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飞，梁 帅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哲学部，安徽合肥230026)

大科学时代，科学与社会复杂的相互作用导致科学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科学化同步加速，并呈现出全面深化的态势。20世纪以后，随着科学家队伍的迅速扩大，科学活动已经由少数社会精英的兴趣爱好转变为千百万人谋生的职业，这就几乎必然地导致了科学家之间对各种科研资源的竞争，加上科学活动与科学家个人利益的直接挂钩等等，在这种利益驱动的文化氛围下，各种违背科学规范的不轨行为时有发生，其中最为恶劣的当属形形色色的科学造假事件。深入分析此类科学造假事件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对于从外部环境的角度防范此类事件的发生，进一步揭示科学的运行机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大科学时代科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及负面影响

早在1963年，著名科学社会学家普赖斯(Derek John de Solla Price，1922－1983)就以其《小科学大科学》［1］一书，系统揭示了现代科研活动规模与日俱增的壮观景象。在大科学时代，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日益紧密，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基本特征有如下几点。

(一)科学对社会的渗透日益显著

在大科学时代，科学对社会的渗透无处不在，从“科学—技术一体化”到“科学—技术—经济一体化”再到“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的一体化”，社会的方方面面无不打上了科学的烙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科学的支配。科学技术成为解决经济社会众多难题的重要支撑，也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源泉。全社会对科学的期望日盛一日，“科学”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关键热词。在这种全社会对科学近乎宗教般狂热的迷恋和推崇之下，凡事一旦打上科学的标签，似乎就具有某种绝对的真理性。

(二)科学对社会的依赖越来越强

在大科学时代，科学对社会的依赖主要表现为科学家对科研设备以及资金的依赖。当今科学研究之昂贵有目共睹，除少数抽象思维的学科之外，绝大多数学科的科学家要想以科学为职业维持生存并获得成功，科研资金的支持就不可或缺，这就意味着科学家必须迎合社会需求，无论这种需求来自官方或是民间，科学家首先需要完成的，不是科学的自由探索，而是投资方的项目要求。科学家必须在一个个科研周期内不断以其成果作为获得资助的交换条件。于是，科学资助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利益色彩，受到社会的影响和干涉。典型的如，一个科研项目，从选题到论证再到最后的立项，都是由支持项目的投资方所最终决定，多数时候很难由科学机构或科学家来主导。这就意味着科学家在科研问题的选择以及成果产出的目标方面，都要受到社会因素的强大约束，原本极富自由探索色彩的科研活动，大多已变成注重短期实效的项目劳动，科学家在巨大的竞争和获得持续资助的压力之下，为使自己的发现更适合社会的需求，当研究进展又不尽如人意的时候，如果科研评价机制再缺乏必要的宽容和理性，科学造假就呼之欲出了。

(三)社会对科学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在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对社会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作用，全社会都越来越注重科学的实用价值，对科学成果的评判也主要以其现实价值来评价。加上科学活动在购置仪器、雇佣人员等大量开支方面对社会的依赖，使得科学家也必须拿出短期内就能说服社会的现实性成果来获得持续的资助。

然而，根据科学发展的规律，那种短期内能够化为实际效用的科学研究毕竟是少数。如此迫切的社会要求，一方面导致科学家难以保持科学活动的自主性，集中精力做研究;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另外一种领袖类型科学家群体的不断壮大，这个群体的特征就是，把持续不断获得研究经费作为主要事业，至于具体的研究则交给了身后的团队甚至研究生群体。诚然，在一些项目攻关型的科技活动中，此类模式具有团队合作的效率优越性，但在对自然奥秘和规律的终极探索中，此种研究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已背离了科学研究的自主性宗旨，让人感到的是某种玩世不恭的应对或利益至上的挣扎。

