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蕴蓉（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政法系，广东 广州 510303）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广州党组织与国民党关系的演变

周蕴蓉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政法系，广东 广州 510303）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广州党组织与国民党的关系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1920年8月—1920年底陈独秀来广州前，广州党组织与国民党建立了联系，得到过陈炯明的帮助，但基本上是独立地开展工作；1921年春—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前，广州党组织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陈炯明建立了密切联系，与国民党进行了局部的合作；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广州党组织由支持陈炯明到最后服从中央的指示，与陈炯明决裂，支持孙中山，建立国共联合阵线。

第一次国共合作；广州党组织；国民党

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前的广州党组织，学术界已经有一些研究，研究视角多集中在广州党组织的建立及其主要工作，以及它与工人运动的关系、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和与陈炯明的关系上。至于它与当时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则鲜有专门的研究。事实上，一方面因为广州党组织内部结构和政治倾向在1920年底陈独秀到达广州后有变化；另一方面因为国民党自身的原因，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广州党组织与国民党的关系表现出一些复杂性。因此，厘清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广州党组织与国民党的关系，无疑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广州党组织与国民党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0年8月—1920年底陈独秀来广州前，广州党组织与国民党建立了联系，得到过陈炯明的帮助，但基本上是独立地开展工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广州党组织的发展已经历了广东共产党（1920年8月—1920年底）、广州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春—1921年7月）、中共广东支部（1921年8月—1922年7月）、中共广东区委（1922 年7月中共“二大前后”—1924年初）、中共广州地委（1924年初）五个发展阶段：1920年8月，陈独秀函约谭平山在广州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和建党的基础。同年10月俄共(布)党员米诺尔和别斯林与7位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在广州筹建了一个共产党组织，即广东共产党，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居多，所以被称为 “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1]（P1）。1920年底，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来广州任职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约见谭平山等人商谈建党，并与广东共产党成员联系，提出将“无产阶级专政”写入党纲，无政府主义者对此加以反对并退出广东共产党。1921年春，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与米诺尔、别斯林等重建广州党组织，通称“广州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中共中央局成立，广州共产主义小组遂成为中共广东支部[2]。1922年6月广东党组织发展到32人，根据中央指示，中共广东支部扩大为中共广东区委（又称粤区委）。由于中共中央局认为“广东区本只广州一地方，亦无设区之必要”，决定取消区委，只设中共广州地委，中共广东区委遂于1924年初改为中共广州地委[3]。

1920年8月—1920年底陈独秀来广州前，广州党组织与国民党建立了联系，得到过陈炯明的帮助，但基本上是独立地开展工作。

首先，与国民党建立了联系，在办刊经费上得到过陈炯明的资助。广东的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员原有较多的联系和接触，谭平山在1912年就加入过国民党[4]，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广东共产党中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如梁冰弦、刘心石与陈炯明有密切联系，陈炯明在漳州时请梁冰弦做过教育长，梁冰弦、刘心石和陈秋霖还是漳州《闽星报》和《闽星》半周刊的创办人[5]。因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从中牵线，1920年10月谭平山等人创办《广东群报》遇到资金困难时得到了陈炯明的资助。据当时在报社负责组稿和征订工作的谭天度回忆：“这份报纸虽然每期印1000份左右，但正如他们所预料的，在青年学生中很受欢迎，并得到很高评价。”[1]（P139）由于该报每月需要700元，很难维持，所以后来在区声白的介绍下，陈雁声和陈秋霖带着陈炯明每月给的300元津贴加入了《广东群报》的工作[6]。谭天度在《关于广东党组织成立的回忆》中证实“《群报》经费后来由陈炯明津贴”[1]（P115）。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在 《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也提到陈炯明“甚至在物质上支持当时销路很广的广州共产党人的报纸《社会主义者》（《广东群报》）”[7]。

