这实为情的自觉、人的本能。最后当棣华捐弃一切羞怯嫌疑,为伯和侍奉汤药、软语温存之际,才使得伯和从内心深处感到了后悔和负疚。正是情之觉醒,唤醒了伯和久已失落的人性。作者主观上对男女之情的诋毁,已在具体描述中变成了对“痴”与“魔”的赞颂。

《劫余灰》主要刻画历经劫难的痴情女子朱婉贞。朱婉贞在未婚夫失踪后,自己也经历了三次生死劫难。她先是被亲叔叔卖给妓院老鸨。百般运计逃脱后,回家途中又沉船落水,巧遇救援重生却被逼做姨太太。婉贞每次遇难都抵死保住贞操,作者有意将朱婉贞塑造成一个受人钦佩和瞻仰的奇节女子。但这位“奇节佳人”自有一番与众不同。因为从小读书识字,婉贞借着教老鸨媳妇识字的机会写成血书诉状,并幸遇知县接了诉状将其解救出来。婉贞因为幼年丧母保留一双大脚,凭借这双天足,她才能把那口薄棺材一脚踢破而获得重生。她在尼姑庵禅房听到未婚夫的名字,“暗自喜慰”,“一骨碌爬起来坐着”,“两颊绯红”。这番情态正合小说中妙悟法师解说“情”字之意——“先天一点不泯之灵,谓之情。此乃飞潜动植一切众生所共有之物。有之则生,无之则死”。婉贞回家后表叔来报告消息,她是未出阁的女子本不能与一般男性见面,但“婉贞自从经过几番磨折之后,那儿女子之态,已经一律捐除,便出来叩见六皆”。这句看似不经意的闲笔却传达了另一番用意,经历无数劫难的婉贞已经不同于囿于家中的传统女性,她的性情中有了更多自由、自立、自主的元素。

小说对朱婉贞如何与老鸨周旋的叙述尤为生动。她激烈反抗无果,便立定自尽的念头,主动向监视自己的阿凤打探情由,弄明白了前因后果。阿凤百般劝她顺从,不仅避免白白吃苦,日后也可另有生存之道。写到此处,作者忍不住现身表达自己塑造人物的独特性。其他小说如果要写三贞九烈的女子,少不得会说她听了这些话之后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凛乎其不可接近。这部作品里的婉贞却犹如没有听见一般,直听到“自己打主意”一句则暗暗点头、默想无语。但婉贞想来想去没有别的主意好打,只有寻死一条路可走。她半夜投缳自尽,被救之后又是一番折磨。她从阿凤的谩骂中无意想到一个脱身主意,便假意屈从、百般运计。她与阿三姐、阿凤周旋,阿三姐问她是不是琴棋书画都懂。婉贞答道:“我长了十六岁,读了十七年书,怎的不懂?”阿凤嘲笑她连撒谎也不会,她回答:“我在娘胎里,先读了一年,才出世的,怎么不是十七年?”这番话说得阿三姐、阿凤都笑了。小说眉批说道:“凡小说家之写女子患难时,全贞操矢节烈者,莫不出以愁惨凄凉之笔,或激昂慷慨之文。此乃独以诙谐谈笑出之,真是别有蹊径。”因为身处特殊的境遇,朱婉贞无法保持书香门第之女的端庄凝重,已然脱离了普通贞烈女子的刻板印象,凭借自己的机警、智慧在困厄之中主动把握自己的命运。

如果说《恨海》《劫余灰》中的女主人公还是被动的游牧者,那么《情变》中的寇阿南则是主动地游牧与逃逸。阿南的父母都是习武之人,他们以行走江湖卖技为生,在途中生下女儿阿南。阿男小时读书、长大习武,后又随父母出门行走天下。这样的家世和经历,让阿南身上少了闺阁之秀的礼仪行止,更多具备江湖儿女的胆识气概。所以,阿南主动向青梅竹马长大的秦白凤表明爱慕之心,又凭借自己的一身武艺半夜闯进秦家和白凤私定终身并夜夜相会。两人的私情被双方父母反对阻挠,阿南便挟走情郎私逃做起恩爱夫妻。两人盘缠用尽之时,阿南摆场子卖艺筹得旅费。可惜阿男最后被狂怒的父亲捉走,一对小儿女生生被拆散,并分别被婚配给他人。小说是未完之作,从回目中的“变故”“殉情”来看,阿男与白凤最终都为情而亡。寇阿男以行走江湖的游牧民身份,形成独特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她游走在正统话语和教条之外,其我行我素的行为中体现出来的自主性无疑是熠熠生辉的。