二 科学造假的主要社会文化动因释例

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科学造假也不例外。关于科学造假事件主体的内因分析，相关研究已较为充分。本文关注的重点是科学造假的外部文化诱因，即在大科学背景下，由于外部社会文化对科学活动的种种压力所导致的科学造假。不可否认，一切科学造假事件都不具备法律和道德的正当性，分析此类事件的社会文化动因，并非要为造假的当事人开脱，而是希望从更为理性客观的视角，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为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提供辩证的思路参考。

(一)国家利益的过分放大

一直以来，科学家都以科学无国界自许，但实际上，重大的科学发现都常常被按国别来划分，各国都对本国的科研成果非常关注。自二战以来，科学研究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关注的发展指标，科学研究常常与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密切相关，政府也把科学研究同国家利益紧密相连，这就必然要对科学研究的进程和方向产生重大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社会学家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1901－1971)一针见血地指出，“科学家即使过去曾经是一种自由自在的力量，现在却再也不是了。它现在几乎总是国家的、一家工业企业的或者一所大学之类直接间接依赖国家或企业的半独立的拿薪金的雇员。由于他需要维持生计，因而科学家真正的自由实际上仅限于支付薪金的人所容许的活动。”［2］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自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需求，往往就可能诱发个别科学家超越自身水平和能力的“临场发挥”。对此，在20世纪初英国发生的辟尔唐人古化石造假事件和法国N射线中就有深刻体现。

20世纪初的大英帝国正处于全盛时期，拥有众多的殖民地，这使得大英民族的自尊心空前高涨，相当一些英国人似乎天经地义地认为自己的国家不仅当时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过去更应该是世界文明的摇篮。因此，从科学上为这种国家荣誉做出证明就显得比任何时候都要紧迫和重要。然而，现实却不能尽如人意，英国一直没有发现任何早期人类活动的遗址，不管是骨骼化石、还是旧石器时代的洞穴绘画等等，而这些恰恰在德国和法国相继被发现，这就使得大英帝国的古人类学家们脸上无光，再加上1890年荷兰人类学家在印度尼西亚中部发现的“爪哇人”化石，以及1907年德国海德堡附近又发现的一块早期人类颌骨化石等等，似乎纷纷都在否定骄傲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历史优先地位，这不免使英国人已经膨胀的自尊心遭受严重的挫折和打击。当时，挟工业革命之余威，在科学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英国人普遍相信，人类的祖先也必然出自英国，他们对本国的古人类学家寄予了空前殷切的期望，希望他们能有所“发现”，给全英也给全世界一个满意的答案。在如此强烈的国家需求诱导下，一些“科学家”的虚荣心和自尊心也日渐膨胀，没过多久，一项惊人的“发现”就被一位职业律师——查尔斯·道森(Charles Dawson，1864－1916)做出，并于1912年12月在英国皇家地质学会的会议上，由阿瑟·史密斯·伍德沃德(Arthur Smith Woodward，1864－1944)和查尔斯·道森联合宣布，他们在英国萨塞克斯郡辟尔唐的一个沙砾坑中，发现了石器时代的人类下颚骨和一些头盖骨碎片，同时还有石制和骨制工具，他们将其命名为辟尔唐人(Piltdown man)。英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史前人化石;尤其神奇的是，这个化石恰恰又构成进化论生物学正在苦苦寻找的“缺失环节”。辟尔唐的“类人猿”化石瞬间成为轰动一时的科学发现。尽管从一开始辟尔唐人就让人感觉不对劲，因为它有着似乎是人的头盖骨和类似猿的下颚骨，绝不符合其他发现中所显示的人类进化模式，但英国媒体和公众却热切地欢迎它的到来，而且立刻就成为英国各大报刊的头条新闻，甚至著名的科学家和神学家泰依亚都为其写书助威［3］。可见，在巨大的国家利益面前，科学的真理性和客观性似乎更容易被遗忘。好在科学家中的绝大多数还是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1953年，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约瑟夫·悉尼·韦纳(Joseph Sydney Weiner，1915－1982)对辟尔唐人是否真的来自单一生物个体提出质疑，他以精细的化学检测结果显示，头盖骨和下颚骨并不属于同一生物体，甚至所有骨骼都是用化学物质做旧的现代骨骼。坑内的其他发现也很容易被证实是事先放入的——所谓的辟尔唐人完全就是一个骗局。过分放大的国家利益催生了辟尔唐人的轰动一时，但最终依然在科学家求真的探索中原形毕露。