其次，独立地开展了发动工人、组织工会的工作。陈公博在1921年发给中央的《广东共产党报告》中曾提到 “我们在表面上虽然与国民党人是有联系的，但仍在设法单独组织工会”[1]（P4）。作为党的外围组织的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就非常重视对工人的宣传，将“帮助劳工组织和教育”、“调查劳动状况”、“文字宣传”、“演讲”作为基本工作方法写入了该组织的《章程》中[8]，《广东群报》每天都刊登工人运动和工会活动的消息。广东党组织成立后，也独立地开展了劳工状况调查，利用《劳动者》周刊对工人进行宣传和发动工作。1920年底，谭平山还在广州组织了土木建筑工会，发动工人起来进行经济斗争。

最后，在开展工人运动方面跟国民党有竞争，但并未受到国民党的干扰和破坏。国民党在同盟会时期就开始在工人中建立组织，“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设有宣传部，专门做联络工人的工作，特别是联络纺织工人和机械工人的工作。”[1]（P3）在广东建立政权后，又“颁布了工会法，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权、同盟罢工权、团体的契约缔结权，等等；支持工会，对广东的工人运动采取优容赞助的态度，明确指出民生主义应恢复工人人格和增进工界幸福。”[9]1920年广东“工会已增加到一百多个，但是这些工会都受了无政府主义的熏染，或者为国民党所操纵。”[1]（P3）因此，广州党组织建立在争取工人，开展工人运动方面难免会与国民党产生竞争。尽管如此，但党组织的工作未曾受到国民党的干扰和破坏。参加《广东群报》工作的陈雁声和陈秋霖就是国民党党员，但他们从不过问共产党的任何活动，陈炯明资助《广东群报》也不插手办报工作。俄共(布)党员米诺尔和别斯林来广州建立俄国通讯社，创办《劳动者》刊物，对组织工人工会采取措施，这些活动都是在陈炯明主政广东后开展的，同样没有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干扰和破坏。

第二阶段：1921年春至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前，广州党组织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陈炯明建立了密切联系，与国民党进行了局部的合作。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邀请来广州出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谭平山任副委员长兼《广东教育会杂志》撰述员，成为陈炯明的执政团队的成员。陈独秀来穗直接推动了广州党组织的工作，促成了国共两党的局部合作。

首先，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骨干方面得到了陈炯明的支持。陈独秀一到广州，就与维金斯基一起拜会了陈炯明，“陈炯明对他十分推崇，以表示他能与新人物合作的气度。”[1]（P76）1920年3月，陈独秀与谭平山等人重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清除了党内无政府主义者，并将《广东群报》定为党的机关报，开辟“马克思研究”、“工人消息”、“评论”、“留法通讯”等许多栏目，报道工人运动情况，宣传社会主义，介绍马克思、列宁的生平，俄国共产党的历史等。陈独秀还将《新青年》杂志社从上海迁到广州，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从1921年1月到7月陈独秀在《广东群报》和《民国时报》上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宣传新教育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批判无政府主义和封建顽固思想，因此，他遭到守旧派的猛烈攻击，被骂为“陈毒兽”[1]（P98）。一些旧势力的代表甚至发动“驱陈运动”，散发攻击陈独秀的传单，要将陈独秀赶出广州。对此，陈炯明以省长身份采取断然措施保护陈独秀，如搜查攻击陈的传单；禁止登载驱陈电文；对登载“毒兽秽史小说”的《真共和报》作出停刊处分等等[10]。广州党组织重建后，相继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宣传员养成所、注音字母教导团、广州机器工人补习学校、俄语学校等，将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培养革命骨干结合起来。“宣传员养成所”是陈独秀利用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以广东省政府名义设立的公立教育机关，所长陈公博，广东省政府每年拨款30万元，“它主要是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理论知识的人才，培养向广大工农群众进行革命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知识的宣传员。”[11]“注音字母教导团”也是以省政府名义建立由广东党组织主持的培养革命干部的场所，主任张毅汉（陈独秀指定），主要是向学员宣传社会主义和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组织学员分赴广州各工会和街头宣传演讲[12]。宣传员养成所、注音字母教导团的开办为广东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也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恐慌，他们向陈炯明告密，企图挑拨两陈的关系，但陈炯明总是“一笑置之”[13]。陈独秀离开广州后，谭平山、陈公博主办的《广东群报》、《青年周刊》、《劳动妇女》等刊物仍被允许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14]。