在一个特定区域内辖域力量都或显或隐地存在,它像一种无边无际的网,成为固定的思维习惯的模式。边界的突破,也许才意味着逃逸的真正开始和实现。吴趼人写情小说的女主人公都从特定区域的限制中跳脱出来,她们或者被命运抛入颠沛流离的苦楚之中,或者主动选择逃跑的情爱之途,从而使得集体规则的过度编码无法进行。

三、“生成”:女性少数的凸显

“生成”是德勒兹著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德勒兹看来,生成总是生成少数,没有多数的生成。德勒兹指出:“我们所说的多数,指的不是相对的大量,而是指对一个状态或标准的判定……多数意味着一种主导状态……宇宙中的多数是假定被事先给予了人的权利和权力的。在这个意义上,妇女、儿童,还有动物、植物和分子,都是少数的。也许正是与人的标准相关的女人的特殊处境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生成物,由于是少数的,所以总要经过一个生成女人的过程。……在生成过程中,人被解域。”[10]德勒兹“生成理论”的主旨,是反对和解构传统的宏观政治、逻各斯中心主义,主张偏离了支配性社会符码或规范的“少数”之生成。吴趼人三篇写情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代表的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少数”,她们的“生成”就是这种意义上的“生成少数”。

一方面,吴趼人写情小说中居于“多数”地位的男性或被消解或弱化,实现了对“多数”的解构。《恨海》对陈家两兄弟的处理颇有意味。哥哥陈伯和肩负护送棣华母女的重任,但在混乱之中被冲散,棣华只能独自照顾母亲逃难谋生。伯和在流浪过程中发了一笔横财,结识一群狐朋狗友,染上嫖妓、吸鸦片的恶习。他后来被棣华父女所救,却是积习难改,贫病交迫死去。男性的主导地位不仅不复存在,甚至成为需要被女性解救的对象。弟弟陈仲霭则是按照封建伦理标准塑造的理想男性。他先是谨遵孝道坚持在家侍奉父母,父母被害之后他辗转到了陕西,逐渐立稳前程后又将父母灵柩送回原籍。他因为与王娟娟的婚姻之约数年来守身如玉,被朋友邀到妓馆吃酒消遣也毫无情绪。他没想到竟在这里遇见已沦为妓女的娟娟,遂至万念俱灰披发入山不知所终。仲霭是一个忠孝节义大全的有情之人,但作者并未将符合“情”之标准的仲霭作为主线叙述,只在部分章节对其遭际作了简单交代,始终将主要笔墨放在名为守节守礼实则专注于“痴”的棣华身上。

《劫余灰》和《情变》中的男主人公也只起陪衬或烘托作用。《劫余灰》中的陈耕伯只在开头和结尾出现。他参加科举考试后就失踪了。最后一回才交代:他被拐卖当了猪仔,后逃到新加坡安身立命,二十年后携妻子儿女回乡,并与朱婉贞喜庆团圆。陈耕伯的经历完全另是一段演义,但作者在主体叙述中偏偏不着笔墨,只关注女主人公婉贞的情之劫运。《情变》中的男主人公秦白凤在阿南的映照下黯然失色,他虽然真心喜欢阿南,但在这场爱情历险中完全是被动、软弱甚至动摇的。德里达描述过“解构”的主要策略: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命题中,一个单项在价值、逻辑等方面统治着另一个单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解构便是在一特定时机把它的等级秩序颠倒过来。因此,居于主导地位、代表主流话语的男性多数被解构,曾经被统治的女性少数才能够生成。

另一方面,吴趼人写情小说中“生成少数”的女性成为新标准的创造物。三位女主人公与目不识丁、三寸金莲的传统女性形象迥然相异。棣华是经商人家的女儿,从小读书识字。婉贞是书生学士之后,不仅识字而且保留一双天足。阿南生长在乡下江湖之中,识字习武,更少了诸多约束。三位女性的成长环境一个比一个宽松,因而具备了解域的条件,为个性人物提供了新的规则和场域。