类似的事情也曾出现在法国科学界。众所周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科学的发展史上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人类关于微观世界接连不断的新发现使人们相信，新的物理学时代正在来临。有趣的是，这些科学的新发现也有着泾渭分明的国界划分。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处于科学发展的鼎盛时期，逐步形成世界科学的活动中心，到20世纪初，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国家统一的德国，其科学的迅速发展大有取代法国，成为新的世界科学中心之势，有着强烈民族自尊心的法国为重振声威，比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重大的科学成果或重大的科学发现，尤其是在安东尼·亨利·贝克勒尔(Antoine Henri Becquerel，1852 －1908)和居里夫人(Marie Curie，1867－1934)发现放射性元素之后，更刺激了法国科学家继续做出新的科学发现的决心。在法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迎合国家需求和利益的氛围下，法国著名物理学家布隆德勒(Rene Prosper Blondlot，1849－1930)终于在1903年宣布“发现”了N射线，这让法国科学界兴奋不已。包括大数学家亨利·庞加莱(Jules Henri Poincaré，1854 －1912)、物理学家安东尼·亨利·贝克勒尔(Antoine Henri Becquerel，1852－1908)在内法国一流科学家们都纷纷发表意见，赞扬布隆德勒的“伟大”发现。［4］1904 年，法国科学院向布隆德勒颁发了高达5万法郎的孔特奖金，此时甚至连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1859—1906)也被这一大奖遗忘［5］。由于著名科学家的赞扬和法国科学院的支持，N射线的研究风靡一时。据统计，1903年上半年法国科学院院刊只登载了4篇有关N射线的论文，到了1904年上半年，这方面的论文迅速上升达到54篇，甚至还发生了优先权之争［6］。美国西北大学克洛茨(Irving.M.Klotz，1916－2005)教授曾经说:“布隆德勒的发现在科学界的许多部分都激起了一阵狂热的反应。”［7］但是仅仅一年之后，N射线的狂热浪潮就突然平息，因为人们发现N射线纯属虚构。作为N射线的揭露者，伍德(Robert Williams Wood，1868－1955)在1904年9月29日出版的《自然》杂志第70期发表文章，他一针见血指出:“法国似乎存在着出现这种最难以捉摸的辐射形式所必需的显然特别重要的条件”，然后又以严谨的论证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N射线根本不存在，它完全是观察者主观上的一种幻觉［8］。此后，虽然大多数科学家对N射线立即失去了兴趣，但依旧有少数法国科学家不愿意放弃这一射线，还在继续支持布隆德勒，这或许与他们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对国家的忠诚之心有很大关系。与此同时，布隆德勒也竭力为自己辩护，说过去做过40个实验，只有伍德参观的这个是失败的，他还编写了一套详细的观察N射线的指南，说这与观察者眼睛的灵敏度相关，甚至后来又和人种联系在一起，说要看到N射线，除了具备科学素养外，还需要智力和感觉的灵敏性等等，严肃的科学最终演变成一场闹剧。当《科学评论》杂志邀请布隆德勒进行判决性实验的时候，心虚的布隆德勒声称，“N射线极为精致，不适于做这种实验。”［9］顽固的布隆德勒直到1919年还辩称自己“从未对他命名的N射线有丝毫怀疑，并且还将尽一切力量证明它们将被他从未停止的无数观察所确证”［10］，但几乎已经没有人相信他的话了，热闹一时的N射线就此寿终正寝。如果说布隆德勒是出于急于做出重大科学成就，与德国人一较高下的心理，才把自己的主观判断当作客观事实的话，那其他法国科学家出于简单的民族自豪感而团结在布隆德勒周围，为其摇旗呐喊的情景则再次提醒我们，在被过分放大的国家利益面前，即便是科学家也同样可能失去其科学的头脑。