其次，在建立工会、开展工人运动方面得到国民党的支持。广州党组织重建后，把建立工会、开展工人运动当作工作的重点，派干部到广州、佛山等地开展工作，相继建立了广东土木建筑工会、佛山土木建筑工会、广州茶居工会、革履工会、理发工会、油业工会、碾谷工会等组织[15]。到1921年6月，广州、佛山、香港等地先后建立各种工会组织33个[16]。1920年至1921年，工人进行了十几次罢工斗争[17]。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1921年8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在广州设立南方支部，负责领导广东工人运动。当时的国民党和广东政府对工人运动基本上是持同情和支持态度，如1921年春，广州党组织创办机器工人夜校时，广州市长孙科曾捐钱给夜校做经费，并派其亲信马俊超参加董事会[18]。1921年7月，谭平山、陈独秀、陈公博还与国民党的汪精卫、许崇智、马俊超等一起发起创办了广州机器工人补习学校[19]。黄炎培在广州旅行回沪后的演讲说也提到：“陈省长 （炯明）很能迎受新潮流，提倡新文化，所以广州城内各种工会极多，已立案的有93处。据工业总会调查不止此数，约有130余处，都注重教育演讲二事，替工人谋幸福。”[20]1922 年1月，香港海员工人罢工得到了广州党组织和广东国民党政府的共同支持。中共广东支部公开发表《敬告罢工海员》书，对罢工运动给予支持和引导，并在广州组织成立“香港罢工后援会”，做返穗工人的后盾[21]，以广州高第街素波巷的宣讲员养成所作为海员罢工的联络通讯处，负责收转国内外“香港海员后援会”的捐款和信件[22]（P63）。广东国民政府则每月资助香港海员工会数千元，总数约达十万元，同时派员参加海员工会同香港当局的谈判[23]。由于广东国民党政府对工人运动的支持，1922年5月中共组织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就选在广州召开，“由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负责筹备，以广东宣讲员养成所作为会议招待所”[22]（P67），国民党领导的工会代表也参加了会议。大会期间，国民党广东支部开会欢迎并宴请与会代表，孙中山也接见了代表，这是广州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局部合作的一个显著的标志。

再次，国共两党保持了良好互动的关系。广州党组织办的《广东群报》曾对孙中山的事业作了广泛的宣传。如1921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孙中山5月5日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政府，宣布就职，并发布大总统就职宣言；《广东群报》对此作都了大量的报道，并配合刊载了孙中山在学、工、商各界的演说以及关于五权宪法等一系列文章和著作[32]（P54）。在广东建立政权的国民党，对广东各种革命活动也采取支持的态度。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在其回忆录中描述“孙中山掌权的南方，和军阀、外国帝国主义掌权的北方之间，有天壤之别。南方的气氛完全不同。工会、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都是完全合法的。”[24]

第三阶段：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至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广州党组织由支持陈炯明到最后服从中央的指示，与陈炯明决裂，支持孙中山，建立国共联合阵线。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炮轰总统府，背叛孙中山。中共中央“决定支持孙中山不与陈炯明合作，停办 ‘群报’、‘宣传员养成所’、‘注音字母教导团’”[1]（P152），并要求广州党组织立即与陈炯明脱离关系。但是，广州党组织主要领导人违背中央指示，继续“拥陈反孙”，受到党纪处分。直到孙中山重返广州，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转而支持孙中山。