《恨海》第一回讲到棣华订婚搬家之后不再读书,“慢慢便把读过的《女诫》《女孝经》都丢荒了,只记得个大意,把词句都忘了”。小说眉批写道“只要如此”。的确,只要如此,才有了日后棣华的种种情思。棣华与伯和在逃难途中恪守礼教、处处避嫌,结果是二人被冲散,棣华追悔莫及。当棣华在上海找到染上恶习流落街头的伯和时,更是把一切归罪于自己过于避嫌、守礼。伯和病入膏肓之际,棣华干脆放下礼教尽妻子的职分照顾他。棣华的举动显然是不合礼仪的,旁人都窃窃私议。小说眉批说道:“此冒不韪而行我志者,是以难也。”棣华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贞节烈妇,她将自己与伯和爱情悲剧的原因归为“男女之大防”“男女授受不亲”那一套迂腐、刻板的封建礼教。所以,棣华在伯和去世之后出家为尼,宁负对父母不孝之罪,也多是因为对伯和一腔深情难以忘怀。

婉贞幼年丧母,父亲又是一个脾气古怪的人。父亲的古怪自然也是由于其行为与封建伦理的那一套规则格格不入。这就让婉贞具有了与普通女子不一样的性格特质。她订婚之时姊妹们来道喜看热闹,“喜得婉贞生得落落大方,虽不便公然出来料理各事,却也没有那一种小家女子,佯羞做涩的样子”。父亲把聘礼交给女儿收管的时候则说:“这个虽不是你的事,然而你没有娘了,除你自己之外,更无人收管,我是不惯这等琐事的。你从小读书明理,这婚嫁大事,总要办的,谅来也不学那种羞涩之态,好好收存着罢。”因此,在笔者看来,后来婉贞在劫难之中的种种所谓烈女行为,与其说是出于对贞节观念的尊奉,倒不如说是女性对自我人格的守护。婉贞即便没有定亲,难道在被卖给老鸨和被逼做姨太太的时候就会屈从吗?婉贞最后主动要求奔丧守节,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爱情所驱使,倒不可全然视之为对贞烈教条的盲从。

《情变》中的阿南则因为特殊境遇从正统话语的教条中挣脱出来,超出传统社会普遍认可的理性范围,给人一种离经叛道的震惊效果。阿南与白凤原本两情相悦,但由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能得偿所愿,作品中积聚了更多反抗的力量。因为作者在楔子中说要勘破情关悟道,加之给两人安排了悲惨结局,以往论者将作品主题阐释为对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批判,但笔者的阅读感受恰恰相反。我们不以成败论人,自然也不能以成败来论情。作者在文中对处处占据主动、顽皮恣肆的阿南并无多少微词,反而给予很多赞美。相较于棣华和婉贞的细腻婉转,阿男这一形象更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她将礼教完全抛诸脑后,胆大心细,爱其所爱,痴情无限。阿南以“情”的本真表达取代传统的贞节或忠孝之德,对“多数”的权威道德法则构成挑战。此外,小说中白凤由长辈做主娶了端庄明媚的何彩鸾,这位新娘子却在成亲六个月之时就生下孩子,留下一个关于所谓贞操的大大疑问。邪亦如此、正亦如此,阿南和彩鸾一邪一正两个女性人物,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冲击力和破坏力都是不言而喻的。

正如许多学者所说,晚清作家也许的确想要“叙述国事”,但他们实际在作品中所写的却远非“叙述国事”一句话可以囊括。纵使主流理论界畅言小说“改良群治”和“新民”的宣导功能,但吴趼人这样的写情小说家无法克制逾越体制的冲动。他们从政治叙事进入世俗表达的层面,体现着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差别。由于审美语境、审美活动中对世界的经验性描述,并不强迫我们采取任何特定的道德评价和道德原则,也不限制我们可能的价值选择范围;因此,感性的、审美的“少数”从庞大的、以理性为取向的“多数”中突围出来。而这,恰恰构成吴趼人乃至整个晚清写情小说中最激情、最富个人性的一部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中国文化传播的类型、模式和机制研究”[13BZW142]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文学传播的方式与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阿英:《晚清小说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5页。

[2]程党根:《游牧思想与游牧政治试验——德勒兹后现代哲学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37页。

[3]松岑:《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1～172页。

[4]新庵:《〈恨海〉》,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3页。

[5]吴沃尧:《〈月月小说〉序》,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88页。

[6]吴趼人:《恨海》,《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六》,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249～250页。

[7]龚自珍:《长短言自序》,《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第232页。

[8]觚庵:《觚庵漫笔》,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69页。

[9]陈永国编译:《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17～318页。

[10]陈永国编译:《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费力克斯·瓜塔里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