众所周知，在科学无国界后面的一句话就是——科学家有祖国。有时候，在祖国需要新的科学发明创造的强大呼唤之下，如何继续保持科学的头脑，做出对得起祖国的贡献，不但需要坚韧不拔的努力和坚持，也存在某种创新活动的偶然性，任何纯粹因应时势的急就章，不但是肤浅的，而且造成的影响也是恶劣的和令人不齿的。

(二)科研投入回馈模式的过度紧迫

如前所述，在大科学时代，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科学发展的社会环境也发生重大变化。科学研究不再仅仅是科学家个人的兴趣爱好，而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科学家的科研活动与其个人利益密切相关，仅仅依靠家族资产或个人投入的科研时代早已过去，离开社会的持续资助，大规模科学研究几乎无法顺利展开。然而，来自社会的科研资助，相当大的比例都不可能是公益性或无私利性的，他们一般都具有强烈的目的性或项目规划性。这种投入回馈紧密关联的科研模式，无疑会受到注重实效的社会因素的强烈影响。为持续获得科研基金，科学家必须在短时期内有所收获，做出成果。但科学研究的艰难性和时间上的持续性，科学发现的偶然性和机遇性等特征，都使得按照默顿科学规范所描述的理想化的科学研究模式难以立足，为了能在注重实效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与发展，个别项目到期又无所收获的科学家，可能就会铤而走险，通过修改原始实验数据，或者筛选数据，只发表最佳数据而舍弃“不好看”的数据来支持其理论，使其理论更具说服力等等。甚至出现捏造实验结果和不同论文使用同一数据的科学造假现象，这在韩国黄禹锡(1952－)造假事件中表现得尤其充分。

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十分重视本国科技的发展，一心想跻身国际七大生命科技大国，尤其是在黄禹锡于1999年培育出全球首只克隆牛和2005年成功培育出全球第一只克隆狗之后，韩国政府希望他能继续做出新的发现。为全力支持他，韩国政府几乎有求必应，满足其科研上的一切要求，特别是在资金方面。据韩国科技部称，从1998年至2005年底，韩国政府共拨给黄禹锡研究组研究经费113亿韩元［11］，并允诺到2012年之前一共拨给他1.12亿美元的巨额研究经费［12］，韩国卫生和福利部也承诺为黄禹锡负责的世界干细胞银行(The World Stem Cell Hub)每年投入1 500万美金，给他的研究团队进行相关研究［13］。在如此强大的国家支持下，黄禹锡一心想通过做出世界第一的科学奇迹来报答政府的巨大投入。在巨大压力和急功近利的氛围中，他选择了自己并不十分熟悉的胚胎干细胞研究，因为此项研究在西方国家受到很多法律限制，这似乎又为在韩国创造全球第一的新发现奠定了基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心理暗示日益压迫，当预期的实验目标迟迟不能实现时，黄禹锡终于迈出了科学越轨的最后一步:他不仅在实验对象上造假，用受精卵细胞代替体细胞克隆细胞，而且还伪造实验数据以证明其的确做出了新的科学发现。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满足韩国政府对其巨额科研投入的产出需求了。这位一度曾被视为韩国民族英雄、距离诺贝尔奖仅一步之遥的韩国科学传奇人物，终于东窗事发，于2005年12月被揭发伪造多项研究成果，连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干细胞研究成果也属子虚乌有。他最终被判2年徒刑，缓刑3年。反思黄禹锡事件的教训，来自政府巨额科研投入的回报预期，韩国当局为黄禹锡发行邮票，将其推选为韩国“首席科学家”，名字出现在韩国中小学教材中等等，都构成了黄禹锡造假的社会文化诱发因素。一个如日中天冉冉升起的科学巨星，在政府持续重金的投入之下，若年复一年毫无成就，实在也是无颜见江东父老，此正所谓科学不能承受之重。我们或许应该有思想准备接受这样的残酷现实，有些探索性的科学研究，即便政府给予了巨额的资金人员投入，也未必能一如预期获得理想的科研成果，从制度上对科学探索的失败予以宽容和谅解，或许和对科学成就的奖励一样重要。