首先，主要领导人仍然偏袒陈炯明。由于广州党组织与陈炯明联系密切，加上陈炯明在叛变之前一直表现得比较进步，对中共给予了大力支持，因而广州党组织领导人对陈颇有好感，“认不清对陈的关系，所以有偏袒陈炯明的倾向，一时不容易转变态度”[1]（P69）。陈公博、谭植棠、谭平山仍然迷信陈炯明的实力，照旧在陈炯明政府任职[36]，陈公博和谭植棠还在《广东群报》发表文章支持陈炯明章，陈公博甚至在创办《珠江评论》（陈炯明出资所办），发表拥护陈炯明联省自治的文章。因此，他们受到纪律处分：谭平山被撤销广东区委书记职务，谭植棠也受到党纪处分。陈独秀“调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三人到北京警监学校(专门训练警长)工作。谭平山、谭植棠奉命去了北京，而陈公博不听从调动，自行脱党”[1]（P152），被中央开除党籍。

其次，广州党组织工作一度转入地下。陈炯明叛变后，抱怨共产党没有与他合作，转而憎恨广东党组织。他下令封闭《新青年》和《向导》杂志发行部，派人接管、改组复办《广东群报》，停办宣讲员养成所、注音字母教导团等，共产党的一切宣传及其他活动都被禁止。至此，广州党组织与陈炯明的关系完全破裂，被迫转入地下工作，直到1923年初广州党组织工作得以恢复。

最后，与陈炯明决裂，支持孙中山，推动国共合作。中共中央在“二大”之后就开始酝酿与孙中山国民党实行合作。1923年初，孙中山重返广东，成立大元帅大本营，广东形势逐步好转，共产党组织得以恢复。直到“二七”罢工后中央迁到广州，广州党组织领导人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26]，转而拥护中央的决定，支持孙中山。陈独秀被孙中山任命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长，谭平山被任命为工界委员。谭平山重返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马林向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计划，被采纳。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确立了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实行国共合作。广东党组织代表谭平山、冯菊坡、阮啸仙、刘尔崧参加了“三大”，谭平山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又出任中央驻粤委员。会后，中共广州组织集中力量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开展国共合作的准备工作。10 月25日，改组国民党的特别会议在广州召开，谭平山奉中央命令参加了会议，被选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兼组织委员，谭平山和廖仲恺还受孙中山的委托，专程赴上海筹组设立国民党上海临时执行机构。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三号通告》，指示各地党组织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推动国共合作。谭平山领导中共广东区委，积极贯彻中央的指示，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联合组成“国民运动委员会”，专门研究、制定有关方针、政策，带动一批青年学生和工人，加入国民党组织，使广州的国民党党员人数在短短2个月就增加了4569人[27]，进一步密切了广州党组织与国民党的关系。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正式建立，谭平山因为在推动国共合作中的突出贡献，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

综上所述，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前，广州党组织与国民党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从最初与陈炯明的局部合作，到后来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全面合作，反映了广州党组织对国民党认识的逐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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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曾庆榴.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一卷[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61.

[22]曾庆榴.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一卷[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63.

[23]唐纯良.中共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关系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9.

[24]（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82.

[25]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广东省委.广东革命史料丛刊谭平山研究史料[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424.

[26]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9-40.

[2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A].广东文史资料：第四十二辑[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325.

【责任编辑：陈红】

GGuangzho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in Guangzhou and Kuomintang before the First Kuomintang-Communist Cooperation

ZHOU Yun-rong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Guangzhou,Guangdong 510303)

Before the first Kuomintang-Communist cooperation,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in Guangzhou and Kuomintang has a process:from 1920 August to 1920,before Chen Duxiu came to Guangzhou,the Communist Party in Guangzhou and Kuomintang formed a connection.Chen Jiongming had helped with the connection,but basically they work independently.From 1921 Spring to 1922 June,the Communist Party in Guangzhou has established close ties with Chen Jiongmin,the KMT local strength,and started partial cooperation.Chen defected in 1922 June before the first KMT main meeting.The Communist broke up with Chen and followed the lead of Sun Yetsen and established the first Kuomintang-Communist cooperation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Party Central Community.

the first Kuomintang-Chinese communist cooperation；Guangzhou Communist Party；Kuomintang(KMT)

K 26

A

1000－260X（2014）02-0156-05

2013-11-27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课题：“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广州党组织与国民党的关系”（11B45）

周蕴蓉，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与社会研究。