(三)公众和媒体对科学奇迹的急切需求

公众作为科学技术成果的实际受惠者，对科学上任何重大的发现都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在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重大科学成果历来都是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反观人类每一次重大的科技活动，无论是原子弹爆炸还是卫星上天，无不引发公众和媒体的热烈关注。人们总是在一睹科学壮观成就的同时，热切期待下一次奇迹的尽早出现。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关切压力之下，无论是公众、媒体抑或是科学家本身，都可能因此而误入歧途，这一社会文化动因在冷核聚变事件中就表现的格外显著。

1989年3月23日，美国犹他大学史坦利·庞斯(Stanley Pons，1943－)和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马丁·弗莱希曼(Martin Fleischmann，1927－2012)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宣称在实验室的小型装置上，用钯作阴极电解重水，实现了常温常压下的“冷核聚变”。此后，经媒体的宣传和炒作，加上冷核聚变对新能源的重大意义，全世界都为之轰动，甚至有媒体不惜以“出奇简单的实验制造出无穷尽的廉价能源——核聚变发现革命性的新能源”这样的标题来称赞这一成果［14］。记者招待会后，全世界的科学家纷纷开始了重复性的实验，甚至关于冷核聚变的国际会议也纷至沓来。然而，世界各地众多实验室始终没人能成功重复该实验的结果，当怀疑越来越多时，犹他大学以外的4名学者组成了评议小组，他们和美国能源部、能源顾问委员会组成的调查小组分别进行了监测和调查取证，最终证实这是一起科学造假行为。冷核聚变也因此而成为科学发展过程中操之过急并被媒体过度炒作的丑闻故事。

痛定思痛，不难发现，在这次造假事件中，作为社会文化重要代表的媒体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华尔街日报》，不仅在记者招待会的当天就匆忙发简讯为冷核聚变喝彩，而且第二天在头版头条又详细报道了招待会的情况，甚至在遇到对冷核聚变持怀疑立场并提出质疑的声音时，还发表社论高调捍卫:“具有卓越思想的人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并已经在思考未来，而站在一旁的其他人却仍旧在为前方的问题所困扰。”［15］最为离奇的事情是，专门跟踪报道这一事件的记者还因此而获得美国物理学会颁发的科学新闻奖。［16］由此可见，在整个事件中，庞斯和弗莱希曼不仅利用媒体进行抢先报道，让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公众对其期望满满，而且媒体也利用这一事件达到了抢新闻、哗众取宠的轰动效应，赚足了公众的眼球。在媒体的大肆宣传下，娱乐界甚至还以“冷核聚变”为题材拍了两部电影，利用“眼球效应”赚钱。无孔不入的江湖骗子也粉墨登场，以冷核聚变为原理迅速制造出“能量放大器”进行兜售和欺骗［17］。媒体在冷核聚变事件中的推波助澜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假的终归是假的，伪装总要被剥去，我们不禁要再次重温那句耳熟能详的老话——在科学研究的事业上，来不得半点虚假。

三 结束语:科学不能承受之重

综上所述，大科学时代科技与社会文化互动关系的复杂性空前加剧，默顿(Robert King Merton，1910－2003)对科学活动曾经期待的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以及合理质疑的基本规范也早已被当作一种理想而存入经典科学社会学档案，但我们依然可以以此作为科学规范的精神家园，还科学活动以其应有的目的和追求。那种过分强调利益或社会需求的所谓的科学研究，其本质早已被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分析充分揭露;从科学体制社会学视角，进一步分析导致科学造假的社会文化动因，有助于深入认识超量社会文化关注对科学活动的负面影响。毋庸讳言，在当今社会，随着科学社会化和社会科学化趋势的日益增强，作为一种社会职业，科学家也和其他从业者一样，面临着各种巨大的社会压力和诱惑:有着强烈国家意识的科学家，为了国家的利益和荣誉会努力做出新的发现;有着强烈竞争意识的科学家，为了持续获得科研资源和资金也会尽力做出新的成果或创造发明;有着迫切成功意识的科学家，为了满足公众和媒体的急切需要，有时可能也会尽快做出某些新的发现;然而，无论这种欲望多么强烈，来自社会与文化的需求多么迫切，科学研究终归有其本质属性，说到底，科学研究和众多其他形式的重复性社会劳动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是一项创造性的劳动，不但需要以追求真理为精神旨归，而且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并具有成功的偶然性。令人难以接受的残酷事实之一就是，相当一些长期付出艰苦努力的科学工作者，也未必能够获得满意的创造性成果为回报。如果说有什么安慰的话，那就是他们通过这样的劳动获得了相应的工作报酬。正因如此，种种不满足于这一残酷现实的从业者总想寻找成功的“捷径”——那些靠篡改数据、修改实验对象甚至捏造实验结果来换取“成功”的科学家最终总会自食苦果、声名狼藉。在充分谴责此类越轨行为的同时，认真分析导致种种科学造假行为的社会文化动因，对于全面认识科学活动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曲折性，为科学探索创造符合科学活动规律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于促进我国科学事业的繁荣进步，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综上所述，科学并非万灵万验，科学家也绝非时刻都能神机妙算，有志者有时也未必能事竟成。通过严谨的制度设计，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科学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失败，对于促进科学发展，抵制越轨行为泛滥，不但重要，而且必须。那种好大喜功，日夜期待科技奇迹出现的急切热望，即便拥有良好而单纯的动机，其结果也只能是为种种急功近利的科学造假行为提供温床，给本应以自主发展为主的科学探索带来混乱和灾难。

［1］Derek John de Solla Price.Little Science，Big Science［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3:2.

［2］贝尔纳J.D.科学的社会功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516.

［3］郑 褚.谁制造了辟尔唐人［J］.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2008(10):88.

［4］Abraham Pais.Inward Bound:Of Matter and forces in the Physical World［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49.

［5］Gratzer，Walter Bruno The Undergrowth of Science:Delusion，Self－ Deception and Human Frail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11.(Http://en.wikipedia.org/wiki/Prosper－Ren%C3%A9_Blondlot).

［6］任 本，庞燕雯，尹传红.假象:震惊世界的20大科学欺骗［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8.

［7］Klotz Irving M.The N － ray Affair［J］.Scientific American，1980，242(5):168.

［8］Robert Williams Wood.The N － Rays［J］.Nature，1904，(70):530－531.

［9］Mary Jo Nye.Science in the Province:Scientific Communities and Provincial Leadership in France 1860－1930［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33.

［10］Blondlot and N － rays.The skeptic’s Dictionary［OL］.Http://skepdic.com/blondlot.html.

［11］最终报告:黄禹锡干细胞成果被确认全部造假［OL］.Http://news.Xinhuanet.Com/st/2006 － 01/11/content－4036667.htm，2006 －01 －11.

［12］韩大检察厅公布黄禹锡干细胞造假案调查结果［N］.科技日报，2006 －05 －13(Http://tech.sina.com.cn/d/2006－05－13/0906935877.shtml?qq－pf－to=pcqq.c2c).

［13］方益昉，江晓原.当代东西方科学技术交流中的权益利害与话语争夺［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40.

［14］Clive Cookson.Fusion Find Revolutionizes Energy［N］.Financial Times of London，The Financial Post(Toronto，Canada)Friday，March 24，1989，daily edition.

［15］Bishop Jerry E.Scientist Sticks to Test－Tube Fusion Claim－ But Pons Says Other Reactions May Also Be Present［J］.The 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27，1989.

［16］In memoriam:Jerry E.Bishop［N］.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ience Writers.October 26，2007.

［17］Community Financial Services Bank［N］.New Energy Times .May 7，1994.(Http://newenergytimes.com/v2/archives/fic/CFSB.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